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关于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历程
朱九思
Ruth Hayhoe(女，中文名许美德)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1992年5月，Hayhoe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访问，作者应她的请求，与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谈话。主要谈“文革”后期到1984年底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但也涉及“文革”前“十七年”的主要问题，从这一点上说，这篇谈话基本上是作者对1953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办学历程的总回顾。
Hayhoe教授请我谈一谈在华中工学院办学的一些情况。今天就着重谈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1984年底我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先声明两点：一是既然要谈想法和做法，就要用第一人称，较多地谈到自己，但这绝不是夸耀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包括我过去熟识的一些战友，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办学的一些做法，当时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军代表一把手主要负责人刘崑山同志都是赞成和支持的。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就这一点说，应该肯定刘崑山同志对于那一时期我们学校的工作是有功劳的。二是我们现在来研究历史，总要谈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应该离开过去的历史条件，用现在的观点来苛求于过去，甚至否定过去。过去高等教育成绩很大，培养了千百万人才。如果不是这样，我国几十年来成绩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下面就开始谈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
“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解放干部。我于1970年6月被“解放”，从当时搞“斗批改”的咸宁县马桥镇回到学校。当时没有多少工作，非常清闲，校园也非常安静，很自然就想得很多。当时想的也并不系统，现在归纳起来，有下面一些内容。
（一）毛泽东的两句话引起的思考
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见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我想毛主席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看来是有人认为不要办大学了。1969年底，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师生职工都搬到咸宁县去搞“斗、批、改”，就有人猜测，今后这所大学可能不办了。据说当时国家某一个部的一个单位，就曾打算搬到我们学校来。武汉市的一个工厂(武汉市半导体厂)就已经搬到学校里来了。搬来的时候还说由学校和武汉市共管，是为了便于教学实习。搬进来以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来学校占了一栋大楼、一栋宿舍，还有食堂等。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讲这两句话，我当然感到很重要，使我们看到了曙光。
1971年3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到会的主要是一些大学的负责人。我们学校，当时刘崑山确定我和赵旭(军宣队的一位副指挥长)两人去参加会议，并且指定我负责。这个会议的规模较大，大约有600人，中央各个业务部门都有人参加。会议拖拖拉拉开了3个月。会上，四机部等部门的人来找我，希望我们学校设置一些新专业，当时提出来的有激光、无线电通信等七八个专业，还有一机部提出要设置光学仪器专业。总共提出要我们设置10个新专业。这就说明，大学还是有用的。我们是来者不拒，当场就决定办。当时接受办这么多新专业的，只有我们学校。回到学校以后，刘崑山同志很支持。他只提出办雷达专业不容易，需要军用设备，对其他专业，他都同意。所以，除去雷达专业未办，其余9个专业我们都办了。当时也不像现在，办专业上面没有怎么管，不要报请审批。
（二）院系调整引起的思考
“文革”中对学习苏联破除了迷信，开始是有所怀疑，后来，怀疑的成分增加了。
我想，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2年以后，为什么要学习苏联?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从教育科学来看，找不出原因。在当时情况下，政治上的原因是主要的，但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又想，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对不对?我认为，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说一部分对，是因为当时全国205所大学中，私立大学不少，办得好的只有极少数，如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办的，办得很好。在抗日时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但是多数私立大学办得不怎么好，少数办得很差。如中华大学，就在武昌粮道街，当时人们是瞧不起的。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各省办的大学，有些办得还好，有些办得也不怎么样。还有21所教会大学，教学质量一般还比较好。例如武汉有一个华中大学，规模很小，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办得不错，后来调整到华中师范学院，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前身的一部分。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圣约翰大学等，都是办得比较好的。但是这些大学毕竟是教会办的。因此，这3类学校在当时情况下须要调整。说一部分不对，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如能冷静考虑，是可以不调整的。当时国立大学很少，全国不过十几所，而且都办得不错。1952年调整时，这些大学本身都应该保留。例如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以后，办得很有生气，很有影响。院系调整时，为什么要把北京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分开独立出去，以至于把生物系和农学、医学分开呢?我看这样做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大可不必。又如，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主持下，办得也很好，但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却被肢解了，理科、文科调整到了北大，清华变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有什么理由?直到现在，清华许多老校友和在校的许多老教师，对此意见很大。
据说，清华的校史现在只写到1949年，以后的尚未写，因为很难写。前几年，清华已开始重新办理科和文科，但是要办到过去那样的水平，谈何容易？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办得很好。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由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三位校长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蒋梦麟、张伯苓经常不在学校，日常校务工作主要靠梅贻琦主持，在当时艰苦情况下，很不容易。再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当校长，办得很有特色。原来浙大的校长是郭任远，因为“一二·九”时镇压学生运动，被学生轰得待不下去了。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他很重视浙大，特邀竺可桢出任校长。竺可桢原在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主任(所长)，蒋介石要他当浙大校长，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拨足经费，要允许他自主地聘请教员，蒋介石都答应了。竺可桢主持浙大工作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由于敌人进犯，在竺可桢带领下，浙大硬是搬迁四次，师生上千人长途跋涉，最后到了贵州才安顿下来，十分艰苦。就大学说，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有个电影《流亡大学》，就是描写浙大搬迁的故事。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团结了一批教师，保存了浙大的元气，而且越办越好。像浙大这样的大学，本来应该保留下来，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理科和文科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所以前几年复旦得到重点投资，浙大没得到，浙大的同志们有意见。除去北大、清华、浙大，当时的国立大学还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南京大学(即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总共不过十几所。院系调整时一刀切，以致全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关于专业的口径太窄，当时还没有想到。还有学习苏联的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学校没有自主权，教学计划就是法律，过分集中，在“文革”后期也还未考虑到。至于我们当时办那么多新专业，是由于“文革”中的混乱状态，上面没有人管。
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我是认同的。但是如果不经过院系调整，而通过行政办法也是可以解决的。1956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就是一个例子。
50年代前期，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正是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当时中央文委和高教部负责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意思是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是不先进的经验，还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句话完全正确，讲得也比较多。但是，话虽这样讲，而在实际工作上几乎是全部照搬。特别是我们工科院校，是百分之百地照搬。通过院系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乃至于教材等，文科、理科我不清楚，工科可以说是完全照搬。到1958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大跃进”，虽然主要是指经济工作，但也波及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实行“教育革命”。当时提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的意图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摸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但在“大跃进”过程中，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对头，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事与愿违，因此1961年、1962年进行调整。尽管“大跃进”做得不对头，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了明确的结论，但是就破除苏联的框框、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一个愿望来说，却是好的。例如当时有一部分高教部直属的工科院校，包括我们学校在内，办了一些理科专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用教育科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对的，因为理和工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把新设的专业包含理科专业停办了。当然办过了头的应该停办，但是也要区别对待，已经办起来的非常少的理科专业就不一定停办。而当时却一律停办，说到底还是受全盘学习苏联的思想所支配。在高教部原来所属学校中，只有一个学校没有停办，就是浙江大学。浙大和我们一样，原来都是高教部直属学校。到1958年，在“大跃进”气氛下，把很多原来高教部直接管的院校下放到省管。但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又收回去，还是由高教部直接管。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浙江省副省长周荣鑫兼任，于是由省出面，坚持浙大仍由省里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办的6个理科专业没有停办。因此在我们这种类型的工科院校中，现在理科专业办得最强的算浙江大学，因为它时间长。这虽是历史上的个别事件，但很能说明问题。
杨秀峰同志1983年去世，就在两三年前，不知谁编了一本《杨秀峰教育文集》正式出版，是他当部长时的一些讲话。我从报上看到对这个文集的介绍，其中突出了这样一点，说杨秀峰在1949年之后，特别在1952年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最主要的是主张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觉得这篇介绍说过了头。不错，那些话是他讲的，而且一再地讲，但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在他生前，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身后出这样一本教育文集当然很好。但是作为我们了解历史情况的人看了以后，觉得不一定要这样介绍。当然这绝不能责怪杨秀峰以及其他有关的负责人，前面已经讲了，当时之所以全面学习苏联，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而在那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出现那种情况，也许是奇怪的。
这件事使我联想到北京大学有位老教授，1987年以九十高龄去世的曹靖华。他20年代初期与末期，两次去苏联留学，所以不但俄语很好，而且对苏联文学造诣很深，对苏联国情也很了解。他与鲁迅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正是他，1936年通过鲁迅转告上海有关的共产党员，将著名共产党员女作家丁玲，从南京国民党政府监视控制的苦海里拯救出来。他50年代担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期间，针对当时照搬苏联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的情况，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北京大学，不是苏联人，不是莫斯科大学，也不是基辅大学，应该考虑中国的需要与实际。”这些话讲得多好啊!这是一种科学态度，对就对，有问题就有问题，不那么含含糊糊的。当然苏联的高等教育也有某些优点，例如对实践性环节就很重视，问题是不应全盘照抄。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有个讲话。这时正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改造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定的方针、路线都是正确的。当时毛主席听取了国务院所属、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几十个部的工作汇报，然后在1956年4月25日做了一次讲话，后来给加上题目，叫《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紧接着他又说：“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的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些话不用解释，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在1952年，不仅高等教育照搬照抄苏联的，连中小学也是如此。苏联规定小学生7周岁才能入学，本来我国传统，不说是6周岁，5周岁就可以入学。这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习惯叫“虚岁数”，5岁就算6岁。苏联小学是5年一贯制，我们也把6年改成5年。诸如此类照搬，后来特别是“文革”后，7周岁入学才打破了。说来也很有意思，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不久，他倒是做了个决定，把7岁入学改成6岁入学。
（三）出国之方向引起的思考
对我影响较大的是1979年教育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由教科文出钱，我们国家派两个高等教育考察团出国访问，一个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一个到西欧的西德、英国可能还有法国。我参加的是访问美、加、日3国的团，指定由我负责，一共5人。3月16日从北京起飞，5月底回到北京，一共是两个半月。其中在美国待的时间最长，37天；在加拿大17天；日本19天。
到3个国家访问之后，对我思想上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并重，结合得很好。当然还有个社会服务，但特别是教学与科研结合得很好，结果是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都高，甚至很高，这个印象很突出。当然，就我国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中已开始重视科研。苏联的大学以教学为主，因此我们学苏联也是以教学为主，50年代前期对科研几乎是不闻不问，但1958年突破了这一点。一些学校，特别是我们这类学校觉得很有必要搞科研。这时高教部也觉得大学应该搞科研。1959年，当时副部长蒋南翔同志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小型科学研究方面的会，说不搞不对，但毕竟还是刚刚起步。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8月上旬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到会的是教育界的15名教授、科学院系统的15名研究员，开了几天座谈会，最后邓小平同志讲话。其中有一点讲到，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学，必须是两个中心，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非常明确。同时，1972年以后，我们也大抓了科研工作。尽管如此，出去一看，感受就大不一样。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学，教学和科研结合得很紧，不仅对大学的提高好处很大，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特别是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点，就是不像我国学习苏联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
现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研究机构有一百几十个，遍布全国。
在这些国家中，尽管国防部门和其他某些部门以及少数大的企业里有些研究机构，但国家的基础研究和若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还是放在大学。特别像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把大量经费给一些办得好的大学，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的研究，作用非常之大。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验室，也是国家给钱，由大学管。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规模很大，全部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投资，由学校负责。又如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规模也很大，全部是国家有关部门投资，交给学校管，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水平提高了，培养出的人的水平也高了，也解决了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集中起来使整个国家的国力强大了，形成良性循环。但是，我国学苏联分成两个体系，既办了许多大学，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分散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不合理。这就是访问以后第一个突出的感受。
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综合性的。出访之前，对美国少数著名大学的历史已有所了解。访问37天，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们开始建立时，一般都不是综合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学科很少。像麻省理工学院，1861年建立时，办的是机械学科，只有15个学生，后来逐步发展，增加学科。1930年学校董事会聘请物理学家康普顿担任院长以后，开始办理科，也重视文科。他任院长将近20年，把学校办得大有名气。基里安原任副院长，是学工的出身，1948年接任院长，又进一步加强文科，把学校办得更好。又如美国的许多州立大学，特别是1862年《赠地法案》通过以后的土地赠予大学，开始创办时一般都是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二是机械。
有一所大学，就是得克萨斯大学，尽管现在已是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大学，但还是用100多年前古老的名字，叫“得克萨斯农业与工程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美国一般知名大学这种从小到大、从单科或者学科门类很少到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过程，归根结底，反映了美国整个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当中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给我的第二个突出的印象。
特别是在日本期间，我们访问了东京工业大学，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工业大学，也是国立的。访问时校长介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京工业大学完全是工科，但二战结束以后，开始办理科。为什么?因为需要，感觉到只办工科不办理科，不论是对国家的需要还是对学校的发展，都不适应。他介绍以后，我说我们的情况跟他们相反，原来理科和工科结合在一起，现在倒是起了变化，1952年以后理和工分家了。因为我们是工科院校，所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也可以说受了一种刺激。这就是在我思想上发生影响的第三点。
（四）中学教育给我的影响
这个说起来似乎很有点奇怪，但我反复考虑后觉得并不奇怪。尽管在大学工作了30多年，但青少年时代所受的中学教育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对我“文革”结束前后办大学的思想影响更大。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所在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我是江苏扬州人，学校叫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这个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就是说，北方办得最好的中学是张伯苓办的南开中学，南方就是我的母校。我在这个学校受了6年教育。这个学校也有不少扬州以外的学生，主要是江苏省内的。但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谢义炳，湖南人，他竟来扬州中学读高中。他还健在，是北大的教授，也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个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学校的校长叫周厚枢，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是学化工的。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但聘本地的，还从江苏的南部聘请，因为不论是经济上、文化上，长江以南比江北要好，比较发达。第二，课程设置有特点，首先是文理并重。现在中学重理轻文，使学生容易形成偏废，很不好。尽管我们那时考大学报工科的比较多，因为有个饭碗问题，扬州中学毕业生也不例外，但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文理并重。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但中外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内容很充实。相比之下，现在中学史地课的内容相当单薄，学生又偏科，从长远看，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设置的另一个特点，概括地讲，就是比较丰富。例如英语，各校都一样，但校长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叫叶长青，苏州人，燕京大学毕业，除教普通英语外，他又提出要开“英语修辞学”，校长同意，讲得非常好。其实这是大学英语系的课，但是我们中学竟然安排了。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开出这3门独立的课程，在一般中学很少，因为既要增加课时，又要有教师讲。但我们这个中学每门课讲一个学期。虽然学时很少，每周只讲两堂课，但硬是3门课独立。
此外，生理卫生课学1年，讲的还要多。我们都是青年人，生理方面很多知识不懂，学1年，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懂得很多生理上的基本知识。这位教师叫朱白吾，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课也讲得好，连男女生殖器官都讲，有点接近于现在人们倡导的性教育。他严肃地讲，同学们也严肃地听，绝不在课后借此开玩笑。这也说明学校的风气很好。再如，在高三，数理化除去基本课以外，还设选修科。这在中学也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很少很少。另外，用英文教材，从初中三年级就开始用英文教材。我们中学不是教会学校，但在初三时就用英文原版教材《立体几何》，高中数理化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英文版教材。这对于英语的巩固和提高好处极大。另外，学校走廊上张贴报纸给大家看，除中文报纸，还有一份英文报纸，是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下课后我们在那里看看，哪怕看看标题也好，总能增加一些有关词汇嘛。学校很重视实验，这在中学是应该的，但当时限于财力，不少中学是困难的。不仅要房子，更要有基本的设备，于是就难了。我们开始在大楼里做物理、化学实验，后来专门盖了一幢房子，前面是科学馆，和后面的礼堂连在一起，叫“树人堂”。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时盖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很不简单，很有点气魄。前面的科学馆是四层楼，除去物理、化学实验室，又增加了生物实验室。学校也重视图书馆。当然用大学的眼光来要求中学是不现实的，但相对而言，学校还是重视图书馆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课外的书，喜欢看中外小说，自己买没那么多钱，图书馆有。还有其他的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丛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买来也很花钱，但学校有。现在我的母校还是办得不错，七八年前又盖了新的实验楼。
今年是我的母校建校九十周年，正在盖图书馆，政府给100万元，学校还想再好一点，要花120万，差的20万元向校友募捐。学校也很重视体育，体育教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就到外地聘请，初中、高中的体育老师都是外地的。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某县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大礼堂主席台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音乐老师李崇祜是20年代从事中等教育的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正因为有如此种种情况，1930年从扬州中学毕业的胡乔木同志(那时名叫胡鼎新)去年11月的题词是：“扬州中学，我亲爱的母校，我青春的摇篮，愿你永葆美妙的青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发扬光荣的传统。”
我们的校长还很有些想法，1931年，他又办了土木工程科。一个普通中学办土木工程科，现在并不奇怪，类似职业高中的做法。但那时中学办土木工程科，恐怕是全国唯一的。而且教师也请得好，办得不错。现在我的家乡有个扬州工学院，机、电、土木都有，但办得最好的是土木工程系，因为它的老底子就是当年扬中的土木工程科。现在我们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是扬州人，他高中时代就是这个土木工程科的学生，1991年12月，他为扬州中学的题词是：“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此外，我的母校1935年接受国立同济大学的委托，办了普通科德语班，毕业后可直升同济。1937年，又办了机电工程科。
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但负担并不感到重，还看了很多课外的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考试前当然要准备，但并不很紧张，原因就在于教师教得好，加上实验等措施，教学质量是高的。每年高中毕业3个班150人左右，少数人跟我一样，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考大学，找工作做。大多数都考大学，全部是国立大学。报考私立大学只有一家，就是南开大学，对其他大学根本看不起。教会大学因收费很高，一般不去。我1935年在扬中毕业后，通过熟人在浙江大学找了个工作，当职员。到1936年春，哥哥来信，说你当小职员不是办法，还是考大学，哪怕家里喝稀饭也供给你读大学。于是这年6月，我把铺盖一卷，离开了浙大，就是说不准备再回到浙江大学干了，丝毫没想到万一考不取怎么办。当时找工作也并不那么容易，但无形中认为这不成其为问题，考大学一定会成功。这在我们学校形成了一种风气，只要考大学没有不成功的，就是这么一种程度。那时考武汉大学也并不简单，各科考试科目与考题完全一样，平均是5个取1个。这不是讲我个人如何如何，而是讲我很幸运地进了那么一所中学，学校的学风和教学质量就是那样好。正由于我有那么一段难忘的中学时代，这就不能不使我回忆起往事，并且联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那是一所中学，现在办大学，而大学的条件，要比中学优越得多，几十年前，可以把一所中学办得那样好，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把一所大学办好呢?我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提出一些办学的做法，无疑受到某些大学的影响，受到去国外访问的影响，但确实也有当年扬州中学的影响。可以说，长期潜伏在我思想深处的扬州中学是我的第一个榜样。
下面谈一谈做法，主要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一直到1984年底离开校长岗位之前，这段时间内的一些做法。
（一）扩大与加强教师队伍
一个学校要办好，教师队伍很重要。一个中学或是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如果不懂得教师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办学校，当然也办不好学校。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元培1917年到北大当校长，为什么能在短短的7年当中把一个相当腐败的旧北大改造过来呢?有多方面原因，譬如说教育方针很重要，但他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聘请了一批好的教师。同样，张伯苓办南开中学、办南开大学，私立学校要聘请比较好的教师，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经费问题，聘请好教师。竺可桢也是如此。至于说清华大学，有其独特的历史，是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因此，第一钱多，第二清华早年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在美国的留学生多，回来后有些就在清华教书。这一点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哪一个学校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是，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当年的处境并不如清华，他们之所以能把学校办好，尽管有各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就是聘请了一批好教师。
从“文革”后期开始，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地充实教师队伍，我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从1973年开始，特别是“文革”之后，从外面引进教师。当时知识分子不被重视，因此从校外找教师比较容易。
第二个措施是“文革”一结束，就办了一个“回炉班”，将“文革”中没有学满5年毕业的一批学生，特别是1968—1970年毕业的，5年只学了两三年，甚至只学了1年，仍然发了大学文凭，但实际业务知识并没有达到毕业的程度，让他们回校再读2年，好像把一个烧饼再放到炉子里重新加一加温，所以叫“回炉班”。这倒不是来自上面的通知，是我们自己定的。那时上面不管，我们就自己干。来这个班学习的大约有200人，我们的目的是想从中留一批教师。其他学校是否有这个做法，我没调查，可能有也不多。后来我们留下来其中大约一半的人。那一时期，“文革”中没有读完5年的学生，在毕业时，留了200多人当教师，后来也集中补课2年多，再加上留下“回炉班”的一批人，这就有利于教师在年龄上有了连续性。
第三个办法是“文革”后期，按全国统一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办了5届。也是为了年龄的衔接，工农兵学员每届毕业都留了一定的数量，既注意政治条件，确实也壮着胆子注意业务条件。留下的这批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不少人已在搞党政工作，仍在教研室搞业务的也不错。这批人中，过去10年有些到外国去学习，也很不错。我们留下的一批工农兵学员虽然比较好，但在“文革”中所受教育很不够。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特定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文革”后就将他们集中起来补课，进一步培养提高。
1977年恢复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的招生制度，77、78级这两届学生很不错，毕业时我们下决心多留了一些。这批人有的下过乡、当过工人、当过兵等等，经受了锻炼，学习也不错。79、80级这两届又继续留了一些，这样我们的教师队伍就不断扩大了。究竟从外面调进来多少人，我没有要人事部门统计过，只能这样估计，“文革”开始全校教师是1100人左右，到1984年教师已达2600人。除了从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77级以后留校的和原有教师中调走和去世的，大约从四面八方调进600多人。从全国来看，可能只有我们一个学校这样做。
在扩大教师队伍的同时，大力抓教师的培养提高，要求教师补外语、补数学。“文革”后，很多教师到图书馆看外文期刊有困难，一是外语差，二是人家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看不懂。所以号召大家尽可能参加补课。同时，把留校的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集中起来，主要加强基础，补数学、物理，进行了2年。从1980年开始，每年暑假期间，聘请十几名外籍语言教师(大多数是英语，还有两三名日、德语教师)，集中办教师外语学习班。教师的外语有了提高，就想办法派出国学习。从1979年开始尽量往外派，派教授、副教授出去当访问学者，讲师、助教也可以出去短期进修，或者去读学位。我在位那几年，从教育部外事局了解到我校派出的人数在各高校中是较多的。为了提高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还给些特殊照顾，给资料室多拨点钱，多买点外文书刊。英文的《中国日报》我看很不错，词汇很丰富，特别是有些新出现的单词字典上找不到，报上经常出现，光靠教材是无法知道的，于是给每个英语教师订一份《中国日报》。那时财务部门有点意见，觉得有些浪费，我装着没有听见，花这点钱非常有限，但对教师帮助很大。
第三个措施是职称的评议。国外叫学衔，“文革”前就停了，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要不得。“文革”后恢复，但是怎样评呢?我觉得胆子要大一点。“文革”后有些同志心有余悸，因为“文革”很厉害，心里很怕，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思想顾虑不可能。比如，1977年开班让中老年教师补外语、数学，当时我们党委有一位副书记就说这件事是不是晚一点，做早了目标太大。职称评议我主张胆子大一点，因为中断了十几年，积压了很多问题，如果不在原则范围内多提一点就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样做校内没有什么意见，但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很大，同全国各地一比就议论，说我们把副教授提多了(教授要经过全省评定)。他们打电话问北京、上海，你那里教授、副教授提了多少，问得很具体。又说武汉这里，哪怕是重点大学，也不能超过北京、上海。我觉得，武汉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而不按自己的情况办事呢?我认为不能让步。事实证明，当时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最近杨叔子当选为学部委员，他在很多场合都讲，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部委员，当然最主要的是学术水平要高，但职称也很有关系，“文革”后1978年，第一批就将他从讲师提为副教授，1980年(他47岁)紧接着就提为教授(按一般规定，要隔5年才能提教授)，这对他成为学部委员也是起作用的，因为提升教授以后，在外面参加学术活动所起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上面这些做法得到以下几点好处：第一，适应了学校发展的需要。那几年，学校发展相当快，专业增加很多，学生人数也增加了，特别是还有些新的学科，如不增加教师怎么能适应需要呢?第二，基本上解决了“断层”问题，补充了一批30到40岁的教师，这在有些学校很严重。第三，对避免近亲繁殖起了点微弱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的重点大学，都是留自己培养的人，近亲繁殖现象很严重，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影响虽然微弱，事实证明有些好处，有些中年教师很不错，是从外面调进来的。去年评职称，年龄在45岁以下破格提为教授的有10人，其中有几人就是当年从校外调进来的。如计算机系研究数据库的冯玉才，现在在国内已处于第一流地位，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又如图像识别研究所的李德华，是武大数学系毕业的；低温工程的带头人郭方中，现在是教授，当年是哈工大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就是过去调进来的，现已50多岁；计算机科学教研室主任黄文奇，现在54岁，北大毕业的，研究成果水平高，我鼓励他申请博士点。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文革”后期，武汉机械学院的一部分与我校合并，大约来了六七十位教师。
（二）增加新专业，改造学科结构，使学校转变为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
“文革”开始，1966年学校共设有18个专业。从“文革”后期到80年代初，先后三次增设新专业。第一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增设了9个专业；到“文革”结束以前，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从武汉机械学院合并过来的制冷、压缩机和焊接3个专业。第二次是1978年到1980年，增设了系统工程、生物工程、建筑学、建筑结构、物资管理、工业管理等专业。第三次是1980年以后陆续增设的文、理科，因不是工程性专业，很费周折，大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来之不易。另一方面，“文革”结束不久，停办了2个专业，即电真空专业和电器专业。原因是电真空已落后，已经到了集成电路时代，电子管只有范围很窄的特殊用途；电器专业面太窄。这2个专业的教师大部分转到激光。现在激光专业的李再光、丘军林原是电器专业的，李适民原是电真空专业的。加上那几年调进的教师特别是物理教师有少数人安排在激光，这就使激光专业的力量大大增强。另一个变化是将自控专业和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合并，这2个专业有很多共同点。后来因教师之间有意见，1986年又分开了，这种做法不一定好，也是积习难改。到1984年12月我不任校长时，全校有51个专业，比“文革”开始时增加了183%。专业数增加了，结构上呈现综合化。
办文科和理科难度较大，除去调进一些教师，还采取其他办法。如数学系，当时请吉林大学的徐利治教授来兼任系主任，作为学术带头人。又如中文系，带头人严学宭，是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1980年主动找我谈办中国语言学科，我很赞成，建立了中国语言研究所，后来发展成汉语言文学专业，建立了中文系。如没有严学宭教授带头，那比办数学系还难。数学系原来还有一批中老年教师，中文系是一点底子也没有。严教授已于去年底以81岁的高龄去世了。建筑学是一个既古老又特殊的学科，我国历来把它划在工科类，很不恰当。我看它是一个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很不好办。为办好建筑学系，除调进黄兰谷和其他一些教师，又请清华的周卜颐教授来兼任系主任，请黄康宇、蔡德庄、童鹤龄、张良皋等几位老先生和清华的美术老教师华宜玉来兼职。为办好文科和理科，第二个办法是80年代初期办了一些文、理科方面的刊物，想借此与学术界建立关系，一共办了9种刊物，包括《新建筑》和《高等教育研究》在内，得到外界的许多帮助。
（三）在困难情况下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
当时是“文革”结束前后的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紧张，但还得想办法改善办学条件。首先是实验室，值得谈的有这么几点：一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系，船舶设计与制造是基本专业，需做船模试验，要建一个船模试验水池。我们在“文革”前就想建船池，到“文革”后期感到不建不行了，于是下决心建。我们的船池175米长、6米宽、5米深，终于建成，比较实用。再一个是计算机，我们一直没有。买进口的没外汇，又很贵。当时国内只有一种型号叫做“121”的过了关，是贵州凯里某厂生产的，售价40多万元。但用的不是集成电路，而是晶体管，很快就要过时。尽管如此，老等着也不行，还是咬紧牙关买。有了这台机子，我们的教师就有了用武之地。大约到1982、1983年，大家都不愿用这台机子了，因为速度太慢。我建议保留下来，让后人了解历史，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后因房子不够，拆了，很遗憾。另外，花了18万元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电子显微镜，还是没有外汇，买不起国外的，只好买这台唯一的国产试制品。还有一件事，前面说了，1979年出国访问，在美国访问快结束以前，住在纽约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总部。一算账，教科文给我们的25000美元只花了不到10000美元，估计到加拿大和日本也不会超过10000美元。大家商量，用节余的钱，买3台微处理机，每个学校1台，很高兴，总算有了微型计算机。我生怕放在箱子里压坏了，就提在手上，从美国一直提到加拿大、日本和北京。回来给有关教师一看，才知道不是正规的微型计算机，是简单的单板机。回过头来看这是笑话，但当时就是如此困窘。现在大不一样了，全校已有微型计算机将近1000台，大多数是用科研经费买的。另外1980年有一个新的机遇，我们与国家物资总局建立了协作关系，建立物资管理专业，为他们培养学生，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为他们培训在职干部，作为专修科学3年，都不收费，条件是希望物资总局给一笔钱，我们从国外买一台性能较好的小型计算机。他们同意，问要多少钱。一天晚上，我特地挂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计算机研究的李凡教授请教，因为他父亲在武汉大学是我的老师。他很内行，建议买美国有名的数字设备公司(简称DEC)的PDP11小型计算机，35万美元一台。物资总局给了100万元人民币，我们请省里支持，将这笔钱换成35万美元，买了一台PDP11小型计算机，真是如获至宝。
第二个办学条件是图书馆。如果办大学只懂得找教师、建实验室，而不懂得图书馆的重要性，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我看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斯坦福大学》一书，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动。1884年斯坦福未满16岁的儿子去世了，为了怀念他的儿子，斯坦福办了以他儿子名字命名的大学，我国习惯上称之为斯坦福大学。不久，斯坦福本人也去世了。尽管有一大片土地，斯坦福生前说过不准卖，那时也没有想到将土地出租，经费困难。为解决图书馆买书的经费，斯坦福夫人将自己的首饰变卖，真了不起。尽管“文革”以后那几年，经费紧张，但为了办好图书馆，图书经费还是逐年增加。到1984年，图书馆经费占学校总预算的5%左右，特别注意购买外文杂志和外文科技书，因为经“文革”10年，对国外的情况很生疏。国家规定，买国外书刊都要经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国家给它一笔外汇，各单位只需付给总公司人民币，所以经费有一大半给了总公司，买外文书刊。1980年成立湖北省外文书店，开幕时，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一位副总经理，他在会上讲话，说全国大学买外文书刊最多的，一是北京大学，二是华中工学院。我们感到这样做对教师帮助很大。我们新办的数量经济学专业，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问林少宫有何要求，他说要订5种国外刊物。国家规定，订国外刊物每年只能递增3%，这时我们的递增数已经满了，正好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2位工作人员，我跟他们说明新办专业的需要。他们很帮忙，不经过省里这道关，直接由总公司给我们增加5种。中国有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信息就等于“无米之炊”。另一个例子是王君健，原来教材料力学，后来教流体力学，1979年开始改行搞生物工程，头几年是生物力学，最近几年彻底改行搞生物技术。他很用功，天天到图书馆看这方面的书，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很满意，想看的书图书馆都买来了。他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却很少为人所知。生物工程系也是全校最小的系，只有100名左右大学生、十几名研究生、20多位教师。他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他是非常认真地在那里干，看得很远。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他说他从事的学科再过几年才能有所冒尖，对国家建设事业真正起作用。所以，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人，对他就毫无兴趣了。
第三个办学条件是盖房子。那几年，盖房子经费很困难。但人员增加了，总得有地方住。现在我校东区有一批房子是两层楼平顶房，很不好看，因为是平房改建的。那时基建计划控制很严，但改建房屋可以不算计划，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概是1979年，盖房子差50万元，只好找湖北省财政局局长韩鸿儒，请他帮助向银行说句话，借50万元。现在看50万元不在话下，但当时却是一道难关，而且不解决不行。
（四）大搞科学研究
1971年，学校的大批教师干部还在咸宁的向阳湖边办农场。1972年99%的人回校了，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但教学任务不多，许多教师没有具体工作，有时间搞科研。我们也认为应该搞科研。另一方面，从外界情况看，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原来直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文革”期间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全部处于停顿状态。但生产中有些技术问题要解决，找到我们，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他们给经费。因此，那时我们与电子工业部、机械部、水电部的关系很密切，1972年后学校研究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1976年“文革”结束，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1977年暑假，组织一批教师查阅国外资料，了解世界学术动态。本校图书馆查不到的，就到北京、上海的情报所去查，要求每一个学科按专题写出调查报告，编印《国外科技动态》，每期一个专题，一共出了七八十期。这就叫调查研究嘛，不了解情况怎么干事？1978年下半年进一步出铅印本，每一期包含好几个专题，出了十几期。同时恢复出版全校性的学报。还办了《科技译报》，发动教师把国外各种期刊上与我校专业有关的好文章翻译出来，跟学报一样一期一期地出。《科技译报》共出了10期以上，给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北京）寄了一份，他们很高兴，认为做得很好。《科技译报》在1979年下半年停办了，因为多数教师经过学习外语，可以直接看外文书刊了。
由于从1972年到1978年开科学大会以前，我们的科研工作发展较快，工作做得较好，解决了不少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1978年国家召开科学大会，我们受到表扬。大学只有我们和浙大受到奖励，得到奖状，写的是“科学研究先进集体”。会前要我准备在会上发言，我准备的发言稿题目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是比较新的观点。这篇发言稿送到教育部，引起教育部内部的不同意见，比较多的是不赞成，认为这把教学放到了次要地位。其实这是误解。科学大会主要是国家科委筹备，他们看了赞成这个观点，作为大会发言稿在会上印发了。这篇文章并不是轻视教学工作，而是说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说明科研工作是“源”(起源、发源)，教学工作是“流”。就是说，教学工作总是传授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成果进而总结出的间接知识，因而是“流”。教学与科研是密切相关的，而科研必须走在前面，是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降低教学的地位。科研水平高，就会使教学水平也高。
正因为那几年科研工作做得较快较好，到了1980年国家颁发《学位条例》以后，1981年第一次和1983年第二次评议硕士、博士学位点，我校评上了13个博士点、37个硕士点。因此1984年我国首次在大学设立研究生院，我校是第一批设立的22个研究生院之一。当时设立研究生院的条件之一，就是博士点要超过10个。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在学科方面，在研究工作方面，属于高科技范畴的少了一点。在这一点上，我还要说几句我们的生物工程，它属于高科技。最初是生物力学，王君健在1986年逐渐感到生物力学虽是较新的学科，国际上也不超过30年，但继续搞下去发展前途不大，于是下决心改为生物技术，属高科技范畴。他今年60岁，但钻研精神很好，已从其他学科转过来6年了，情况不错，他很有信心。这学科涉及农业比较多，我国的农业总要出现新局面，要用到它。我认为办生物工程是我们下的一步特殊的棋，要有点眼光。邓小平同志今年视察南方时有个讲话，全世界都知道，其中有这么两句，一定要搞高科技，越高越好。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学校怎么办?一定要重视高科技，生物工程已办了10年，还应办其他高科技学科。国际上高科技发展很快。发达国家不仅看到10年、20年之后，甚至看到50年之后，所以我们既要看得高，也要看得远。事在人为。
（五）开展国际交流
今天我们在这里交谈，也是国际交流。我校从1978年起就开始起步，1979年和外国有关大学建立正式关系。建立关系最早的是美国南加州的圣迭哥加州大学，我们送去一批访问学者。我们很重视派送访问学者，派读学位的研究生已被校内外所公认。另外请外国学者讲学，其中水平高的聘为名誉教授。我当校长时，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位是田长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他是我校名誉教授，1989年以前，先后回来四五次。从办大学来说，我们很谈得来，他提的一些意见，对我们很有帮助。例如，他说近亲繁殖很不好。他知道我国越是重点大学就越是近亲繁殖，希望我们国家有那么一天下个决心规定，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一个不准留，以免引起互相间的戒心，因都怕各校自己把好的留下了。从长远说，近亲繁殖害处太大。田长霖说伯克利分校还有个规定，凡是新来的青年教师选科研题目，不准和系里的任何一个教师相同，要另定新的科研课题。尽管我国现在还办不到，但这是经验之谈。另外，我们激光学科最初搞二氧化碳激光器，技术上被一个问题卡住了。我们请来一位美国教授，叫坎特罗维茨，是美国工程科学院的院士。他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反复和我们教师讨论，最后解决了。其他来的教授对我们也有帮助。
再谈谈教学方面。当时对教学的日常工作很重视，加强了教务处，特别是将教学研究科的干部配备好，要求他们深入了解情况，及时反映上来，加以研究。曾经发现电类学生不重视制图课，有些学生课外作业潦草，少数学生考试舞弊，个别教师评卷不够认真等等，都一一严加解决。
那几年还着重抓了两件事。
一是试验用英文版教材，先从高等数学开始，其次是普通物理，再次是个别技术基础课。教材是英文的，但教师讲授还是用中文，可以用英文讲一些名词术语。而且原来的中文本教材照样参考。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使学生既学了课程内容，又提高了英文程度。据了解，开始几周，学生很吃力，要查英汉词典，但几周以后就正常了，这些课程的英文语句一般不复杂，词汇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几周以后就熟悉了。当时，刘颖、陈挺、马毓义几位副院长都赞成，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访问航空航天部下属某研究所，遇到一位年轻的校友，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由于在校时用了3门英文版教材，再加上基础英语课，他的英文水平大为提高，因此所里办科技人员英语学习班，他成为一个“小教员”。我问他是否在中学时英语学得特别好。他说他是青岛某中学毕业，英语程度属中等。当然，某些教师对此是有意见的，这在预料之中，因为他们自己的英语就不大行，特别是习惯势力很厉害，人们总是希望驾轻就熟，省力嘛。但是世界上难道就有这样的事，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而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吗?
二是着重抓教师的教学法，克服对学生“抱着走”的现象，以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点道理很清楚，不多说了。
尽管如此，我认为最大的憾事，是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没有来得及做好调整、改造专业这件有关学科建设的大事。50年代初期，照搬苏联的做法，专业数量很多，口径很窄，这在苏联的高等教育历史上，主要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产物。其实苏联50年代后期已发现这样做有问题，逐步有所改进，开始放宽专业口径。我们50年代那样依样画葫芦，与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还可以勉强适应。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还是抓住50年代初期学来的那一套不放，在那个已经过时的老框框里跳不出来，这就非常不对头，很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本来1977年，教育部已经调集了一批人进行专业调查，我校的王嘉霖去了一年，准备调整。遗憾的是直到1984年底，还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专业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不调整、不改造，学科建设是困难的，就好像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引以为这是我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极大的憾事。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1936年暑期考进武汉大学，迄今已62年多，可以称得上是武大的老校友了。我很热爱我的母校。正由于此，这里我要提起一件事。最近我从武大北京老校友会办的《北京珞嘉》1998年第2期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实行强强联合，把武大办成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署名为“武大武汉校友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呼吁：武汉大学和在武汉地区原来从武大分出组建的华中理工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按李岚清副总理指明的‘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的方针，实行强强联合，把新建立的武大办成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武汉大学。”正好从武大台湾校友会办的《珞珈》第138期(今年1月1日)上，看到《武汉校友聚会为母校献计献策》一文中，谈到去年5月23日武汉校友会开会的情况。会上有一位校友说：“这几十年母校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地位下滑。她就像一位母亲，生多了儿女，自己虚了亏了，伤了元气，身体再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健壮。这个俗气的比喻，形象地道出了华工大、华农大、水利电大、同济医大等一个个从母体分离时，从教师到学生，从设施到土地，挑选什么就割爱什么，母校无私奉献的现实。”最后，会议决定写一呼吁书，将分出去的上述4所大学，与现在的武大合并，实行“强强联合”，建立新的武汉大学。
说来也很凑巧。我是1953年华中工学院(20世纪80年代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成立时调来工作的。当时正处于院系调整期间，所以对上引的两段话中所说的这几个学校的形成，我是很清楚的。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
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是这样组成的：原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4校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这些学校的部分基础课教师。后面4个学校来的教师，在人数上远超过武大来的。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最初名武汉水利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0年5月将原湖南大学水利系与武汉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合并为武汉大学工学院水利系；1952年4月至1953年10月，又将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工学院、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校的水利系、科先后并入，成立了武汉大学水利学院。这时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1952年国家已经决定，按苏联模式实行全国性大规模院系调整；1952年冬，在中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已决定成立“三院”建校规划委员会，所谓“三院”，就是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武汉水利学院，地址预定在武昌关山地区，即现在华中理工大学一带，所以这时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已经是过渡性的，在武大内部尽人皆知。1954年12月，天津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沈阳农学院及河北农学院等校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与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合并，并从武汉大学正式分离出来，成立武汉水利学院。1959年夏，又增设了电的方面的专业，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同济医科大学是这样组成的：1951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中南同济医学院。但两个医学院的历史大不相同。原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07年，由德国医生宝隆博士创建，校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附属医院叫宝隆医院，很有名。原武汉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创建于 1947年，学院与医院的院址均在现在阅马场附近的湖北教育学院内。上海解放时，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有381人，教职工653人。武汉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仅有94人，教职工仅有49人。所以1951年两院合并时，从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来说，原同济大学医学院显然是主体。
华中农业大学(原名华中农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2年，由湖北农学院全部系科和武汉大学农学院以及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而成。湖北农学院与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历史，也很有悬殊。湖北农学院是由张之洞创建于1898年的湖北农务学堂演变而来，所以去年(1998年)华中农业大学举行一百周年校庆纪念会。1903年，湖北农务学堂扩充为湖北高等农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农科大学之一。1937年改为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1940年在恩施改名为湖北省立农学院。1950年定名为湖北农学院。1906年，校址在武昌宝积庵，抗战胜利后仍回原址。1952年合并前，有学生731人。武汉大学农学院成立于1936年秋，抗战爆发后迁四川，于1938年并入中央大学农学院。抗战胜利后，武大迁回珞珈山，恢复农学院，合并前有本科生450人，专科生近200人。由此可见，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合并前的湖北农学院不能不是华中农业大学的主体。
我毫无贬低我的母校的意思，正是作为一个老校友，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免时间越久，后来者越发搞不清楚。希望母校的同志们和现在武汉市的校友们以及各地的校友们，不要产生任何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