月度归档： 2018 年 5 月

　　受访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朱家璧研究员
　　访谈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7月30日，2008年8月1日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熊：请介绍一下您的经历以及您所了解的沈善炯先生。
　　朱：我生于1935年，1956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然后被分配到植物生理研究所。
　　熊：做研究实习员?
　　朱：毕业分配时，学校让我考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先生的研究生，考得上就在那儿做研究生，考不上就做研究实习员。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怎么复习，就去考了一下，结果没考上。那一年，王孙仑考上了。他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东北哈尔滨某医院做过三四年医生。他早就有心考沈先生的研究生，准备得非常充分。洪孟民和金以丰是沈先生最早的研究生，1955级的。
　　由于没有考上研究生，所以我以研究实习员的身份到微生物研究
室工作。沈先生是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他重视学科交叉，希望能够与不同专业的有学问的人多做交流，一起合作研究。所以，这个室从外面聘请了一些兼职人员。植物病理学家、南京农学院的方中达教授是其中的一位。他大概比沈先生大一两岁，是沈先生在云南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时的同学。沈先生想用噬菌体做材料开展一些研究，就让我去跟方先生学习。他亲自坐火车带我去南京。在我之前一年有一个叫杨常仁的研究实习员已被沈先生送到方先生那里，以后，我们两个就跟方先生工作。我在南京待了一年，1957年回到所里，继续用噬菌体为材料做一些研究工作。方先生每个月来一次指导工作。方先生每次来，沈先生都跟他一起听我们汇报和讨论安排工作。
　　然后很快就开始了“大跃进”。我们所先是下乡“总结农业丰产经验”，然后“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时是不做业务的，每天都在小高炉上忙到很晚，我也参加了。
　　熊：沈先生呢?
　　朱：我记得“大跃进”时沈先生下厂了，他跟上海制药三厂一直有联系，厂里经常派人到我们微生物室来，沈先生也过去，跟他们一起开会讨论。下厂跟运动是否有关我记不清楚了。
　　然后沈先生去苏联工作了一年，他回来之后，将微生物室扩建成立了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当时中国科学院要发展微生物研究，虽然在北京已建立了一个微生物所，但觉得上海的力量挺强，就在我们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之上，又组建了一个。
　　熊：上海微生物所坐落于什么地方?
　　朱：我们微生物所被安排在有机所的一幢大楼中。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50年代上海分院原计划在零陵路345号的空地上为实验生物所、生化所、生理所、植物生理所各造一幢科研大楼，可是因为“大跃进”运动，只落成了一幢——植物生理所的这幢。有一次分院开会时，有机所的党委书记提出，你们植物生理所面向农业到农村去，那么在城市里就不必要保留高楼大厦了，这幢楼就给我,(大意如此，当时还用了一些先进口号)。会上就这么决定了。后来我们植物生理所的人经常“骂”我们当时的党委书记赵毅无能——送掉了实验大楼。现在科学院决定让我们微生物室独立建所，到什么地方建呢?最后就定在已给有机所的那幢楼的四楼——给了我们半层楼，共十几个房间。1960年时整个微生物所都在有机所那楼上。那幢楼现在不存在了，就在今年刚刚被炸掉了。
　　熊：此前你们微生物室在哪里办公、做实验?
　　朱：最早，微生物室在武康路69号，1956年我刚分配过来时就在那里上班。那是一幢在“三反”、“五反”时没收自一个资本家的小洋房，底层五六间，楼上两三间，前面还有个花园，现在已被拆除了，在Ill$JD建了分院的一幢宿舍。此外，岳阳路320号也有一两间微生物室的实验室。
　　熊：上海微生物所存在了多长时间?
　　朱：1959年酝酿，1960年正式成立，1961年撤销，上海微生物所只存在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又回归植物生理所。
　　熊：这个所留下来的文献材料较少，请您多介绍一下它的情况。
　　朱：成立所之后，我们仍不时去岳阳路一起开大会，回归植物生理所后也没变更位置，所以我对这个所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当时工作红火，我们业务抓得很紧。大家忙忙碌碌，没有闲逛的，从早到晚没什么空余时间。早上8点以前大家都到实验室，晚上经常忙到深夜九点、十点才回家。
　　熊：工作这么忙，是沈先生要求的吗?
　　朱：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微生物室就已经有了这个风气。工作抓得很紧，白天没有人坐在那里闲聊的。这个室与植物生理部分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植物生理部分的工作人员平时经常下乡、下点，在外面的时间多，冬天回实验室整理、总结资料，相对比较闲一些。我们忙，跟微生物材料的生长周期比较短也有关系。
　　熊：忙碌风气的形成与沈先生关系更密切吧?
　　朱：那当然，沈先生是业务负责人。他的脾气多急啊，什么事情今天交代了，明天早上就问，就要看结果。你要是做出了稍微像样点的东西，他会过一阵就来看一次，有时候一天要我们汇报两次。而且他总是一本正经，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有点害怕的。我们这些人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这里，在他的要求和训练下，很快就养成紧张工作的习惯。
　　熊：当时上海微生物所有多少人，党的领导人是谁，分几个室(组)?
　　朱：那时候微生物所也就三五十人，除原来微生物室的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外，上级还派来了杨坚作为领导主管政治，他是一个团级以上的干部，合并以后任植物生理所党总支副书记。所内分五个组：代谢组，组长是陈俊标，成员包括王孙仑、顾德安、徐美琳等；生长发育组，组长焦瑞身；噬菌体组，组长司稚东；遗传因子组，组长洪孟民；自养菌组，组长宋鸿遇。焦先生、司先生都是沈先生请来的。
　　熊：您当时是什么职称?
　　朱：1960年时我升为助理研究员，洪孟民、陈俊标等当时可能已经是副研究员了。
　　熊：那时候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你们的工作可有困难?
　　朱：研究经费一直是上面拨的，上面对我们很支持，没听说化学试剂、仪器不够的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做的题目是比较多的，而且理论课题占大部分。
　　熊：请介绍一下1962–1964年间沈先生的工作状况。
　　朱：从广外1回来后，他的积极性变得更高了，工作抓得非常紧，憋着劲要赶超。
　　熊：那时候他自己动手做实验吗?
　　朱：我到所之后他自己动手就比较少了。他太忙，主要是做指导。他站得高，看得远，提出一个个的题目，指导学生去做，然后分析结果。看结果时，他是比较具体的，直接询问操作者。
　　熊：那几年你们主要在做什么研究?
　　朱：大概从1960年起，沈先生带着一些学生开始研究细菌遗传。我从1962年起也开始做遗传生化方面的课题。洪孟民、陈蕙珠等是以青霉素处理细菌，从对青霉素呈抗性的细菌中提取核糖核酸(RNA)作为材料进行细菌的遗传性转化因子的研究。沈先生让我以链霉素为材料做试验，结果，未能证明他们的观点。以后还进行了枯草杆菌中丙氨酸脱氢酶和谷氨酸脱氢酶等的研究。
　　那个时候，沈先生跟支部书记陈广澧谈话很多。我当时心里说，怎么你们每天都有那么多讲不完的话!要知道，因为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我们实验室内，不要说跟沈先生，就是年轻人之间也不怎么闲聊的。同事、同事，真的只是共同工作，不大谈生活的，更不会私下交流对社会上某些事物的看法。万一不小心说出来的话在下一个运动时被告发出来了呢!但沈先生和陈广澧不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相当融洽。陈广澧是专职的行政干部，不搞科研，平时她对贯彻沈先生的意图是十分积极的。我们从来没想到陈对沈有那么多的“意见”。
　　熊：“四清”运动是怎么在你们研究所开展起来的?
　　朱：我们所是“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也即重点单位)，当时分院的头头们都来了。新上任的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白学光管整个分院的运动，冶金所党委书记李学勤具体管我们所，派了一个工作队过来。驻扎在我们微生物室的有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孙仲祥，是从生化所过来的党政人员。其他工作队队员也来自分院系统，主要是外所的党政人员。他们到所里来发动群众，一个个找，个别谈话。
　　有一天晚上，党支部开会。支部书记陈广澧说：现在正搞“四清”，请大家对支部的工作提提意见；支部不是空的，支部成员平时有哪些做得不恰当的，有哪些资产阶级作风，大家在会上谈谈。
　　我当时不知道陈广澧已经揭发沈先生了，还以为只是一次平常的会。而那天沈先生一到会就发火，说生化所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讲徐京华“叛党”(或者“叛国”，一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清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他那种凶巴巴的样子有看法，就开始对他提意见。我们支部内的几个党员平时都不大受沈先生的重视。沈先生这个人很直，说话不讲什么策略，他觉得某个人好，就直接讲谁比谁好，而得到他表扬的那几个人都不是党员，所以，我们几个党员心里就有点不平衡。我那天在会上说：你是党员，为什么在业务上不多培养培养我们这几个党员?我们几个在工作中也都是很肯干的，只是因为个人的基础、资历等原因，暂时没有产出突出的成果。要注意红和专的问题、组织原则，等等。
　　沈先生根本就听不进去，我一讲他就走。我也生气，心想平常没机会说，在支部会上，我给你提点意见，你为什么站起来就走呢?这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就是要讲给你听。所以他一走我就停，他一来我又讲。这样反复了几次，他气得要命。后来我才明白，沈先生这个人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哪个在工作上有成绩，或者有新发现，他就表扬谁。而那天晚上他之所以火气特别大，还因为此前陈广澧已经在工作队召开的会议上揭发了他，并给他戴上了“叛国”、“反党”的帽子。
　　熊：那次揭发对沈先生的打击很大。
　　朱：长期以来，沈先生都是一心一意搞科研，一下子被扣上那么大的罪名，他完全不能接受。尤其是他比较重感情，原来无话不谈的人，居然一直在拿着本子记载他的“反动言论”，并突然在领导面前揭发他，这令他更加受不了。本来他还有机会去申辩一下的，但他这个人一点都没手段，伤了感情之后，硬是一句话都不肯讲，只是要求大家对他进行调查。可一旦成了运动的靶子，又怎么会调查出真相?人无完人，总是能挑出问题的。比如，虽然他爱国，但在运动中有入揭发，他在发起火来时，也说过“这里还不及美国”这样的话。再如，困难时期，面对食堂所提供的极差的饭食，他曾发牢骚说。吃得还不如日本监狱好。在运动的时候，这些话语被曲解成他在宣扬共产党中国还不如美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并被上纲上线为叛国、反党。
　　熊：陈广澧在多年以前就想着要揭发他?
　　朱：记录他人讲的话，是陈广澧的一个习惯，并不意味着那个时候她就想着要揭发某人。我猜测，她之所以突然揭发沈先生，主要是因为她的政治嗅觉。她是搞政治的，感觉“四清”运动的对象可能包括沈先生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殊党员”。为了“立功”，为了划清与沈先生的界限，她做出了第一个起来揭发的选择。
　　熊：沈先生平时也很重感情，对吗?
　　朱：沈先生性子急，处事不讲情面，不管是谁，如果他认为做得不对，马上板着脸，心里一想通，又立即来个180度的转弯。他同情弱小，有时候心肠很软。举个例子：有一天，金以丰弄坏了一个比色皿，她生怕沈先生批评，都快急死了。我们就帮她出主意，让她一看到沈先生就哭。结果正如我们所料，沈先生不但不责备，反而过来安慰她。
　　熊：“四清”时他已经挨过整了，为什么“文革”一爆发，又开始整他?
　　朱：正因为他已经被整过了，所以批判材料比较现成。记得有一次开大会斗他。开会之前，党总支就已经布置好：你发什么言，他发什么言，一定要把会议开得既上纲上线、十分隆重，又不重复。于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一个个走上台去，有的批他的同志关系，有的批他的工作作风……他最欣赏的学生王孙仑，则被要求站出来揭发沈先生在业务中的问题。那时候没办法，要人人过关的，王孙仑也不得不上台去说。
　　熊：就算不愿意，也必须上台去表态?
　　朱：也不完全是违心的。我当时确实认为，想抢先、想出名、有一点成绩就要炫耀，这些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那个时候，关于何为资本主义道路，是有明确评价标准的。我当时认为，沈先生的某些做法，对得上那些“标准”。不能说我讲的那些话都是违心的，我当时并无那么高的觉悟。如果大家都认为假，都感觉违心，运动怎么能搞得那么厉害，怎么能让全国有那么多人参与?
　　熊：看来当时的评价标准是个重要问题。当时组织上有没有动员沈先生去讲什么话?
　　朱：在批判别人，如批判殷宏章先生时，也动员过他。但沈先生这个人，硬就硬在这里。虽然他私下也曾提及过殷先生的缺点，但让他在公开场合去批斗老师，他绝不肯为。他非常倔强，有一次人家斗了他十天十夜，他仍然既不自己认罪，也不揭发别人。
　　运动的时候，有些人一挨斗就乱七八糟交代，但沈先生从来都不乱揭发人，这令我十分佩服，两相比较，更显沈先生的正直。从此之后，我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以前我不是说他偏心嘛，后来也没意见了。他固然没表扬我们，但也没对谁使过坏。他的脾气是有点大，但那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熊：沈先生那代人受传统教育比较多一点。
　　朱：在我的印象里，沈先生对父母、老师，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我觉得他头脑中有一些传统的东西，非常讲究忠孝仁义。他觉得父母、老师是他的长辈，小辈是不可以去讲长辈的。而我们这些低他们一辈的人，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拿我来说，是在教会学校长大，中国传统的东西接触得很少；上大学之后，上面又要求我们对传统持批判态度。
　　熊：请介绍一下1973年沈先生在植物生理所建立生物固氮组的过程。
　　朱：1978年后我才参加这个组。我在“四清”时讲过他，他对我印象不好，所以在组建新的生物固氮组即开展遗传(分子遗传)研究时，他没有点我的名。
　　熊：那时候他有权力挑选工作人员了?
　　朱：应当还是有一定权力吧。1974年时，他被结合到所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所谓他“反党”、“叛国”，都没有真凭实据，而脾气不好、态度不好什么的，都不是原则性的，所以后来就把他结合了进去。
　　熊：沈先生是不是很重视培养人才?他培养了多少学生，其中有哪些特别优秀?
　　朱：他很重视培养人才，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并不见得很多。像我这种跟着他的工作人员(我来所做研究实习员时，所里明确说沈先生是我的导师)，先后有一二十位。在恢复研究生制度之前，他为很多单位，如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药工业研究院、华东化工学院、武汉大学、广东微生物所、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培养过进修人员，他们大都是单位中的骨干力量。他还培养了30多位研究生，除我们所的以外，上海交通大学也有过一些，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国外。在这四五十位学生中，王孙仑、洪孟民、金以丰、熊跃等人是特别优秀的。可惜王孙仑在“文革”时期就去世了。洪孟民是我们单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金以丰是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教授。熊跃现在四十七八岁，几年之前就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正教授了。
　　熊：可以从哪些角度认识沈先生，请提供几个关键词。
　　朱：爱国、正直、认真、直率、倔强、重感情、爱打抱不平，这些都是他的特点。

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

院 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
专 业：教 育 史
研 究 方 向：中国近现代教育
博士研究生： 慕景强
指 导 教 师： 金林祥 教授
2005年4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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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民国期间，社会几乎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中。可以说，民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的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当然这也和清末、民初西医教育一直为外国势力所垄断有关。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的结果，使医学教育几乎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当局虽偶有教育改革政令，多数情况下应者寥寥。政府的不作为，却也给了医学教育自由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1926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里，政局相对稳定，民国西医发展也流派纷呈，成为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

我国西医教育源于传教士。从客观上讲，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另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西医派别之争，在学术上起到了百家争鸣的效果，这也促进了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但这些传教士与国外政府或团体，有些是为本国的侵略政策服务，也有一些是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办医学教育。所以，我们对西医来华的评价在看到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其负面影响。

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便是重新去追寻那段历史，尽量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探寻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得失，给历史以应有的尊重：谁为民国的西医教育做出了贡献？有哪些贡献？民国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又贡献了什么？如何评价民国的西医教育？

由于一篇论文无法面面俱到，综合各方面因素，本文最终选择从四个角度切入民国医学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四章。

第一章从时间维度上对民国西医教育做一个总体的把握。为了研究的方便，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展开：奋力前行的萌芽时期（1912年——1926年）；西医教育本土化及其鼎盛时期（1927年——1937年）；逆境图存的低谷时期（1937年——1949年）。本章对民国前期西医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亦作了简要的回顾，作为本章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章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采取了从类型切入，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的依据既考虑了各院校的主办者，又考虑创办的时间顺序，分为四类，每一类选取其典型代表进行论述：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因此，教会西医高等教育便作为第一种类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以其鲜明的特点和高质量而成为教会医学教育的典型代表；第二种类型为国民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主要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为例；第三种类型为外国政府或财团办学，主要选择同济作为例子；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开始创办教育——国内私人办学为第四种类型。并且在章末对这四种类型院校的办学经验及其得失进行了对比分析。

协和医学院在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培养的众多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对我国的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都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协和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欧美医学对我国医学的重大影响。因此，第三章以协和医学院为个案，对现存的、能够找到的协和历史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对它在教育方针、指导思想、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长期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在梳理那段历史的同时，力图给协和一个客观的评价，并对协和对于我国当前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可资借鉴的地方做了探讨。

第四章以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为研究对象。民国初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主要是以“英美派”为主，后来则变成了“德日派”的天下。实际上，民国东北地区大部分时间是在日 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西医教育，鲜明的日 本特色应该是其最大的特点，当然，东北也不仅仅都是日 本式的西医教育，还有其它类型的办学方式，但都带有明显的东北地域特色。在承认沙俄和日 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并且区分政 治与学术、日 本军人和日 本人民的前提下，本章对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成绩与经验进行了总结。当然，战争给中国及日 本人民带来的伤害是让人痛心的。

在本文结论部分，总结了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并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索。最大的成就是西医的开创之功，民国期间，西医教育从无到有，从一开始教会医院的零星授徒，到后来几乎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出现，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家自办医学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基本实现了西医教育的本土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另外一个重要成就当然是培养的医疗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分布范围上，都比民国初年有了质的飞跃。在培养了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为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民国积累了丰富的开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对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主要经验有：积累了丰富的在不同条件、背景下的多元办学模式的经验；如何合理进行医学教育资源配置，在特殊状态下如何发展医学教育的经验；以及建立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等等。现时的高等医学教育依然面临办学模式、资源配置、教育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民国的这些经验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看到好的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民国西医教育带来的教训：现在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民国时期就已埋下了劣变的种子，但这一负面经验更加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实，坚定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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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西医教育发展的简单回溯
——1912年前中国西医教育的起源及发展

（一）西医的出现及其历史必然性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已通过一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到我国。一方面由于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接触的范围也很有限等原因，当时的西医学在我国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古老文明历史的封建帝国，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医学上，中医源远流长，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加之当时的统治者闭关自守，片面排斥西方医学，以致在鸦片战争前的200多年里，西医流传不开，未能在我国发生明显的影响。

西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是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它已成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特点之一是以科学实验和分析为主。

这时（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西人主要有商人、外交官、军人和传教士。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为了征服中国，只不过采取的手段不同罢了。对于传教士而言，是要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征服中国社会，使中国人皈依上帝，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灵魂。他们无法理解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竟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完全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近乎狂热地投入到“拯救灵魂”的工作。

光有热情和毅力是不够的，最初纯粹的想通过传播宗教来改变中国的做法处处碰壁。而这时的中国以传统武器和观念对抗西方的入侵也连连失败，也正在苦思良策。看来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是需要采取的，出于不同的需要，双方都把注意力投向西学，中国人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西人想以西学作为诱饵，于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空间里，理智克服了情感，本来相异的科学和宗教，使中西在其中找到了可以合作和交流的共同点。

西医作为最初的传教手段之一，因其相对于古老的中医显得见效快等原因，经历了一段观察和体会而使人们相信了它的科学性。西医最初传入时期，国人是抱着抵制的心态的。其实任何新鲜的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一开始大都怀着戒心，用惊奇的眼光远远地观察着。慢慢的，当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之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便逐渐地靠近，伸手轻轻试探、触摸、把玩不停，最后开始喜欢、欲罢不能。

我国西医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在最初的抵制过程中，传教士通过免费等手段，首先在贫民中打开缺口，逐渐消除人们的戒心。手术的神奇和西药的速效，相对于古老而见效缓慢的中医，人们的心理防线逐渐消退，并且开始向西医靠拢。历史证实，人心的向背往往会成为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于是，西医在我国的发展便水到渠成，并且后来居上，后来的势头和规模都超过了传统的中医。（当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西医固有的优势外，国民政府对中医的人为扼杀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其明显的医疗效果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很快就在中国站住了脚。面对中国广大的需求，同时从事传教与医疗工作的传教士医生不但很快把两种角色的职能分离，而且把培养中国医生，让西医科学更快地传播当成己任。

对于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几种确实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一、种牛痘以预防天花；二、奎宁治疗疟疾；三、洋地黄纠正心力衰竭；四、止疼剂和麻醉剂；五、还有一类药物值得提一下——即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发明的阿斯匹林。此药的发现标志着“西医”要向现代医学转化，所以早期人们的常识中阿斯匹林似乎是西医的代表。

西医这时在临床方面最主要的阵地是外科以及与外科相关的眼科、妇产科等。那些精明的传教医生看准了中医在这方面的弱点而充分发挥其长处。如老年性白内障手术最有立竿见影之效果，体表良性肿瘤的切除、断肢术、外伤的止血和清创缝合、膀胱结石（外人最先设医院的广州地区恰是此病高发区）是外医最先选择的手术。稍后，随着麻醉和无菌技术的逐步改进，西方医学在外科、眼科、妇产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优越性便日益突出了。二十世纪初来华的外国医生仍常利用他们在眼科、外科（战伤外科尤为中医所短）等方面之特长，通过白内障摘除、兔辱修复、枪弹取出等手术打开地盘。

（二）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及其标志

1、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师授徒

在1900年以前，我国西医人才的培养与教会医院有密切联系，教会医院为医疗上的需要，兼收中国学徒。一般收一、两名学徒，教以浅近的医学知识，其目的不过是训练敷裹的护理人员或传教师。这种学徒式的训练方法成效不高，很难算得上是正规的医学教育，而且培养出来的人不能满足当时医疗上的需要，能够培养出象关韬这样出类拔萃的医生的毕竟是极为罕见的，但毕竟还是培养了一些中国的西医人才。

（1）第一位来华医生皮尔逊的贡献
第一位来华医生据史料记载是英国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皮尔逊医师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医官，皮尔逊在1805年，在广州引入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种痘法，这是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输入中国。

皮尔逊写过一篇《种痘之理论与技术》的文章，当时由其徒弟南海丘浩川（因为头部很长，还得了一个“长首医生”的雅号）将其关于种痘方面的文献辑成一书，翻译成汉语名为《引痘略》，在1817年刊印发行，此后，种痘术便在社会上广受欢迎。但由于求诊者越来越多，仅靠皮尔逊公司的几个同事的义务协助，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在1806年招募了多名中国员工，皮尔逊亲自传授技术。而丘本人也是皮尔逊的得力助手之一，并且对于种痘术的推广，居功甚伟，同时也首开西医师带徒的先河。

皮尔逊兢兢业业，督促自己的生徒们工作，在其在华的27年间，从未间断过。所以，在其离华前，看到自己带来的这一技术在广州几乎普及，而且还远播他省，最远还到了北京，他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皮尔逊的功绩，他的同行们对他的评价甚是中肯，嘉约翰医师说：“我医界中厥功之伟有能如雅纳尔之不辞劳瘁，以行善济世为职业者，其唯皮尔逊乎。其名将载诸简册而永垂不朽，宜哉！”汤姆森医师于1932年的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曾撰一文，题为：《来华行医之第一恩人》，以贻皮医师，谁曰不宜。

（2）关韬的习西医经历

和皮尔逊所带生徒的学习内容不同，关韬是中国近代学习西医全科的第一人，但学习形式依然是“师授徒”的形式。

关韬还是第一位西式军医。他出身于广东十三行商业画家世家，他的叔父关乔昌和关联昌是著名的广东商业画家，和来自欧美的外国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在关乔昌的指引下，关韬自愿跟随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医药传教士伯驾学习西医。

关韬聪颖好学，在伯驾的指导下，能独立施行常见的眼病手术、腹腔穿刺抽液、拔牙、治疗骨折及脱臼等。他品学兼优，深为伯驾器重，伯驾休假回国，他代为主持眼科医局。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到福建清军服务，赏五品顶戴军衔，是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战争结束后回广州挂牌行医，他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很受中国人和外国侨民的欢迎。1866年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在广州仁济大街的新院落成后，特请伯驾的传人、中国医生关韬出任医院助理，医院引以为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关韬英年早逝，对于中国西医界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关韬在关乔昌的指引下，自愿随伯驾学医，开中国人师从外国人学习全科西医的先河。他是积极的实践者，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才智使西医逐步为中国人所接受，促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第一代西医生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2、中国第一个正规西医毕业生——黄宽

黄宽，182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东岸乡。1841年黄宽12岁时，赴澳门就读于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马礼逊学堂系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

马礼逊学堂第一批招收6名男生，有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容闳。这是西方向中国传播西学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洋学堂。1841年11月１日马礼逊学堂迁到香港继续办学，黄宽、容闳等随学校迁来香港就学。黄宽等在马礼逊学堂前后读了6年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846年，容闳、黄胜和黄宽一起去美。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

黄宽在孟松学校毕业后，于1850年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黄宽在该校学习5年，1855年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三（一说第五名），获金牌等奖状及医学士学位。毕业后留英在医院实习2年，并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博士学位。黄宽在英前后学习７年，1857年返回香港，服务于香港伦敦会医院。1858年赴广州，接办合信（B.Hobson）在沙基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院。黄宽对该院大力整顿，使该院业务蒸蒸日上。据1859年报告，该院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3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黄宽亲授生徒4人，以协助其医务。从1862年起又参加了该院培养中国医学生的教学工作。1866年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教师。

1862年，黄宽一度应李鸿章聘至幕府担任医官，不到半年，因对仕宦生活不感兴趣，即行辞职。同年返回广州继续在自设诊所内行医。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系外籍医师，唯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为国人黄宽所任事，这足以反映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

黄宽在医务方面也多有建树。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黄宽任代理博济医院院长。任代理院长期间，他所施行的手术次数，较过去任何一年的同期都多。就医校招收的学生人数来说，也较过去为多。1867年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由此可以看出，黄宽在当时博济医院内教学、诊务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1875年黄宽又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黄宽尤其擅长外科，1860年黄宽曾施行胚胎截开术一例，这是国内施行这种手术的第一例。容闳称黄宽是当时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优秀外科医师。

黄宽终身忙于诊务与教学，著述不多。1878年10月12日，黄宽患项疽，因突然发作而辞世，享年49岁。

最初的“师授徒”的西医教育模式到了黄宽这里发生了质的改变：黄接受的是正规的西医教育，成绩斐然，并且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医院管理及医学教育理念带回中国，应用到医院的日常运作及教学工作中。在解除民众疾苦的同时，积极培养西医人才，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开观念之先，为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做了人才及管理方法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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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医教育正规化的先决条件

1、政策上的支持——清末医学教育的改革举措

清末，一些有识之士便已提出西医教育，郑观应在他的《考试》篇中，批判了传统科举考试之后，主张改革考试制度，提出应“挂牌招考西学”，并且于“三试内外医科配药”。

张之洞提倡洋务，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对西医的认识也局限于兵事武备。他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说：“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张提倡西学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御外辱，而战争中多是外伤，中医便显得力不从心，而西医在治疗外伤方面的奇效便显现出来。张看到这一点，意识到西医对于战争的重要，于是提出上述观点，并付诸实施。张之洞的这一见识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军医思想的发端。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4月23日，德宗决心下定国事的上谕，创办京师大学堂，在专门学中设立卫生学（包括医学），7月，谕管学大臣孙家鼐，认为“医学一门，所关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求考中西医理，令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在孙氏筹办京师大学堂疏中，分为十科，第十科为医学科，但未实行。

在学制改革中也有关于医学教育的具体规定：《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在1902年8月15日颁布，其中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五节：于高等学堂之外，得附设农、工、商、医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俾中学卒业者亦得入之。但此章程未及实施，便于次年（1903年）废止。1903年6月27日，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颁布）第四节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第四科为医科大学。分两门，一为医学，30门；一为药学，17门。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

这一系列的规定，为此后各地开始设立医学堂、聘外国医生为师、引进西方医学教育等方面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和支持，客观上促进了西医教育的发展。

2、学术研究的出现——西医团体

（1）中国博医会与西医学术团体的发展

早期西医教育的发展是与各类医学学术团体及学术期刊的发展分不开的。据可查资料，中国博医会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学术团体，1886年，教会医生的联合组织——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上海成立。1887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是当时中国博医学会的刊物，主编为J. G. Kerr。其初始目的是为教会医院之间交流信息，总结工作经验，撰稿人都是教会医院的外籍教会医生。此刊1907年在中华医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改名为Chinese Medical Journal。

这个时期有很多教会医生来华，将西医广泛传入我国。当时，我国面临着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威胁，例如霍乱、鼠疫、天花等，如果有简单的预防措施，不少人的生命是可以挽救的。博医会报着重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刊登的内容大多数是有关麻风病、鼠疫、霍乱、痢疾等传染病的报道，贡献巨大。当时我国还没有正式的医学院校或护士学校，没有西医文献，也没有预防医学工作。由于受过现代医学科学训练的中国医生逐渐增加，此杂志的作者中，中国的西医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从1916年至1921年，此刊开辟日 本医学文献介绍栏，起到中日医学信息交流的作用。1932年1月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分合并，正式改名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ournal），并单独出版发行。

博医会报从一个教会医生交流经验的刊物逐渐发展为有相当水平的医学学术期刊，为中外医生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园地，医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学术研究气氛的浓厚也对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这之后成立的医学团体还有由沈敦和等人在1904年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1909年成立的中华护士会等。

3、教材的准备——西医书籍的编译

（1）早期西医书籍的翻译

如果说最早的西医文献，一般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Matthieu,1552～1610)开始。而成册最早译著西医著作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1576～1630),1621年来华译《人身说概》。估测该书成于1621～1630年。《人身说概》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实际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并不大。

西医译著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英国皮尔逊著的《种痘奇法》，该书著于1805年，1815年由斯当顿(Staunton)译成中文，皮尔逊的学生丘浩川于1817编译成《引痘略》，风行一时。因此，也有人认为皮尔逊的《引痘略》应该是西医文献在中国流传的起点。而西方医学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应自合信的中文著作出现开始。

合信（1816——1873 Benjamin Hobson）英国人，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816年生于诺桑普敦的韦尔弗德，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1839年受伦敦会派遣来中国。他是以传教医师身份来华，抱有善意，致力于治疗和著述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

合信翻译成中文的医学著作有：
《全体新论》（An 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咸丰元年（1851年）
《西医略论》(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咸丰七年（1857年）
《内科新说》(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同上
《博物新编》(Medical Vocabulary) （约1859年）
《妇婴新说》(Treatise on Midwifery and Disease of Children)咸丰八年（1858年）

继合信之后，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西医药书籍的翻译当推广方言馆，同治九年（1870年）开始招生，后改名兵工中学堂，下设翻译馆。译著西医书最多的一个是傅兰雅（多与赵元益合作），傅兰雅翻译的西医书籍主要有：《儒门医学》(1876年,4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1879年,10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79年,1卷)；《英国洗冤录》(1888年,2卷)；《孩童卫生论》(1893年,1卷)；《初学卫生论》(1卷)等。另一人为嘉约翰。他两人的译著约占这时西医书的一半，傅兰雅重卫生学，嘉约翰则专重临床外科。

（2）丁福保对西医书籍翻译的贡献

自1890年代以后，在已传入的西医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渐觉所学知识的陈旧浅显，于是才有清末大规模从日 本转口引进西医学说之举。丁福保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丁福保（1874-1952年）江苏无锡人，生于书香世家。26岁时因用功过度患病，于是潜心医学，复从翻译馆赵元益习医学，对中西医之生理、解剖、药物、卫生皆有所致力，故具备了中西医两方面的基础。丁福保自学习日文后，即开始阅读并翻译日 本医学书籍。丁福保的弟子陈邦贤记述此事：“中国自西洋医学传入以后，一般学医者渐知趋重于新理新法的一途；惜译本很少，仅有合信氏、傅兰雅、赵静涵等译述的二十余种；非浅显，即陈旧；编译医书，已有迫切需要的趋势。吾师丁福保先生有鉴于此，因念日 本与我国同种，自古东洋诸国，如朝鲜、日 本等向奉汉医为圭臬，特以革新较早，进步较快，所以明治维新以后，医学为之一变，现已有登峰造极之势；我国要改良医学，设假道于日 本，当较欧美为便利。”

丁福保自1908年至1933年共翻译日 本医学书籍68种，名为《丁氏医学丛书》，丁氏译书篇幅简短，行文流畅，虽不合医学校之用，但颇受中医及一般普通社会所欢迎。译书内容涉及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传染病、精神病、皮肤病、妇科、药物学、细菌学、乃至西洋医学史等门类。“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超过了他以前的译著者，从而比较全面地将西方医学介绍给中国。”并且丁福保的译书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获最优等奖，在万国卫生会及罗马卫生赛会上都获最优等奖，内务部给予奖励，这在当时我国医学界是从未有过的创举。

丁福保对西医书籍的翻译，迅速及时地输入境外新的医学知识和成果，对于其所在的上海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基地，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西医教育及西医学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翻译西医著作的工作中的华人学者除了丘浩川、丁福保等人外，还有方以智、尹端模等。

（3）中国早期西医书籍的编译总结

中国早期西医书籍的编译，多属于个人行动，译出来的书往往偏重于某某科目，对于整个医学的发展没有平均的把握，而且翻译所用的名词，极不统一，在印刷与装订上更是五花八门。为此中国博医会在1890年成立名词委员会，在1905年又成立一编译委员会。医学名词审查在统一西医名词中文译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西医书籍的出版及医学名词的使用逐渐正规化，使得西医书籍具有了正规教育中教材的特点与功能。为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及广泛开展作了充分的准备，对我国西医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极大的。
晚清西医书籍的编译的参与人数在逐渐增多，医学文献的种类也在增加，译著质量较最初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都是不小的成绩，早期学者的贡献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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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及其发展

1、正规西医教育出现的标志——第一所西医学校

在华的各派教会逐渐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于是相继成立了几个质量较高的医疗中心，以医院为基础的生徒培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许多医院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开办了医学校。有感于医生的严重缺乏，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内设立“博济医校” （又称博济医学校），成为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科学校，目标是培养中国自己的西医人才。1879年,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校从博济医院中分离出来，正式更名为“南华医学校”(The Canton Medical College)专门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学制为四年，延用粤语教学。当时，黄宽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教习；嘉约翰执教药物化学；关韬教临床各科。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

该校开始只招男生，1879年招收了中国第一位医科女生入校学习。它虽比1874年创建的英国女子医学院迟5年，比1850年美国创建的女子医学院晚29年，但招收女生在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由该校培养出相当数量的中国西医奠基人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即为该校招收的学生。孙中山先生曾于1886年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入学次年，由于孟森（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香港创办“香港西医书院”（Hongkong Medical School,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学制五年，完全用英语教学），孙中山于是在1887年离开博济，去香港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1892年毕业。孙中山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从香港领取医师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该校学生中，还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

在中国，博济医学校最早开创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工作。这所医校培养出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在华南地区活动，直接从事医疗事业或者是进入其他医学校担任老师，对该地区的西医传播有很大的影响。1904年南华医学校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936年，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为现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

2、正规西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 国人自办西医学校

我国仿照西洋自办的医学堂，最初是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北京同文馆所设的科学系，其中有对医学科学的研究，聘杜琼（Dudgeon）为内科学教授，这是国人自办西医教育、学习西方医学的开端。

中国官方注意到西方医学的长处并开办医院及西医教育起始于洋务派。清朝政府的官员，直到19世纪后期才逐渐认识到西方医学外科的优点，开始把它应用于军事医学，相继创办了几所中西合璧的医学校。众所周知，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他信奉西医，对于西医的推广乃至西医在晚清社会所起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8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医学馆，学制四年，用英语教学，专为海军服务。1893年医学馆新校舍在天津大沽路落成，改名为“北洋医学堂”（Peiyang Medical College），林联辉被任命为北洋医学堂首任校长兼李鸿章私人医生。1915年，北洋医学堂改属海军部管辖，并改名为“海军医学堂”（Navy Medical College），1928年停办。1902年北洋大臣、北洋督练公所督办袁世凯在天津开办北洋军医学堂，专为陆军服务。

以上医学校，虽属国家经营，但是并非为新医学而办医学，而是为了练新军而办的军医。因此，谈中国医学教育史，不可抹杀军医。直到1903年，清朝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医学实业馆，才使中国的医学教育从军事医学狭小的范围中走出来。医学实业馆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5月11日开馆，有教员4人，计中医内科教习1人，中医外科教习1人，西医教习2人。讲授中西医学，并诊治病人。医学馆虽然只办了4年多就停办了，但为中华民国建立后创办真正为医学而办的医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创办）提供了条件。

(2) 外国办医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与国人自办西医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不同，在博济医校成立到民国建立之间的几十年里，外国教会、政府、民间团体纷纷在我国建立医院、医学院校，培养学生，并且数目颇为可观。

1887年统计有38个中国学生在教会医院里受训练。广州教会医院自1828年开办起至1894年共计训练出100名医学生，分布在广东。1897年估计，当时中国共计有598名西医毕业生，在校者194人。1902年报告共有102名医学传教士在华。1905年报告当时在华传教士3445人，其中行医者301人（男207人，女94人），教会医院166个，诊所214个。由此分析，我们对民国前西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事务中会有多大作用，便可得出结论了。而在1915年报告，中国当时共有23个医学教会学校。

据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不完全统计，到民国成立（1912年）前，国内基本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主要的西医院校有12所。见表一：民国成立前西医院校统计

从表中信息可以读出：这些院校分布非常广泛，分布城市有9个；办学形式也比较多元，有国立、省立、教会、私立及国外政府团体等形式。对于这些院校的具体办学特点，本文还要在第二章分类型具体论述、比较。

3、民国前西医教育的成绩与不足

民国前这一段时间，西医教育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有：

（1）西医教育完成了从“师授徒”到正规学校教育形式上的转化
西医来华初期，教会医院以招收生徒的方式培训，都是一种水平较低的不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各地教会医学堂和教会医院所招收生徒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随着民众对西医的逐渐信赖，需求也不断增长，正规西医院校的出现成了必然。以博济医校为开端，到民国前，西医院校的数量不断扩大。

表一：民国成立前西医院校统计

学校名称  所在城市  成立年份  隶属  入学资格  修业年限
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太原  光绪八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齐鲁大学医学院  济南  宣统元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江西医药专科学校  南昌  光绪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  上海  光绪三十四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上海  光绪三十二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震旦大学医学院  上海  光绪二十九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陆军军医学校  南京  光绪二十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南通大学医学院  南通  宣统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协和医学院  北平  光绪三十二年
民国四年改  美国  大学三年  五
光华医学院  广州  宣统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夏葛医学院  广州  光绪二十五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辽宁医科专门医学校  沈阳  宣统二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2）正规医学教育的标志特征已经出现

其一是以合信、傅兰雅、丁福保等个人翻译西方医学书籍为起始，接着便出现了广方言馆等官方机构系统地翻译西方医著，对西方医学著作大量而准确的翻译是西医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其二是以博医会、中华护士会等为代表的带有学术研究功能的医学团体的纷纷成立，它们以学术研讨会，创办会刊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学术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其三是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西医的有效性，并有意识地为发展西医教育提供方便，逐渐完善一系列相关政策，给西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西医、西医教育系统的传入及西医书籍的翻译将比较先进的医学理论、医疗技能以及医学教育思想和方法引入我国，打破了封建王朝的闭锁局面。同时，对学生外语及医技的强调，也为我国以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医学教育培养了后备力量，这对我国的医学科学和近代医学教育体制的确定，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一些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西医院校相继成立

正规西医教育出现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医学院校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校——博济医校的建立，随后是以教会办学为主体的各种办学形式的医校相继出现。并且日后在民国西医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院校也相继成立：齐鲁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震旦大学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等。甚至被认为是第一所正规西医高等教育的院校——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也于民国前创建。

（4）国人自主办学意识开始觉醒

从最初的在传教士手下充当学徒，学习一些粗浅的医疗知识，到后来的以黄宽为代表的出国系统学习先进医学理论、技术，并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学教育管理理念带回到国内，运用到医学院校的创办和管理中。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清政府中也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医学教育的发展，这一切都显示出国人自主办学意识觉醒，为民国时国人完全自办西医教育打下了基础。

从客观上讲，外国政府、团体、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我们在评价西医来华一事是必须承认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教会及外人所办的医学校虽然设立在中国土地上，但它们不必向当局备案，无视中国主权。中国有关的领导部门，不得过问学校的行政和教学，人们因此称呼这种学校是设在中国领土上享有治外法权和其他各种特权的“外国文化租界”。因此，当时我国的医学教育大权，实际掌握在帝国主义者和外人手中。此时，这些学校还都照搬外国的体制，中国学生虽然接受了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医学教育还没有纳入我国正式的教育系统。

另外，外人办学目的显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落后，而想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其中有一些人还有另一些目的：用中国人的钱训练出中国的“西医”，企图以此来控制我国的医疗事业；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行医；还有一些甚至是利用教会医院进行新疗法、新药或他种试验，医疗事故也屡有出现。这一点，我们从传教士俾德尔（Beadle）话中可略见一斑：“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他称赞伯驾（Peter Parker）说：“泰西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的横示，而伯架医师的外科小刀即打开其门。”这可以看作他们别有用心的最好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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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制改革

两次学制改革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中国近代学制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中国近代三部学制的出现，既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到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近代的西医教育，客观上讲，需要制定学制、统一课程，但由于中国西医教育自身的特点：民国初期几乎都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把持、操纵，各自为政，中国官方的学制规定很难对其发生影响。第一次学制改革（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中关于医学教育的规定很简单，虽然这个学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它毕竟标志着我国对医学教育有了正式的制度规定。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两次学制改革：

1、1912-1913学制中有关医学教育的规定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由于清末的“癸卯学制”虽经多次补充修订仍不断有批评意见，此时加之政体变更，彻底改订清末学制已成必然。学制草案几经讨论，后来，在参照日 本学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最终于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民国学制系统的结构框架，即壬子学制（当年为阴历壬子年）。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一些法令规程，这些法令法规使壬子学制得以充实和具体化，有些与壬子学制略有出入，但无碍壬子学制的结构框架，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分级，设立大学。大学实际分为预科、本科、大学院三个层次。其中预科三年；本科3-4年，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本科之后设大学院，不定年限。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学位制度。另外，在主系列之外的各类学校中，还设有与大学平行的专门学校，包括医学、药学。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这个学制一直执行到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壬戌学制》为止。

1915年9月，北洋当局又公布高等文官考试命令，凡在国外高等学校修习各项专门学科3年以上毕业并获得文凭者，皆可参加考试。考试分为一、二、三、四等。报考医科的第二试为基础医学，第三试为临床医学。报考药科的第二试为物理、化学、调剂学、生药学、制药学等科目，第三试为各科实际操作。可见民国初年已制定医学考试规程。

2、1922新学制中有关医学教育的规定

“壬戌学制”又称“1922学制”或“新学制”，此学制把大学分为四个层次：①大学：可设单科或多科，取消大学预科，学制4-6年，医科规定至少5年。②专科学校：学制3年，如超过3年，与大学待遇同。③大学、专科学校：可设立专修科，年限不定。④大学院：招收大学学院本科毕业生，年限不定。
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将原定五年的医学课程改为六年。医科一年级，兼授各种预备科目，使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入医学正科。新制颁布后，许多学校开始采用，以便直接接收高中毕业生而增加学生人数。但也有极少数医学院坚守其造就程度高深医师的主张，仍沿用预科。

3、两次学制改革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学制改革虽然规定了修业年限和课程，但执行情况如何呢？ 1930年的医学教育委员会决议：医学院为高中毕业后6年；医学专科学校为高中毕业后学习4年。以当时在上海的医学院校为例，其修业年限各不相同，五年者为上海女子医学院（1924年成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六年者为震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但六年制的都包括先修科的课程在内。

再看下表：表二：1933年度我国医学院校情况调查

这是1933年做的统计，从入学资格上可以看到有四种不同规定；修业年限更是四、五、六、七年各不相同，其中北平协和医学院其实是八年制，一直到现在都没变过，这是医学界公认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次学制改革对我国的医学教育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范围还不是十分理想。
影响不大的原因可能有：其一是一些医学院校的主权还掌控在外国人手里，他们可以无视我们的规定；二 新学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西医教育毕竟在中国发展历史不长，学制的制定者对于我国西医的现状了解不深，一刀切的做法不符合国情。

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就两次学制改革及新学制的颁布、实行，对医学教育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来讲，表明从此以后，我国的医学教育开始纳入正式的教育系统，这也是我国医学教育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表二：1933年度我国医学院校情况调查

省份  学校名称  成立年份  隶属  入学资格  修业年限
山西  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光绪八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山东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  民国二十一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齐鲁大学医学院  宣统元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四川  华西协和大学  民国三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江西  江西医药专科学校  光绪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江苏   国立上海医学院  民国十六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上海女子医学院  民国十三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同德医学院  民国十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  光绪三十四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东南医学院  民国十五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光绪三十二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震旦大学医学院  光绪二十九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陆军军医学校  光绪二十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南通大学医学院  宣统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河北   北平大学医学院  民国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协和医学院  光绪三十二年
民国四年改  美国  大学三年  五
河北医学院  民国二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六
河南  河南大学医学院  民国十七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六
浙江  浙江医药专科学校  民国元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湖南  湘雅医学院  民国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云南  云南军医学校  民国二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四
广东   中山大学医学院  民国十五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光华医学院  宣统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夏葛医学院  光绪二十五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香港  香港大学  光绪十三年
民国元年改  英国  英高中学  五
满州   哈尔滨医学校  民国十四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四
满州医科大学  民国十年  日 本  大学二年  四
辽宁医科专门医学校  宣统二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但是，中国近代学制酝酿、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传统教育制度与西方教育制度冲突交融的历史，西医教育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逐渐溶入世界医学教育发展的潮流之中。这一事件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如摆脱自我封闭，走向世界，这是中国西医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必须与本国教育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我们看到差距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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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程标准的厘定与教材建设

1、医学教育的课程标准

自1912年学制制订以来，教育部公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医学教育的学制及课程设置便确定下来，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当时还规定私立大学设置医科者，需开具临床实习用医院之平面图及临床实习用病人之定额，解剖用尸体之数目，呈请教育总长之认可。从此我国才开始将医学列入正式教育系统。

医学专门学校的课程标准在1931年8月由医学教育委员会拟定，和民国元年的医学专门学校课程相似，但实际课程增多了。规定在入学后三年内完成，第四年为临床实习。由于课程极为繁难，三年之内修完，几乎不可能。因此有人建议，我国的医学专修科应参照俄国的医学教育制度，把医学分为若干科（如卫生科、预防治疗科、内科、外科等）。就当时国情（医师缺乏）来讲，经济实效，又不至于造就出庸医。

但自从1931年以后，关于医学院的课程，一直没有统一规定。所以国内各院校间课程极不一致。如同济、中山、国立北平、同德等是按照“德日课程”；而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协和、齐鲁、湘雅、圣约翰、华西等是按照“英美课程”；震旦是按照法国的课程。

虽然教育部与卫生部共同拟定了医学教育的学制及课程标准，实际上，各专科学校好象也没有奉行，李涛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据李涛《民国21年度医学教育》一文中调查，当时医学院中的课程，各校都不一致，有的学科教学时数参差甚大。也就是说，当时虽然定有规程，但各学校仍是各行其是，极不统一。具体情况参看表四：民国二十一年十二医学院校课目教学时数比较表。

表四：民国二十一年十二医学院校课目教学时数比较表

校名	解剖	生理	生物化学	病理学	药理	卫生学	内科	小儿科	妇产科	皮肤花柳科	外科	眼科	耳鼻咽喉科
北平大学医学院	644	38	204	510	221	136	544	102	170	170	442	170	102
上海医学院	578	255	204	544	204	127.5	663	255	255	93.5	629	102	85
中山大学医学院	636	408	102	527	272	102	612	136	187	136	459	136	136
江西医科专校	765	272	204	510	136	68	408	68	204	174	47	102	102
河南大学医学院	816	442		340	374	102	646	136	323	408	714	136	204
上海女子医学院	782	306		476	374	102	663	170	306	102	442	17次	17次
夏葛医学院	1080	252	324	432	360	90	1080	252	674	36	630	81	81
协和医学院	561	218	225	462	176	185	808	187	386	121	572	60	39
齐鲁大学医学院	744	300	204	546	192	126	100	140	96	80	570	100	54
华西协和大学	840	308	246	633	225	75	810	99	246	54	621	45	54
圣约翰医学院	768	288	144	528	224	96	688	33	96	32	512	16	16
湘雅医学院	724	252	160	496	144	46	912	64	144	16	848		64
南通医学院	782	306	255	561	170	170	578	102	288	170	595	119	68

（说明：解剖包含组织及胎生，病理学含细菌学，内科含精神病学。）

从表中数据可以发现：医学院校，在传统的课程设置上，差别并不大，差别主要在于具体课程的课时数上，有些竟然十分悬殊。当然这里相差悬殊有一部分可能是统计方法的误差，各学校对课时的理解不同，比如有的学校会把实验学时也加入课时里。

1935年，教育部颁行“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要求全国各大学医学院及独立医学院或医科一律试行。课目表对于具体课程及学年课目时数的规定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地方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通，但变通的部分需预先提交教育部核准才可实行；另外，课目表特别提出应重视预防医学及公共卫生观念，以符合治疗与预防并重的原则；强调国文教学，教学时间至少为一年；第一外国语的教学时间不得少于全部外国语时间的三分之二。

除一些传统的医学课程外，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主要是新的课程不断出现，并列为选修或必修课。比如，鉴于民国初年医学教育市场管理的混乱，有识之士提出单独设立医政学，缘由是医师一般不懂法律，而一旦有医疗纠纷发生，只能听从政府当局的误解，也毫无办法。“以不知法律而被人驳击，不能畅意进行，是以医学、医术之精神全抛之于技艺小生活中，吾之加入是科，鉴于此而早为之计。吾深望吾国政府当局之陶冶人材，及医育规程之规定，宜取斯制。则吾国于世界文明之医学，虽为后进国，而教育之前途其效果当在诸强之上。”同样新加独立设置的课程还有老人病学、光线治疗学、血清治疗学等。

随时代的进步，医学科学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理论、新的技术也相应的会出现，出现新的课程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在今天，医学院校里卫生管理、老年病学、放射诊断（X光）等课程的设置几乎成为一种常识。但在民国时期便提出独立设置，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远见的。

2、教科书编审原则的探讨

（1）教科书的编辑原则

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曾经几经讨论，确定了一套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原则。但这是对于所有学科来讲的，具体到医学就有了困难，由于西医是完全的外来品，国人接受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最大的障碍来自翻译，同时精通医学和汉语的专家在西医来华之初几乎是凤毛麟角，大面积翻译西医书籍之难可想而知了。

所以在好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统一编写的教科书，大多数靠自编的讲义。后来，李涛提出了医学教科书的六条标准：①本学科医学专家担任编译；②须以本国实际材料为基础；③须求精详，不繁琐；④须采用统一审定词汇；⑤须有精美插图；⑥须采用通俗语体。当时国内出版的医学教科书有近百种，以博医会发行的最多，其次是同仁会，商务印书馆及私人出版的。多与教科书的标准不符，学生家境富裕的则购买外国医书或国内出版的医书，无钱的则只有抄写讲义了。当时出版教科书，翻译占90%，编著占10%，由于当时我国尚缺乏基础性的研究材料，要求教材内容结合本国实际，尚无可能。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及条件，医学教材建设能达到这一程度，已属不易，主要贡献是在编辑原则上做了探讨，为以后的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编辑打下了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些对医学教育作出自己努力的先行者表示敬意，并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

3 教科书的审查

教育部与卫生部为了提高医学教育程度，特于1929年会同组织成立了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助产、护士等专业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医学、助产、护士等学校的课程，厘定学制，订立课程标准等。医学教育委员会的职责为：派员视察国内各医学校；拟定医药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统一考试办法；拟定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课程标准；拟定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设备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教科书的审查。

为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编审委员会，负责教科书的审查。并在1937年颁布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图书审查及审查致酬办法（26年度5月7日），对教科书的审查过程、注意要点、职责分担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教科书的审查过程及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流程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例，这两门学科一直是西医最重要的两大基本学科，我国的生理学教科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赴欧美和***留学人员的回国以及生理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国人自编的介绍生理学的著作才逐渐出版。1925年林可胜由美国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成为该校第一位生理学教授。1926年在他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至此，生理学才正式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起来。这两门课程的教材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对其审查也格外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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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法规的健全

1、医学教育主权的逐渐回收

这一时期是以上海医学院的创立为标志的，它是我国完全独立自主办医学教育的标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政 治形势发生变化，加之国人在教育主权方面的奋争，许多院校逐渐收归国人自办，典型的有在1917年收回的同济。到了1926年以后，更多的学校被收回自办，另外政府也为了满足医疗需要自建了一些院校。前面提及，在医学教育委员会1937年做的调查统计中，全国当时还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及医药牙医专科学校与专修科，共33校。其中国立8校，省立8校，已立案的私立院校有14所，未立案的3所。可以看出，大多数医学院校已经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下，私立院校中有的还是国内实业家办的，比如私立南通医学院等。

收回自办及自己新开办的趋势一直也没有停止，据另一份资料显示：在统计的42所医学院校中，国立已达21所，省立9所，私立12所，较1937年的统计已大为提高。

2、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随着卫生行政与医学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健全，这期间还有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成立，相应地在课程标准的设立及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如颁布图书审查办法等。另外，开始实行医师登记制度，颁布医师暂行条例。1929年卫生部开始规定西医称为“医师”（中医称为“医士”）。并于同年1月15日颁布医师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医师需呈领医师证书，始得执行医师业务。其呈请给予医师证书，需具有一系列资格要求。 医师暂行条例的颁布，首先是对医师队伍管理专业化，正规化的表现；其次也可以尽量把不合格的医生和庸医排除在医生队伍之外，为国人的健康负责。

还有人提出颁布保护医师法规，这都反映了医师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医学发展进步的标志。

当然，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建立奖励制度。因为只有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教育的内容才能不断更新，并向前发展，而医学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激励与奖励的，比如“手术之改良、器械之新案、新药之发明、微生物之发现”等，这些都会为人类“造永久之幸福，国家增莫大光荣”。因此，有人提出当局应当予以奖励，在行政上取奖励主义。

总之，1927年以后这一段时期是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国人自办的医学教育红火发展，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广大知识分子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除一部分走向革命，其中有一部分企图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从而策励一些知识分子从事科学与教育事业，对医学教育起有积极的影响。

其二，自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权处于相对稳定阶段，社会经济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医疗卫生与医学教育事业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其三，从知识分子与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看，自从西方医药学传入我国后，经过几十年的消化孕育，中国知识分子的业务素质逐渐成熟，技能也有所长进，因不满外来医学势力对中国医务人员的歧视与压制，促使他们另立门户，自办医学院校。

此一时期的医学教育情况，虽然是大有进步，但也是不容乐观的，从欧洲或日 本的医学统计数据来看，每一千市民当中应有医士一名，反观我国，四万万人民之中，仅有医士一万两千名，医学教育普及的程度如何可想而知了。但和二十年前（1908年）相比，当时（1928年）全国医士不足八百人，达到一万两千多，可见是进步很快了。但用欧美的比例计算，我国现应有的医士数为四十万。我国当时有二十个省，按每省每年培养二千人计算，需十年才能达到四十万。因此，医学教育的继续发展刻不容缓，由于无法速成，所以，有识之士提出应先注重公共卫生及疾病之预防。这些都在以后国人自办的医学院校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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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会医学教育办学特点总结

就西医教育来讲，在民国期间教会医学一直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抛开其开创之功，最初来中国的目的及宗教课程设置等特点不谈，下面仅对给中国西医教育带来巨大益处和具有启示作用的特点进行总结。

1、精英教育路线

教会医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医界精英，培训一批将来还能在中国的医学院里担负起教学工作的本地医生。当然，这里并非说所有的教会医学院都带来了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就总体情况而言，教会医学教育的水平要高于其它类型的院校。特别是几所重要的教会学校，在民国医学教育界举足轻重，其影响一直到现在：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故其毕业生成才率高，校友中颜福庆等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名医。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

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高质量教育可以由以下三个事实来证明：要纽约州立大学（1934年）董事会的绝对特许证书下，才能由华西协合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和牙学博士学位；全部课程按照美国医学院联合会所规定的美国、加拿大医学院所使用的普通A级标准；学院拥有与美国、欧洲大学同等地位的合格人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因杰出的贡献而获得若干荣誉称号。另外，图书馆的藏书以及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一所院校教学及科研水平的标志。华西协合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杂志、书籍和超过200余种的期刊，在中国医学图书馆中它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1914年，华西协合医学院开学不久，牙科学教育在医学院的全部课程之中就确立了自己的位置。1917年成立了牙科学系，到1921年时，该系上升为牙科学院.。华西牙科是我国最早的高水平牙科专业，对我国口腔医学专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任何其他一所大学的一个系或者学院开设牙科之前，现代科学的牙科教育已经在华西协合大学牢固地扎下了它的根基。牙科学吸引了华西协合大学中的最优秀一群学生。由于华大牙科学院处于中国唯一牙科学院的独特地位，其毕业生在中国许多中心城市中供不应求。

湘雅医学院：1913年，湖南育群学会和雅礼布道团（Yale Mission）签定协议，筹建长沙湘雅医学院(Hunan-Yale College of Medicine at Changsha，后改为Hsiang-Ya Medical College)。1916年，首届新生入学，学制五年（不包括预科两年），完全用英语教学。湘雅是继上海圣约翰之后又一所高水平的教会医学院。在当时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可见湘雅的实力。

但是据1932年的评估，在中国的教会医学校中，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程度最高。 由此看来，在中国的教会医学院中，华西协合、上海圣约翰、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是医学教育水平最高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各领风骚罢了。时至今日，这几所院校（上海圣约翰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中国医学教育领域依然处于执牛耳的位置。这都是这些院校一直执行精英教育路线的结果。

2、语言教育逐渐成为卖点

教会医学院最大的教学特色、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的外语教育（一般都是英语），许多学校因此而远近闻名。教会学校自建校以来，一般都用英语教学，几乎包括了所有课程。偏重英语，仿效照搬英美教育制度，是在华教会大学的普遍倾向。

教会医学院校外语之所以盛行，首先是西医自身特点的需要。教会学校的教学语言问题，一直褒贬不一，学术本无国界，在我国创办的医学校，教授语文，当然是国文最为恰当。但事实是，民国时期的实际情况却不具备用国文的基础。“医学仅为高等教育之一，学生求学，初非仅囿于讲义，必也旁争典籍，集群书，以自动研究为原则。”我们都知道，西医是由西方输入的，而且时间还不长，西医参考书籍几乎没有国人自己箸的。如果只是依靠译本，医学发展的前沿知识是无法及时得到的，许多译本的内容早已过时，“于科学上推陈出新之意义，大相刺谬，”即使勉强采用译本，在市面上能见到的也是凤毛麟角，是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的。“况翻译文字，无非刺取精义，与原文多有出入之处，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奉为准绳，徒多误解。”况且最新出版的杂志，浩如烟海，怎么可能一一翻译过来，如果不能，那么一些新颖学理，又怎么能知道呢？

因此，可以说，只用国文教授，弊端多多。研究医学，不是国文学好了就能取得好的效果的；但提倡新医学，又不得不注意国文的使用。解决之道，当然是两者兼用，国文为主，西文为辅。比如讲义应该用国语，而参考书，“不妨广购西书兼施并用。”

其次，是学生沟通的需要。早期教会学校，也有人曾提倡白话，尝试用官话教学，但因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地而不得不改用本地语。但后来，学校招收学生逐渐增多，学生来自各地，都有各自的方言，最初很难沟通，逐渐地英语反倒成了学生共同拥有的沟通语言。

再次，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圣约翰为例：最初的学生与其他教会学校的学生并无二致，均为贫寒的教友子弟。在开设英文部后，圣约翰不久便成了通商口岸商家子弟趋之若骛的洋学堂。这一动向，其实在英文部开设之初学校便已觉察，当时社会上之青年子弟因英语可以帮助经商而“颇愿习此”。于是，教会医学院学生的成分和他们的入学动机发生了变化。

而外语的教学也从最初的完全是因为西医教育的特殊性，而转变为学校用以扩大影响，广招学生的主要卖点。

3、内外结合的管理体制

教会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部分。内部指教会大学的内部管理机制。教会大学一般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具有办学自主权。他集职务、权力、责任于一身，但必须对董事会负责。而外部主要指教会学校管理中的社会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包括托管委员会、基金会和校友会。

董事会拥有很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限，它处于整个学校管理系统的顶端，是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可视为是学校的“最高法院”，享有裁决学校事务的全权。因此，董事会有权对全校的总政策、财政、学术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并监督这些政策在全校有效地贯彻实施。
我国高校董事会的建立并非是新鲜事物，民国期间，医学院校设立董事会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学校大都是外人创办，而外国学校一直有董事会的历史。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造，高校不再设董事会，而是建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高校领导体制，医学院校都取消了董事会。改革开放以来，董事会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展重新进入高校。1980年代，“产学合作教育”模式的引入诱发了高校董事会的产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董事会走进了高校领导体制。这也是顺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应该是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相结合的体制。董事会成了这种社会与学校双向运行的有效组织模式。

作为外部管理机制中的校友会，教会医学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会在众多同类社团中独具特色，1999年2月，还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世界各地校友第四届联谊大会。绝大多数校友对母校有一种回报的心愿，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功成名就的校友。校友会为学校捐款用于改善教学条件，使学校办学条件大为改观。各地校友还建立实习基地，开阔了学生视野，提高了就业机会和竞争力。因此，可以说校友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是学校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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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理想的实现——协和办学特点分析

从现代医学教育概念来讲，美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我们现在称其为美国传统医学教育模式。1893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建立和1910年弗莱克斯纳（A.Flexner）报告的发表，标志着美国的医学教育从带徒培训向以大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教育制度的转变。在美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对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影响最深远的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莫属。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一所真正大学教育型的医学院。 1893年建立时，它是作为当时美国的一所样板医学院而得到发展的。作为一所示范性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美国当时执行的医学教育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成果，后来成为其他医学院校进行教学改革的样板。
1908年，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弗莱克斯纳及医学院教育常设委员合作，经过两年的努力，1910年正式发表了弗氏报告，并成为此后指导美国医学院教育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弗氏报告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美国医学教育的历史；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各州和加拿大各省医学院的状况，并提出改善医学教育的措施。显然，弗氏的报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影响下完成的。

该报告发表后，要求改革医学教育的呼声遍及全国，重视提高教育质量一时成为风气。许多不够条件的学校陆续关闭。美国全国医学校的数目从1907年的160所减至1914年的100所，毕业生的数目从1900年的5700减至1919年的2300。上述各项建议亦为许多医学院校所接受。率先付诸实施的有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哈佛等医学院校。

当洛克菲勒医学院研究所看了弗氏报告以后，这一研究所所属的总教育委员会做出了资助医学教育改革的决定。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美国医学教育的潮流影响下，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而创办的。

当年洛氏选定在北京创办协和医学院，除了政 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企图在美国以外，摆脱美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一些不太合理、不太科学的旧传统，利用他家族的经济实力，创办一所“新时代”、高质量、带实验性的小型高等医学院。

（一）高规格的教育标准

当初创办协和医学院这样一所世界第一流的高质量的医学院，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善于行医的医生，而是要培养出对中国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有影响的人才。协和不像别的医学院那样鼓励学生毕业后开业行医，它一向鼓励学生献身于教学和科研，做各个学科的业务尖子。

1920年4月14日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正式通过协和医学院的科学宗旨（Scientific Aims）。这一决议是弗莱克斯纳和韦尔希首先提出来的，其内容为：

（1）可与欧美最优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包括：医本科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和临床专家的毕业后教育；临床医师的短期进修教育。
（2）提供科学研究的机会，特别是有关远东的特殊问题的研究。
（3）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

在中国办一个第一流的医学院，以培养一流的医学人才——临床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卫生行政专家，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和世界医学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带根本性的方针，也是学校一贯的方针。回顾建校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这一方针在其具体执行过程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而较少受到干扰。

为了保证如此高的标准的实现，协和医学院在创办之初就提出，学校的宗旨是办“可与欧美最优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并且采用长达八年的学制。直到现在，协和医科大学依然是中国唯一一所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医科大学。

从创办一直到1940年代，协和的内部装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协和有一套科学的行政和业务系统，包括行政体系、后勤体系和教学体系。前两者是为了保证教学体系的顺利运行。协和十分重视保证学生的业务质量，采取筛选、淘汰的方法来选拔学生。

正是有了世界一流的装备，有了一套科学的行政和业务系统，有了一套独到的学生选择和培养办法，才使得协和的教育宗旨得以实现。

（二）极其严格的考核制度

为了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协和历来重质而不重量，每年招收医学生不超过30人（医学生最多的一年为1935年的32人）。即使是这有限的30个左右学生，也很难都按时全部毕业，往往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核、竞争后，到毕业时所剩不多。

1、医本科阶段的考核

协和的考试与众不同，考试的目的着重在检查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并藉以了解教学效果。一般每一学科授课终了时进行一次考试，考试及格分数至少为75分，每科分数在65-74之间的，给予补考机会，但最终分数无论如何不会超过75分。

考试并不频繁，但范围很广，而且重视实验。学生成绩并不专凭分数，而是由经验丰富的教员把平时的考核成绩加入。教师平时的考察和评估往往占更大的比重。熟悉学生的教师应能对其做出较全面和正确的判断。考试不只注重检查学生记忆的能力，而更着重于其融会贯通和正确思维的能力，临床课的考试尤其如此。对于学生，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优的受到表扬鼓励，差的予以批评或淘汰。

学生入学后功课很紧，又实行淘汰制。特别是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因学习成绩差，或因健康原因而被淘汰（留级或转学他校）的往往占入学人数的1/4或更多。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特别是在第一、二学年，由于学习成绩差或健康等原因而留级或转他校者，往往占入学人数的1/3或更多。学生的录取不仅凭入学考试的分数，还要参考其医预科的学习成绩和推荐情况。学生每一门学科的学习亦不单凭一次大考，而要参考平时经常性的测验和教师对学生学习和工作态度的观察。

关于协和严格的淘汰制，协和毕业生高润泉深有感触，他回忆道：
协和毕业的学生质量高，这与对学生的严格挑选和淘汰有关系。这种挑选和淘汰从医预科时就开始了。我1935年考燕京大学医预科时，报名的有60余人，考上的仅有8人。

凡学习不好的就要被淘汰，不是留级就是退学。有时被淘汰的并不一定是功课不好，老师的印象也极为重要。听说曾有因为老师认为他的仪表举止不适合做医生而被责令退学的。由于这种严明的奖惩，无情的淘汰，同学间竞争十分激烈。

我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对自己协和的求学经历用了“惊人的淘汰率”来概括，可能他现在想来，最难以忘怀的就是那残酷的淘汰。他回忆：
要想进协和，最好先进燕京大学，在医预科学习三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19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

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四人，留级的有四人。学校的意图是对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及时转入其他专业。按照教学安排，五年级的学生到医院做实习医师；毕业后，部分同学留院做住院医师。其实，就是留院做住院医师，竞争也还在继续，因为还要经过四五年的工作考察，最后只能选拔出一个人任住院总医师。
一年级刚开始，上的是组织学和解剖学，都是形态学科，主要靠死记硬背，对此我毫无兴趣。老师要求对每一块骨头，就连腕骨等人体内较小的骨头都包括在内，不但能辨认，而且仅靠手摸，就能叫出名称，并分出是左是右。我就别出心裁，告诉同学，靠手摸来辨认还算不得本领，我能将骨头向空中一抛，不等骨头落下，就能叫出名称。同学们以为要用这种办法考虑，也都忙于练习掷认。开这种玩笑，不过是为了调剂一下枯燥的学习生活。

2、从住院医师到住院总医师——毕业后继续教育阶段的考核

医本科阶段结束后，才仅仅是从医生涯的开始，要成为合格的协和人，还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培训。这就是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协和采用的是住院医师制度。

本校学生毕业后多数志愿留校工作，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专业水平。少数人直接到临床前期各科继续深造，进行科学研究，并担任助教工作。多数人则入临床各科，做助理住院医师，积累临床经验，向临床专业发展。由于协和每年毕业生较少，本校毕业生经常不敷分配，因此每年均从国内各兄弟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聘补充（有的先补做实习医生）。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沈阳医学院、齐鲁医学院等均曾有优秀毕业生受聘来协和医院做助理住院医师或实习医师，做出良好成绩。他们当中多数于一二年后各自回原单位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少数留在本校，加入了本校的骨干队伍，继续发展，成为专才。这一制度起到了防止协和本校人才“近亲繁殖”的作用，并加强了与各兄弟院校的联系。

助理住院医师每年聘任，任期一年，第二、三年名额递减，择优留用。未被聘任的可申请转入其他需人的部门（科）或转入国内其他院校或医院。每年从做完二年或三年的助理住院医师中可以有一人升为总住院医师（内、外、妇产科），其他可以为助教。

总住院医师是令人羡慕的职务，因为在其一年（偶为二年）任期内，他是直接在科主任领导下工作，与科主任的关系至为密切，成为科主任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锻炼机会。他要帮助科主任安排全科的教学工作，包括教学巡诊、临床示教和临床病理讨论会等。

这种住院医师制度首先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建立的。它要求青年医师一定住在医院里，每日24小时对其所分配的病人负全部责任。并且立下严格的规定，住院医师要及时完成对病史的记录、各种检查以及对病情的初步处理。住院医师的工作在上级医师（科主任和主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要保证质量，一丝不苟；在同辈之间竞争竞赛，一年一评定，决定续任、提升或不续任。

住院医师一天的工作由于十分繁忙，为了使身体能承受这么大量的工作，后勤保障是十分重要的。协和在这方面也做的非常充分，住院医师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4时及晚上10时半），质量很高，可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住院医师整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叫“协和脸”。

协和住院医师的聘任是一年一度的，每年总有1/3左右的人被停聘。每批实习医师大约20人左右，经过三至五年的竞争淘汰，最后选出一名总住院医师和一名第一助理住院医师。这种“宝塔尖”制度，至今各国都在采用，虽然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后来，协和基本上延续了这种做法，但或要求不严，或时期不够，因此在训练的效果上有时就不够理想。

3、受益匪浅的内科大巡诊

协和实行内科大巡诊制度。总住院医师先要从各专业组、各病室选出具有某些特点的病例，经主治医师同意，内科主任认可，先行公布。所选的常是较复杂和疑难的，或是罕见的病例，或在诊断和治疗中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或有某种新的经验教育值得学习和重视等等。经常参加的有全科的医生，包括各专业组的主任、主治医师、住院和实习医师，进修人员和高年级学生；病例选定公布后，负责的助理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就要积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大巡诊开始时。首先由实习医师报告病例，要求完整而扼要，不遗漏重要资料，又要避免琐碎。继之由主治医师发言，然后是大家提问并进行讨论。任何人都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争辩，百家争鸣，气氛既严肃又热烈。有时各持己见，难以统一。最后，通常由科主任综合众人意见，表明自己的见解，作总结性的发言并指示下一步的诊治措施。一时未能解答的问题，往往可以进一步地观察、检查，或从外科手术中的发现得到解决。如病人不幸死亡，则可能从尸体检查中得到答案。新的资料，都可在以后的大巡诊时向大家作追随报告。

每次大巡诊，常常给每个参加者都留下难忘的印象，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种制度无疑对不断提高医疗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级医生通过参加大巡诊也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因为各自的发言都可反映各自的学术水平。

内科大巡诊并非协和的独创，在国外一些大学的医学院里也有。协和毕业生邓家栋回忆他1939年在美国时，就曾参加过哈佛、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大学医院的内科大巡诊。虽然做法和风格不尽相同，但热烈的场面都是差不多的。在我国，有些大医院同样也曾实行过类似的大巡诊，看来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制度。

协和的八年制教育以及其后三四年的住院医师制，为培养高级医务人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没有扎实的基础，便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境界。

（三）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的课程设置与改革

1、建校初期的课程设置特点

建校初期医预科和本科的课程均曾参考当时美国少数最高水平的医学校的计划。三年医预科的必修课程包括：中文，两年共192学时，一半用于作文；英文，规定同上；生物，1 1/2年，共384学时，2/3用于实验室，内容包括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学，胚胎学及遗传学；数学，96学时，重点为数学分析；化学，1 1/2年，内容包括：（1）普通化学，定性和定量分析共416学时，2/3用于实验室。（2）有机化学，128学时，2/3用于实验；物理，两年，共384学时，2/3用于实验室。共有六门课。

学生读完医预科，进入本科之前仍需通过入学考试。本科生的录取，除考试成绩外，还需要参考其在预科时的学习成绩和个人的智力、兴趣和学习态度等的表现。

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协和已于1925年取消了预科，因为当时中国“各大学之科学教授进步甚速，颇有预备学生能直接考入本校者。”于是，协和根据各校实力，确认了一些学校的学生具有直接考入协和的资格。主要有：广州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长沙雅礼大学等。

建校初期，临床前期各课程主要集中于第一、二学年讲授。第二学年的第三学期设病史、物理诊断和常规化验课作为进入临床的准备，内容包括内科病理生理、问诊、物诊（眼底镜、耳镜的运用及放射诊断基础）、动物外科（创伤愈合）等。第三学年为临床各科门诊轮转见习，第四学年为病房轮转见习。第三及第四学年每周有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CPC）和临床示教，另外还有有关医德、医史、法医和医学心理学等专题讲座。

2、连续的几次课程改革——更加注重临床实习

根据学校的教学方针，在建校初期即特别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的重要性，课堂授课时间相对地少，不超过三分之一。这一方针的具体贯彻也是在实践中多次修改，使得课程的设置更加合理，具体表现为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几次课程改革。

1924年进行了第一次改革，目的在于使临床前期各科与临床有较密切的结合。改革后的课程从1924年开始实行。1927年进一步减少了课堂授课的时间，从1925~1926年约为4400学时减至每年约3900学时，目的是使学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第二和第四学年）。

1928年的更重大的改革关系到临床阶段的学习，即把原在第四学年的病房见习（Clerkship）改在第三学年，而将门诊见习改在第四学年。因此初入临床的学生先在病房见习比在门诊有利得多。门诊病人众多，医师常忙于应付，匆匆检查，观察不易细致，诊断常易错误或不全面。门诊病人常不能按规定时间来复诊追查，不利于了解病情发展和治疗效果的追随观察。由于门诊的这些特点，学生先在门诊见习，虽亦有高级主治医师辅导，仍有可能养成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关于这些问题，当时的内科主任教授狄瑞德（F.R.Dieuaide，课程改革的主持者），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详尽的论述。根据改革后的课程，临床各科的课堂讲授时间大大减少，主要是结合病例进行教学。

临床前期各科的教学强调实验室的严格训练。学生要按照《实习指导》进行实地操作，严密观察，做到以实践验证理论，加深对理论的认识。

临床采用导师制，因学生人数少，通常可有一个教授或讲师负责带一个学生，因材施教。临床各科的教学主要结合病例进行床边示教、巡诊讨论和“临床病理讨论会”（CPC）等，对各种疾病的诊断治疗的种种问题分析讨论，使学生学习并掌握辩证的临床思维方法，培养其对待病人的正确态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第三学年课堂授课时间为每天两小时，第四学年为临床示教，每天一小时。

第五学年的临床实习采取专科实习的办法。一年的实习不仅给他机会在业务上得到培养提高，同时也给了他业务以外的社会锻炼，如组织纪律性、与同事们的友好合作、对病人和对工作的责任感、独立判断和工作的能力等等。因此一年的实习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其进一步成长和发展打下良好和坚实的基础。

协和特别重视实习，协和做法的关键在于：学生在教员的指导下，对其病人负一部分责任，而同时还有研习和医护的自由。由于工作有意义，学生的地位虽然没有改变，医院也能给学生一定的任务，学生同时受医院规则和学校规则的管束。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从毕业生到住院助医的角色转换了。据考察，协和的实习生之于医院及实习生地位之于学生，其重要性，在欧洲也没有任何同类办法可比。

实习一年后，完成了八年制大学的学习，拿到医学博士的毕业文凭，取得了行医的资格，这是临床医生教育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一年的实习确实为长期从事临床专业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但这仅是初步的，还很不够，还应该接受住院医生训练。住院医师也实行24小时负责制，但具体任务不同。当时协和医院内科有十几名实习医生，但住院医师在编制上人数却很少，只有四名第一年住院医师，两名第二年住院医师，一名第三年住院医师和一名总住院医师。每年3月底以前，院方发出下学年的聘书。没有收到聘书的实习医生在值好最后一小时的班后，改到其他部门或单位工作。少数被聘为内科住院医师的实习医生，在6月30日晚上交完班。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大气，就在同一天晚上，开始在24小时负责的住院医师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了。

（四）雄厚的师资力量与优越的培养方法

1、专家教授

协和是按美国当时一流医学院的标准建立的，除了设施、管理等方面的一流外，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协和所拥有可观的一流专家教授的数量上，这也是协和“三宝”之一。校长顾临认为，一些程度较低的医学校成绩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教授人才的缺乏。对于这类学校，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人才、严格的管理，其教育质量总是很难改善的。

建校之初的1917—1921年间，就聘请了各科专家来校任教。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两大学的医学是美国著名的医学院，有许多医学专家，如约翰·霍普金斯的病理学家韦尔奇、内科学家奥斯勒、外科学家霍尔斯特德和妇科学家凯利有“四巨人”之称。霍尔斯特德曾推荐他亲手培养的优秀的住院医师泰勒为协和医院首任外科主任教授。

当治疗及诊查疾病时，经常会出现一些疑难问题，这也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素材。作为医学校的专家教授，在空余时间，利用学校的优良设备，做些研究工作，况且各科专家，汇集一堂，相互切磋，对于医学的发展大为有利。
教授的工作，不仅限于课堂讲演和实验室指导，学生本身自能凭借课本而了解课程的内容及方法。但“审查科学之精神，改革思想之动机，非仅读书所能得，必与毕生努力研究之明师宿儒讨论接触。”所以说，学校造就领袖人才，不在于学校富丽堂皇的建筑，也不在于丰富精良的设备，而在于教授的品学德望。

协和的专家教授除了授课和科研外，还参加学校周五晚间的讲座，请名家教授们作报告，这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施锡恩回忆协和每周五的讲座时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内容不局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方面。在这些讲座中，我聆听过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和我国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讲演、诗朗诵，还听过马寅初先生的演说。最有意思的是信奉基督教的协和，也为无神论者提供讲坛，还有过有关宇宙、地球形成，乃至从猿到人的进化发展的报告。所以我认为协和的学术空气也是比较自由的。当初，像协和这样的学院，每逢星期日上午有宗教活动，听牧师传道，但不强求全体师生员工都去参加。有一些神学家讲道，往往有很深的哲理，而不是随意捧出上帝来作愚昧的迷信宣传，往往还有另外一种目的，那就是学、听英语，因为所有的节目都用英语，是个学习的好机会。

正是在一批专家教授的带领下，协和成了我国西医领域许多专业的滥觞之地。妇产科病理学家麦克维教授，来中国之前，他刚刚从欧洲学习完回到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不久。著名的妇产科病理学家施罗德和迈耶都是他的老师。在中国，麦克维带领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妇产科病理学家的林崧一起开展妇产科病理学的工作。这项工作当时不仅在协和是首创，在国内也可以说是首创。

放射学在我国开展较晚。虽然在某些教会医院已较早地应用X线检查病人，但放射学作为一个专业，则是从1919年保罗·霍奇斯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创建了放射科开始的。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放射学专业。协和放射科对我国放射学的开拓、奠基和发展，长期起着巨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像这种协和具有开创之功的专业还有许多，比如公共卫生、泌尿科等等。

2、视野开阔的师资培养制度

协和对师资的培养主要有医师进修制度、国外留学制度、客座教授制度。

（1）进修教育是协和的主要任务之一，进修有不同的方式，住院医师制度是临床医生的主要进修制度。

协和从开办时起每年开设一些临床前期及临床各科的专题讲习班和短期进修班。除本校毕业生外，也招收全国各地一些兄弟院校的专业人员来协和做实习医师或助理住院医师，向他们介绍新知识和新技术，给他们以知识更新和专业提高的机会。

协和也招收少数观察员（Observer），一般为期一年。临床前期各科的进修，则通过做进修生、观察员或研究生(Research fellow)的方式参加各科的实验研究工作，时间长短不一，均不授学位。少数进修人员被本校留为正式工作人员或教学人员，多数则回其本单位或其他地方工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做出重要贡献，也有不少人成为国内许多兄弟院校、医疗卫生及科研单位的重要骨干或担任领导工作。

（2）年轻教员（临床前期及临床各科，不限于本校毕业生）在校工作三至五年，已有较好的基础之后，常可得到留学国外深造的机会。这是由学校有计划地预先安排的。每年选派的人和名额由教授会议讨论决定。被选人员可得到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较多）及欧洲（英、德、奥等国）进修一年或二年。他们分别到由学校及中华医学基金会代其预先联系好的最高学府，在名师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目的是在其已有的专业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新的知识和技术，一般不以多得一个学位为目标。他们返校后成为各自专业的医疗、教学和科研骨干前，可根据各自的条件被提升为讲师或副教授。

（3）协和既有出国留学的“派出去”制度，同时也有客座教授的“请进来”制度。他们开设讲座，把自己的专长和当代世界最新成就介绍给学生和教职工，是学生和教师科学研究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重要因素。

客座教授是协和编外教授，一般都有着较丰富的教学、科研及临床经验。其全部往返路费及在京的住宿和生活费用由协和提供。客座教授制提高了协和医学院的科研及教学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

（五）充足的教学研究资源与完善的后勤

协和的图书馆和病案室以其丰富的馆藏和完善的管理而闻名，与前面提到的“专家教授”合称协和“三宝”。

1、图书馆（图书资料）

评价一所大学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该校的图书馆馆藏资料（包括图书和杂志）的数量和质量。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自建校开始，其所藏图书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

图书馆是作为研究的预备，应该为个人的研究提供机会，藏书的丰富与否是其重要指标。藏书的内容还要新，要能反映最新的科学发展信息，足以吸引学生利用。据统计，1924-1934十年中，协和学生总数增加并不见多少，但能利用图书馆的学生数却增加了将近九倍。协和图书馆期刊的数量在民国时是全国第一的，在一本回忆华西协合的书中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该馆（指民国时期的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杂志、书籍和超过200余种的期刊，在中国医学图书馆中它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的管理采取了即便在当今也不显落伍的管理方式。图书馆采用开架式，因此阅览室和书库结合在一起，阅览室四周均排列书架，图书按分类次序摆在书架上，读者不但可以自行查找，很快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书，还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同类书的内容。因此很少有读者在目录柜查卡片，这比闭架式的图书馆要节省许多时间。它的缺点是还书时容易把书放错位置，为防止这点，馆里要求读者把书放回原处或放在阅览桌上，由工作人员按时清理桌面时放回原处。另外，工作人员每周还要检查一次书架，发现放错位置的书随时纠正。

新书采购严格把关，为了能把最新、最前沿、也最权威的医学书籍采购来，图书馆形成了自己的采购方式。购买新书要经过这样几道手续：①各科建议购买的新书，先列单交给馆长，馆长从美国医学会出版的《积累图书索引》中核对价格、出版时间和出版单位；②交图书馆委员会通过；③由图书馆做订书单；④交医学院的庶务科寄至各国代理商店购买。各种图书只买一本，若有新版本才可再买。每本新书都做一张采购片，片上记着书名、作者、版次、出版年代、价格、建议买此书者、代办商、订购日期。新书收到后登记收到日期、实付价格，随书交副馆长分类编组；帐单由馆长签字后交会计科付款；然后由副馆长分类、给主题，交编目人员编目、练习生加工后上架。（所采用的工具书有美国医学会出版的《主题表》、《作者号码表》和《分类法》。）

这种采购法很可惜现在已经很少有学校严格使用了。即便在用，范围也有限，学校也最多找各科教授建议或清单上圈选一下。商品经济的冲击，采购回扣的巨大诱惑，已使部分院校的图书采购、期刊订阅偏离了应有的方向。图书采购、期刊订阅已经成了高校腐 败的温床，盗版书唐而皇之地出现在高校图书馆的书架，昂贵且不实用的进口期刊在刊架上孤芳自赏也不再是希奇的事情。

协和图书馆在发展中历经战火，却幸运地保存下来，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门诊病历完好无损。这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松桥(Matsuha- shi)的日 本少佐的努力。此人战前曾利用过这座图书馆，深切体会到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对协和图书馆给予了保护。图书馆除了重要的西医课本外，还有在1936－1937年获得的关于传统的中医体系的丰富藏书。这些中国书籍在日 军攻击珍珠港之前已被复制在微型胶片上，至今仍珍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U.S. Library of Congress)内。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藏书后来被评估价值200万美元。甚至有一份报告称其构成了“该医学院最重要的知识财富”。

2、病案室（病案资料）

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这不仅因为它有着与这个医院同龄发展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协和病案室创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病案管理方法，为医疗、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病案资料，促进了医、教、研工作的开展。

自1921年元月建立协和第一份病案以来，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变革，这个医院至今已积累的病案总数接近200万册，其中包括住院病案46万余册。病案资料的收集和贮存，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协和的许多医务人员，通过复习和分析病案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对临宋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提高认识，再把提高了的认识上升为理论，用以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在建立病案室的初期，就考虑到病案的科学管理，主要是尽可能达到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病案资料。围绕病案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根据查找病案的各种条件，设计了系统的管理方法，这包括：1、整体制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病案系统；2、统一编号的管理方法；3、建立病人的姓名索引（按罗马拼音英文字母顺序排列；1958年改为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列），作为按病人姓名查找病案的依据；4、建立病人的入院登记，以掌握其住院情况，同时提供按入院日期查找病案的线索；5、建立出院时间查找病案的线索；6、建立疾病分类索引，根据病案记录病人所患的疾病诊断进行分类编目，（随着医学的发展，近年来分类方法有所变更，从1984年起使用的《国际疾病分类》进行编目），它是医师分析研究病案时，进行检索的主要手段；7、建立手术分类索引，根据患者所施的手术和其他医疗操作进行分类编目，这也是医师检索病案的一个重要方法。

协和病案室自己创建的这一套病案的科学管理方法，为我国近代病案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基本方法在我国不少单位至今仍被广泛沿用。协和的病案管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如今，协和病案室已经部分地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

1980年，根据协和医院60年来病案分类编目的经验，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一书，弥补了我国这一领域内的空白。北京协和医院所保存和管理的近百年的病案，包括老协和的病案，仍不失为协和医院的一种宝贵资料，为医疗、教学、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服务。

3、完善的后勤保障

协和为了保证八年制的质量，学生在协和经历近乎残酷的学习竞争的同时，学校也为学生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据协和毕业生李果珍回忆：

在协和上学，学习负担虽然特别重，可学校给准备的学习条件却很好，衣服自己不用选，由洗衣房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起来拔腿就走。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并不过分，主要是为了让学生用全部精力搞学习。

协和1932年毕业生、公共卫生专家严镜清回忆当年协和的生活时，这样描述：

记得我第一晚进入文海楼宿舍的卧室与卫生间时，我的印象是远比我在上海中学时的条件好得多，其实相当于当时美国第一流医学院的物质设备水平。我当时即有身处“象牙宝塔”的感觉。至于教学上应用的仪器设备，它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第一流的。图书馆中图书杂志数量丰富，管理科学化，阅览方便。总之，物质条件优越。

学校为了学生能有健康的身体来面对繁重的学业，在体育锻炼方面也应有尽有。学校有网球及篮球场，冬天有溜冰场，均由师生共用。多数学生平时很少体育活动。在二、三十年代每星期日及假期由学校派车将学生送往郊外风景区活动、游览和休息，以增强学生体质（此事在卢沟桥事变后取消）。宿舍环境安静，宽敞舒适，两人或单人一间。因宿舍离学校和医院很近，学生可在晚饭后回到实验室或图书馆学习。

学生从事脑力劳动，营养当然要跟上。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膳食营养，体弱者免费供给鱼肝油等以补充营养。校医对学生定期进行常规健康检查，有病可得到及时治疗并免费住院。

协和学生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与当时国内其他公、私立大学的情况相比是独一无二的，为学生安心学习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当然因此也曾受到外界批评，认为可使学生脱离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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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鉴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总结与启示

关于民国的西医高等教育，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总结：西医对于中国来讲是完全的舶来品，所以最大的收获当然是西医的开创之功，清末和民初动荡的社会环境为西医来华提供了契机，民国期间，西医教育虽历经坎坷，但毕竟从无到有，从一开始教会医院的零星授徒，到后来几乎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出现，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家自办医学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实现了西医教育的本土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

不管西医最初来华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其最终效果是有目共睹的：通过37年的坚持发展和不断探索，培养的医疗人才在数量上比民国初年有了质的飞跃（虽然在整体的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上还不容乐观），在范围上也几乎遍及全国（虽然各地区的分配布例还很不均衡）。在培养了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为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既作了人才上的储备，也积累了丰富的开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对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民国时期培养的医学教育人才现在依然活跃在医学教育第一线的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对民国医学教育的总结更多的应该是在经验、教训方面。下面便对民国时期西医高等教育对现在仍然具有的启示作用作如下总结：

1、多元办学模式的启示

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层无暇过多顾及医学教育，反而给了医学教育以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如果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来形容民国期间的医学教育决不为过。

就民国时期国内医学教育的流派来讲，经过最初的众多流派相争，最后形成了两大主要流派对垒的局面：“德日派”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俗称关外）和“英美派”天下的关内地区（并非绝对由哪一派统治）。各种院校中，既有单设的专门医科院校，也有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

从办学主体来看，存在着多种办学模式，主要的有四种：首先是最初的由传教士带来的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教会医学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其次，随着国人自主意识的觉醒，政府逐渐收回教育权开始自办西医院校，于是便产生了国内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另外，除教会办学外，后来国外政府及大财团也加入了竞争，这一类办学特点是经费充足，办学质量高，影响极大，典型代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的同济医学院；最后还有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创办的医学教育，也成为西医院校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即国内私人办医学院校。

不同的办学主体，其办学思路也不尽相同：教会及外国政府或财团在认清中国的现实的前提下，把目标定在培养医界领袖人物上，走精英教育路线，先为中国培养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再利用他们的能力扩大影响。所以，这两种类型的院校一般采取长学制模式（七到八年），招生人数相对较少；相反，其他两种类型的医校虽然也明了中国现实，但考虑自身实力，以及为了满足当时急需医疗人才的现状，大多走与国外办学互补的路线——大众教育路线，学制较短，一般五年左右，培养直接面向民众的医疗人才。它们的学制一般比较短，招生人数较多。

各种办学模式的学校，其办学特点也不尽相同，仅从学术角度讲，流派纷呈，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也使得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呈现繁荣兴旺的局面。

1949年以后，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使所有的大学都采用了统一的办学模式：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根据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也就是说，就医学院校来讲，都改为单独设立，比如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等。1952年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私立学校全部被接收为公立。比如：南通学院医科改建为公立医学院，定名苏北医学院。

单从形式上讲，整齐划一的办学模式虽然有利于统一规划管理，但也必然导致管理及发展上的僵化，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1978年以后，国门再次打开（和清末民初时的打开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种办学模式又开始出现：长学制模式的探讨；民办医学教育的出现；中外合作办学；多数医学院校又开始合并到综合性大学之下……相信这次建立在综合国力强大基础上的医学教育的“百花齐放”会带来医学教育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但也要警惕一些院校不顾自己实际情况的盲目“跟风”现象。

2、对医学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启示

中国西医教育首先在广东、上海等沿海城市出现，然后西医教育从南往北，从沿海向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逐渐发展。

整个民国期间，沿海城市的西医教育发展最快，规模也最大，先进程度也最高。但相对于中国人口总数，西医生数量还远远不够，这是不争的事实。1937年前后的英国每八百人有一医师，美国每一千人有一医师，而中国则每三万人有一医师，且分布非常不均匀，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比如上海就占22%。大城市也并非都能普及，当时的南京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中国的医师，大多被城市所吸引，宁愿在城市中挣扎生存，也不愿意到乡村去。根据1937年教育部医学教育调查统计，当时全国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独立医学院、医药、牙科学校与专修科总计33所。从地域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广州居多。

也就是说，在1937年以前的中国，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极不平衡，优秀的医学教育资源大都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以及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便意识到保存教育火种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大批院校搬迁到远离战区的地方，重庆、成都和西安成了首选。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学校纷纷迁回原地，但还有一部分院校没有回迁，比如西北医学院就以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回迁，最终落户扎根于西北，后来为西北的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民政府在战争初期做出了大批医学院校内迁的决策，虽然有所损失，但保持了医学教育的延续性，既为战争提供了一定的医疗服务，又防止了学生的流离失所。接连的战争给医学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创造了战时医学教育的新篇章：创造了适应战争需要的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取得了院校搬迁与联校办学的宝贵经验，客观上促进了医学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1949年以后，国家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各省区或新建或搬迁了一些医学院校，一定程度上使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但是在实际上，即便是到了现在的21世纪，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失衡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优秀的医学教育资源仍然集中于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依然令人堪忧，虽然许多地方也都设有各级各类医学院校，但医学教育质量亟待提高。

现在虽然条件不同了，但我们可以借鉴民国时期联校办学的思路：学校无法联合，但优秀的教学资源可以联合，优势互补。在边远地区学校之间，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学校之间都可以建立教育资源合作互补机制，互相交流、合作。同样，国内院校和国外高水平院校之间都可以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

3、西医教育模式的建立与启示

民国医学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培养模式：学生的入学考试以及在学期间的一系列考核大多表现出重视理论与实践想结合的特点；课程设置上渐趋一致；教学方法上主要是以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模式；不论学校学制长短，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办学，基本上都采用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教学与科研并重：在师资培养上个别学校的成功做法也逐渐被广泛采纳，比如导师制、住院医师制度、进修制度、出国留学、客座教授制度等。这些做法最终固定下来，形成所谓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

在当时，整个医学的发展的特点是把人作为纯生物来研究，把人体看成由各种零件组成的大机器，认为认何病都必须而且都能在人体大小零件上找出毛病，都可能在器官、细胞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或化学改变，都能找出相应的治疗手段，我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及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在过去医学人才培养中发挥了无可非议的作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原有的一些优点逐渐异化、僵化，导致现在暴露出与时代发展和21世纪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弊端：

首先，这种纯生物医学模式从指导思想来讲，具有较大片面性，它受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不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其次，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模式集中表现为应试教育的特点，评价体系是应试指标，且是静态评价，方法单一致使受教育者对知识过分记忆；教育方式采取灌输式；学生对教师讲解内容消化方式是记忆；教育结构畸轻畸重，学生综合素质较低，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另外，近些年来，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僵化，基础脱离专业，理论脱离实践的情况改善不大。课程体系沉旧，培养目标滞后，各科都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都想把学生培养成本门学科的专家，加深了有限的学习时间与无限增长的知识之间的矛盾。而且教师整体素质偏低，绝大多数教师都是从狭窄的专业模式培养出来的，习惯并拘泥于传统的学科范畴，其自身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观念不能适应新医学模式的要求。

进入21世纪，高科技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疾病谱的变化，使得新世纪对未来的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关系到现行的医学教育模式的更新，也是全球医学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相对于传统的纯生物医学模式而言，建立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教育模式已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这种医学教育模式强调把医疗对象看成活着的人，病人不仅具有生物性，而且具有社会性。不是消极被动地参与医疗活动，而是主动积极地参预医疗活动。疾病也不仅是身体的疾病，是致病因子、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环境因素参与的结果。

民国时形成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虽然现在已经弊端显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传统模式毕竟在民国及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为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核心精神还将一直发挥作用。我们现在依然可以从民国时期的高等医学教育中汲取营养，获得启示。我们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现在还要发扬民国医学教育精英们的忘我奋斗与不断创新的精神，相信在充满生机的21世纪，医学教育模式问题也会得到完满的答案，也会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医学人才。

4、要增强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启示

民国时期，许多人透过西医感受到西方文明，信服现代科学。西医既集技术与科学为一体，也集真与善于一身。透过传教医师的行医，人们能够看到迈越中医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艺背后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济世救人的慈悲心肠。在来华传教士当中，逞凶作恶者有之，为虎作伥者有之，但传教医师普遍受到人们的好评。这也是西医的威力和魅力所在——医学科学精神的感染力。可以说，医学科学的特点使医学教育本身也最具人文关怀精神。

宗教起源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追求，基督教倡导“博爱”主义，早期的医学传教工作要求传教士处处显现出基督徒的奉献与仁爱。教会医院多以“普爱”、“博爱”或“仁济”为名，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在教会医院对病人的态度上，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体现出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一般说来，传教医师特别注意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因此极力做到待病人就像客人。当病人走进医院时，首先遇见的门卫和挂号人员必须对他礼貌周到。他们是病人在医院的第一接触，他们的热情周到，很容易使病人消除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可见，西医教育来华之初是带有人文精神的，这也体现在教会医学校早期宗教课程的设置上，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国时期的宗教课程后来基本流于形式或成为学生学习外语的工具，最后被完全撤消。

整个民国时期，医学教育课程自1912年便有具体规定，后来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新课程不断出现，也陆续被列入教学计划，但对于人文课程的安排则一直没有被认真考虑过。这既和医学科学自身特点有关：专业课程科目多，学习任务繁重，也和当时的国内局势有关：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医学院校一般除医学课程外，都安排党义和军训课，有时上点中文，内容也不外乎伦理、经训和古文之类。历史课上，外国办院校一般都宣扬其本国的历史。在东北则更加严重，日 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统治，1940年派来日 本军退役大佐进驻各医校任学监，制定“校训”，每周举行一次“遥拜”和“奉读”，新设“国民道德”课，以麻痹毒化学生。总之，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设置少得可怜，医学生人文精神（Humanism）的培养效果可想而知了。

1951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有人认为当时中国政府只从经济建设的短期需要出发，滋生了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大批工科专业技术人员，而与实用技能训练无关的重要系科则被连根拔掉，由此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流失。学生在一种高度威权主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哲学的引导下被作为工具加以训练。是“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给现今国人道德精神的劣变埋下了种子。这种人文精神缺失在医学教育领域显得尤为严重，其实，这劣变的种子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埋下。从历史上寻找原因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仅仅是把责任推给历史了事，关键的是要找出解决问题之法，防止历史重演。

现在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医生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高科技诊疗手段，似乎很多病人正期待着更系统化的治疗，并开始抛弃那种完全医学化的治疗方案。医生们得时刻提醒自己：他们最终的治疗是要针对每个具体的病人，每位患者的要求必须得到重视。人文精神培养，医学生首先要了解医学的历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医学史的意义价值即包含其中）就是，现代医学是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完善，年复一年、或多或少的重要医学理论和实践积累的总和。很多刚从医学院校走出的新生经常毫不理会他所从事的医学和科学的发展进程，对于过去前辈医生所犯的错误嗤之以鼻，同时对医学和科学的发展几乎处于半盲状态。可能在外行人看来，医学史与过去和未来几乎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无论专业知识还是专业知识技能都只能存在于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都以文化素质和文化知识为基础，加强医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它的教学过程，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沟通不同学科专业的联系，拓展和加深专业教育，使医学生获得更加综合的学科知识，不断地完善个性，提高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做法是改革课程体系，构建新的教学计划。单从课程设置来看，除了医学专业课，马列和思想品德课以外，针对我国医学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的情况，应开设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辩证法、医学法学、医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并逐步纳入必修课计划。

面对21世纪生物——生理——社会医学模式，将全面主导医疗卫生实践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当代医学生不仅应有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今天，知识性的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已无可置疑，但专业知识只是做人的条件之一，而非全部。职业技能只是做人的手段，而非目的。我们的医学教育若不以人，而是以知识为本，将手段作为目的，忽视人格理想、道义境界、社会职责的培养，最终必将使人沦为知识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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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西医高等教育大事年表（1800-1949）

1805 英国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成为第一位来华医生。在广州引入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种痘法，这是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输入中国。

1820 真性霍乱(俗称吊脚痧)传入中国。

1821 汪期莲辑《瘟疫汇编》，记载苍蝇为瘟疫（霍乱）传染之媒介。天津发生疫病，寇兰皋以隔离与焚名香、嗅香药得免。

1827 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澳门眼科医院成立。

1828 北京设种痘公局。
高文晋著《外科图说》记述外科刀剪钳针等器械图式。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美国人，到达广州，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及神学院，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医药传教士。

1835 伯驾在广州十三行新荳栏街的丰泰行租屋开设眼科医局（Opthalmic Hospital），这是远东地区最早开设的教会医院。
中国第一次施行割除乳癌手术。

1836 第一次施行扁桃腺割除术，主刀医生为伯驾。
江考卿著《江氏伤科方书》用骨移植木治疗复杂骨折。
在广州，伯驾医生为林则徐治疗疝气和哮喘病建立病历，编号是6565，这是我国最早保存下来的西医病历。

1844 中国第一次施行膀胱结石手术。主刀医生为伯驾。

1844-1848  英、美以教会名义相继在澳门、厦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地设立医院和医学校等。

1847 第一本医学字典《中英文医学辞汇》出版。
中国第一次试用乙醚麻醉法，医生为伯驾。

1848 中国第一次试用氯仿麻醉法，医生为伯驾。

1851-1864 太平天国兴办医院、疗养院。
天津设保赤堂(后改名保赤牛痘局)施种牛痘。

1854 嘉约翰（Glasgow John Kerr1824-1901），医学博士兼法学博士，美国长老会教士。来华主持博济医院院务，时间长达45年，并在华首创精神病病院。

1855 中国第一个西医毕业生——黄宽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

1856 关韬任军医，为中国军队任用西医之始，是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

1860 中国第一次施行胚胎截开术。

1865 北京同文馆设科学系，其中有医学科学之研究，聘杜琼（Dudgeon）为内科学教授，这是国人自办西医教育、学习西方医学的开端。
中国湖南设牛痘局。

1866 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

1867 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

1868 中国河南设牛痘局。

1871 中国福建一带发现丝虫病(阴囊象皮肿)患者。

1872 中国第一所中西医院成立，为香港东华医院，分中西医两部分诊治疾病。

1874 关韬英年早逝。

1878 中国海关(上海、厦门)开始办理检疫。
中国第一次施行卵巢肿瘤截除手术。

1879 博济医院招收第一个医科女生入学。

1880 《西医新报》在广州发行，为我国最早之西医杂志。
文恒理（Herny W.Boone）在虹口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创设的医科，即后来的圣约翰医学院。

1881 李鸿章创北洋医学堂（最初名为医药馆，医学馆）。

1884 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西汇通”之名自此始。
中国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韵梅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学校。
佛山成立中国疯人院。

1886 教会医生的联合组织——中国博医会在上海成立。

1887 第一种英文医学杂志《博医会报》在上海发行。《中国医学杂志》创刊。

1890 中国博医会成立名词委员会。

1891 第一所女子医校——苏州女子医学校成立。

1892 中国博济医院施行第一例剖腹产术。
朱沛文著《华洋脏象约纂》，亦试图中西医学之汇通。马培之著《外科传薪集》。

1894 余景和著《外利医案汇编》并作气管切开术，抢救白喉患者。

1898 中国广州建立精神病院。
京师大学堂创办，在专门学中设立卫生学（包括医学）。

1899 广州女子医学校成立，后改名夏葛医学院。

1900 中国近代第一次进行甲状腺切除术。
丁福保（1874-1952年）1900年——1914年由日文译成之医学著作总计达六十八种，编为《丁氏医学丛书》。

1901 郑肖岩著《鼠疫约编》。

1902 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第一所军医学校——北洋军医学堂。后改为陆军军医学校。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颁布，其中钦定高等学堂之外，得附设农、工、商、医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

1903 京师大学堂设“医学实业馆”，二年后改称医学馆。
北京医学院成立。

1904 广州华南医学院成立。《医学报》创刊。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第四节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第四科为医科大学。分两门，一为医学一为药学。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
中国红十字会创办，初名万国红十字会。

1905 李平书、张竹君创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按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条例在美国注册。定医科课程为五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
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UMC），即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的前身。协和护士学校同时诞生。
“中国医药学会”成立。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正式组成。

1907 中国国民卫生会成立。
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改名为China Medical Journal。是当时中国博医学会的刊物。
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改名同济医工学堂。

1908 齐鲁大学医学院成立。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成立。

1909 第一个中国女看护钟茂丰毕业于伦敦葛氏医院。
中华护士会成立，为我国第一个护士组织。
郑豪创办广东光华医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西医医学院。
洛克菲勒根据其顾问格士（Frederick F·Gates）的建议，派出一个“东方教育考察团”。
颜福庆（1882~197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1910 华西协合大学成立。
上海设立隔避医院。

1911 第一个卫生教育组织“中华卫生教育会”成立。伍连德主持扑灭东北鼠疫大流行获得成功，伍氏担任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会议主席。
南满医学堂在沈阳建立，这是我国东北最早出现的高等医学校，
辽宁医科专门学校成立。南通学院（医科）成立。
浙江医药专科学校成立。
我国最早的牙医培养机构——俄侨第一齿科专门学校在哈尔滨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口腔医学教育机构。1923年成立俄侨第二齿科专门学校。

1912 杭州医科特别学校开幕。上海震旦大学医学校开幕。
中国第一所国立民用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汤尔和为校长。

1913 湖南雅礼医学校在长沙筹备，并开始授预备课。
中国第一部解剖法令——《解剖条例》公布。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正式成立，其董事会于1914年1月召开一次会议对中国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同意对中国医学教育进行投资。
伍连德在《中国医学教育》发表长篇备忘录。

1914 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开办湘雅医学校。
华西协合医学院创办。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设化学实习室及解剖学实习室。
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第二次中国医学教育考察团。

1915 中华医学会成立。《中华医学杂志》创刊。
天津医学校由海军部接管，改为海军医学堂。
北洋当局公布高等文官考试命令，对医科考试做了规定。
洛氏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就组织第三次医学教育考察团来我国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1916 河北医学院成立。

1917 北京同仁医院牙科训练班开学。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收回国人自办，定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
华西协合医学院成立了牙科学系，1921年，该系上升为牙科学院.。

1918 上海同德医学校成立。

1919 北京中央防疫处成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保罗·霍奇斯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创建了放射科。

1920 中国解剖及人类学会成立。北平协和女子医学校成立。

1921 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成立。
江西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1922 “壬戌学制”又称“1922学制”或“新学制”颁布，医科规定至少5年
中国教育委员会报告指出：“促进女子医学教育，不但保持固有之女子医学院，而使女子在男女同学之医学校有同等机会”。
在瑞士的日内瓦国际护士会召开会议，正式接纳中华护士会为第十一名会员国。将“Nurse”一词译定为“护士。

1919-1924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

1923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改建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是我国最早改为六年制的医学校。
兰安生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这是中国医学教育历史上第一次有专为医学院本科学生教授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开端。

1924 上海女子医学院成立。
陈克恢肯定麻黄素的止喘功能，并小量提取。

1925 林可胜由美国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成为该校第一位生理学教授。
兰安生教授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

1926 中国生理学会成立。伍连德肺鼠疫论文发表。
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东南医学院成立。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成立。
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

1927 广州第一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
中央大学医学院在上诲成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成立。

1928 河南大学医学院成立。

1929 教育部、卫生部联合组织医学教育委员会。
公布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部组织法，同时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药师暂行条例及医院、药商，麻醉品等管理规则等。
上海中法大学及济南齐鲁大学医学校、药学校开学。

12月2日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1930 中国海港检疫处建立。政府公布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等。
医学教育委员会决议：医学院为高中毕业后6年；医学专科学校为高中毕业后学习4年。
私立同德医学院成立。

1931 云南军医学校成立。
上海医学院创办学术性刊物《医学》（季刊），后因战事而停刊。1936年4月，重新创办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季刊》。
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

1932 中华医学会与博医学会合并为中华医学会，有会员1200人。中华医学会杂志刊行。王吉民、伍连德合编《中国医史》(英文版)出版。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成立于上海，同年教育部规定国内各大学及专门以上的医学校，法医列为医科必修课，中国法医教育自此奠定基础。

1934 国家麻醉药品管理处建立。

1935 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成立。上海成立生育控制病房。
教育部颁行“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

1936 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
中山医院落成。
夏葛医学院将全部设备移交给岭南大学，自此夏葛医学院不复存在。
出台《指定各医学院办理医学师资进修办法》。

1938 1938年至1946年间，处于敌占区的四所基督教会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燕京大学，相继迁到华西坝复校，与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共同在一个校园里上课，极一时之盛。
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
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1939 白求恩医生逝世于河北省完县。
原北平大学医学院独立，称国立西北医学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从1939年开始组织学生赴日修学旅行。

1942 日 本侵略者对美英等国家在华创办的学校——北平协和医学院、北平燕京大学予以封闭。

1943 省立湖北医学院成立。

1945 日 本帝国主义销毁在东北的细菌制造所，引起鼠疫再次发生。

1946 满州医科大学改为沈阳医学院。

1947 中华医学会成为世界医学会组织成员。圣约翰大学向国民党政府立案。
东北鼠疫流行。
协和医学院复校。

1948 《大众医学》创刊发行。

1949 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历史的回顾——关于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历程
朱九思

Ruth Hayhoe(女，中文名许美德)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1992年5月，Hayhoe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访问，作者应她的请求，与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谈话。主要谈“文革”后期到1984年底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但也涉及“文革”前“十七年”的主要问题，从这一点上说，这篇谈话基本上是作者对1953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办学历程的总回顾。

Hayhoe教授请我谈一谈在华中工学院办学的一些情况。今天就着重谈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1984年底我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先声明两点：一是既然要谈想法和做法，就要用第一人称，较多地谈到自己，但这绝不是夸耀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包括我过去熟识的一些战友，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办学的一些做法，当时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军代表一把手主要负责人刘崑山同志都是赞成和支持的。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就这一点说，应该肯定刘崑山同志对于那一时期我们学校的工作是有功劳的。二是我们现在来研究历史，总要谈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应该离开过去的历史条件，用现在的观点来苛求于过去，甚至否定过去。过去高等教育成绩很大，培养了千百万人才。如果不是这样，我国几十年来成绩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下面就开始谈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

“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解放干部。我于1970年6月被“解放”，从当时搞“斗批改”的咸宁县马桥镇回到学校。当时没有多少工作，非常清闲，校园也非常安静，很自然就想得很多。当时想的也并不系统，现在归纳起来，有下面一些内容。

（一）毛泽东的两句话引起的思考

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见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我想毛主席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看来是有人认为不要办大学了。1969年底，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师生职工都搬到咸宁县去搞“斗、批、改”，就有人猜测，今后这所大学可能不办了。据说当时国家某一个部的一个单位，就曾打算搬到我们学校来。武汉市的一个工厂(武汉市半导体厂)就已经搬到学校里来了。搬来的时候还说由学校和武汉市共管，是为了便于教学实习。搬进来以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来学校占了一栋大楼、一栋宿舍，还有食堂等。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讲这两句话，我当然感到很重要，使我们看到了曙光。

1971年3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到会的主要是一些大学的负责人。我们学校，当时刘崑山确定我和赵旭(军宣队的一位副指挥长)两人去参加会议，并且指定我负责。这个会议的规模较大，大约有600人，中央各个业务部门都有人参加。会议拖拖拉拉开了3个月。会上，四机部等部门的人来找我，希望我们学校设置一些新专业，当时提出来的有激光、无线电通信等七八个专业，还有一机部提出要设置光学仪器专业。总共提出要我们设置10个新专业。这就说明，大学还是有用的。我们是来者不拒，当场就决定办。当时接受办这么多新专业的，只有我们学校。回到学校以后，刘崑山同志很支持。他只提出办雷达专业不容易，需要军用设备，对其他专业，他都同意。所以，除去雷达专业未办，其余9个专业我们都办了。当时也不像现在，办专业上面没有怎么管，不要报请审批。

（二）院系调整引起的思考

“文革”中对学习苏联破除了迷信，开始是有所怀疑，后来，怀疑的成分增加了。

我想，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2年以后，为什么要学习苏联?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从教育科学来看，找不出原因。在当时情况下，政治上的原因是主要的，但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又想，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对不对?我认为，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说一部分对，是因为当时全国205所大学中，私立大学不少，办得好的只有极少数，如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办的，办得很好。在抗日时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但是多数私立大学办得不怎么好，少数办得很差。如中华大学，就在武昌粮道街，当时人们是瞧不起的。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各省办的大学，有些办得还好，有些办得也不怎么样。还有21所教会大学，教学质量一般还比较好。例如武汉有一个华中大学，规模很小，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办得不错，后来调整到华中师范学院，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前身的一部分。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圣约翰大学等，都是办得比较好的。但是这些大学毕竟是教会办的。因此，这3类学校在当时情况下须要调整。说一部分不对，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如能冷静考虑，是可以不调整的。当时国立大学很少，全国不过十几所，而且都办得不错。1952年调整时，这些大学本身都应该保留。例如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以后，办得很有生气，很有影响。院系调整时，为什么要把北京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分开独立出去，以至于把生物系和农学、医学分开呢?我看这样做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大可不必。又如，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主持下，办得也很好，但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却被肢解了，理科、文科调整到了北大，清华变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有什么理由?直到现在，清华许多老校友和在校的许多老教师，对此意见很大。

据说，清华的校史现在只写到1949年，以后的尚未写，因为很难写。前几年，清华已开始重新办理科和文科，但是要办到过去那样的水平，谈何容易？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办得很好。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由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三位校长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蒋梦麟、张伯苓经常不在学校，日常校务工作主要靠梅贻琦主持，在当时艰苦情况下，很不容易。再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当校长，办得很有特色。原来浙大的校长是郭任远，因为“一二·九”时镇压学生运动，被学生轰得待不下去了。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他很重视浙大，特邀竺可桢出任校长。竺可桢原在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主任(所长)，蒋介石要他当浙大校长，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拨足经费，要允许他自主地聘请教员，蒋介石都答应了。竺可桢主持浙大工作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由于敌人进犯，在竺可桢带领下，浙大硬是搬迁四次，师生上千人长途跋涉，最后到了贵州才安顿下来，十分艰苦。就大学说，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有个电影《流亡大学》，就是描写浙大搬迁的故事。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团结了一批教师，保存了浙大的元气，而且越办越好。像浙大这样的大学，本来应该保留下来，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理科和文科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所以前几年复旦得到重点投资，浙大没得到，浙大的同志们有意见。除去北大、清华、浙大，当时的国立大学还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南京大学(即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总共不过十几所。院系调整时一刀切，以致全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关于专业的口径太窄，当时还没有想到。还有学习苏联的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学校没有自主权，教学计划就是法律，过分集中，在“文革”后期也还未考虑到。至于我们当时办那么多新专业，是由于“文革”中的混乱状态，上面没有人管。

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我是认同的。但是如果不经过院系调整，而通过行政办法也是可以解决的。1956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就是一个例子。

50年代前期，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正是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当时中央文委和高教部负责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意思是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是不先进的经验，还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句话完全正确，讲得也比较多。但是，话虽这样讲，而在实际工作上几乎是全部照搬。特别是我们工科院校，是百分之百地照搬。通过院系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乃至于教材等，文科、理科我不清楚，工科可以说是完全照搬。到1958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大跃进”，虽然主要是指经济工作，但也波及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实行“教育革命”。当时提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的意图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摸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但在“大跃进”过程中，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对头，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事与愿违，因此1961年、1962年进行调整。尽管“大跃进”做得不对头，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了明确的结论，但是就破除苏联的框框、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一个愿望来说，却是好的。例如当时有一部分高教部直属的工科院校，包括我们学校在内，办了一些理科专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用教育科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对的，因为理和工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把新设的专业包含理科专业停办了。当然办过了头的应该停办，但是也要区别对待，已经办起来的非常少的理科专业就不一定停办。而当时却一律停办，说到底还是受全盘学习苏联的思想所支配。在高教部原来所属学校中，只有一个学校没有停办，就是浙江大学。浙大和我们一样，原来都是高教部直属学校。到1958年，在“大跃进”气氛下，把很多原来高教部直接管的院校下放到省管。但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又收回去，还是由高教部直接管。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浙江省副省长周荣鑫兼任，于是由省出面，坚持浙大仍由省里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办的6个理科专业没有停办。因此在我们这种类型的工科院校中，现在理科专业办得最强的算浙江大学，因为它时间长。这虽是历史上的个别事件，但很能说明问题。

杨秀峰同志1983年去世，就在两三年前，不知谁编了一本《杨秀峰教育文集》正式出版，是他当部长时的一些讲话。我从报上看到对这个文集的介绍，其中突出了这样一点，说杨秀峰在1949年之后，特别在1952年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最主要的是主张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觉得这篇介绍说过了头。不错，那些话是他讲的，而且一再地讲，但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在他生前，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身后出这样一本教育文集当然很好。但是作为我们了解历史情况的人看了以后，觉得不一定要这样介绍。当然这绝不能责怪杨秀峰以及其他有关的负责人，前面已经讲了，当时之所以全面学习苏联，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而在那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出现那种情况，也许是奇怪的。

这件事使我联想到北京大学有位老教授，1987年以九十高龄去世的曹靖华。他20年代初期与末期，两次去苏联留学，所以不但俄语很好，而且对苏联文学造诣很深，对苏联国情也很了解。他与鲁迅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正是他，1936年通过鲁迅转告上海有关的共产党员，将著名共产党员女作家丁玲，从南京国民党政府监视控制的苦海里拯救出来。他50年代担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期间，针对当时照搬苏联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的情况，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北京大学，不是苏联人，不是莫斯科大学，也不是基辅大学，应该考虑中国的需要与实际。”这些话讲得多好啊!这是一种科学态度，对就对，有问题就有问题，不那么含含糊糊的。当然苏联的高等教育也有某些优点，例如对实践性环节就很重视，问题是不应全盘照抄。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有个讲话。这时正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改造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定的方针、路线都是正确的。当时毛主席听取了国务院所属、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几十个部的工作汇报，然后在1956年4月25日做了一次讲话，后来给加上题目，叫《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紧接着他又说：“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的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些话不用解释，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在1952年，不仅高等教育照搬照抄苏联的，连中小学也是如此。苏联规定小学生7周岁才能入学，本来我国传统，不说是6周岁，5周岁就可以入学。这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习惯叫“虚岁数”，5岁就算6岁。苏联小学是5年一贯制，我们也把6年改成5年。诸如此类照搬，后来特别是“文革”后，7周岁入学才打破了。说来也很有意思，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不久，他倒是做了个决定，把7岁入学改成6岁入学。

（三）出国之方向引起的思考

对我影响较大的是1979年教育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由教科文出钱，我们国家派两个高等教育考察团出国访问，一个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一个到西欧的西德、英国可能还有法国。我参加的是访问美、加、日3国的团，指定由我负责，一共5人。3月16日从北京起飞，5月底回到北京，一共是两个半月。其中在美国待的时间最长，37天；在加拿大17天；日本19天。

到3个国家访问之后，对我思想上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并重，结合得很好。当然还有个社会服务，但特别是教学与科研结合得很好，结果是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都高，甚至很高，这个印象很突出。当然，就我国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中已开始重视科研。苏联的大学以教学为主，因此我们学苏联也是以教学为主，50年代前期对科研几乎是不闻不问，但1958年突破了这一点。一些学校，特别是我们这类学校觉得很有必要搞科研。这时高教部也觉得大学应该搞科研。1959年，当时副部长蒋南翔同志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小型科学研究方面的会，说不搞不对，但毕竟还是刚刚起步。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8月上旬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到会的是教育界的15名教授、科学院系统的15名研究员，开了几天座谈会，最后邓小平同志讲话。其中有一点讲到，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学，必须是两个中心，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非常明确。同时，1972年以后，我们也大抓了科研工作。尽管如此，出去一看，感受就大不一样。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学，教学和科研结合得很紧，不仅对大学的提高好处很大，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特别是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点，就是不像我国学习苏联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

现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研究机构有一百几十个，遍布全国。

在这些国家中，尽管国防部门和其他某些部门以及少数大的企业里有些研究机构，但国家的基础研究和若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还是放在大学。特别像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把大量经费给一些办得好的大学，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的研究，作用非常之大。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验室，也是国家给钱，由大学管。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规模很大，全部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投资，由学校负责。又如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规模也很大，全部是国家有关部门投资，交给学校管，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水平提高了，培养出的人的水平也高了，也解决了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集中起来使整个国家的国力强大了，形成良性循环。但是，我国学苏联分成两个体系，既办了许多大学，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分散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不合理。这就是访问以后第一个突出的感受。

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综合性的。出访之前，对美国少数著名大学的历史已有所了解。访问37天，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们开始建立时，一般都不是综合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学科很少。像麻省理工学院，1861年建立时，办的是机械学科，只有15个学生，后来逐步发展，增加学科。1930年学校董事会聘请物理学家康普顿担任院长以后，开始办理科，也重视文科。他任院长将近20年，把学校办得大有名气。基里安原任副院长，是学工的出身，1948年接任院长，又进一步加强文科，把学校办得更好。又如美国的许多州立大学，特别是1862年《赠地法案》通过以后的土地赠予大学，开始创办时一般都是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二是机械。

有一所大学，就是得克萨斯大学，尽管现在已是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大学，但还是用100多年前古老的名字，叫“得克萨斯农业与工程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美国一般知名大学这种从小到大、从单科或者学科门类很少到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过程，归根结底，反映了美国整个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当中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给我的第二个突出的印象。

特别是在日本期间，我们访问了东京工业大学，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工业大学，也是国立的。访问时校长介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京工业大学完全是工科，但二战结束以后，开始办理科。为什么?因为需要，感觉到只办工科不办理科，不论是对国家的需要还是对学校的发展，都不适应。他介绍以后，我说我们的情况跟他们相反，原来理科和工科结合在一起，现在倒是起了变化，1952年以后理和工分家了。因为我们是工科院校，所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也可以说受了一种刺激。这就是在我思想上发生影响的第三点。

（四）中学教育给我的影响

这个说起来似乎很有点奇怪，但我反复考虑后觉得并不奇怪。尽管在大学工作了30多年，但青少年时代所受的中学教育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对我“文革”结束前后办大学的思想影响更大。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所在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我是江苏扬州人，学校叫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这个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就是说，北方办得最好的中学是张伯苓办的南开中学，南方就是我的母校。我在这个学校受了6年教育。这个学校也有不少扬州以外的学生，主要是江苏省内的。但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谢义炳，湖南人，他竟来扬州中学读高中。他还健在，是北大的教授，也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个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学校的校长叫周厚枢，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是学化工的。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但聘本地的，还从江苏的南部聘请，因为不论是经济上、文化上，长江以南比江北要好，比较发达。第二，课程设置有特点，首先是文理并重。现在中学重理轻文，使学生容易形成偏废，很不好。尽管我们那时考大学报工科的比较多，因为有个饭碗问题，扬州中学毕业生也不例外，但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文理并重。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但中外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内容很充实。相比之下，现在中学史地课的内容相当单薄，学生又偏科，从长远看，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设置的另一个特点，概括地讲，就是比较丰富。例如英语，各校都一样，但校长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叫叶长青，苏州人，燕京大学毕业，除教普通英语外，他又提出要开“英语修辞学”，校长同意，讲得非常好。其实这是大学英语系的课，但是我们中学竟然安排了。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开出这3门独立的课程，在一般中学很少，因为既要增加课时，又要有教师讲。但我们这个中学每门课讲一个学期。虽然学时很少，每周只讲两堂课，但硬是3门课独立。

此外，生理卫生课学1年，讲的还要多。我们都是青年人，生理方面很多知识不懂，学1年，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懂得很多生理上的基本知识。这位教师叫朱白吾，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课也讲得好，连男女生殖器官都讲，有点接近于现在人们倡导的性教育。他严肃地讲，同学们也严肃地听，绝不在课后借此开玩笑。这也说明学校的风气很好。再如，在高三，数理化除去基本课以外，还设选修科。这在中学也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很少很少。另外，用英文教材，从初中三年级就开始用英文教材。我们中学不是教会学校，但在初三时就用英文原版教材《立体几何》，高中数理化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英文版教材。这对于英语的巩固和提高好处极大。另外，学校走廊上张贴报纸给大家看，除中文报纸，还有一份英文报纸，是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下课后我们在那里看看，哪怕看看标题也好，总能增加一些有关词汇嘛。学校很重视实验，这在中学是应该的，但当时限于财力，不少中学是困难的。不仅要房子，更要有基本的设备，于是就难了。我们开始在大楼里做物理、化学实验，后来专门盖了一幢房子，前面是科学馆，和后面的礼堂连在一起，叫“树人堂”。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时盖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很不简单，很有点气魄。前面的科学馆是四层楼，除去物理、化学实验室，又增加了生物实验室。学校也重视图书馆。当然用大学的眼光来要求中学是不现实的，但相对而言，学校还是重视图书馆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课外的书，喜欢看中外小说，自己买没那么多钱，图书馆有。还有其他的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丛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买来也很花钱，但学校有。现在我的母校还是办得不错，七八年前又盖了新的实验楼。

今年是我的母校建校九十周年，正在盖图书馆，政府给100万元，学校还想再好一点，要花120万，差的20万元向校友募捐。学校也很重视体育，体育教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就到外地聘请，初中、高中的体育老师都是外地的。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某县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大礼堂主席台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音乐老师李崇祜是20年代从事中等教育的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正因为有如此种种情况，1930年从扬州中学毕业的胡乔木同志(那时名叫胡鼎新)去年11月的题词是：“扬州中学，我亲爱的母校，我青春的摇篮，愿你永葆美妙的青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发扬光荣的传统。”

我们的校长还很有些想法，1931年，他又办了土木工程科。一个普通中学办土木工程科，现在并不奇怪，类似职业高中的做法。但那时中学办土木工程科，恐怕是全国唯一的。而且教师也请得好，办得不错。现在我的家乡有个扬州工学院，机、电、土木都有，但办得最好的是土木工程系，因为它的老底子就是当年扬中的土木工程科。现在我们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是扬州人，他高中时代就是这个土木工程科的学生，1991年12月，他为扬州中学的题词是：“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此外，我的母校1935年接受国立同济大学的委托，办了普通科德语班，毕业后可直升同济。1937年，又办了机电工程科。

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但负担并不感到重，还看了很多课外的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考试前当然要准备，但并不很紧张，原因就在于教师教得好，加上实验等措施，教学质量是高的。每年高中毕业3个班150人左右，少数人跟我一样，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考大学，找工作做。大多数都考大学，全部是国立大学。报考私立大学只有一家，就是南开大学，对其他大学根本看不起。教会大学因收费很高，一般不去。我1935年在扬中毕业后，通过熟人在浙江大学找了个工作，当职员。到1936年春，哥哥来信，说你当小职员不是办法，还是考大学，哪怕家里喝稀饭也供给你读大学。于是这年6月，我把铺盖一卷，离开了浙大，就是说不准备再回到浙江大学干了，丝毫没想到万一考不取怎么办。当时找工作也并不那么容易，但无形中认为这不成其为问题，考大学一定会成功。这在我们学校形成了一种风气，只要考大学没有不成功的，就是这么一种程度。那时考武汉大学也并不简单，各科考试科目与考题完全一样，平均是5个取1个。这不是讲我个人如何如何，而是讲我很幸运地进了那么一所中学，学校的学风和教学质量就是那样好。正由于我有那么一段难忘的中学时代，这就不能不使我回忆起往事，并且联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那是一所中学，现在办大学，而大学的条件，要比中学优越得多，几十年前，可以把一所中学办得那样好，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把一所大学办好呢?我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提出一些办学的做法，无疑受到某些大学的影响，受到去国外访问的影响，但确实也有当年扬州中学的影响。可以说，长期潜伏在我思想深处的扬州中学是我的第一个榜样。

下面谈一谈做法，主要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一直到1984年底离开校长岗位之前，这段时间内的一些做法。

（一）扩大与加强教师队伍

一个学校要办好，教师队伍很重要。一个中学或是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如果不懂得教师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办学校，当然也办不好学校。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元培1917年到北大当校长，为什么能在短短的7年当中把一个相当腐败的旧北大改造过来呢?有多方面原因，譬如说教育方针很重要，但他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聘请了一批好的教师。同样，张伯苓办南开中学、办南开大学，私立学校要聘请比较好的教师，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经费问题，聘请好教师。竺可桢也是如此。至于说清华大学，有其独特的历史，是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因此，第一钱多，第二清华早年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在美国的留学生多，回来后有些就在清华教书。这一点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哪一个学校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是，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当年的处境并不如清华，他们之所以能把学校办好，尽管有各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就是聘请了一批好教师。

从“文革”后期开始，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地充实教师队伍，我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从1973年开始，特别是“文革”之后，从外面引进教师。当时知识分子不被重视，因此从校外找教师比较容易。

第二个措施是“文革”一结束，就办了一个“回炉班”，将“文革”中没有学满5年毕业的一批学生，特别是1968—1970年毕业的，5年只学了两三年，甚至只学了1年，仍然发了大学文凭，但实际业务知识并没有达到毕业的程度，让他们回校再读2年，好像把一个烧饼再放到炉子里重新加一加温，所以叫“回炉班”。这倒不是来自上面的通知，是我们自己定的。那时上面不管，我们就自己干。来这个班学习的大约有200人，我们的目的是想从中留一批教师。其他学校是否有这个做法，我没调查，可能有也不多。后来我们留下来其中大约一半的人。那一时期，“文革”中没有读完5年的学生，在毕业时，留了200多人当教师，后来也集中补课2年多，再加上留下“回炉班”的一批人，这就有利于教师在年龄上有了连续性。

第三个办法是“文革”后期，按全国统一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办了5届。也是为了年龄的衔接，工农兵学员每届毕业都留了一定的数量，既注意政治条件，确实也壮着胆子注意业务条件。留下的这批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不少人已在搞党政工作，仍在教研室搞业务的也不错。这批人中，过去10年有些到外国去学习，也很不错。我们留下的一批工农兵学员虽然比较好，但在“文革”中所受教育很不够。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特定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文革”后就将他们集中起来补课，进一步培养提高。

1977年恢复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的招生制度，77、78级这两届学生很不错，毕业时我们下决心多留了一些。这批人有的下过乡、当过工人、当过兵等等，经受了锻炼，学习也不错。79、80级这两届又继续留了一些，这样我们的教师队伍就不断扩大了。究竟从外面调进来多少人，我没有要人事部门统计过，只能这样估计，“文革”开始全校教师是1100人左右，到1984年教师已达2600人。除了从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77级以后留校的和原有教师中调走和去世的，大约从四面八方调进600多人。从全国来看，可能只有我们一个学校这样做。

在扩大教师队伍的同时，大力抓教师的培养提高，要求教师补外语、补数学。“文革”后，很多教师到图书馆看外文期刊有困难，一是外语差，二是人家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看不懂。所以号召大家尽可能参加补课。同时，把留校的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集中起来，主要加强基础，补数学、物理，进行了2年。从1980年开始，每年暑假期间，聘请十几名外籍语言教师(大多数是英语，还有两三名日、德语教师)，集中办教师外语学习班。教师的外语有了提高，就想办法派出国学习。从1979年开始尽量往外派，派教授、副教授出去当访问学者，讲师、助教也可以出去短期进修，或者去读学位。我在位那几年，从教育部外事局了解到我校派出的人数在各高校中是较多的。为了提高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还给些特殊照顾，给资料室多拨点钱，多买点外文书刊。英文的《中国日报》我看很不错，词汇很丰富，特别是有些新出现的单词字典上找不到，报上经常出现，光靠教材是无法知道的，于是给每个英语教师订一份《中国日报》。那时财务部门有点意见，觉得有些浪费，我装着没有听见，花这点钱非常有限，但对教师帮助很大。

第三个措施是职称的评议。国外叫学衔，“文革”前就停了，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要不得。“文革”后恢复，但是怎样评呢?我觉得胆子要大一点。“文革”后有些同志心有余悸，因为“文革”很厉害，心里很怕，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思想顾虑不可能。比如，1977年开班让中老年教师补外语、数学，当时我们党委有一位副书记就说这件事是不是晚一点，做早了目标太大。职称评议我主张胆子大一点，因为中断了十几年，积压了很多问题，如果不在原则范围内多提一点就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样做校内没有什么意见，但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很大，同全国各地一比就议论，说我们把副教授提多了(教授要经过全省评定)。他们打电话问北京、上海，你那里教授、副教授提了多少，问得很具体。又说武汉这里，哪怕是重点大学，也不能超过北京、上海。我觉得，武汉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而不按自己的情况办事呢?我认为不能让步。事实证明，当时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最近杨叔子当选为学部委员，他在很多场合都讲，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部委员，当然最主要的是学术水平要高，但职称也很有关系，“文革”后1978年，第一批就将他从讲师提为副教授，1980年(他47岁)紧接着就提为教授(按一般规定，要隔5年才能提教授)，这对他成为学部委员也是起作用的，因为提升教授以后，在外面参加学术活动所起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上面这些做法得到以下几点好处：第一，适应了学校发展的需要。那几年，学校发展相当快，专业增加很多，学生人数也增加了，特别是还有些新的学科，如不增加教师怎么能适应需要呢?第二，基本上解决了“断层”问题，补充了一批30到40岁的教师，这在有些学校很严重。第三，对避免近亲繁殖起了点微弱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的重点大学，都是留自己培养的人，近亲繁殖现象很严重，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影响虽然微弱，事实证明有些好处，有些中年教师很不错，是从外面调进来的。去年评职称，年龄在45岁以下破格提为教授的有10人，其中有几人就是当年从校外调进来的。如计算机系研究数据库的冯玉才，现在在国内已处于第一流地位，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又如图像识别研究所的李德华，是武大数学系毕业的；低温工程的带头人郭方中，现在是教授，当年是哈工大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就是过去调进来的，现已50多岁；计算机科学教研室主任黄文奇，现在54岁，北大毕业的，研究成果水平高，我鼓励他申请博士点。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文革”后期，武汉机械学院的一部分与我校合并，大约来了六七十位教师。

（二）增加新专业，改造学科结构，使学校转变为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

“文革”开始，1966年学校共设有18个专业。从“文革”后期到80年代初，先后三次增设新专业。第一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增设了9个专业；到“文革”结束以前，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从武汉机械学院合并过来的制冷、压缩机和焊接3个专业。第二次是1978年到1980年，增设了系统工程、生物工程、建筑学、建筑结构、物资管理、工业管理等专业。第三次是1980年以后陆续增设的文、理科，因不是工程性专业，很费周折，大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来之不易。另一方面，“文革”结束不久，停办了2个专业，即电真空专业和电器专业。原因是电真空已落后，已经到了集成电路时代，电子管只有范围很窄的特殊用途；电器专业面太窄。这2个专业的教师大部分转到激光。现在激光专业的李再光、丘军林原是电器专业的，李适民原是电真空专业的。加上那几年调进的教师特别是物理教师有少数人安排在激光，这就使激光专业的力量大大增强。另一个变化是将自控专业和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合并，这2个专业有很多共同点。后来因教师之间有意见，1986年又分开了，这种做法不一定好，也是积习难改。到1984年12月我不任校长时，全校有51个专业，比“文革”开始时增加了183%。专业数增加了，结构上呈现综合化。

办文科和理科难度较大，除去调进一些教师，还采取其他办法。如数学系，当时请吉林大学的徐利治教授来兼任系主任，作为学术带头人。又如中文系，带头人严学宭，是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1980年主动找我谈办中国语言学科，我很赞成，建立了中国语言研究所，后来发展成汉语言文学专业，建立了中文系。如没有严学宭教授带头，那比办数学系还难。数学系原来还有一批中老年教师，中文系是一点底子也没有。严教授已于去年底以81岁的高龄去世了。建筑学是一个既古老又特殊的学科，我国历来把它划在工科类，很不恰当。我看它是一个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很不好办。为办好建筑学系，除调进黄兰谷和其他一些教师，又请清华的周卜颐教授来兼任系主任，请黄康宇、蔡德庄、童鹤龄、张良皋等几位老先生和清华的美术老教师华宜玉来兼职。为办好文科和理科，第二个办法是80年代初期办了一些文、理科方面的刊物，想借此与学术界建立关系，一共办了9种刊物，包括《新建筑》和《高等教育研究》在内，得到外界的许多帮助。

（三）在困难情况下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

当时是“文革”结束前后的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紧张，但还得想办法改善办学条件。首先是实验室，值得谈的有这么几点：一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系，船舶设计与制造是基本专业，需做船模试验，要建一个船模试验水池。我们在“文革”前就想建船池，到“文革”后期感到不建不行了，于是下决心建。我们的船池175米长、6米宽、5米深，终于建成，比较实用。再一个是计算机，我们一直没有。买进口的没外汇，又很贵。当时国内只有一种型号叫做“121”的过了关，是贵州凯里某厂生产的，售价40多万元。但用的不是集成电路，而是晶体管，很快就要过时。尽管如此，老等着也不行，还是咬紧牙关买。有了这台机子，我们的教师就有了用武之地。大约到1982、1983年，大家都不愿用这台机子了，因为速度太慢。我建议保留下来，让后人了解历史，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后因房子不够，拆了，很遗憾。另外，花了18万元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电子显微镜，还是没有外汇，买不起国外的，只好买这台唯一的国产试制品。还有一件事，前面说了，1979年出国访问，在美国访问快结束以前，住在纽约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总部。一算账，教科文给我们的25000美元只花了不到10000美元，估计到加拿大和日本也不会超过10000美元。大家商量，用节余的钱，买3台微处理机，每个学校1台，很高兴，总算有了微型计算机。我生怕放在箱子里压坏了，就提在手上，从美国一直提到加拿大、日本和北京。回来给有关教师一看，才知道不是正规的微型计算机，是简单的单板机。回过头来看这是笑话，但当时就是如此困窘。现在大不一样了，全校已有微型计算机将近1000台，大多数是用科研经费买的。另外1980年有一个新的机遇，我们与国家物资总局建立了协作关系，建立物资管理专业，为他们培养学生，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为他们培训在职干部，作为专修科学3年，都不收费，条件是希望物资总局给一笔钱，我们从国外买一台性能较好的小型计算机。他们同意，问要多少钱。一天晚上，我特地挂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计算机研究的李凡教授请教，因为他父亲在武汉大学是我的老师。他很内行，建议买美国有名的数字设备公司(简称DEC)的PDP11小型计算机，35万美元一台。物资总局给了100万元人民币，我们请省里支持，将这笔钱换成35万美元，买了一台PDP11小型计算机，真是如获至宝。

第二个办学条件是图书馆。如果办大学只懂得找教师、建实验室，而不懂得图书馆的重要性，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我看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斯坦福大学》一书，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动。1884年斯坦福未满16岁的儿子去世了，为了怀念他的儿子，斯坦福办了以他儿子名字命名的大学，我国习惯上称之为斯坦福大学。不久，斯坦福本人也去世了。尽管有一大片土地，斯坦福生前说过不准卖，那时也没有想到将土地出租，经费困难。为解决图书馆买书的经费，斯坦福夫人将自己的首饰变卖，真了不起。尽管“文革”以后那几年，经费紧张，但为了办好图书馆，图书经费还是逐年增加。到1984年，图书馆经费占学校总预算的5%左右，特别注意购买外文杂志和外文科技书，因为经“文革”10年，对国外的情况很生疏。国家规定，买国外书刊都要经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国家给它一笔外汇，各单位只需付给总公司人民币，所以经费有一大半给了总公司，买外文书刊。1980年成立湖北省外文书店，开幕时，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一位副总经理，他在会上讲话，说全国大学买外文书刊最多的，一是北京大学，二是华中工学院。我们感到这样做对教师帮助很大。我们新办的数量经济学专业，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问林少宫有何要求，他说要订5种国外刊物。国家规定，订国外刊物每年只能递增3%，这时我们的递增数已经满了，正好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2位工作人员，我跟他们说明新办专业的需要。他们很帮忙，不经过省里这道关，直接由总公司给我们增加5种。中国有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信息就等于“无米之炊”。另一个例子是王君健，原来教材料力学，后来教流体力学，1979年开始改行搞生物工程，头几年是生物力学，最近几年彻底改行搞生物技术。他很用功，天天到图书馆看这方面的书，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很满意，想看的书图书馆都买来了。他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却很少为人所知。生物工程系也是全校最小的系，只有100名左右大学生、十几名研究生、20多位教师。他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他是非常认真地在那里干，看得很远。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他说他从事的学科再过几年才能有所冒尖，对国家建设事业真正起作用。所以，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人，对他就毫无兴趣了。

第三个办学条件是盖房子。那几年，盖房子经费很困难。但人员增加了，总得有地方住。现在我校东区有一批房子是两层楼平顶房，很不好看，因为是平房改建的。那时基建计划控制很严，但改建房屋可以不算计划，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概是1979年，盖房子差50万元，只好找湖北省财政局局长韩鸿儒，请他帮助向银行说句话，借50万元。现在看50万元不在话下，但当时却是一道难关，而且不解决不行。

（四）大搞科学研究

1971年，学校的大批教师干部还在咸宁的向阳湖边办农场。1972年99%的人回校了，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但教学任务不多，许多教师没有具体工作，有时间搞科研。我们也认为应该搞科研。另一方面，从外界情况看，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原来直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文革”期间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全部处于停顿状态。但生产中有些技术问题要解决，找到我们，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他们给经费。因此，那时我们与电子工业部、机械部、水电部的关系很密切，1972年后学校研究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1976年“文革”结束，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1977年暑假，组织一批教师查阅国外资料，了解世界学术动态。本校图书馆查不到的，就到北京、上海的情报所去查，要求每一个学科按专题写出调查报告，编印《国外科技动态》，每期一个专题，一共出了七八十期。这就叫调查研究嘛，不了解情况怎么干事？1978年下半年进一步出铅印本，每一期包含好几个专题，出了十几期。同时恢复出版全校性的学报。还办了《科技译报》，发动教师把国外各种期刊上与我校专业有关的好文章翻译出来，跟学报一样一期一期地出。《科技译报》共出了10期以上，给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北京）寄了一份，他们很高兴，认为做得很好。《科技译报》在1979年下半年停办了，因为多数教师经过学习外语，可以直接看外文书刊了。

由于从1972年到1978年开科学大会以前，我们的科研工作发展较快，工作做得较好，解决了不少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1978年国家召开科学大会，我们受到表扬。大学只有我们和浙大受到奖励，得到奖状，写的是“科学研究先进集体”。会前要我准备在会上发言，我准备的发言稿题目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是比较新的观点。这篇发言稿送到教育部，引起教育部内部的不同意见，比较多的是不赞成，认为这把教学放到了次要地位。其实这是误解。科学大会主要是国家科委筹备，他们看了赞成这个观点，作为大会发言稿在会上印发了。这篇文章并不是轻视教学工作，而是说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说明科研工作是“源”(起源、发源)，教学工作是“流”。就是说，教学工作总是传授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成果进而总结出的间接知识，因而是“流”。教学与科研是密切相关的，而科研必须走在前面，是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降低教学的地位。科研水平高，就会使教学水平也高。

正因为那几年科研工作做得较快较好，到了1980年国家颁发《学位条例》以后，1981年第一次和1983年第二次评议硕士、博士学位点，我校评上了13个博士点、37个硕士点。因此1984年我国首次在大学设立研究生院，我校是第一批设立的22个研究生院之一。当时设立研究生院的条件之一，就是博士点要超过10个。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在学科方面，在研究工作方面，属于高科技范畴的少了一点。在这一点上，我还要说几句我们的生物工程，它属于高科技。最初是生物力学，王君健在1986年逐渐感到生物力学虽是较新的学科，国际上也不超过30年，但继续搞下去发展前途不大，于是下决心改为生物技术，属高科技范畴。他今年60岁，但钻研精神很好，已从其他学科转过来6年了，情况不错，他很有信心。这学科涉及农业比较多，我国的农业总要出现新局面，要用到它。我认为办生物工程是我们下的一步特殊的棋，要有点眼光。邓小平同志今年视察南方时有个讲话，全世界都知道，其中有这么两句，一定要搞高科技，越高越好。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学校怎么办?一定要重视高科技，生物工程已办了10年，还应办其他高科技学科。国际上高科技发展很快。发达国家不仅看到10年、20年之后，甚至看到50年之后，所以我们既要看得高，也要看得远。事在人为。

（五）开展国际交流

今天我们在这里交谈，也是国际交流。我校从1978年起就开始起步，1979年和外国有关大学建立正式关系。建立关系最早的是美国南加州的圣迭哥加州大学，我们送去一批访问学者。我们很重视派送访问学者，派读学位的研究生已被校内外所公认。另外请外国学者讲学，其中水平高的聘为名誉教授。我当校长时，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位是田长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他是我校名誉教授，1989年以前，先后回来四五次。从办大学来说，我们很谈得来，他提的一些意见，对我们很有帮助。例如，他说近亲繁殖很不好。他知道我国越是重点大学就越是近亲繁殖，希望我们国家有那么一天下个决心规定，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一个不准留，以免引起互相间的戒心，因都怕各校自己把好的留下了。从长远说，近亲繁殖害处太大。田长霖说伯克利分校还有个规定，凡是新来的青年教师选科研题目，不准和系里的任何一个教师相同，要另定新的科研课题。尽管我国现在还办不到，但这是经验之谈。另外，我们激光学科最初搞二氧化碳激光器，技术上被一个问题卡住了。我们请来一位美国教授，叫坎特罗维茨，是美国工程科学院的院士。他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反复和我们教师讨论，最后解决了。其他来的教授对我们也有帮助。

再谈谈教学方面。当时对教学的日常工作很重视，加强了教务处，特别是将教学研究科的干部配备好，要求他们深入了解情况，及时反映上来，加以研究。曾经发现电类学生不重视制图课，有些学生课外作业潦草，少数学生考试舞弊，个别教师评卷不够认真等等，都一一严加解决。

那几年还着重抓了两件事。

一是试验用英文版教材，先从高等数学开始，其次是普通物理，再次是个别技术基础课。教材是英文的，但教师讲授还是用中文，可以用英文讲一些名词术语。而且原来的中文本教材照样参考。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使学生既学了课程内容，又提高了英文程度。据了解，开始几周，学生很吃力，要查英汉词典，但几周以后就正常了，这些课程的英文语句一般不复杂，词汇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几周以后就熟悉了。当时，刘颖、陈挺、马毓义几位副院长都赞成，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访问航空航天部下属某研究所，遇到一位年轻的校友，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由于在校时用了3门英文版教材，再加上基础英语课，他的英文水平大为提高，因此所里办科技人员英语学习班，他成为一个“小教员”。我问他是否在中学时英语学得特别好。他说他是青岛某中学毕业，英语程度属中等。当然，某些教师对此是有意见的，这在预料之中，因为他们自己的英语就不大行，特别是习惯势力很厉害，人们总是希望驾轻就熟，省力嘛。但是世界上难道就有这样的事，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而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吗?

二是着重抓教师的教学法，克服对学生“抱着走”的现象，以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点道理很清楚，不多说了。

尽管如此，我认为最大的憾事，是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没有来得及做好调整、改造专业这件有关学科建设的大事。50年代初期，照搬苏联的做法，专业数量很多，口径很窄，这在苏联的高等教育历史上，主要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产物。其实苏联50年代后期已发现这样做有问题，逐步有所改进，开始放宽专业口径。我们50年代那样依样画葫芦，与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还可以勉强适应。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还是抓住50年代初期学来的那一套不放，在那个已经过时的老框框里跳不出来，这就非常不对头，很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本来1977年，教育部已经调集了一批人进行专业调查，我校的王嘉霖去了一年，准备调整。遗憾的是直到1984年底，还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专业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不调整、不改造，学科建设是困难的，就好像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引以为这是我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极大的憾事。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1936年暑期考进武汉大学，迄今已62年多，可以称得上是武大的老校友了。我很热爱我的母校。正由于此，这里我要提起一件事。最近我从武大北京老校友会办的《北京珞嘉》1998年第2期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实行强强联合，把武大办成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署名为“武大武汉校友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呼吁：武汉大学和在武汉地区原来从武大分出组建的华中理工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按李岚清副总理指明的‘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的方针，实行强强联合，把新建立的武大办成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武汉大学。”正好从武大台湾校友会办的《珞珈》第138期(今年1月1日)上，看到《武汉校友聚会为母校献计献策》一文中，谈到去年5月23日武汉校友会开会的情况。会上有一位校友说：“这几十年母校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地位下滑。她就像一位母亲，生多了儿女，自己虚了亏了，伤了元气，身体再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健壮。这个俗气的比喻，形象地道出了华工大、华农大、水利电大、同济医大等一个个从母体分离时，从教师到学生，从设施到土地，挑选什么就割爱什么，母校无私奉献的现实。”最后，会议决定写一呼吁书，将分出去的上述4所大学，与现在的武大合并，实行“强强联合”，建立新的武汉大学。

说来也很凑巧。我是1953年华中工学院(20世纪80年代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成立时调来工作的。当时正处于院系调整期间，所以对上引的两段话中所说的这几个学校的形成，我是很清楚的。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

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是这样组成的：原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4校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这些学校的部分基础课教师。后面4个学校来的教师，在人数上远超过武大来的。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最初名武汉水利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0年5月将原湖南大学水利系与武汉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合并为武汉大学工学院水利系；1952年4月至1953年10月，又将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工学院、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校的水利系、科先后并入，成立了武汉大学水利学院。这时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1952年国家已经决定，按苏联模式实行全国性大规模院系调整；1952年冬，在中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已决定成立“三院”建校规划委员会，所谓“三院”，就是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武汉水利学院，地址预定在武昌关山地区，即现在华中理工大学一带，所以这时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已经是过渡性的，在武大内部尽人皆知。1954年12月，天津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沈阳农学院及河北农学院等校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与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合并，并从武汉大学正式分离出来，成立武汉水利学院。1959年夏，又增设了电的方面的专业，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同济医科大学是这样组成的：1951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中南同济医学院。但两个医学院的历史大不相同。原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07年，由德国医生宝隆博士创建，校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附属医院叫宝隆医院，很有名。原武汉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创建于 1947年，学院与医院的院址均在现在阅马场附近的湖北教育学院内。上海解放时，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有381人，教职工653人。武汉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仅有94人，教职工仅有49人。所以1951年两院合并时，从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来说，原同济大学医学院显然是主体。

华中农业大学(原名华中农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2年，由湖北农学院全部系科和武汉大学农学院以及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而成。湖北农学院与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历史，也很有悬殊。湖北农学院是由张之洞创建于1898年的湖北农务学堂演变而来，所以去年(1998年)华中农业大学举行一百周年校庆纪念会。1903年，湖北农务学堂扩充为湖北高等农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农科大学之一。1937年改为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1940年在恩施改名为湖北省立农学院。1950年定名为湖北农学院。1906年，校址在武昌宝积庵，抗战胜利后仍回原址。1952年合并前，有学生731人。武汉大学农学院成立于1936年秋，抗战爆发后迁四川，于1938年并入中央大学农学院。抗战胜利后，武大迁回珞珈山，恢复农学院，合并前有本科生450人，专科生近200人。由此可见，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合并前的湖北农学院不能不是华中农业大学的主体。

我毫无贬低我的母校的意思，正是作为一个老校友，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免时间越久，后来者越发搞不清楚。希望母校的同志们和现在武汉市的校友们以及各地的校友们，不要产生任何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