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控制学科(化自)发展概要》

——范菊芬

一、顺应国家需要,创建化自专业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内教育、工业、经济等百业待兴。教育上不仅需要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更需要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输送大量的管理和技术人才。1951年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问题。1951年11月3~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工学院的调整方案,经政务院第13次会议批准。全国院系调整的方针基本参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以华北、华东、中南为重点,实行全国一盘棋。 经过调整使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建成具备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矿业、冶金、地质等主要工科专业齐全且布局相对合理的体系。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浙江大学不仅调走了文、理、农、医、法等学院和系科,而且调离了很多著名的教师。

为顺应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和学校学科的发展,浙江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对现有的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化工系下设的学科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当时,教育部根据国内建设的需要,希望浙江大学办一个用俄语译名为“仪表测量与远距离操纵”专业,浙江大学于1954年开始组织化工系和电机系骨干教师成立筹备组,由美国留学回来的化工系副主任( 力学专家)王仁东教授任组长,王骥程老师任副组长,开始筹建我国第一个化工自动化专业。 1956年教育部将这一专业正式命名为“化工生产的操纵及检验仪器”,简称“化仪”。浙江大学经过王仁东、王骥程、李海青、林新民、王静熙等老师的共同努力,第一届共招生60余名学生(从电机、化工、机械等专业调拨),1956年9月正式开班,专业设置在化工系,该专业是我国在化工自动化领域最早一批设立的专业。

二、肩负历史使命,不断砥砺前行

当时我国的化工自动化是在零基础起步,专业初创时期,无论是学生教材、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还是仪器设备、实验装置,都是一片空白,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在专业创办过程中,任筹备组副组长王骥程老师和其他老师想方设法,聘请校内外学者为新生的“化仪”专业开设专业课,制定“化仪”本科专业的培养计划,自编专业教材,为浙江大学化自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课程设置 】

专业成立初期,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是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应具备三方面的基础知识:一是电机和无线电方面的知识,包括《无线电电子学》《电工基础》《电机及电器》《电工基础实验》四门课程;二是化学工程方面的知识,包括《化工原理》《物理化学》《热力学》《化工原理实验》《化工生产安全》五门课程;三是机械方面的知识,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零件与精密仪器》三门课程。与专业相关的测量仪表和自动控制方面的课程有《测量仪表》《气动调节器》《电动调节器》《调节原理》《化工自动化》《化工自动化设计》《化工自动化实验》《联锁保护》《文献阅读与检索》。加上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共有30多门课程。

在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中,当时特别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大学期间(学制为五年)安排三次到企业实习。第一次叫“认识实习”,主要任务是了解工业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化工生产过程,实地了解如何从原料变成产品,时间为二到三周:第二次叫“生产实习”主要是深入工厂生产一线,详细了解各种设备,如何组织生产,有哪些测量和控制设备等,时间为一个月;第三次叫“毕业设计实习”,主要任务是深入了解生产流程,生产过程如何操作,有哪些测量和控制问题,详细记录实习笔记,为毕业设计作一次真实环境下的学习和演练,时间为二个月。

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加强学生实习教学环节,周春晖、王骥程与其他老师一起,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与当时国内几大化学工业公司,如浙江衢州化工公司、南京化工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上海炼油厂、杭州民生药厂等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将这些企业作为浙大化自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每到实习时间,由老师带队,学生们自带行李下厂,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实践中学习,既增长了才干,也为企业解决了很多的技术难题。

【师资队伍建设艰难】

专业成立初期,如何建设师资队伍是摆在筹备组负责人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这一时期,王骥程先生根据刘丹校长的意见,想方设法立足国内,放眼国际,努力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1957年初,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东北工程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期面向全国的自动化专业师资进修班,王骥程和李海青老师参加,这也是当时国内为加快培养自动化人才和师资所开展的最有效方法。1957年9月,浙江大学化自专业在培养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方面有了重大进展,除原有老师外,又分配来应届毕业的顾钟文、赵宝珍、沈平、陈鸿琛等,师资队伍壮大不少。1957年夏天,周春晖先生和一大批海外学子一起, 放弃了优厚待遇、良好的工作条件,毅然举家回国,参加祖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国内有多家单位都在争抢海外归来的学者,王骥程老师得知消息后,亲自到北京和周春晖先生长谈,并热情邀请周春晖先生到浙江大学工作。在听取王骥程介绍后,周春晖欣然答应到浙江大学任教。周春晖教授在随教育部考察组考察了国内一些企业后,于1958年5月正式加盟浙江大学,并主讲《过程控制原理》课程。1958年专业名称正式确定为“化工自动化”,简称“化自”,由周春晖教授任教研组主任,王骥程老师任教研组副主任。1962年, 周春晖教授任化工系主任,王骥程老师任化自教研室主任。至此在周春晖、王骥程老师的带领下,开启了浙江大学化自专业艰难的创业历程。

这一时期,王骥程先生根据校领导的意见,加强学科的对外交流和合作,聘请苏联专家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以缓解专业创建中的师资问题。1958年9月,格德萨多夫斯基专家夫妇到达,并带来了不少苏联专业的书籍和资料,专家到校后即和系、专业领导讨论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并主讲《自动检测及仪表》课程。

【教学与教材】

专业创建初期,化自专业教材非常缺乏。在教学过程中,化自教研室的青年学者们以“如何在工科教育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既要教给学生坚实的理论基础,也要教给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核心,在为国家建设“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教材建设上,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基础课由电机系、机械系、化工系老师担任,但“测量和调节仪表”“调节原理”“化工过程控制原理”和“化工过程控制工程”等专业课的讲授上,可用的师资力量和教材非常短缺,所有这些专业课课程建设全靠教研室老师自己解决。当时老师们抱着力争上游、放眼世界的雄心,利用出差机会想方设法寻找资料,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动化知识,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1958年, 周春晖老师的加盟,带来了在美国学习的先进知识、实践经验和珍贵的资料,使教研室的老师学习到许多有关化工自动化和仪表方面的知识和先进的理念。周春晖先生和王骥程先生退休后,留下了许多在当年看来非常珍贵的资料,其中有英文、俄文和日文版的“化工过程动态学建模”“化工过程控制工程”“过程控制原理”“化工过程测量仪表”“计算机在工业过程中的应用”等(图1)。

图1珍贵的资料、书籍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兴办“化工自动化”专业的院校多了起来。为促进各新办专业的快速发展,1962年11月, 经国务院批准的“化工自动化专业教材编审小组会议”在浙江大学召开。华东化工学院、天津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工设计院、上海化工研究院等派人参会,会上确定由浙江大学牵头编写统一教材,周春辉教授被指定为专业教材编审组组长。周教授身体力行,集思广益,积极组织校内外专家编写教材,并亲自主笔。

此外,研究室老师还积极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教材编写。1961年,由天津大学牵头,浙江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10所高校联合编写了国内第一本统编仪表教材《热工测量仪表》,周春晖和王骥程先生参与编写了“绪论”和“误差理论”中的有关内容,李海青负贵编写“液位测量”篇章。1972年4月, 由兰州化工设计院自控中心站组织编写《化工测量及调节仪表》丛书,李海青老师参与主编其中的《气动调节仪表》部分。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周春晖教授主导下,浙江大学化自团队在工厂中宣传、推广自动化技术和理论,结合实际工作,总结编印了专业资料近十种。其中《化工自动化》《调节器的参数整定及校验》《复杂调节》正式出版,特别是《调节器的参数整定及校验》《复杂调节》这两本书,在技术专著匮乏的年代里,当时最具有理论水平与实际应用背景,受到广大工业控制与仪表工作人员的青睐,并多次作为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的提高进修教材和主要参考书。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两本书也许并不起眼,但在当时,对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由周春晖教授主编的《过程控制原理》被评为化学工业部优秀教材。为了推动自动化事业的发展,周教授主编了一套《化工自动化丛书》,力求在科普基础上有适度的提高,以供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自学和更新知识。这套丛书共计出版26种,在同行中影响很大。90年代,为了满足自动化日益发展的需要,周教授还主编了一本大型的《过程控制手册》,包括工业自动化工作中需要查阅的理论性、技术性及工程性的内容。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周教授以他渊博的学说,高屋建瓴,随时随地关心着从事自动化工作人员的知识需要,并以最大的热忱,精心编马写多种教材和专业书籍,满足了各层次人员的需求。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专业发展特别快,教材也几经更新,特别是《化工过程控制原理》 和《化工过程控制工程》,成为全国同类专业采用的教科书和工程应用的重要参考书,由王骥程教授主编的《化工过程控制工程》还获得化学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实验室建设】

加强学生对生产现场的了解,培养学生解决生产实际碰到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环节。为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对过程控制的认识,缩短从课堂到实际的距离,化自教研室的筹建者于1957年就开始建设“化工生产的检查、测量及自动调节实验室”,1964年通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自动化实验室建设初见成效,搭建了液位调节、流量调节、压力调节等实验装置。到20世纪80年代初,建成了包括流量、液面、压力、套管换热、联锁保护、仪表校验等实验装置的实验教学体系,使学生在学习中较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自动化实验室建成后,国内不少高等院校、企业人员来浙江大学参观交流和学习,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全国高校自动化专业实验室建设应用的典范。

三、科研求是创新,解决实际问题

在20世纪50~60年代,浙江大学化自教研室的老师们,在忙着建设教育体系、完善师资队伍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周春晖和王骥程等承担了重大项目“化工动态学及计算机应用”。当时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比国外要落后很多,老师们在周春晖、王骥程带领下,勇挑重担,根据国内企业的生产现状,首先开展化工炼油及石油化工生产过程核心对象的动态特性、工业生产过程操作和自动控制系统设计、调节器参数整定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一方面在校内建设液力模拟、换热套管等装置,对这些在化工生产过程经常用到的生产对象进行对象动态学特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与上海炼油厂合作,开展对真实生产过程中炼油工业精馏塔的动态特性及计算机控制的实际应用研究(图2)。

在实际生产现场进行研究,要消耗许多物资,当时的条件又没有数字计算机,做不了模拟仿真试验。当时北京无线电一厂生产模拟电子计算机,每台模拟计算机可解六阶微分方程。浙江大学专门向该厂购买了两台六阶电子管模拟计算机和一台九阶半导体晶体管模拟计算机。有了这几台在当时来说的稀罕物件,研究者对上海炼油厂精馏塔上的测试数据进行动态建模,并对精馏塔前馈控制方案与一般单回路控制方案进行仿真模拟试验研究,为上海炼油厂常压精馏装置采用前馈控制方案提供了依据。在这期间,化自教研室的研究者们,写出了“精馏操作自动化进展”文献综述和“蒸馏过程动态特性研究现状”资料综述,发表了

图2项目工作总结

“套管热交换器流最通道动态特性的研究”和“前馈控制在常压蒸馏装置上的应用问题”等论文报告(图3)。

图3论文报告

这些综述和报告是第三个五年计划重大项目“化工动态学及计应用”的部分成果。这一.项目的研究虽然因“文革”而中断了,但前期研究过程中,化自教研室理论联系实际、敢为人先的精神,为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专业的发展奠定了的基础,指明了作为科技工作者的老师要勇挑国家重担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吕勇哉教授研究开发的“钢锭轧前过程建模、优化控制和生产调度”取得了具有重要学术和工业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居于首创地位。吕勇哉教授是浙江大学首届化工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3 年开始为本科生主讲“化工自动化”课程,1980年晋升副教授并通过中科院考试,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普渡大学“应用控制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在两年的合作研究期间,成功研发了“基于分布参数移动边界的钢锭坯轧前过程单一数学模型及计算机优化控制系统”,该成果成功应用于美国内陆钢铁(InIand Steel)和共和钢铁(Republic Steel)等公司,节能效果显著,并大大提高了产能和经济效益。回国后,他将在美国首创的钢锭轧前单一数学模型成功地应用于重钢加热炉的优化控制和鞍钢均热炉的优化控制和生产调度。

吕勇哉教授在担任浙江大学工控所所长期间,在周春晖和王骥程老一辈学科带头人支持下,与孙优贤和王树青两位副所长一起,成功地实现了体制改革,建立了一所四室的架构,为学科的拓展和人才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开始申请筹建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鉴于吕教授在工业过程建模和智能控制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1996年当选为IFAC主席,1998年 当选为IEEE Fellow,并成功地领导举办了IFAC1999年(北京)世界大会。

20世纪90年代,以孙优贤为核心的新一代化自人,瞄准国家需求,主动对接国家科技发展五年规划,开发新一代自动控制系统,并在国内大型炼钢、石化、造纸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新路。20 世纪90年代初成功建成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申请建设具有孵化功能的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程中心建成后,依托扎实的学科背景,以“培育一流成果,转化一流技术” 为目标,面向技术创新主战场,在技术开发及产业化方面,成功地开发建成了国内第一套造纸机定量水分计算机控制系统,其成本不到同类引进系统的四分之一。此后,孙优贤教授团队又针对不同纸种、不同转速、不同纸机,开发了10多种动态数学模型、新型控制策略,推出了具有不同配置和功能的造纸机计算机控制系统。“八五”“九五”期间,孙教授一方面组织人员研制关键造纸专用仪表和设备,开发了几乎包括制浆造纸全流程的蒸煮,漂白、打浆、洗选、纸、蒸发、燃烧和动力等各个子过程的相应计算机控制系统;另一方面又瞄准“企业综合自动化技术集成系统”这一国际上自动化领域的新课题,在福建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铺开了“九五”国家科技攻关的战场,项目结束后的验收结论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孙优贤教授本人因突出业绩,1995 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一代青年骨干秉承 “求是”“创新”校训,发扬化自人敢闯敢干、勇于求新的精神,开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并填补国内空白的SUPCON JX系列集散控制系统,解决了可靠性的冗余技术,开创了大型自动化装备的国产化新局面。1993 年12月,SUPCON JX-100集散控制系统在衢化集团公司锦轮厂年产6500吨环已酮扩建部分的生产装置上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国内第一套具有1 : 1热冗余技术的集散控制系统。同时,在国内率先研制出JL系列无纸记录仪;研制了多种现场总线控制技术及智能仪表;开发了综合集成软件( AdvanTrol-PIMS)、优化与先进控制软件包(APC-Suite) 等系列高新技术产品, 并形成了产业化,振兴了民族工业自动化。2012年,“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被评为优秀工程研究中心,同年工程研究团队获国家发改委颁发的重大成就奖,为国家民族工业自动化的振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重视人才培养,输送栋梁之材

【本科生教育】

从196年开始第一届招生到1965年共培养了60名本科毕业生,他们大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军工或石化行业,成为自动化行业的领军人物。但从1966年1969年,由于历史原因,本科教学停滞,没有毕业生。但在1966年,化自专业招收了第一位外国留学生(阿尔巴尼亚籍),同年秋季又招收5名越南留学生。

1970~1976年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26名,1977年恢复高考,从1977~1996年,年招生规模基本上稳定在60~90人之间。随着国内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对自动化领域的人才需求带动了人才培养的市场。从1997年起,本科生招生规模超过了90人/届,目前学院本科生培养的规模稳定在130人/届左右。

【研究生培养】

1961年,化自专业首届本科生毕业,同时开始招收研究生,1962 ~1983年共招收26名硕士研究生。改革开放以后,科技发展对人才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1984年开始,研究生招生人数得到较大发展,每年招生规模超过20人,并从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9年, 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学科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谭善光是本学科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目前学院每年硕士生招生120人左右,博士生招生45人左右。

【计划外培训】

从化自专业创办起,全体教职员工就以为社会输送人才为已任,在完成全日制学生培养的同时,为高校和企业培训师资和技术人员。1958 ~1959年,为加快化工自动化专业师资的培养,开办了多期自动化进修班。1958年10月,苏联专家在校期间举行的培训班上,陈光垣(大连工学院)、吴嘉麟(华南工学院)、李文衡(成都工学院)、张蕴端(华东化工学院)、李光泉(天津大学)、昌明瑾(北京石油学院)、刘汉鼎(华中工学院)、张心耳(福州大学)、徐亮山(南京林学院)等参加了进修。这些参加进修班的学员日后都成为中国自动化行业的领军人物。

1960年到20世纪90年代,企业对自动化技术需求不断提升,企业自动化技术人员严重不足,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化自教研室老师们不忘为社会提供技术革新和人才培训的责任,在完成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为国内大型石化、炼油企业培训技术骨干,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力量,也推动了产学研的合作。

1992年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成立后,顾仲文老师组建了“仿真培训部”,开始举办面向大型炼油化工企业技术人员的自动化高级培训班。课题组前后开发了十二套SimuPro系列计算机仿真培训系统,帮助企业提高操作人员的操作技能,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加强交流合作,提升学科声誉

浙江大学化自专业从成立开始,创建者们就清醒地意识到专业要发展,要走在科技发展的前沿,必须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必须与国际一流水平接轨。化自教研室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外交流与合作活动,1982年,邀请国际知名专家美国里海大学化工自动化Luyben教授来校讲学,这是国门刚敞开后,在国际交流中请进来的第一人。1984年, 应里海大学的邀请,王骥程先生由浙江大学公派赴美高访一年,同时在那里讲授《过程控制》课程。1980~ 1982年, 吕勇哉老师应邀赴美国普波大学应用控制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1984年,孙优贤获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斯图加特大进修学习。1985年4月,王树青赴英国拉夫堡大学进修学习。同年,曹润生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进修。

1985年6月,吕勇哉等成功组织了“工业过程模型化及控制国际会议“,这是化自专业组织召开的首次国际会议,有数十位外宾参会,为浙江大学化自专业在海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86年,李海青、陈甘棠教授组织国内各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创立了“多相流测试专业委员会”,并于当年在浙江大学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多相流检测技术学术讨论会,至今已成功召开了9届国内学术会议和9届国际学术会议。

1987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高松武一郎先生应邀来浙江大学讲学,并受聘为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同时浙江大学化工系也与京都大学化工系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在王骥程先生的推荐下,褚健作为高松武一郎与王先生联合培养的博士,赴日本京都大学学习。

1987年,由浙江大学工控所组织和发起的“第一届中国过程控制学术报告会”在宁波溪口举行,孙优贤、钱积新任大会主席。该报告会后更名为“中国过程控制会议”,依托本学科创办成立了“中国自动化学会过程控制专业委员会”。三十年来,过程控制专业委员会已经举办了28届中国过程控制会议,对中国过程控制乃至自动化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自动化领域学术活动最活跃、最持久、最具影响力的会议之一。

1989年秋,在荷兰召开IFAC DYCORD 89国际会议,浙江大学化自教研室有三篇论文被录用,王骥程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同年,吕勇哉获得美国仪器仪表工程师学会UOP技术奖,这是该奖首次授子外籍专家。

2004年6月,由浙江大学控制系和浙江省自动化学会等联合召开了第五届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与会代表近千人。同年9月,由李海青、张宏建等组织的第四届国际多相流检测技术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孙优贤院士任主席,与会外宾50余人,极大提升了本学科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此后,随着国际交流进一步发展, 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化自教研室)师生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学术成果,开展交流合作、访问和讲学,组织召开各种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展示本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其学术声誉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同。

六十年前从容化自奏序曲,一甲子后控制印象谱新篇。

新时期,控制学科将在学科带头人孙优贤院士带领下,面向科学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为已任,力争在21世纪中叶,将本学科建设成自动化领域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和自动化领域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基地。

作者注本文写作过程中,王树青老师、李海青老师、叶松书记提供了宝贵的佐证材料和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作者简介

范菊芬,女,1962年5月生,浙江天台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社科系。曾在浙江大学化工系分团委、控制系总支、信息学院本科生总支、教工总支任职,现任浙江大学控制学院工会主席、党政办主任。长期从事学生思政、党务行政和工会工作;获浙大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工作者, 浙江省教育工会 “事业家庭兼顾型”先进个人。

王德禄采访卢鹤绂

采访人:王德禄
访谈时间:1990年5月17日
访谈地点:上海卢鹤绂家
整理人:李雪、高颖、刘志光

卢鹤绂(1914~1997),祖籍山东掖县,生于沈阳。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同年赴美国留学,1939年、1941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曾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5年到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入复旦大学。

王德禄:请您介绍一下早年的情况。

卢鹤绂:我是阳历1914年6月7日(阴历5月14日)出生的,我在美国填表格就用阳历。

我出生于沈阳南关,我爷爷家里,我的老家在沈阳陆家坛。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卢景贵刚去美国不久,他是通过考试出国留学的,那时出国的算是非常早的。父亲是学机械工程的,家里有机械工程、科学、天文方面的书籍很多。

父亲做官比较传奇。最初他没想做官,先在本溪当工程师,后来到济南机车厂做代理厂长。当时,沈阳的张作霖大元帅家里让日本人给按了暖气,有一年,他家的暖气怎么都烧不热,请来日本工程师也没有修好。张大帅有一个下属叫王永江,给张大帅推荐说,有一个人刚从美国回来的,专门搞机械的,你把他调到沈阳,试试能不能修好。那个时候张作霖很有势力,立刻把我父亲调到沈阳给他修暖气,很快就修好了,暖气热了。张大帅非常高兴,给了赏钱,并请我父亲回济南了。王永江一听说放我父亲回去了,就跟张大帅说,这样的人你还放他走啊,你不会用他吗?张大帅觉悟了,马上又把我父亲调回来,担任四洮铁路局局长。我父亲没想做官,就这么当上了四洮铁路管理局局长,兼任洮安铁路局工程局局长。父亲当局长后,经常有人行贿,外国人卖东西给你,你买了,人家就给你贿赂。父亲不敢要,拿给大帅,问他这钱应不应该要?大帅说,这钱你自己拿着,这是外国人给你的,不是你问他们要的。这个钱我父亲要没要,我现在也不知道。此后,大帅更信任他了,还说他是个书呆子。

当年我一直跟着父亲,他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小时候比较颠簸,从沈阳到美国,美国到北京,北京到济南,济南到四平,四平又回到沈阳。

王德禄:他去美国您也跟着?

卢鹤绂:母亲生了我之后,没有靠山,受了很多气,就抱着我到美国去找父亲。我是一岁去美国的,一直到四岁,在伊利诺伊大学待了三年。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早年上学的经历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卢鹤绂:我在本溪上私塾,老先生教《孟子》、《论语》、《左传》。后来到了济南,在津浦铁路局扶轮小学校上了三年小学。父亲到四平做大官,我也跟着去了,在四平接着上小学,那是铁路局小学,就在车站旁边。我们家在四平有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那地方很好,我小时候就在那里生活。

我初中在沈阳第二初级中学上学,跟周总理一个学校。那时候,张作霖已经死了,张学良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张学良不像张作霖那样欣赏我父亲。张学良任人唯亲,把我父亲撤了,但是不用撤的方式,而是以“高升”的名义,调任东北三省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管路政,没实权了。我们离开铁路局,到了沈阳。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很高,可能比铁路局长的工资还要高。

我高中在东北大学附属中学上学。开始我没想学物理,当时高中已经分了文、理班,我是理科班的。大概上了一年半,赶上“九·一八事变”,因为我们家在天津有房产,父亲离开沈阳回到天津。我在河北省工业学院继续上中学,就读于机械系预科班,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我是预科班读物理的学生中成绩最好的。当时教我们物理的教授姓马,他是英国留学的硕士毕业生,早就去世了。马教授讲得很好,我的物理分数最高。我本来想学工,由于物理分数很高,就改学物理了。

王德禄:您为什么选择考燕京大学?

卢鹤绂:燕京大学有物理系。我父亲对我的选择没有提意见,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到燕京大学后,才离开家,开始独立生活。

王德禄:您能讲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情况吗?

卢鹤绂:开始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是谢玉铭,后来系主任是英国人,叫班威廉(William Band)。班威廉是英国的硕士,很进步,一边教书一边调查中国的农村建设,还提出一些建议。班威廉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的太太克劳尔是美国人。班威廉后来去了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了。

抗战时期,班威廉去过延安,后来回国了。他是搞纯理论的,这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物理方面的教材。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量子统计学。班威廉在美国研究原子弹的那个地方工作过。

我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教普通物理的是孟昭英,他当时是讲师;教力学的是张文裕;教热学的是毕德显,他现在南京,去美国留过学;教近代物理的是谢玉铭。我们班有四个人。一个是莫文泉,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年纪很大了;一个姓张,是个女的,南阳人,毕业后回南阳了;一个姓程,已经去世了。我们四个只有我留过学。毕业后,我们班其他人都没有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当时物理系的课本都是外文版的,外国老师教近代物理的是克劳德尔;教理论物理的是班威廉。

燕京大学毕业后,我拿到了理学士学位。毕业前,班威廉找到我说,你成绩这么好应该留学深造。他还给我介绍了协和医院的一个大夫,这个大夫是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班威廉和这个大夫说,有这么一个青年,成绩如何如何,明尼苏达大学表示欢迎。我就是通过这个关系去了明尼苏达大学。父亲没有反对我出国。那时候司徒雷登还在燕京大学,我出国前,他在病房里召见我,欢迎我到美国去。司徒雷登躺在病床上,对美国大学接收我感到高兴。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间到美国的?

卢鹤绂:1936年我去了美国。那时候,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只有一个日本人,没有中国人,其他系有中国人。当时接收说的是让我去物理系当助教,一个月工资六十美元,六十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我半工半读,教大学物理实验,当时我们分了四个小组。我读书的时候的物理老师,现在(1990年)还在世的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导师尼尔(Nier),他是分离铀235同位素的,证明热中子能使铀235裂变不能使铀238裂变。尼尔与费米合作,分离这个重要的发现是尼尔做的。另一个是比克。我研究核物理是受了比克的影响,比克也在物理系工作,职位比尼尔高得多。比克也是我的老师。

我去明尼苏达大学的时候比克是质谱学专家,我说愿意做他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做硕士论文。比克听了很高兴,给了我一本书。这本书是爱因斯坦写的。我问他有什么问题可以做,比克说,你把这本书看完就可以找到还有些什么问题了。比克不告诉我做什么,还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去做。

后来我一边上学读书,一边读那本书。我发现锂的同位素丰度比没有定值,各位专家得出的数据相差很大,可以从8到14。我感觉很奇怪,锂7、锂6的丰度比没有准确数值,这个比值到底是多少?我提出这个问题给比克,他说让我自己做实验,还把储藏室的钥匙给我。储藏室里边什么原件都有,原材料也有,进去随便拿,拿完自己签字,不花钱。他给你这个权利,你可以自己造仪器。我花了一年时间制造了一台180度聚焦型质谱仪,研究热盐离子源的发射性能。期间,我还问了地质系一个助教,这一行的朋友帮我找所有含锂的矿石,找到后,告诉我一系列的名字,我都要试一试。我在带状薄钛片上电焊小白金盘,将含锂矿石粉末置于盘上,用电流通过钛片加热,使矿末释放锂离子。在我之前最有名的锂盐是锂辉石(Spodumene)。

在仪器上,后来我找到了Anblegonet,不知比锂辉石好多少倍,好几百倍,温度不是很高就能发出很多锂离子。这一点我比以前的文献做的都好。文献上这样说,书中也说锂辉石是最好的。Anblegonet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后来,我做完试验发现,锂的同位素(Isotope)出来时,轻的先出来,重的后出来,这叫扩散效应。轻的释放出来的速度快,重的释放出来的速度慢,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现在知道了。轻的气体先放出来,重的后放出来,所以这下有点糟糕了。我发现他的比值跟时间有关系,如果开始测量轻的多,末尾测量就重的多,这个丰度比值不一定,是时间的函数了,它被我找到了。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豁出去了,一直等到热源烧完了,不再出离子了,整个过程我都测量。这个曲线,先是低的,后是平的,最后是上升的,曲线画出来了。每一个时刻的比值我都测定了,真正的数字不是平行,真正的数字是总共发出来的离子数目重的跟轻的比,时间积分法嘛。这样一来,我测量的比值是12.29,在8到14之间。这个数字一测定出来,全世界都承认了。我已经把过去教授们测定的数值完全否定了。我测定的数值被选定为国际同位素表上的准确值。

后来,我马上直接读博士了。读博士的时候他们看我工作很起劲,有独创能力,博士就给了题目。博士题目很重要,我的题目跟原子弹有关系。刚开始我想做原子弹,就是用质谱仪分离铀235,分离的已经是很早的了,那是微观数量而不是宏观数量的分离,需要制造大量的质谱仪,很多质谱仪就可以制造成一个原子弹。如何用特大的质谱仪长时间积累出足够数量的铀235?这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我研究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想办法把质谱仪提升几个数量级,就是用我们系里的设备,看看能升高多少。我制造了一台新型60度聚焦的高强度质谱仪。我的论文是1938年完成、发表的。1939年我先获得了硕士学位。其实我不在乎他们是否很快给我这个学位,反正要继续读下去的。

王德禄:当时你们系有几个人参与了搞原子弹了?

卢鹤绂:参与搞原子弹工作的人很多。教授只有两个,尼尔和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是专门搞中子物理的,后来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任职一年后去世了。后来我和这些核物理学家联系的不多,抗战一开始,马上就不和他们联系了。

王德禄:1939年,您拿了硕士学位以后就回来了吗?

卢鹤绂:没有直接回来。本来美国要征用我,但我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没有权利征用。我在美国深受人们尊敬,我也是唯一一个在那里当正式助教并任课的中国人。当时有很多美国朋友问我,你们国家正在和日本人打仗,国家不需要你回去参战吗?我不好意思说国家不需要我,不让我回去。我说,读完博士我就回去。他们又说,中国人正在受难的时候你不回去,你还在这里待着,狭隘啊!我告诉他们,我们国家打仗需要科学。我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国立中山大学张云校长就下了聘书,聘请我为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拿到聘书,我想,我还在美国待着干什么呢?我留在美国充其量做个小教员,何必呢!194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回国了。

王德禄:请您讲一讲回国以后的工作经历。

卢鹤绂:回国后,我先在中山大学教书,教了一年半,日本人攻打长沙,粤北告急。我就去广西大学,教了不到两年。日本人攻打衡阳,往西南攻打桂林,我又跑到贵州。抗战快结束的时候,1945年我去了浙江大学,当时物理系主任是王淦昌。原来何增禄是系主任,他不愿意当了,由王淦昌代理系主任。我回到杭州时,又改由何增禄当系主任。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比较强。我是1946年下半年到杭州的。

王德禄:您回来的时候,美国原子弹的工作刚刚开始。您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卢鹤绂:我经常与同事们一起聊天。当时有个发明三极管的教授被美国政府征用了,去研究潜水艇。

王德禄:您回来以后,中国有人想到将来可能有原子弹吗?

卢鹤绂: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我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重原子核的潜能及其利用》,意思就是“请注意”。我是1942年开始写的,194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原子弹的文章。周总理当时也看过这篇文章。现在这篇文章不太容易找到,那是抗战时期的,年头太久了。

王德禄:您是怎么知道周总理看过这篇文章的?

卢鹤绂:这只是文革期间我的一种感觉。当时我被批判的很厉害,不过没有挨打,是周总理把我保护了。

王德禄:出现原子弹这件事,您当时马上理解了?有没有写文章?

卢鹤绂:当然理解了。国民党通过卢于道让我写了一篇文章,1946年暑假,我完成了《原子能与原子弹》一文,第一次在国内阐述原子堆及原子弹的发明经过,并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原子弹体积的估算。这篇文章1947年1月发表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投稿给《美国物理月刊》。投稿时我说话很客气,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对你们的保密政策毫无影响,你们何必拒绝发表呢?《美国物理月刊》不敢碰,马上送给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知道我,不好意思退给主编,就同意发表。这样拖了一年,文章才发表。文章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我的老师做过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对我非常了解。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表原子弹文章的人。美国人很嫉妒我,说我们美国人想发表文章,原子能委员会不让,却让一个中国人发表了。其实,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是我的老师啊!后来,苏联的弗兰卡教授出了一本有关核物理的俄文书,他没有出英文版的。书中有一段是讲原子弹的,提到了原子弹的方法就是抄袭的我的文章,可是他没说这一点。

王德禄:当时有一本书叫《军用原子能》。这是美国政府对原子弹研究与制造的全部报告,翻译成了三个中文版。您看过这本书吗?

卢鹤绂:那是美国史麦斯(Henry D. Smyth)写的报告,我看的是原版,从美国寄来的,没有看过中文版的。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是解放后才接触原子弹的,此前没有接触过?

卢鹤绂:我就是做这个的,质谱学就是核物理。最近我去美国,这是我第三次回美国,他们见到我,很客气,对我也不隐瞒什么了。这其中有人是搞原子弹的,知道我搞原子弹这件事。我留美时写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质谱原子学,算是较早的涉及了原子核物理。有一位大学物理教授知道我做的工作,跟我谈了一夜,到次日早晨才回去睡觉。他比我年轻,尊称我是老前辈,对我非常恭敬。可见我知道原子弹怎么回事比他早啊。当时还有人叫我“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五十年代中国搞原子弹的科学家很少,有几个原因:一是只有党员科学家才能参与这件事;二是他们把希望寄托给苏联,让苏联想办法,对中国科学家相对还是保密的。1960年,苏联把专家撤走了,他们才开始重视中国科学家。

王德禄:请您谈一谈院系调整时的情况。您对院系调整有什么看法?

卢鹤绂:院系调整时我在浙江大学,一切服从上级的命令。到复旦大学,我没选择,是上级的命令。突然有一天复旦大学派了几个教授到浙江大学拜访,他们见到我说,欢迎你去复旦大学。当时,程开甲调到南京大学;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何增禄去了清华大学;石之琅去了厦门大学;我去了复旦大学。他们本省就想留一个王谟显。王谟显是浙江人,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教书。院系调整后,浙江大学物理系缩减了,它是为工学院服务的,这是上级的命令。复旦大学在革命上有功劳,上级命令发展复旦大学。尽管浙江大学也有功劳,但是没有复旦大学功劳大。原来上海只有两所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是后来才发展的学校,解放前没有浙江大学厉害,跟浙江大学差远了。浙大物理系教授中我是唯一调到复旦大学的,当时我带着一批年轻人,这些人跟我关系都并不密切。我、苏步青、谈家桢都是一起走的,乘坐同一列专车,连家属都带去了。离开的时候,浙江省的主要领导到车站给我们送行,握手告别。

王德禄:您是什么时候到北大物理系培养搞原子弹方面人才的?

卢鹤绂:我在复旦大学工作了三年,北京下达调遣命令后,我去北京高教部报到。开始我是一个人去的,后来把家属也带去了。起初他们一个字都没讲,就让我去了。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他们让我去培养原子物理方面的人才。他们说课程都已经排满,只剩下两门课,中子物理学和加速器原理,没有人教,请你来教。那个时候北大没有技术物理系,名字叫物理研究室,室主任是胡济民。尽管胡济民是党员,我不是,他对我很尊敬,派专人照顾我的生活。浙大参加原子弹工作的人很多,胡济民、程开甲、何增禄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中国搞原子核的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我在北京教了两年,教了好几百人,有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有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军队里面的旁听生,穿军服的。

王德禄:您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复旦大学了吗?

卢鹤绂:那时候,我的兴趣已经改变了。我喜欢在学校教书,如果让我干很重的活我怕吃不消。我想回复旦大学,他们不让我回来,我就给管理调遣的高教处处长写信,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培养出的学生搞原子弹已经够用了,我没必要待在这里,我想回到原来的地方,做普通工作。我年龄大了,不适合搞原子弹。当时我是用文言文写的,文言文只有老先生才能看懂,那个副部长就是老先生。他一看,说我写得很中肯,批准了。之后,我调回复旦大学。北京人都对我很气愤,他们不让我走,我还是走了。

我这一生,回国后,除了在浙江大学搞科学研究是主动的,自己想干的,其他的都是被动的。我是主动做事情都做得很好,被动做事情就不行了。

王德禄:反右运动时,您在哪里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卢鹤绂:开始在北大,后来在复旦大学。反右运动期间,我没有遇到麻烦,我不是右派,一点麻烦都没有。当时我发言了,他们承认我说的对。我说话的分量很重,人们也认可。我说你们这个举动我不表态,不光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你们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不参与了。他们承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

王德禄:这样看来,您所受的唯一的冲击就是文革?

卢鹤绂:是的。文革期间,“四人帮”要造反,复旦造反派顺水推舟就把我打压了,不让我做系主任,表现出不尊重我。他们说,你老了,就在家颐养天年吧。他们列举了我的十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串通外国”,当“洋奴”。因为我在浙江大学用英文讲课,我不讲中国话不是大洋奴嘛,而且我跟国外也通过信。十大罪状我背不下来了,也记不清楚当时他们是怎么批判的。复旦大学还算客气,在办公室拘留了我三个礼拜,洗澡可以回家,有人陪着我回去,拘留时间长一些。当时还有专人监督,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监督我的。

1967年2月,复旦大学张贴布告给我平反。复旦大学教授平反的只有我一个人。钱伟长解放后,复旦大学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第一个解放的就是我。当时我是老百姓,一听到解放的消息,马上回到复旦大学。1969年下半年,我一回去,上海市委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参加量子论大批判,我主要负责提供资料。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我布置的任务,后来就变成了这本书。

王德禄:这本《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当时是让您批判的?

卢鹤绂:让我调查,我不负责批判。我说我不够资格批判,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但是我可以提供材料。据说,这是毛主席给的任务。

王德禄:为什么要搞这个?

卢鹤绂:我不全知道。尽管我也知道一点,就是不好意思讲。我给你看几个大字, “知而告之,告而以实,仁信也”,是古文的名言。我可以按照这个哲学给你提供素材,我不接受马列主义批判的任务,我是物理学家,没有这个任务。你看我厉害不厉害。所以“四人帮”后来对我很恭敬,虽然开始要打倒我,命令下到复旦大学,人们还是不敢动。据说是周总理命令人保护我,后来那人对我很客气,服务很周到。当时其它的大学基本上都没有成绩,只有我有成绩,其余的都是废纸,扔掉,当时就我有成绩。他们认为我不是废纸,没有扔掉。就这一点来说,我本人感到很满意。我是完全从第三者的立场写。当时我敢不说实话吗,如果不说实话被发现了可能被砍头。毛主席对我感兴趣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吧,我对你不保密了。要写那本书的作者已经去世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他的抱负会很大,大到我认为我们很难做这件事。众所周知,列宁有过一本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所以要续写列宁这本书,续写到量子论。毛主席说苏联没资格续写,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他要续写这本书,这个企图是很大的,这可不是小企图啊!那时候,列宁这本书可以说是“圣经”,现在没人看了。毛主席要续写这本书,一定要找个知情的,不知情的写出来不像样,那不糟糕了吗?我感觉很荣幸,他找到了我,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这说明还有人识货。当时是上海市委通知的。1969年,在复旦大学没人敢碰我,我是那个大学的“帮主”。那个时候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你瞅瞅,我都讲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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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王德禄采访卢鹤绂(右)合影

王德禄: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是你回到复旦大学以后创建的?这个所有哪些特点,它与核物理原子弹是什么关系?

卢鹤绂:这个所开始说让我当所长,上海领导认为不妥。因为我不是党员,他们说非党员不能当所长,应该退居副所长职位,后来派来一个中央干部当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在还存在,规模很大,归科学院管理。这个所一向是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委双重领导。中国科学院、上海市委,抓得很紧。我一直兼任复旦和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两个地方的职务。那时候,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就在家看看书。所里的事我也不怎么管,一个礼拜去两次。

王德禄:50年代学物理的回到上海的有多少?

卢鹤绂:周世勋是从美国回来的,现在在复旦大学理论物理所;周同庆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已经去世了;谢玉铭解放后去了菲律宾的马尼拉,一直没回来;谢希德回国后很快就入党了。

王德禄:您这一生都没有入党吗?

卢鹤绂:我没有入党,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从小我对我父亲做官就不感兴趣。官场啊!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上海的生活,完全习惯了。我回到中国后走过的这些地方,相比较而言,我认为上海最好。生活好,天气也好,北方风沙太大。

【脚注汇总】-人物注释

卢景贵(1881~1967),出生于辽宁沈阳。1913年作为东北首批公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机械工程系并获得学士学位。1918年回国任教,1921年后,历任津浦铁路济南机车厂工程师、四洮铁路工程局局长、交通部关税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1947年被聘为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顾问。
王永江(1872~1927),奉天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人。奉系军阀中的重要成员。曾出任财政厅厅长、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兼东北大学校长,奉天省代理省长等。
班威廉(1906~1993),英文名字是William Band,英国人,夫人克劳尔。1926年毕业于利物浦大学。1929年来华,1932年起任教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和夫人克劳尔一起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边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任教。1942年返回英国,后到美国任教,加入美国国籍。
张云(1897~1958),广东开平人。1920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获天文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校长等职。
何增禄(1898~1979), 浙江诸暨人。192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29年赴美留学,次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和物理系主任。1955年调至清华筹建工程物理系。
卢于道(1906~1985) ,浙江鄞县(宁波)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和心理学系。同年赴美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解剖学,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历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等。
程开甲(1918~),江苏吴江人。中科院院士(1980),两弹一星元勋。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
束星北(1907~1983),江苏江都人。1924年考入之江大学,次年转入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堪萨斯州拜克大学、加州大学学习,1928年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参与研究,1931年获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海洋大学任教授。
石之琅(1918~1999/2000),浙江新昌人。1939年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4年后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至厦门大学。
王谟显(1907~1973),浙江奉化人。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教授、副校长。
苏步青(1902~2003),原名苏尚龙,浙江平阳县人。中科院院士(1955)。1919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 1931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职浙江大学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校长。
周世勋(1921~2002),湖北黄陂人。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48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天津北洋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副教授、教授。
谢希德(1921~2000),女,福建泉州人,谢玉铭之女。半导体专家,中科院院士(1980)。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先就读于史密斯学院,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理论物理,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2年9月取道英国,与在剑桥大学刚刚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未婚夫曹天钦一道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曾任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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