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感怀浙大

谈家桢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似有模糊之感，唯独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经历，仍记忆犹新。我深深怀念遵义、湄潭的一山一水，她曾哺育过我们这一代学人，也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新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弹指一挥，已五十春秋，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1934年，我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人地两疏的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部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夏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年。到1937年7月时年二十八，血气方刚，我一腔热血要实践“科学救国”的信条，毅然告别了几经挽留我的导师和朋友，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回国后，应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聘请，任浙大生物系教授。此前，经留美学友朱正元介绍，由他的老师、时在浙大的胡刚复先生的推荐，竺校长代表浙大亲寄聘书给我，聘我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月薪三百元。我时年二十八岁，与竺校长一非师生，二非故旧，获此高职厚遇，殊为不易。由此可见，竺校长确是任人唯才，不讲派系，把我这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当年浙大有一项规定：凡是在本校毕业且在欧美着名大学中获博士学位的回国学生，一律先以一级讲师聘用。后来又知，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都是由他聘来浙大，一并委以重任。
到校不到一月就发生日寇大举侵华的“八一三”事变，浙大决定西迁。我随竺可桢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历经数月，艰辛困苦，辗转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头上有日机轰鸣，地上有日军追兵，我和全校师生一起，到一个地方，就打开箱子，坚持教学实验研究工作。
1938年夏天，我由江西回浙江接家属去宜山。那年的春节，我们全家团聚在宜山脚下山沟边的茅房里，居室周围，稀疏几家山民。沟外一大树上挂着一颗炸弹壳，用来报警，当有日机来袭时，有人专敲弹壳，并挂上小红旗，以示警报。
1939年11月25日，南宁沦陷，竺校长听取师生员工意见决定北迁贵州，并在贵阳附近的青岩镇上设立一年级分校。12月全体师员工进入遵义城，我和家属住柿棉花园街1号。1940年春，学校决定农学院和理学院由遵义再度搬到湄潭。湄潭离遵义75公里，但须翻山越岭，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走过湄江桥，就到生物系的实验室“唐家祠堂”了。自此，我较稳定地度过了六年难忘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生涯。
湄潭素有“小江南”之称，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幽美宁静，物产丰富。夕阳西下时，漫步湄江边，此情此景，似入世外桃源。但是，我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是异常的艰难。唐家祠堂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四面通风，摇摇欲坠。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只得因陋就简，略为装修后改作生物系师生实验和研究场所，倒也非常安全，可以专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没有电灯以油灯照明，一碟桐油几根灯草，黑烟熏鼻。只有在看显微镜时才舍得用煤油代替桐油。没有自来水，以桶代塔，接上河水，土法过滤，用作清洗试管等实验所需。尽管如此，全体员工团结一致，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
物质条件差，人的精神向上，师生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培养了一批遗传学的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已成为我国生命科学、医学、农业等方面的着名学者和专家。不仅如此，我本人在亚洲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专题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为我毕生从事的遗传学业打下了基础。
我的第一代研究生是在湄潭培养的，他们是盛祖嘉、施履吉、刘祖洞和徐道觉等。盛祖嘉原由沪江大学转学到浙大生物系，迁校江西广西期间，随我采集果蝇，毕业后留任我的研究助理。1946年他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红色面包霉遗传学研究，现已成为我国着名的微生物遗传专家。他的夫人沈仁权教授原在浙大化学系任助教，他们相识在湄潭并在当地结婚，后来一起去美国，从事生化遗传的研究。施履吉原是浙大农学院园艺学毕业生，在湄潭成为我的研究生，从事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在染色体行为、染色体精细结构方面颇有成果。1946年去美国深造，从事细胞生物和发育生物的研究工作，现已成为我国着名的分子生物学家。施履吉学习勤奋，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他曾是浙大“马列主义小组”外围组织——“黑白文艺社”的成员之一。
刘祖洞在广西农学院毕业后到湄潭做我的研究生，同时在浙大附中教生物学，后在浙大任教。解放前夕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从事哺乳动物遗传学研究，后搞人类遗传学。由于他数学基础厚实，又善于实验操作，结合人类遗传学的家系分析，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方面的研究成绩显着，为开拓和发展我国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作出很大的贡献。徐道觉在浙大农学院病虫害系昆虫组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农学院工作，一年后又考上我的研究生，在湄潭从事植物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在实验技术上无论设计和操作，总是得心应手，成为我的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回杭后，我送他去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从事果蝇种系演化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后来他从事人体染色体的研究，以他发明的特殊技术率先修正了人类染色体数量23对、46条，一改以往学术界认为的人类染色体数量是48条的结论。这一成果是可作为人类遗传学发展中的一大突破，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湄潭，我的第二代研究生有复旦的项维、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张本华、中科院植生所雷宏淑和留美的陈瑞棠等。我痛心的是这几位学生都早我离开人世。那时，根据当时中印研究生交换协定，我在湄潭还收了一个印度的研究生，他名叫甘尚澍。印巴分治后，他曾任巴基斯坦一所农学院院长。在湄潭，我还为农学院各有关系科开课，教授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课。对高年级开过高级细胞遗传学和实验进化等课程。我在农学院中的学生就很多了，如现任教浙江农业大学的季道藩、汪丽泉、唐觉、葛起新、沈德绪教授等等。这些学生现都成为我国农业部门、院校、研究单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艰难条件下，坚忍不拔，勤奋学习，为他们终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都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精华，这也是我一生中感到欣慰的事情。
当年我在浙大所招收的生物所研究生中，不少是农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知道农业科学如果没有扎实的理科基础，农业知识水平只能永远停留在现有水平上，是很难提高的。他们那时能够考取理学院生物科学研究所，也是在读农科的同时，选修了不少生物系的学分。
我一生涉足于以瓢虫和果蝇为实验材料的经典性遗传学和进化论，以及辐射遗传学等研究领域。早在研究生时期，我已开始从事亚洲瓢虫色斑变异遗传规律的研究。虽在美国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开辟了以果蝇为研究材料，利用当时新发现的唾液腺染色体技术，进行不同种间和种内的染色体结构和细胞遗传图的研究，但我对瓢虫色斑变异遗传学研究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
直到70年代，我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和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浙江、江西、广西和贵州特别是湄潭地区，采集了大量瓢虫标本并进行地理性季节性变异规律的分析，1944年在遗传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记得浙大决定西迁时，我把以前关于瓢虫遗传学研究所积累的资料文献、实验数据报告以及有关的标本仪器都装在一个木箱里。浙大前后搬家五六次，但凡搬迁到一地，即打开木箱，把显微镜等简陋的实验装备起来，即使日寇飞机骚扰，空袭警报不断，我和我的学生处之泰然，仍坚持科学研究。当迁到遵义的柿花街一号寓所时，环境安静多了，我和盛祖嘉在阳台上借着自然光看显微镜。在湄潭的唐家祠堂，我们点上煤油灯，在那微弱的灯光下做着我们的实验，在显微镜下观察标本和染色体。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在唐家祠堂里观察瓢虫的杂交后代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把此情况告诉了当时任生物系主任的贝时璋先生，贝先生建议称此现象为“嵌镶（mosaic）显性现象”。在此基础上，我继续进行广泛的杂交试验并探讨这样现象的机理，终于摸清了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指出鞘翅色斑遗传至少由许许多多等位基因所控制的，有一些变异类型实际上是嵌镶杂合体。它们不能稳定地传下去，无例外地显示嵌镶显性的作用，表现一种特异的嵌镶显性现象。我提出嵌镶显性现象可分为“包括式”和“重叠式”两种情况。通过对许多嵌镶杂合体的测验，又发现一种例外情况，在橙红色斑点中有一个黑斑点，这种现象我认为可用三体性遗传原理来解释。
1945-1946年，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客席教授。在美期间，除讲学外，我完成了《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论文，并登载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这篇论文的发表深受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认为丰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对遗传学的一大贡献。我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短期工作时，见到了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她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奖金，以表彰她对玉米“转座因子”的光辉发现。当时她十分高兴地见到我，高度赞赏我的嵌镶显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谈到最初她在玉米色素斑点研究上提出的“控制因子”，是受到我的论文启发。1988年加州理工学院发育遗传学家特维森教授见到我，又重提我四十多年前这一研究工作，他极有兴趣地希望这项研究再深入下去，预见很可能会发现如今隐藏的重要发育遗传的机理。
我和我的助手对在湄潭等十几个地区采集到的异色瓢虫群体进行性比测定。同时发现在野生群体中只生雌个体的单生雌体的母系遗传现象，这种由母传女的方式，证明为典型非染色体的细胞质遗传。我们在湄潭还进行瓢虫色斑类型分类及计算在当时出现的频率，又通过对异色瓢虫的四种常见色斑类型在地理分布和季节变化测验等课题的研究。抗战胜利后，我们继续充实材料，完善实验，发表论文，但是这些论文的基础无疑是在湄潭形成的。
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自豪的是在日后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是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谊，终生难忘。多少年来，我渴望再访我的第二故乡。
1986年，我终于了却心愿，在当地县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部门热情接待下，我又走过了湄江桥，瞻仰狮山雄姿，重睹了当时浙大办公楼的“文庙”。我兴奋地找到了当时在湄潭天主堂内的我的寓所。这是一幢标准贵州式全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有几家住在里面，在当时湄潭县城中也算得上是上乘建筑。如今虽旧，但仍保护良好，我感到十分亲切。当我踏在原唐家祠堂的遗址时，我激动不已。祠堂已拆除，我仍能确定我和我的学生原先是在哪个方位上的房间里工作和学习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四十年后旧地重访，使我激起了一连串回忆的涟漪，似乎人也变得年轻多了。湄潭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衷心祝愿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繁荣富庶。

张浚生
我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与浙江大学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五十多年前，和那个时代的每个青年人一样，我满怀理想和抱负走进求是园，到浙江大学来求学。这一呆就是二十多年，在这里学习、工作，一直到四十六岁的时候，才离开了浙大。那段不在学校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回到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
1998年，因组织安排，已经六十二岁的我再次回到浙大，回到熟悉的求是园，主持四校合并的工作，担任浙大党委书记。2004年，我不再担任浙大的党委书记。 五十多年，半个世纪，我在浙大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脚印。
第二志愿进了浙大
我是福建长汀人，那是个革命老区。高中毕业选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不是浙江大学，报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为解放初全国工科最好的两所大学是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当时的苏联专家特别多，加上我的前两届同学考取哈工大的比较多，他们经常向我介绍哈工大的情况，所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哈工大，第二志愿才是浙大。后来快要正式考试之前来了一个通知，说哈工大当年不在福建省招生，那我的第一志愿就等于作废了，这样我的第二志愿就变成第一志愿了。
我读的是浙江大学机械系的光学机械仪器专业。1954年浙大只有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化工系四个系，当时浙大的光学机械仪器专业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专业，也是浙大唯一的一个保密专业。我报的时候并不知道有光学机械仪器专业，只填系的志愿，不看专业，进来的时候就被分配到这个专业。
当时浙江大学的主校区是在大学路，玉泉校区是个新校区。当时我们一年级的同学一进来就全部被拉到玉泉校区。玉泉校区是1952年定下来开始建的。但是那时候的建设速度没有我们后来建紫金港校区那么快，尽管1952年开始定下来建，1954年到我进去的时候玉泉校区还只有五座宿舍，一、三、四舍是男生宿舍，五舍、六舍是女生宿舍。第一教学楼刚刚打好地基，还在挖土。现在的玉泉校区这个门，当时门口有很大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杭州市第二公墓”。路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上课在哪上呢？有些比较大的课比如化学课，就在草棚里上，课桌椅摆在那边，地板都没平过，地上草都还有。吃饭的食堂也是这样的。上小课就在第一宿舍的地方，把宿舍的墙打掉，两三个宿舍连起来就做小教室了。当时力学实验室等都在第一宿舍。
我记得当时学校的会还在大学路开。有一次开会我没有赶上车，结果是一路从玉泉跑到大学路去的。
虽然当时校园环境这么差，但浙大的校风、学风很好。我们念书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感觉到浙江大学的校风、学风好，但是到了工作以后，就逐渐地体会到浙江大学的校风一直是非常好的。学生在这里很淳朴，而且很用功。当时我们进到大学以后有个认识，进了大学就要认认真真学习，不太会想到社会上去干点什么花里花哨的东西。那也可能跟我们当时的玉泉校区基本是个农村有关系，旁边都是稻田，现在玉泉校区门口的大学路那个地方那时还是个小山坡。那时候没有浙大路，好几年都是走边门那条路。
当学生干部找到人生的另一半
刚到浙大时，我不愿意当学生干部，因为在中学的四年半（我是高中提前半年毕业的）一直当学生干部感到很累很累。所以到浙大的时候我就想，千万别再当学生干部，反正别人也不知道我当过学生干部，所以每次开会都不发言，免得被人发现自己还有点工作能力。但是来校半个月之后，团委有位老师把我找去。他说：“我们新同学进来了要建立一个团支部，现在刚刚进来大家也不能进行选举，你去当团支部书记吧。”我说：“不行，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你在中学不就是学生干部么？”我说，中学是中学，大学是大学，而且我是山区学校出来的，班里那么多同学，北京来的上海来的，都是大城市里来的，我哪里管得了他们？他说反正我们已经在档案里面挑中了你，管得了管不了都是你的问题了。我想想这个老师倒是干脆得很，所以这个学生干部就这样又开始干起来了。当了两年的团支部书记，二年级我就入了党，学生干部也就一直当下去。
三年级开始，我们整个系八个班成立一个团总支，我当了团总支书记。大学四年我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担任学生干部对自己的学习是会有点影响的，因为占用了很多时间，当然也锻炼了自己。其一，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其二担任学生干部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所以这对我毕业以来的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当团支部书记的时候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找到了我人生的另一半。
我太太跟我是同一个系的，但不是同一个专业，她当时读的是机械系的金属切削机床与刀具专业。当年读书时每个专业之间有一些来往，但是不多，因为主要是上大课，那么多同学谁认识谁啊。三年级成立团总支，我被选为团总支书记，她是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样接触就比较多了。她跟我不太一样，她的功课比我好，她是浙江大学1956年的第一届优等生，就像现在的竺可桢奖学金一样，体育等等也比我好。
不过我们那时候谈恋爱也就是出去到外面坐一坐，白堤啊什么的。我看现在同学在校园里面手拉手的都很多。1992年我陪一个香港的代表团回来，那天住在香格里拉饭店，下午的活动结束了，晚上的活动还没开始，我和我太太就在香格里拉对面的西湖旁边坐，我写下一首诗：“晓雾迷蒙去，暮色入秋凉。相对静无语，遐思忆昔年。”这首诗就是回忆了我们当年坐在西湖边的情景。
毕业留校当了车间主任，与刘少奇合影
1958年大学毕业后，作为我们专业当时仅有的三名留校的学生之一，我留在了浙江大学工作。1958年开始大跃进了，但当时我没有去大炼钢铁，没有到外面工厂去劳动。因为当时学校也办了工厂，就是把我们原来机械系的试验工厂办成了机械工厂，我们原来光学仪器专业的光学玻璃工艺学的实验室就改造成浙大机械厂的生产车间了，劳动就是在那个地方，磨镜片、望远镜镜片、显微镜镜片等。
因为当时教研室决定要我接替缪家瘅老师开设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因此在车间里我成了车间主任，同时还担任教研室秘书。在我毕业三个月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到浙大来参观，到了我们光学车间，还和我们一起拍了照片。刘少奇同志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浙江日报》登了一组照片，我发现其中一张照片有我，就专门去向报社要了一张来留作纪念。
刘少奇同志到我们学校来参观，是因为浙江大学搞科研历史上就有好传统的。刘少奇同志参观的几个地方，都是浙大当时科研搞得最好的地方。像到我们光仪系来，我们这个系这个专业一直在搞科研。包括到了“两弹一星” 的时候，能拍到原子弹爆炸瞬间的250万分之一秒的高速摄影机，就是浙大光仪系研制的。刘少奇同志看了我们这里，还到电机系看了双水内冷的实验室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第一个发明奖就是颁给浙江大学的双水内冷电机。
他还参观了另一个实验室就是现在机械能源学院的旋风炉。
当时我们学校很注重工科学生的实践活动，所以我们做毕业设计的时候都要到工厂里去拿实际的题目来做的。我做的题目是在南京的测绘仪器厂，做一个农村用的水准仪。我设计完了画好图纸以后，还要送到车间去生产。
我跟到车间去看他们怎么生产，回校的时候它已经做出来了。以后每一届的学生都是这么做的。1965年，我跟另外两位老师带了二十五个同学到南京大学，替他们天文系设计太阳望远镜。那个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我们几个老师带了二十五个学生，把一个大型的太阳塔的机械设计全部做下来了。这个设计1965年做完，19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就没有生产。到了70年代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开始生产，生产以后到1982年正式鉴定。这个项目先是拿到了江苏省的科技成果二等奖，然后又申报了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所以说，浙江大学科学研究的传统应该是从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
“文革”期间参与筹建激光专业
“文革”的时候，我在系里兼任专业党支部书记，不算是当权派，按道理应该斗不到我头上。但是当时有个很糟糕的情况是我一直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没像现在懂得那么多，只是总感到与毛主席一贯的教导不一样。所以人家去造反我就不去参加，不仅不去参加还保护这些学校的领导，所以就变成“保守派”、“保皇派”了。因为这个缘故我老要挨斗，再加上当时也有对林彪不满的思想，讲了一些话，老是被人家审查。“炮打林副主席”是“反革命”啊，所以我“五七干校”也去过，诸暨的农村劳动也去过，到浙江光学仪器厂劳动也去过。1966年到1973年之间，日子一直都不太好过。我去“五七干校”的时候，我太太也是老师，就同我一道去了。那时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都在念小学。所以我一想，就说，全家都去吧。去了以后我女儿睡在我太太的宿舍里，儿子睡在我的宿舍里。当时确实比较迷茫，那时写了一首诗：“奉命干校去，挈妇又将雏。昼见蛇蝎舞，夜闻鹰隼哭。闲觅青山路，累抱黄酒壶。螺蛳当佳肴，一醉万事无。”这首诗写完后一直没敢拿出来，到前几年才拿出来。
我这人天生乐天派，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该做什么事该说什么话我还是会继续做我的事说我的话。在“文革”期间搞工科的人没有实验室，没有设计项目给你，你就很难做。当时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看了不少文学的书，陆游、辛弃疾的诗词等等，因为我中学有点基础。
大概1973年左右，我就恢复工作了，恢复工作以后党籍也恢复了。1973年毛主席发出号召：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们光仪系第一届工农兵学生就是1973年进来的。
恢复办学后不仅是原来的专业恢复了，还办了新的专业，我当时就组织筹建了激光专业。1958年我毕业的时候，激光这门技术还没出现。激光最早出现是1960年，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激光发展非常快，所以在“文革”期间尽管我没有太多机会看书，但还是看了有关红外技术和激光技术的一些书，知道跟上新兴学科的发展。
实际上我在毕业以后的第二个学期就开始给学生上课了，按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当时是因为教师太少，我毕业的时候原来上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的老师到苏联去留学了。这门课没人上了，我又在光学车间，所以让我第二个学期就上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除这门课以外，我还开过物理光学仪器、光谱仪器学的课，后来还开了激光技术与仪器的课，一直教到1982年。1983年我离开学校。
暂别浙大，难舍求是情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学校要我担任光仪系的总支书记，另外也是当时浙江大学的党委常委。1980年学校开党代会，我担任了浙江大学的党委副书记。1981年中央要选拔一批干部，当时叫做第三梯队，按照小平同志“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技术化”的要求，学校就把我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
当时要我到杭州市委去的时候，党校回来不久组织找我谈了三次，其实我都没有最后答应，是硬调出去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愿意不愿意都是要去的。 离开浙大后，只要有空我还经常回浙大来看一看，每次回来，我都要特别看一看玉泉门口那棵雪松。说起来，那棵雪松可以算作是我保护下来的。
玉泉校区的门口原来是一大排树，中间没有门，门在两边，一进一出。后来因为有同志反对这样做，就要把这一大排树移了，在中间做了个校门。学校准备把一排的雪松都移开。杭州有个规定，移树一定要保活，但是有一棵树特别大，很难移。当时机械系有一个同志说给他三百块钱，他去铺上路轨就可以把它移活。学校也同意了，那时候我还在学校里当党委副书记，就每天跑到门口去看，发现那棵树留在那里好像也没什么大影响，它离开校门有一段距离，而且比较中间，也不是很偏。我想，万一移死了怎么办？再说，我认为一个校门，从中国人的建筑美学的观点看，有个屏风比较好，这棵树可以看作是屏风。所以看了一礼拜以后，我就向当时的党委书记刘丹同志提出，那棵树是不是可以不移。他是非常爱护树木的，我说万一移死了也不好，现在这里留一棵树还是挺不错的。后来我每天陪他下班，下班就陪他去看，看了一个礼拜，就定下了不移，所以就保护下来了。对那棵树我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离开浙大以后我每一次回到学校里，都要去那棵树旁边看看。
1983年我到杭州市委工作，实际上工作了一年多一点，到1984年的10月份，中央组织部来通知要调我到香港去工作。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草签了，香港要进入过渡期，因此那时候要增派一批干部到那里去。我去的时候已经到了1985年的7月，因为中间办手续等。那时浙江省委也不同意我调，说是借调给他们，借两年，这样才去的。谁知道一借就去了十三年。
重回求是园，主持四校合并
在见证了香港回归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后，1998年4月，我回到了暂别十五年的浙江大学，担任新浙江大学合并领导小组副组长，筹建小组长，负责主持四校合并工作。
浙江大学的合并有历史原因。解放前的浙江大学本来就是个文、理、工、农、医、法、师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把浙江大学的一部分教师调到了中国科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着名大学去了。留在这边的一分为四，成为四个学校。工科的主要保存下来，师范学院和文理学院的一部分成立了浙江师范学院，就在现在我们之江校区那个地方，后来1958年改成杭州大学。农学院当时成立了浙江农学院，就在现在的华家池校区，后来成为浙江农业大学。医学院那时叫浙江医学院，后来成为浙江医科大学。
原来这么好的一所大学分开了，而且很多着名教授都被分到其他学校去了，老师们更是感觉到原来那么好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分开很可惜，作为学生我们当然受教师影响很厉害。特别是留了工科没有理科，理工是很难分的，所以到1957年浙江大学在所有的工科学校中率先恢复了理科。后来路甬祥当校长的时候提出以理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经管、综合发展的办学思想。
浙大一直有要求恢复综合性大学的想法。1979年我们老校长刘丹同志带了七个教授到美国去访问，他考察了美国的大学以后回来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浙大要恢复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我当时已经是党委常委，第二年就是党委副书记，我一直非常支持这项工作。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没搞成。到了90年代，母校有了这个机会，我是赞成的。
当时也是路甬祥同志最早来找我谈的，我说这是好事，但是我也知道真的做起来很困难。要不要接下这个任务？我当时反复考虑了四个多月。身为浙大人，我深知这项任务的意义，也了解这项工作的困难和艰巨，尽管四校同根同源，但因为历史原因，毕竟分开已有四十五年之久，四校合并千头万绪，足以让你寝食难安。自己能不能挑起浙大的千斤重担，实在心中没数。
最终我还是答应下来了，所以答应，原因三条：一是当时恰逢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曾经有多年教育和科技工作的经验，对此重大意义体会深刻；二是合并可促使浙大加快学科交叉和融合，帮助浙大再上一个台阶，实现多门类、多学科综合性发展；三是合并是老校长刘丹同志和许多浙大师生多年的愿望。
1998年4月，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杭州，和潘云鹤同志及其他十一位原四校老领导一起开始筹建四校合并。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校区分散，建制不同，队伍庞大，设置重复，原先四所学校、六所附属医院教职员工共一万五千人，管理困难，有人用个形象的比喻是“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当时有人担心合并容易融合难，真正融合，也许要一代人的时间。我说，不可能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要用一流的办学目标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筹建过程中，我逐一拜访了原四校的老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听取意见，吸纳好的建议。在院系组建过程中全校先后召开了八十多次座谈会，收集各种方案和建议两百多条，反复研究和论证。
1998年9月15日上午9点，对浙江大学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宣告四校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正式成立。他对新浙大的寄语是：“这不但是浙江大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而且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影响深远。”浙大给我最深的影响是它的“求是”校风，那种朴实、勤奋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落实在我们一生的工作当中，做任何事都会实实在在，不求虚名，一定不会弄虚作假。所以我回到学校的这几年，每个学期每个学年提出的工作计划，或是哪一项工作目标，都会提出要坚持踏实的作风。“求是”精神的内涵是很多的，比如说“求是”就是要“求真、求善、求美”，求是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开拓精神。追求真理，敢于创新、勇于创新，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校歌里也提到过。所谓求是，讲的是作风和精神。
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做什么事都认认真真去做，搞科学研究一定要把最终结果探索出来，做一件事一定要使它有效果。这是我在浙大几十年最深的感受。
在四校合并之后，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就是在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向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发展，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几年，我们花了大力气，不仅聘请了着名学者出任新组建的二十个学院的院长，还请来一批批重量级的海内外名人执教。我还利用我在香港的人脉，请来金庸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说服一批香港的实业家为浙大的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慷慨解囊。
2004年7月，由于年龄原因，我从浙大党委书记一职上卸任，但我的心还是留在浙大，留在求是园。这几年，作为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我还是利用各种机会为浙大做事情，希望母校能发展得越来越好，能早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缪进鸿
我所知道的陈立先生的教育思想片断
1.“高教更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次陈立先生和我讨论有关浙江的教育究竟应该怎样抓才好。这次谈话，事隔二十多年，其他的话我已忘得干干净净，唯独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我看，高教更重要！”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充满了自信。
“高教更重要”这句话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内涵却很丰富。从推翻满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就一直有争论。
蔡元培先生自己撰写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蔡元培先生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当时，百废待兴，新中国的教育究竟应该从何处抓起呢？对此，蔡元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作了一段有趣的回忆：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 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要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你们看，当时的蔡元培和范源廉之争是不是有点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之争？相比之下，应该说，蔡元培先生站得比范源廉先生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陈立先生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浙江的高教，历经解放以来全国院系调整、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已遭到严重的削弱和破坏，如不大力整顿、扶植和建设，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先生提出“高教更重要”，要求下更大的工夫去整顿、扶植和建设高教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符合当时中央和浙江省委的精神的。只有高教抓好了，普教才可能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和提高。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2.“要大刀阔斧去重点培养”人才
大约是在1986年底或1987年初，我抛砖引玉，寄了一份关于浙江高教发展规划设想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几个单位集体撰写的，获得了中国高教学会的奖）给陈立先生，请他指正。这块“砖”一抛，果然把先生的“玉”引出来了。
先生于1987年2月5日写了一封长信复我，谈了他对浙江高教的一些看法，其中一条就是“要大刀阔斧去培养”人才。先生在这封信中指出： 杭大的处境很困难，主要还是人才。“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里也有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领导图省事，不能大刀阔斧去重点培养（人才）。孟尝君对冯眗的故事，值得反思。
我党素来主张没有重点便没有政策。要有眼力，要舍得下本钱，要重点扶植。我过去是考取湖北公费留学的。就我们这所中学（博文中学，现名武昌十五中）前后三年考取的几个人，一个是陈友松，现在北京师大（双目失明，仍担任一些重要任务）；一是涂长望，和我同届，解放后是中央气象局局长；最后一个是张国藩，天津大学校长和天津市副市长。博文考生全部就是我们这四个人，除我以外，都对国家文教科技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从浙江需要出发，重点选拔一些人到条件好的地方去进修呢？（现在由各校选派，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遂我所要）一年五名、十名都可以。这样的工作，不能推诿为经济限制，真乃“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惰性！
上述先生对重点选拔、培养人才（首先着眼于大学师资人才）的批评是中肯的，事隔十八年，仍不失其意义。现在迫切需要吸取我国以往的和西方近代的有益经验，建立一种能真正体现“公正、民主、平等、择优”原则的严密甄别人才的现代化制度来遴选各类人才，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人才遴选上的随意性和失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种有效的人才选择的途径，把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性逐步重新整顿起来，把不好的品性逐步加以改造、淘汰。
3.改革现行的高教管理体制，提高效率和效益陈立先生在这封信中还提出：
我仍怀着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省教委底下可设一高教局或类似的机构，以统一至少是杭州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伦敦大学只是一个这样的机构，下面三四十所学院（College）都是独立的，但在伦敦大学注册以后就可以到各个学院随便去听课，虽然每人必属某个学院管理。伦敦大学事实上只有一个注册处（Registry）和一个图书馆。学位证书都由伦敦大学颁发，注明是哪个学院哪个系（Faculty）的学生。现在不能恢复原浙大的规模，是否可以在行政上统一领导，以加强各校的合作？例如，我认为每个系有资料室就可以了，但杭州要有一个规模齐全的大图书馆。Thomas Carlyle曾说：“A universityis a collection of books。”这自然是陈腐之言。但以现在的财力，如果要各校都建规模宏大的图书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认为图书馆和现代的数据库（至少要和有关的国际中心建立终端连接）是发展高教所必需的。我在联邦德国的曼海姆（Mannheim）看到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至今仍印象深刻。主要是，它可以提供必要的研究工具（如计算机）和资料，还可以给予选题（以免重复）和方法上的指导。
这正是我国现在所必需的机构。因此，要有魄力建立一些研究中心，包括拥有各种大型设备和实验中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通力合作的优势。各搞一套是不可能做出大事业来的，即使做出来也一定很不经济。
陈立先生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高教界和科技界的一种通病，也是一种顽疾：“各搞一套”，不善于“发挥通力合作的优势”，结果造成很大浪费。
4.关于系科设置和心理学科的重要性陈立先生在这封长信中还提出：
我最不主张机构庞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例如，设置文、理学院我就断然反对。现在正在提倡文理渗透，又要来个文理分家，何苦来哉？我认为基础学科就是要在学校的直接领导下去发挥它对各个专业（profession）的作用。有些专业可以成立院，如政法、经济和教育，体育也可以。但这些学院都要紧靠各自必需的基础学科。计算机科学也应列为基础学科，到2000年，不懂计算机将成为新时代的残疾人。
自然，对你没有把心理学列为基础学科，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工农商学兵”都不可没有心理学的素养。有些人甚至认为，凡是人都得懂些心理学。许多国家都在高中设置心理学选修课（苏美都如此。解放后我国首先翻译的苏联心理学教科书就是Teplov的中学教科书）。谈家桢80年代来杭州讲演，即声称“21世纪为心理学的时代”。钱学森也作过同样的宣传（他将它译为思维科学）。心理学是为两个文明服务的，一方面一个文明人要有这方面的修养；另一方面没有工作不涉及人，也就没有不涉及心理学的。这点认识，我认为是应该强调一下的。不是卖瓜的说瓜甜，李德葆就向我提过，他在美国看到中学有心理学课，而且，所有学校都有聘请心理学家。
陈立先生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心理学的宣传者和教育家。
我则是一个十足的“心理学盲”，却偏偏又在浙江省教委从事高教方面工作。
先生不得不花时间开导我，跟我讲一点心理学的重要性。但我真正体会到心理学的重要性还是在从事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研究之后。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先生对我的教诲才开始发挥作用。恐怕这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道理所在吧！
5.关于高校招生办法的改革设想
2001年7月27日，《杭州日报》第3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由“南北榜”事件看高考分数线》的文章，谈到山东等省的大学招生录取分数线要比北京高出许多的不合理现象。陈立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第二天凌晨即就此事写信给我（可见先生对此事很重视），建议我看看这篇文章，并告诉我：早在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遵义老浙大，就通过研究，主张用序数（ordinal number）来代替基数（cardinal number）对高校招生办法进行改革。竺可桢校长当时曾主张采用他的建议来代替统考入学制。后来由先生指导一名毕业生，以这个题目做毕业论文，用先生的方法得出效度为0.8。当时我因事忙，竟没有遵照先生的嘱咐去读《杭州日报》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去拜读先生过去的有关研究文章。七个多月以后，即2002年3月9日，先生又写信给我说：“山东大学录取的分数要比北京高过一个多层次，我也说不出明显的道理来。就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赶不上山东等地的乡村，我自己也觉得理亏，不论从天赋和环境都说不出道理来。最近因人力资源问题（重要），对人才问题加强了研究。我建议你现在有机会可以从这方面下手。如何？”我没有时间去查阅先生的大作《细说从明朝初年科举中的“南北榜”到今天高考在教育中的地位问题》一文，但最近拜读了他的文集续编中的《大学入学考试废止后的招生办法》一文。我对先生的改革方案缺乏研究，实在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对先生年届百岁，尚如此关心人才、关心莘莘学子的前途、追求社会公平、勇于改革，内心十分敬佩。
我希望教育部的有关领导能在百忙中研究一下先生的方案，相信这至少对他们开阔思路有一定的帮助。
6.关于老浙大四校联合
在我的印象当中，陈立先生和朱祖祥先生一样，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向往竺可桢时期的老浙大，积极主张四校联合。朱祖祥先生不幸去世对先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四校联合”等问题上他失去了一位可以商量的志同道合的“知己”。陈立先生找我商量过可供推荐的“四校联合”的校长人选。我向他推荐了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吴家玮（杭州人，曾先后担任过美国旧金山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他可能是美国最早的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先生和我都认为，百年树人，校长最好是一位理科出身的、能看得远一些、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少一些的教育家。当然，像蔡元培先生那样文科出身的通才教育家也很好。但办浙大毕竟要比办旧金山大学或香港科技大学难得多，何况吴家玮先生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一种独特的体制也未见得能适应。所以我的推荐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记得当时先生对这一推荐是欣赏的。
一开始，陈立先生对四校终于实现了联合而感到欣慰。他把1947年竺校长从美国买回来送给他的两本心理学专着（扉页上有竺校长送给先生的题词和签名）找出来，执意要送到玉泉校区作为庆祝四校联合的珍贵纪念。陈师母对此有点犹豫。我劝先生不要送，因为最后可能会把这两本书丢失，还是放在心理系的陈列柜里公开展览，永作纪念，更有价值。后来听说，这两本书送到心理系之后，一时竟找不到了，先生知道以后很生气，经过一番追索，最后才算找到，这两本书兜了一个圈子，又重新物归原主。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四校联合”本来是件好事，但它选择的时机却不是很好。80年代初期，刘丹同志、四校的一些老教授（包括陈立先生在内）和我，也曾策划过四校联合。这件事虽因遭浙大少数人的反对而失败，但我个人却从不后悔。其实，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四校联合的最佳时机，这是因为：（1）当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经过“十年浩劫”，人心无不积极思上，都想争取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2）当时四校的规模都比较小；（3）当时社会和学校的风气都比较好；（4）当时一些老教授和老干部还健在，这是最最宝贵的，因为人才是关键，人才难得啊！当时唯一不足的是国家的财力还不足，但总比浙大在遵义时期的情况好得多。后来迟迟到1997年才搞“四校联合”。
这时四个兄弟的羽毛都已丰满，不但羽毛已经丰满，而且各校的机构都已相当臃肿，正像一户大户人家，兄弟分家已久，各自已建了不小的家业，人口众多，难以再合。而且，一些老教授和老干部也都已凋零，社会和学校风气则大不如前。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四校联合”的难度大大增加。
先生去世以后，先生的家人从他的笔记本里找到一张纸片，上面写了他对“四校联合”的一些期望，从中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忧虑所在：
（1）翁文灏当行政院长。我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就批评过他，科学家当上了官，就变成了政客，我希望浙大不要成为衙门。
（2）在工作改革中，不要在冥想中出主意。所以我主张联合前不要大动，仍以院系为主，照常工作下去。但在过渡中一定要设法多开些会，调动大家积极性。在学术活动中，一定要强调民主，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蔡元培和竺可桢的历史时代过去了，但民主作风仍然值得强调。
（3）要创造条件，培养人才，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贵在知人善用。不仅善用，更要尽力培养。
要派人到先进的研究与开发的硅谷去，不是博士，而是特别顶用的人，看空补缺，务求实效，解决问题。
后来，种种事态的发展证明，先生当时提出的上述忠告是十分中肯的，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可惜我们却做得很不够。
陈立先生和朱祖祥先生，还有刘丹同志，他们为浙大振兴、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
陈立先生鼓励、帮助我做科研
1.以教书育人为乐的教育家
我一生读过六所小学、七所中学、四所大学。我在这十几所学校求学，先后接触过的老师不下数十人。“人无常师”，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我先后接触过的，曾在一时一事（以至多事）上教导过我的其他老师（其中不少也是同事）恐怕也有数十人。在所有这些曾给予我教诲和帮助的老师当中，陈立先生无疑是给我教诲和关心帮助最多、延续时间也最长的一位老师。这一事实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但经最近一再认真回忆和归纳，它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81年秋，我被调到浙江省高教局（一年以后与省教育厅合并，稍后又改称省教委）工作。陈立先生在这以前约两年已出任杭州大学校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很快就相识了，并不时有所接触，这时他已年过八十。陈立先生早在1935年就进入了高教界，先后在清华和浙大任教；解放初又担任过浙师院和浙江省教育厅的领导工作，毕生从事教育，是一位有事业心、有真才实学和实际经验的老教育家。我虽在浙大任教了三十年（其中“十年动乱”时期也谈不上教什么书），但毕竟是工科出身，对教育知之不多。但是在平时与陈立先生接触的过程中，他的言行无不给我以影响。年过“花甲”，退居“二线”以后，从1989年起，我开始从事比较人才学研究，并从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比较研究着手。比较人才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它既涉及历史科学（首先是科技史和文化史）和教育学，也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些学科，对我来说，都比较陌生。
研究中碰到问题就不时去请教先生（我也不时请教其他老师，如陈省身、谭其骧、何炳棣、王承绪、陈学恂、徐规、陈桥驿、游修龄等老师，也请教一些与我年龄相近的，如姚德昌、邵靖宇、于宗先、干丹岩、仓修良、黄时鉴等老师，也包括过去的老同学），有时是登门拜访请教，有时是电话请教，更多的是不断寄自己写的材料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先生看我还勤奋肯学，并非“朽木不可雕也”，就不时给予指点，月积年累，也就受益匪浅。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也还有一些工作上的讨论和交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要为一位“古稀”上下的“年轻老人”解惑，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也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
先生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生平也做过一些后悔的事，但对教书育人我从不后悔。”这句话讲得好。我想，这也是他年过九十以至一百，依然坚持每周为他的研究生上课的原因所在，也是他乐意个别指导我、热情帮助我的原因所在。先生以教书育人为乐，这就是其中的奥秘。
2.临别赠言——最后一次重要的教导
我和陈立先生最后一次会面的时间是在他逝世前三个月，即2003年12月29日下午，在浙江医院他住的病房里。这时，他因股骨不慎折裂，已坐上轮椅，人也明显比过去消瘦了。这天下午陈立先生和师母、他们的大女儿亦平和我、我的老伴相聚，谈得非常愉快。就在这天下午，先生对我作了最后一次教导，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教导。
先生首先郑重地向我指出，在我现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里，“迄今还没有一门学科能起主导作用”。
我立即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和分量。我理解到，他的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讲讲的，而是出于他的深思熟虑。我就问他：“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项研究还值得做？”
先生点点头，明确回答我说：“是的。”
接着先生又说：“你有毅力。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毅力。”他讲这话时，微微摇摇头，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和懊悔的样子。这显然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勉励。同时，也显示了先生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而这种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本身，对我们莘莘学子来说，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
接着他又问我：“你这门学科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呢？”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微弱，我听不清楚。后来我听懂了。于是我告诉他：1992年我请当时的杭大外语系老教授鲍屡平先生给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comparative talentology，后来又拜托浙医大张贻瑾教授去请教她的老师、北大的李赋宁先生，得到了他的首肯。
先生听了很高兴。他说：“我想取的也是这个名字。”
先生取的名字竟和鲍屡平先生取的不谋而合，真让我高兴。先生为我的事考虑得这么细致周到，更使我十分感动。
谈到这里，先生忽然又问了一个使我感到十分意外的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唯楚有材，唯晋用之’呢？”
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在亦平的帮助下我总算弄懂了这个问题。先生是湖南平江人，早年在武汉博文中学读过书，后来又考取湖北省公费出国留学。他当然属于当时的楚国地区人。因此，他对“楚材晋用”这个问题比我们非楚国地区人有更深一些的认识和体会。对他提的这个问题我当时回答不出。说来也很可笑，搞了十多年比较人才学研究，对“楚材晋用”这个成语我竟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先生见我回答不出，就告诉我：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晋国的商贾力量比较强大，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所以能吸引楚国人才，能用楚国人才（大意）。先生这一临别赠言道破了美国为什么能广用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先生提这个问题启发我，可见先生为了帮助我用心良苦。
与先生谈话后不久，我从成语大辞典里查到“楚材晋用”这一古老成语的出处。受先生启发，在他逝世后半年，我撰写了“从‘楚材晋用’说到‘全世界优秀人才为美国所用’”、“为什么世界各国优秀人才能为美国所用？”和“为什么美国能后来居上，成为一个超级科技大国？”三篇论文，并以预印本形式寄给许多海内外学者专家，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好评。先生启发指点之功不可没也。
这最后一次与先生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与先生一起不过谈了四个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很简短，但可以看得出，每个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相互之间都有内在联系。在漫长的102岁生涯的最后时刻，他还在病中为我的研究考虑问题，真诚帮助我继续前进。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让我觉得弥足珍贵。
3.解惑的良师
大家都知道韩愈的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在通常情况下，“解惑”可能比“传道授业”更难一些，因为“传道授业”主动权在老师这一边，“解惑”主动权在学生这一边。学生将自己在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提出来请教老师；老师要接受学生提出来的各种疑难问题，妥善加以回答，以解其惑。这时，老师显然处于被动地位。我在研究过程中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不时去请教有关老师，包括请教陈立先生。像我这样的学生（出身工科，年过“花甲”始攻文科，基础较差），老师是不大容易对付的。但先生却表现出一位长者所特有的负责精神和耐心，尽可能给予解答。请允许我举例来加以说明：
（1）1989-1990年，我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发现太湖流域人才之盛冠全国。但不久我就意识到，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度里，拿一个地区的人才和另一个地区的人才作比较，比来比去，虽也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其意义和价值不大；于是就想跨出去，试拿太湖流域的人才去和西方世界人才出得最多的地区之一——苏格兰的人才作一比较。这一步跨出去很难。我登门去拜访着名的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老师，请教他可不可以这样做，他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说：比较一定要“like to like”，太湖流域和苏格兰的条件不一样，是不能比的。我又写信请教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先生。他回信也说，这两个地区不可以比，因为“近千年太湖区与苏邦文化传统及条件有根本差异，有如柑橘、香蕉之难对比。且太湖流域太狭，浙东、江右亦不在内，面积单一，取材标准似不无商榷余地”（1995年12月23日）。对王承绪、何炳棣两位老师，我当然很尊敬，现在依然很尊敬。但这是一个纯学术性问题，应该各抒己见，通过讨论求得解决。我就写信给何先生说：
如果我们在宇宙的某一颗星球上发现有“外星人”，尽管这颗星球和我们所处的地球的环境有很大差别，我们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拿地球上的人和这颗星球上的“外星人”加以比较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比，而在于怎样去比。这以后，不到一年，我先后在上海、北京、宁波等地发表了《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太湖流域与苏格兰的人才的比较研究》一文的全文和摘要。但我对上述两位老先生的意见一直感到纳闷。我反问自己：他们两位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声望的学者，为什么他们不赞成作这样的比较研究呢？又过了三年，我就这个问题请教陈立先生。不料先生却很明确地告诉我：这两者“可以比较”。
他说，事物都可以相互比较，颜色分红、橙、黄、绿、青、蓝、紫，也是通过比较才得出的。他又说：他们两位之所以不同意，恐怕是出于误解。随后，他又于1999年9月2日写信再次就这一问题回答我：“几天前你向我电话中谈的（注：其实是当面谈的）问题，恐怕是对‘问题’的字义（比较）有不同的解释，不然，我看不出争论的由来。”经先生这么一解答，在我心中悬了几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先生在这封信中又告诉我他所推崇的一位叫卡尔·波普尔（Sir Karl Popper，1902-1994）的英国科学哲学家的一段话：“我先是在动物和儿童身上，后来又在成人身上观察到一种对规律性的强烈要求，这种需求促使他们去寻找规律。”
先生接着又引用了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一位叫冈布里奇（Gombrich）的院士对波普尔这句话的评论：“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是从他那儿学到这一点的。”先生然后对我说：“你看，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我心里明白，这是先生再一次为我鼓劲！
（2）我在研究中发现，数学家（当然都是世界一流的能名留青史的数学家）患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病的相当多。后来我又进一步发现，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以至思想家和哲学家等群体患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病的比数学家群体还要多。我就再一次请教先生，问其中的原因。先生1999年6月26日写信回答我的提问。他建议我看一下他在1943年发表的《大学与大学生》一文，其中引用了英国心理学家J·沃德（Ward）的分析。先生认为，精神病中有一种“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一种精神病，它的起因就由于“不全”（笔者注：即有意的专一，使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别发达，同时就不能不牺牲其他方面，结果便酿成一种不平衡。从心理卫生言，这样的不平衡发展，往往引发神经系统疾病）。
先生的这一指点当然对我今后对杰出人物群体的疾病磨难研究大有帮助。
（3）我在研究过程中又发现，有些杰出人物群体，如思想家与哲学家、数学家群体在处理两性问题上与文学家、表演艺术家等群体有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前两者抱独身的比例相当高；不抱独身的一般也只结婚一次，结婚两到三次的往往是因为丧偶后又续娶。但文学家对婚姻、和异性同居比较随便，有的还非常滥，雨果和莫泊桑便是两个突出的例子。我就先打电话请教先生，问这是不是因为两者在性心理或其他什么方面有差异。然后再登门请教。登门坐下以后，先生告诉我，他接到我的电话，想了一下。他告诉我：两者是一样的。
只因为后者在社会上的名气大一些，影响大一些，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受到异性的崇拜和追求也多一些，才造成两者之间这种较大的差异；其实，在性心理、性生理等方面都是一样的（大意）。不言而喻，先生的这一指点，对我来讲，也是很宝贵的。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去了解，未必能很快得到如此简单明确的答案。
4.思路清晰，要求严格，“童心”未泯
我原先听说先生要求严格，有些兄弟学校的心理学教师的晋升职称的论文送到先生那里，有时就通不过。不过我当时并不了解他究竟是怎样严格要求的。我做“中外杰出人物的比较研究”，对取样要求尚称严格，一般要在大英百科全书或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列有人物条目的才能入选。有一次我恭恭敬敬地填了一份法国实验心理学家、智力测验创始人A·比奈（Binet）的信息卡（约有《新民晚报》4个版面那么大）作为样本，送给先生过目，希望先生能对信息卡的设计提提意见。不料先生立即提出，S·弗洛伊德（Freud）还够取样条件，因为他毕竟有些创造性的东西，但比奈是不够条件的（大意）。这使我有点吃惊。2001年8月中旬，我将一份列有100名生命科学家群体的样本一览表寄给几位从事生命科学的学者专家征求意见，也寄了一份给陈立先生和师母。
说实话，当时我只希望师母（马逢顺医师）能提些意见，因为她是医科出身；对陈立先生却不存奢望，因为他毕竟不是生命科学家，而且他年已百岁，也不好过于惊动他。不料8月21日先生收到该样本一览表后立即审阅，8月22日就打电话给我，明确提出应该增加英国剑桥的E·D·艾德里安（Adrian）和荷兰的H·德佛里斯（de Vries），并且很具体地阐述了他的理由，理由很有说服力。
当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陈立先生看了生命科学家群体取样名单，建议增加英国的艾德里安和荷兰的德佛里斯。百岁老人能头脑如此清楚，实在是难能可贵。他把为什么选这两个人的理由讲得很仔细、很清楚。”我查阅了这两位科学家的有关材料，当即接受了先生的建议（后来我查到，他在同年8月3日的一封信中告诉过我：他1933年曾去剑桥短期师从过艾德里安）。当时，先生在电话里还提出，青霉素的发现者A·弗莱明（Fleming）不应该列入取样名单，因为他的理论基础不够。他为此还提高了嗓门，在电话里和马医师争起来，非常认真（这是因为，当初倒是马医师建议将弗莱明列入取样名单的，我也完全同意）。
在对待A·比奈和A·弗莱明的问题上，人们可能会认为先生过于苛求。但我认为，对杰出人物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评价标准，先生的评价自有他的道理。弗莱明是1928年发现青霉素的；他证明它不干扰白细胞的功能，对实验动物无毒，为一种很有效的杀菌剂。“但他始终未能提供可以临床应用的粗制品。他将点青霉菌菌种一代代地培养，直到1939年为H·W·弗洛里（Florey）和E·B·钱恩（Chain）等人再度研究青霉素提供了菌种。”弗莱明1943年始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已是他发现青霉素之后十五年的事了。这也许说明，正如先生所指出的，他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确存在一些缺陷。
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评价也很严格。他曾于同年8月3日写信给我，简要介绍了他对中国心理学界一些学者的评价（一共提及九位，有的只是一提而过），要求就很严格，但还是采取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态度。例如，对郭任远的评价就是这样：在指出他的品行有缺陷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其实人无完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多媒体没有“一分为二”地对名人进行评论，确实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和影响。
先生对杰出人物的严格要求可能有“求全责备”之不足，但这也反映了一种淳朴的科学精神，有点像涉世不久、天真无邪的孩子对世界和现实的要求一样，容不得有一点毛病。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描述这种性格特征，姑且称之为“童心未泯”。我感到，至少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很需要提倡这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实事求是精神。
最后，我想引用陈立先生二十年前（1987年2月5日）送给我的一副蒲松龄的对联的下联，作为全文的结束语。先生当时以这副下联来勉励我。请允许我在这里，谨以先生的名义再将它转送给所有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振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历史性复兴而全心全意、努力奋斗的仁人志士们吧。
这副下联是：
苦心人，天必佑，卧薪尝胆，八千越军尽吞吴！

唐耀先
1937年夏，我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园艺系农业化学系，9月中旬到杭州入学。当时日寇已侵犯上海，我们一年级学生在杭州大学路浙江大学校舍内住不到一周，在参观了华家池新建成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建筑后，就迁到天目山禅原寺临时校舍内学习。随着日寇不断侵犯，为求安定的学习环境，学校接连向内地搬迁，先到江西泰和，继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湄潭。诚然，教学条件较杭州时差了，但师生们爱国情绪高涨，教学科研工作，愈益奋进，始终保持着浙江大学的优良校风。
我和祖祥的认识，始于在泰和学习时期，这时学习生活已稳定，星期日各系常有高年级同学主持的系会、同乡会等联欢活动，会上常请教师介绍专业的社会发展情况，高年级学长介绍学习心得和体会。那时全校农业化学组的学生，不到二十名，祖祥是四年级系会主持人，所以很快就相互认识了。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1938年暑期在泰和时系联欢会上在趣园摄得的一张合影相片，虽然时间长远，相片已褪了色，但看到它我仍禁不住怀念故人，重温旧梦。
在泰和暑期里，我在赣江浙江大学白鹭洲游泳场跳水不慎，呛水咯血，学校送我进吉安医院治疗。出院后还需继续疗养，无法按时迁广西宜山学习。
那时我家乡沦陷，无家可归，经济来源断绝，陷入了困境，正是过兴先和朱祖祥两位学长劝我到浙江大学为江西省农垦厅办的由过兴先学长毕业后主持的沙村垦殖场继续疗养，才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寒冬，我的病体才得以康复，于1939年春去宜山复学。两位学长对我的关护爱心，我永远难以忘怀。直到1996年1月13日，祖祥在杭州住院检查身体时给我来信中还谈到：“1995年10月应中国科学院组织沿京九线，从江西至广东进行红壤区开发考察，顺便还到泰和上田村肖家祠堂旁你养病处及沙村示范垦殖场（现千烟村综合开发生态试验区）凭吊旧踪，发现如今与以前大变样了，真是感慨良多！”当我看到此信，知道他还记得五十八年前我养病的事，颇受感动！
1940年暑期后，因遵义校舍紧张，理、农二学院迁湄潭。在选课时，不少老师包括祖祥，都曾劝我不必多选课程忙着在1941年毕业，不如宽松一些，推迟到1942年毕业，这样不仅对我身体健康有利，且可在校多学一些课程，多做一些科学研究，对我学业和成长都有好处，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湄潭时期，最初的科研
这时彭谦教授教我们土壤学，祖祥教土壤分析并带土壤学实验。彭老师和他正在试制土壤反应粉剂速测指示剂。一天，祖祥通知我，彭老师要我随他俩去附近的湄潭中央茶场桐子坡调查茶苗枯萎问题。去实地田间调查时，见不少长到三四尺高的茶苗成片枯萎，有的已死亡，而附近地区茶苗有绿色健康的。我就和他俩一起就地挖土坑采土，用土壤反应粉剂速测，发现死苗区上层土壤pH酸性，下层土壤近中性，而健康茶苗区土壤自上而下均为酸性，于是彭老师要我扩大调查范围，以揭示其根本原因。在他俩的指导下，我做了整个桐子坡深层土壤剖面pH调查，发现茶树喜酸性忌钙质，而桐子坡丘陵处于石灰岩和花岗岩接触带，凡栽培在母岩为石灰岩的黑色石灰土上茶苗，开始几年生长良好，当根系下伸至深层，遇中性、富钙土层时即枯萎，凡栽培在母质为花岗岩黄壤性土壤的，土壤自上而下均属酸性或强酸性，茶苗均生长良好。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对附近一座酸性砂页岩母质的大山“打鼓坡”进行土壤调查，发现该山土壤腐殖质含量较高，整层土壤酸性，宜于植茶。此研究不仅为湄潭中央茶场搞清了茶苗枯死的原因，开拓了茶园，并且还为在湄潭进一步扩展宜茶土壤指明了方向，茶场对彭谦老师深表感谢。
湄潭农民缺粪肥，影响农田产量，我在彭谦和祖祥的指导下做了玉米田利用蚕豆、豌豆绿色体做绿肥与当地农民惯用的牛粪、猪粪做肥效比较试验，研究结果为：用蚕豆、豌豆绿色体做玉米田绿肥不仅可以收获当季的青蚕豆、青豌豆，其绿色体肥效还胜过牛粪、猪粪。此试验为当地农民开辟了一类新肥源。同时，两位老师还指导我进行了湄潭地区黄壤型土壤pH剖面与其相应交换性钙、有效磷等性质的相关性研究，论文发表于《土壤季刊》。在他俩的培养下，我加深了对土壤肥料科学的认识，培养了兴趣，并决定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回忆湄潭时期充实的学习生活，难忘老师们的培育之恩。
1950年暑假，杭州郊区土壤野外实习
1942年暑期毕业后，我到福建地质土壤调查所做土壤调查研究工作，与祖祥一直通信不断。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江苏无锡故乡省亲，协助父亲在家乡办中学，祖祥赴美国深造，通信中断。1950年暑期后我到复旦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执教，他已由美国学成归来，在浙江大学任农业化学系主任，我们又恢复了通信。1951年春我负责复旦大学农业化学二年级同学“土壤野外实习”，因上海地区土壤类型单一，故寄信给祖祥征询他的意见。他见信后，热情建议我带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同学来杭州实习，认为杭州郊区地形、母质、土壤类型多种多样，适合土壤野外实习。如果复旦大学的同学来杭州，他将利用浙江大学春假期有利条件，帮助解决实习期同学的交通、食、宿等问题。这信息，自然是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的大好事，同学们听说到名胜地杭州，更是高兴。我和复旦大学教务处立刻回信请求支援。3月31日午后我和复旦大学五十余名同学到达杭州，祖祥带领部分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已在车站接我们，同学都借宿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在学生食堂用餐。当晚祖祥帮我制定了实习计划，除土壤野外实习外，还结合清明时节，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师生一起到凤凰山祭扫于子三烈士墓，到拱宸桥过兴先学长领导的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参观实验室及农田试验区，还安排半天时间参观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晚上与农业化学系师生开联欢会等。
从4月1日到5日，实习内容紧凑充实，从西湖湖泊，到平原、丘陵、山地、岩洞，在不同地貌、母质岩石和不同农业环境观察了土壤剖面，采取了土壤、母质和植物标本，野外实习收获丰硕。几天来两校同学间的友好交往，两校师生的热情叙谈，使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同学感到这次杭州实习，收获巨大，十分兴奋。对我来说，此次母校之行，与多年不见的许多老学长重叙，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得到了最大的帮助，节约了不少实习经费，内心感激不尽。许多参加此行的复旦大学同学如姚贤良、丁瑞兴、张万儒、吕殿寿等，他们以后都成了祖祥协作共事的土壤学界精兵，至今对此次杭州之行和祖祥关爱后学、热情待人的高尚风范，记忆犹深。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
1952年，全国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才结束，紧接着教育部宣布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农学院（除蚕学专业外）全迁东北沈阳成立沈阳农学院，从祖祥来信得知，着名中外的综合性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肢解成许多独立的学院，不少着名学者被调走；在国内成立最早的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被撤销，合并到南京农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而他和孙羲等一些老教师仍留在原校任教。他在信中说：“综合性大学不同学科间可以起到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作用，单科性学院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将不可避免地受严重影响，实践将证明这次调整是一次严重错误。”
我的大孩子1951年暑期参加抗美援朝正在杭州拱宸桥军干校学习，1952年暑期在我全家赴沈阳前，我又到杭州，一方面看望孩子，同时也是向祖祥、孙羲、兴先、禹谷等学长辞行。我们又一次议论了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高校院系调整中出现的问题，尤其痛心浙江大学和全国综合性大学所受的伤害，我们都认为有些属于政治运动的矫枉过正，有些是片面学习苏联办学模式造成的。
祖祥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为国家教育科研事业，为培养好人才，他一直坚持着国家宜少办单科学院，增办综合性大学的信念。即使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20世纪50至70年代，只要出席会议他都要表达自己的想法。“文革”运动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迎来了科教事业的春天，这时祖祥在科教系统、政协、人大的活动增多，更增加了向上级组织和交往人士公开发表这种理念的机会。我在多次学术会议和浙江大学校友会会议中，看到他和会议同仁共议我国高校教学体制需要改革的意见，而且都达成了共识。
1998年9月，经中央批准，由原浙江大学分出的单科性学院在杭州实行强强联合，重新组合，建成综合性的新浙江大学。这是国内第一批体制改革成立的综合性大学。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重新组合的综合性大学，祖祥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信念，终于成功实现了。得到庆祝母校改制庆典通知后，我们在沈阳农业大学工作的十余位老校友曾专电祝贺，可惜祖祥1996年在绍兴考察期间不幸早逝，未能亲临此盛事，愿他英灵有知，欣慰安息吧！
1963年，土壤学教材编写会议
1958年是全国“大跃进”，大搞浮夸风，各地粮棉田接连放“高产卫星”之年。那年暑期在哈尔滨召开全国土壤学会代表大会，北京有一些土壤学者以中国历史悠久、农民土壤耕作经验丰富为由，突然刮起一股强劲的学术新思潮。他们认为“自然土壤”与“农业土壤”是内部矛盾不同的两个独立自然体，并提出了“农业土壤特殊论”，同时批判欧美和苏联以“自然土壤学”为基础的认土、用土、改土理论，主张通过总结各地老农对农业土壤的经验，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发言内容激烈，北京个别单位的党委领导也紧接着发言支持。
经历了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农业生产“大跃进”期间，参加大会的代表多数只是静静地听着，学术讨论呈冷静的趋势，最后学会通过决议，建议农业部领导立刻组织调查队在全国开展耕地土壤普查，总结各地农民认土、用土、改土经验，制定农业土壤分类，创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中国农业土壤学》。
我和朱祖祥、孙羲、俞震豫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与很多年长学会成员一样，我们在会下议论时都不同意这种草率的、很不认真的学术观点；同时由于非专业的党政人士公开支持这一学术思潮，不禁使我们想起过去在苏联用党政力量提倡一个学派、打击一个学派的不正常做法。所以，我们都估计，中国土壤科学走进了一个前景不明的关键时期。
在以后，全国农业院校土壤学教学内容都开展了大检查、大批制，批判重自然土壤、轻农业土壤，批判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许多教师跟着响应“农业土壤特殊论”思潮。科学院系统也开展了类似的学术批判会，推广新观念，第一次全国耕地土壤普查资料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新观点，其影响甚广。
在检查我的土壤学教学工作和编写的土壤学教材时，我承认有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轻视中国农民经验的错误，但在讨论农业土壤形成过程实质的内容时我仍坚持“农业土壤”与“自然土壤”内部矛盾相同，外部形成因素不同，是同一个自然体的观点，当时也曾遭到部分青年教师的质疑。1960年农业部委托沈阳农学院办全国新建农业院校土壤学师资讲习班，由我主讲，我继续坚持这一学术观点，为加强学术交流，在学习班结束前，我要求学校邀请北京农业大学的李连捷、南京农学院的黄瑞采、华中农学院的陈华癸、浙江农学院的俞震豫、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所的宋达泉等教授来沈阳农学院，与全体学习班学员和沈阳农学院土壤学教师共同讨论这些重要学术问题。讨论会开展顺利，他们发表了与我相同的见解，加强了学校教育领导和学习班全体学员的信心。
直到1961年，中央总结了前几年“大跃进”、浮夸冒进带来的全国大饥荒的惨痛教训，在学术上又提倡“百家争鸣”的方针，各地土壤学者又开始争鸣。
在第一次耕地土壤普查资料进入汇总过程时，许多实地调查同志从总结各地农业生产经验，以及土壤科学实践中也逐步体会到“农业土壤特殊论”认识的错误。
教育部领导了解这些情况后，于1963年发出通知，决定委托几个重点农业院校编写一本较高质量的土壤学教材，并指定浙江农学院朱祖祥教授为召集人。会议于1963年12月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农业大学的李连捷，南京农学院的黄瑞采，沈阳农学院的陈恩凤、林振骥、唐耀先，华中农学院的庄正德，华南农学院的陆发熹，西北农学院的吴守仁，浙江农学院的朱祖祥、俞震豫、袁可能等。湖南农学院徐文征，正在浙江农学院办事，亦一同参加讨论。在朱祖祥的主持下，大家敞开思想回顾了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土壤科学开始起步，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土壤学，“大跃进”后，土壤科学界出现了跃进性新思潮的发展过程，其中有前进，也有干扰，而且其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大家认为，以后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是发展我国土壤科学的出路。大家讨论得兴奋而有信心，认为形势已转变，以后还会更好。会议推选黄瑞采为土壤学新教材主编，俞震豫、唐耀先为副主编。
1964年起，在黄瑞采教授的主持下，土壤学教材的编写进行得很顺利。
由于个别地区的文稿，未能按时交齐，而1966年6月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却开始了，因此导致新教材不幸夭折。
祖祥热爱科学，早先专攻土壤化学，颇多创新，1980年因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随后除土壤学教学、科研工作外，他逐渐把更多精力用在关心国家教育科研工作、土壤学会工作、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国家大事上。在谈心时，他曾对我说了心里话：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由于时代的特点，时代的需要，他只能联系实际，尽力而为了。正如他所言，他一直是在用他的一生践行他自己的“尽力而为”。

陈宜张
创办浙江大学医学院
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时的教育部准备在几所大学办医学院，其中包括浙江大学。据竺可桢日记记载，先请李宗恩先生为医学院筹备主任。后来李先生因为要去掌管协和医学院，因此，就转请时任贵阳医学院教务长和内科主任的王季午先生负责筹建浙江大学医学院。
1946年浙大开始录取医学专业的新生。新生入学后，先学两年预科，预科课程由浙大理学院开设，医预科主任是生物系的谈家桢先生，选课由谈先生签字。考入浙大时，我原是机械系的学生，到了二年级，1947年暑假时，才转院入医学院二年级，加入医预科学习。因为我是机械系的学生，对医学院的事不太关心和了解，但当时看到，在浙大注册课大厅内，靠西边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是医学院院长的，有时还会看到有一辆人力车停在门前，后来知道，那是因为1947年浙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王季午先生兼附属医院院长，他的工作需要在附属医院所在地田家园与大学之间走动。当时的田家园只能靠三轮车、自行车才能出入。
2000年我在杭州时去季午师家，他女儿告诉我，在政治运动中有人揭发、批判他，说他出入坐洋车，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云云。这完全不符合当时客观情况。
在医预科学习阶段，与季午师的接触不多。我们只是在关心医学院建设进展时，有时会去院长办公室找他。医预科二年结束，从1948年秋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医学基础科即临床前学习，所以老师是谁也是我们学生所关心的，谈话的内容，多半是请到了哪些有学问的教师。季午师曾给我们介绍王仲侨、李茂之老师将要来校的消息，后来还请来了张汇泉、龚建章老师，他们分别教我们胚胎学和寄生虫病。另一件事是随着浙大基建的进展，为医学院基础课专用的实验楼——叔和馆也建起来了，我们的基础课学习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季午师挟着皮包往叔和馆方向跑，想必也是去看看那里的工程进展。
解放那一年，我们正读三年级。解放后，我们学生思想很活跃，要求把原定的七年制（预科两年，前期两年，临床两年，临床实习一年）改为一般的六年。
我也曾充当过学生代表，为此也多次找季午师交涉，后来浙大也同意改为六年。有时遇到一些教师教书不甚成功，我也去反映过同学们的意见。在交谈接触中，我感到季午师总是倾听我们的意见，有时作些解释，有时点头称是，从无疾言厉色。
后来我得知，1945-1946年，季午师从贵阳医学院来杭州时，开始尚无住房，他就住在刀茅巷谈家桢先生家中。谈先生和他是东吴大学同学，以后又分别是医预科主任和医学院院长，公谊私交，甚为笃厚。
浙大1945年复员回杭州，校园百孔千疮，许多我们听课的教室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送的低矮活动板房。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浙大医学院，真可以用得上“筚路篮缕”这个词。而季午师所关心的就是要把优秀的教师请来，把医学基础课的实验楼盖起来，把附属医院建设起来。
田家园的浙大医院
1947年11月1日浙江大学附属医院（浙大医院）在田家园挂牌，向公众开放。因为浙大医院有一大批十分年富力强的高水平医师，他们大多是季午师从贵阳医学院引入的，有外科学的刘振华副教授，内科学的赵易、张鸿典、李之彬讲师，耳鼻喉科的梁树今讲师。另有内科学的楼福庆副教授和眼科学的姜幸曼教授则分别从着名的中央医院和江苏医学院引进。医院声名鹊起，很快令杭州医界瞩目以看。浙大医院刚成立时，仅一百张病床，地方并不大，但不少从贵阳医院来的医生，英文都很好，他们用英文写病历，因为在大后方的贵阳医院许多医生，都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
对于建设一个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季午师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当1949-1950年我们进入临床课学习以后，他还想方设法请许多高水平的教师来杭州为我们讲课，这当中有神经科的张沅昌先生，精神科的夏镇夷先生和伍正谊先生，妇产科的李瑞林教授。从中再一次看出季午师的建院思想，他要请最好的师资来教育我们。那一段日子里，我们每天早上从浙大走到田家园，中午下课回校，下午再去田家园。虽然这是一个新办的医学院，但同学们都很自信。
季午师在浙大医院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前半间是秘书办公。有时我们去找他，先要在秘书那边等。记得有一次我去，听得里面有两人在用英文交谈，秘书告诉我刘瑞恒在里面和王院长谈话。后来我知道刘瑞恒是中国救济总署（CNRRA）的负责人。浙大医院初建时，许多设备有赖CNRRA的支持，想必他们是在谈这方面的事吧！延请高明的专家，筹措办院的物质条件，季午师所付的辛苦可想而知！
2003年10月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楼揭幕仪式，我去了，季午师也去了。他发表了热情的即席讲话，未带讲稿，内容很清楚，令人动容。巍峨的大厦已非昔日三层楼房可比；医院范围已北扩到庆春路，不需要再从田家园小巷进出。默默地历数这五十六年的风云变迁，季午师此时心中，想必有无限感慨，在他边上的我，也已是七十六年岁的老人，我的想法是：季午师为我国医学事业，特别是浙江医学事业的发展，真是贡献不小呀！
王季午先生与学生们在一起临床课开始后，我们的学习方式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有很多机会与病人接触。当时的制度，一个新病人住院，实习医生要做全部物理检查及血、尿等化学检查，并写出完整病历。一个下午如有两个病人入院，实习医生就得忙到午夜，因为病历（中、英文均可）须在第二天早上查房时向主治医师报告。我们的教学密切结合病床实例，有时常中断讲课，走到病房检查一位病人，回来接着上课。我们班上同学只有十五人，教室就在院长办公室的二楼，人少，教学也就灵活。
给我们上临床课的老师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名字之外，还有眼科的蔡戌候、骨科的朱焱、泌尿科的王历耕、X光科的裘敏芗等，以后还有公共卫生学的李邕教授。
老师们讲课各有特色，但季午师的讲课给我们印象最深。在课堂上他讲课很有系统，讲历史发展，引人入胜，令学生了解这个病的各个方面。我们都知道，当他还是协和医学院医生的时候，就对于黑热病有过研究，所以他讲热带病、传染病就格外引起同学的兴趣与重视。季午师的教学临床（teachingclinic），最令人折服，他从病人的体征、症状，及各种检验结果出发，作出各种鉴别诊断的分析，有时还夹一些他自己所经历的实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最后得出可能的诊断及合理的治疗方案。我们同学们都感到：听季午师的一次临床课和一次查房，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半个世纪多已经过去了，季午师给我讲课时情态，仍宛然在目，可惜他老人家已驾鹤西去，黄泉碧落，不能再见，思之泫然欲绝！
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51年8月，我们被中央卫生部调去作高级师资进修员，离开杭州前，我去向他告别，我告诉他分配到上海军医大学（现在的第二军医大学）生理科学习生理，我向他表达了我有志于做基础医学的志向，他点首称是。他告诉我上海军医大学生理科主任是朱鹤年教授，介绍了朱教授的学术水平和风格，要我好好向朱鹤年教授学习。当时的我年少气盛，不免讲出一些宏愿大志，他一方面表示赞许，一方面告诉我，科研方向的选择，要通过自己的琢磨与体验。回首我五十多年来的经历，深感季午师的话很有道理。80年代以前我研究过条件反射、大脑皮层、下丘脑及中脑电生理，研究过烧伤输液、军事劳动生理，研究过针刺镇痛机制；到了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糖皮质激素的快速、非基因组作用，这是我自感比较做得深入的一个课题，到今天已延续近二十年。这一课题，正是沿着自己在工作中的琢磨与体验提出来的。
1995年我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杭州的一些老同学，都给我传来信息，说季午师为我能当上院士，十分高兴。1997年浙江医科大学召开重点学科建设评审会，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期间，多次与季午师见面，我向他问好，他神采奕奕，非常高兴。我们两人还在某个展室前合了影。有时碰到一位陌生的来宾，他会向人介绍“这是陈宜张，他是我们浙大医学院第一班的学生”，寥寥数语，可以体会出他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1998年杭州四所大学合并为新浙大，1999年浙大领导和郑树、朱荫楣教授等到上海来看望我，希望我兼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并提出王季午先生也有此推荐意见。我自认对于行政工作既无经验，也缺少兴趣，但既然杭州的师长、老同学们均有此意，所以在议定条件下同意了承担这一任务。在1999年到2003年的这五年时间里，我多次去杭州，每次总要去看看季午师，与他谈谈学院的情况，他很少发表什么意见，但显然他对于学院的事情是关心的。
2003年秋天，经我反复提出，浙大领导原则上同意我辞去浙大医学院院长之职，恰好此时我与他一起参加了浙医一院大楼揭幕式。散会回来时，我向他谈了我将要辞去公职一事，他听后说了一句话：“那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话虽不长，反映了他对自己长期浇灌起来的医学院的无限关心，也反映了他对我的信任，这句话我不会忘记，也经常在回味着。
记得小时候读袁枚“祭妹文”，其中有一句话“往事历历，逼取便逝”。记忆中的东西确是如此，有些事感到记忆非常清楚。例如季午师与我们谈话时的那种情态，临床教学时，他穿着白大衣，挂着听诊器的那种姿势等等，似乎都记得很清楚，但要真正深追的时候，反倒又模糊起来。现在季午师已离我们而去，种种印象，都只能从记忆中去寻找，生活中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在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关于他的一些往事。现把它写出来，从一个方面反映我所知道的王季午先生，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贡献，同时也寄托我对季午师的无尽哀思！

魏益华
每当我看到浙大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日新月异的发展，不由得深深怀念起老校长对新浙大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浙大的历史曾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留下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浙大培养出来的许许多多优秀人才和一批批丰硕的科研成果，也都凝结着老校长的心血。这些都值得今天的后继者们永远的珍惜，并在新形势下加以发扬光大。
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老浙大，虽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曾被英国的着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但是，这样一所名牌大学，其校舍却是非常破旧的，仪器设备十分简陋，学校没有自己的礼堂，甚至连图书馆的房子也是向浙江图书馆借用的。当时的第一教室就是一座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污泥的墙壁，二三个人在楼上行走，整座房子都会发生震动。
至于教职工的宿舍，如有名的“龙泉馆”，教师在忆苦思甜时还讲到邻居之间仅隔一块破旧的木板，所言所行，互相听得清，看学校得见。的情况在院系调整后，也是相当混乱，文、理、农、医等学校都已分了出去，留下的工学院也只剩下四个系（因航空系也被调整出去了）。此外还有少数的数、理、化、外语、体育等基础课教师；系、处一级的领导班子很不健全，教研室尚未建立，行政的科室很少；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的后遗症甚多。正当浙江大学百废待兴、百事待理、百业待举的关键时期，1952年11月刘丹同志被组织上任命为浙大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从此他从教育厅调到了浙江大学，直到1989年9月逝世，在长达三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浙大，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的精力。
在浙大我也可算是最早熟悉刘丹同志的人之一，他兼任党委书记，我做党委秘书工作，接触的机会是不少的。有一年的春节他还特地邀我去吃年夜饭。
此后，我也是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多年。对他在院系调整后如何把一个破旧的老浙大建设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新浙大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当时他对许多重大事情如何决策和处理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他领导下如何从一片坟地和空地上把新浙大建设起来的件件业绩，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他在建设新浙大时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智慧胆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的严肃认真和艰苦奋斗精神，至今仍然使我非常敬佩，值得永远学习。
择址建设，他是新浙大的奠基人。新浙大如何建设，如何发展，事关百年大计。刘丹同志来校后不久，敏锐地察觉到，大学路老浙大旧址不仅育人环境欠佳，而且已无多大扩建的余地了，如果不及早另择新址建设校舍，以后浙大的发展就很困难了。就在他来校后的一个月，即抓紧时机，向省里请求并得到同意后，亲自带领土木系的几位教师和总务处的几位工作人员，在省里规划的文教区范围内，跋山涉水，不辞辛劳，踏勘选址，最后选定原浙江第一公墓作为现在新浙大的校址。他在选址过程中反复比较，审慎思考，在初步选定之后，还动员学校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到实地踏勘选定。当时他高兴地说：“这块地方，地处近郊，背靠老和山，离玉泉、黄龙洞、西湖都不太远，进城方便，环境安静优美，又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将来师生课余饭后爬爬山，散散步，都有去处，晚饭后到风景区散个步，回来夜自修也来得及。”当时有同志凑趣地说：“将来玉泉变成浙大的后花园了。”他却深沉地说：“不错，我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接着他组建了浙大基本建设委员会，亲自担任了主任，组织力量一面进行地质钻探，一面进行地形测量，绘制校园总平面图，落实总体规划。他还常到实地察看，和设计人员一起反复研讨，教学区、学生宿舍区、附属工厂、医院区、生活区、家属住宅区等总体布局。他认为总体布局事关学校建设和今后发展的大局，必须对每个建筑物的位置定得合理一些，今后工作、生活尽可能方便一些。我常常看到他面对挂在会议室墙壁上的总平面图，有时一个人凝神思索，有时和设计人员热烈议论，有时又向校系其他领导同志详细介绍评说，有时又向老教师们叙说蓝图展示的规划，征求意见。他还特别指定预留图书馆的建设基地，说将来造个高层房子作为浙大的主楼。他对设计的建筑物的造价、式样、朝向、采光都考虑得十分仔细，甚至种什么样的行道树都亲自确定。
现在教学区的两排已经长得枝叶繁茂的樟树，就是在他一再坚持后种下的。
对图书馆的建筑，他更是一往情深。“文革”后在他重新站出来主持工作之后，就不失时机提出建造图书馆。当时我任土木系党总支书记，他亲自嘱我，要做好设计人员的工作，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他还曾动情地对我说，这是他在浙大基本建设上最大的一笔欠账，如今能在自己的任上建造好，这就完成了他的一个大心愿，将使他感到莫大的快慰。总之，刘丹同志对新浙大的基本建设所花的心血是无法计算的，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事迹足可写成厚厚的一本书。
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尊重人才，是刘丹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又一个方面。
刘丹同志认为要办好大学，一定要依靠党，依靠全体教师，依靠全体职工。其中特别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高水平的管理队伍。而关键是首先要抓好领导班子自身的学习、培养和提高。党委为此既抓政治理论学习，也抓业务学习。有一次他讲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
毛主席也教育大家要“苦干、苦学”。1953年上半年开始，党委决定每星期六的晚上，党委委员都要参加教师党支委和各系秘书的汇报学习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一面听取情况汇报，一面把自己的办学思路向学校骨干说明，征求大家意见，共同探讨社会主义浙江大学的办学路子。这种汇报学习效果很显着，不仅使党委一班人能较快地熟悉领导学校工作，而且也为学校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当时的这些中青年同志，以后绝大多数成了校系两级的领导人。
刘丹同志爱才、惜才、尊重教师也突出地反映在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刘丹同志来浙大之后，尊师重教，特别是对有才华和有造诣的业务骨干很是器重，常常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对贡献较大有威望的老教授，他在春节期间还亲自上门拜访，学校还因此规定每年春节请全体教师参加茶话会。1956年在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后。他满腔热情地召开许多次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共商如何贯彻好会议精神，同时又抓了各级干部统一思想认识，研究解决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难，老教师搞科研缺乏经费，仪器设备、资料和助手问题，对合理解决教师职称评定、工资待遇、医疗、住房、伙食等条件的改善方面，在可能条件下办了大量的实事。我还记得他自己亲自做了几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入党介绍人，自己也曾到教师食堂里吃过饭以体验生活。
刘丹同志的办学思想有很多特色。他十分重视抓学生的培养目标，反复提到培养学生一定要不断提高质量，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一定要对上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口径，一定要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与政治课教师一起讨论理论问题和教学工作问题，并在教师和职工中建立严格的政治学习制度。他对我们谈到，做政治理论教师的重要作用和发展前途。他说：“抗战前我和艾思奇同志等在《上海申报》上写了些文章，后来艾又写了《大众哲学》，许多青年人受他这本书的影响，有的还因此走上革命道路。”他还说，提高教职工的理论水平对教书育人意义很大，教师在讲业务课的时候注意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如解放前有的进步教师在讲业务课时适当地插进些革命和爱国的思想教育，就很起作用。他对学生的文体活动的提倡、组织也很热心。他自己在体育方面也很有素养，虽然工作很忙但一到课外活动的时间，他常常出来打网球。1955年开运动会，此时他年近半百还自己参加足球比赛，当他和几位教师一起跑步进场时，引得在场的师生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时学校还规定全校的学生、教师和干部每天都要参加二十多分钟的广播操，许多年过花甲的老教职员也都参加锻炼，学校里一派朝气蓬勃。学生中每年评选一次“三好生”予以奖励，并成为一种制度。学生中体育比赛、文艺会演也丰富多彩。
他认为办学一定要建立严格的教学秩序，授课的时数、质量等都要严格保证，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和实验、实习课等实践性环节都必须严格要求。他不但常到实验室察看，而且还常跑到工厂里去检查实习的质量，和师生亲切交谈。那时政治运动很多，每次运动来他都担心会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党委会上分工时他总欣然接受负责抓运动、教学两不误的硬任务。在“大跃进”的年代，一到贯彻“八字方针”恢复教学秩序的时候他抓得很紧，尽量弥补学生在学业上造成的损失。
刘丹同志非常重视抓科学研究工作，热烈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记得他较早就重视科研工作，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开展科研工作。早在1954年放暑假前，还在老浙大时他就专门到灵隐寺附近召开了一次商讨浙大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座谈会。他认为大学抓不抓科研关系到能不能提高教学质量，甚至会影响到学校发展的前途。因此，浙大较早地提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时，他提议在浙大召开第一次浙大科学讨论会，除全面展示本校的科研成果外，还邀请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校友回母校作学术报告。在科学讨论会期间，刘丹同志还亲自出面开座谈会征求校友们的意见，共商浙大如何向科学进军的大计。在听了一些校友中着名的学者、专家的意见后，他深感浙大只有工科而无理科，非常不利于深入开展科研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进而影响为科学进军作出贡献，他深感理工结合的重要作用，竭力为恢复浙大的理科而努力。经过他扎扎实实的工作，教育部于1956年同意浙大建立理科系。浙大是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最早成为理工结合的一所大学。这是刘丹同志对浙大的一个重大贡献，为浙大今天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他提倡在学生中建立科学研究的兴趣小组，使一批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大大浓厚了学校的学术空气，加速了科研后备队伍的培养。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抓住一些重点项目，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实行攻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如“双水内冷”等先后被突破，当时赢得了刘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都来校察看。1964年教育部组织科技成果展览会，浙大的科研成果很显着，得到了好评，尤其可喜的是培养出了一支科研队伍，涌现出一些科研尖子和学术带头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浙大成立了一批科研所室，为参加“七五”攻关和博士、硕士生的培养等打下了基础，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正在作出重要的贡献。
到了晚年，他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身心也受到很大的摧残，党一旦让他出来工作，他仍不顾已过花甲之年，领导浙大干部、群众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领导浙大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忱和比较快的速度实现拨乱反正，大踏步地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步子，使新浙大的建设走上更高的台阶。扩建校舍，增设和调整系科，新增添了大批现代化的实验仪器设备，建立新的一批科研所室，科研成果累累。教师队伍的提高和充实，研究生的扩大培养，外籍教师的聘用，留学生的大批出国，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住宿和其他生活设施的改善，他都一一作出了决策，并着手领导其实现。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已年过古稀，仍非常关心浙大职工子女的求学和就业问题。1980年的一次校党委的常委会上他提议让我去兼任校工会主席，并亲自听我们工会工作汇报。会上向我们明确指出一定要工会出面解决部分教工子女的求学难问题，创建劳动服务公司解决部分教职工子女就业难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得到一一落实之后，他才感到放心。直到1982年他退出浙大党政领导班子之后，他还受省委委托，为选拔浙大新的领导班子而操劳。我们怀念刘丹同志，感到他对浙大的建设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精神尤为宝贵，应该加以深入的开发和发扬。

王国松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一位负有盛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爱祖国，爱人民。所以道德文章深受人们的敬仰。正由于他这样爱国爱民，在他百岁历程中前一段时间里，受尽了蒋家王朝的摧残和迫害，走过了漫长的坎坷道路。直到全国解放，国家进入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才有条件发展他的抱负。
马老是在1949年8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在1951年5月因工作需要调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我校担任校长共一年零八个月，时间虽短，而他的民主精神和以身作则的作风，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马老同浙大的关系不只是他任校长时开始的，早在1946年4月22日，他应浙大学生自治会之邀，曾在浙大作过《中国目前经济之危机》为题的演讲。在同年五月下旬又亲自“一马当先”参加学生的争民主示威游行的行列。马老对浙大这座“民主堡垒”是早有赏识了的。革命一家，他同浙大师生爱国热情早已心心相印了。1947年、1948年竺可桢校长曾两度聘请马老来校任教，他答应了，但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挠，没有成功。
正如马老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过去国民党统治下，我是连浙大教书机会也被剥夺的，做个教授尚且如此之难，何况做校长？！现在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斗争，打败了帝国主义，铲除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所以我才能够被任为校长。”所以他一任校长，感慨万分，非常珍视党对他的重视，非常珍视他任校长的职责。到校后就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培养切合实际要求的人才，建设新浙江，建设新浙大。”并以身作则，不耻下问，深入群众，发扬民主，引导全校师生员工为办好学校作出贡献。
这里我举几件事情作为例子来说：
第一件，发扬民主：马老任校长之后，他继承了竺校长办学的精神。在1950年4月1日浙大举行23周年校庆时召开师生员工代表会议，广泛发动师生员工以当家作主的态度，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于学校行政、学制、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职工生活等各个方面，“人人提案，个个想办法，办好新浙大”。在当时这样的做法，还是一个创举。全校师生员工对此非常拥护，纷纷提案，提出了九百多条意见与建议。马老亲自领导进行研究，分轻重缓急，责成有关部门逐一加以处理。这次会议一共开了七天，但它的作用却很广泛，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加强团结，办好浙大，树立新的里程碑。
第二件，爱国主义教育：马老在浙大校长任职期间，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常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所以他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时事形势都曾亲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理解较为深刻。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他每到节日和重大的政治运动，总是发表演说，对全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对政府的号召都身体力行。例如当时国家经济还困难，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马老不仅自己带头认购，而且亲自率领学生上街宣传。又如1950年上海“2·6”大轰炸后，为了对蒋介石集团进行反轰炸斗争，他又亲自带头在校内挖防空壕，并说：“我们一定要把防空壕挖好，我虽六十九岁了，但一定陪着大家干，我挖也来，挑也来的，要风雨无阻地干。”许多教授、院长、系主任与全校师生员工，都来参加，原来估计一天才能完成的任务，不到十一点就完成了。当时老浙大钟山下一片劳动的欢呼声，既是战场，也是时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动人场面。
第三件，治学态度：马老不但在爱国主义精神方面使人非常感动，而且在治学态度上也是人们的一个模范。他不要学生死读书，要重视实践，要学以致用。他自己就是这样体现的。他读书很用功，每天坚持读书到深夜，研究理论，同时更重视实践，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强调深入实地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然后加以仔细分析，以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他的《新人口论》就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突出例子。马老除重视德和智外，他还很重视体育锻炼，他来浙大任校长时已近古稀，却仍坚持做早操，冬天洗冷水澡，爬玉皇山，持之以恒，从不间断。这表现出他“德、智、体”并重的主张。他与竺校长一样，身教言教，教育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马老的许多言行，到现在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郑旭萍　徐静休　姚晓玉
2005年是费巩教授诞辰100周年和遇害60周年。他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纪念活动。在他们下榻的灵峰山庄，笔者聆听了他们对父亲的追忆。抚去六十多年时光积下的灰尘，往事历历在目，点点滴滴都在心头。
儿子：别具一格的教育方式
费巩先生的长子费让若，退休前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现在虽已八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我和父亲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我们的为人处世却有很大的影响。父亲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格，但他教育子女不是说教，而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在浙江大学教书，我们住在杭州，父亲经常带全家去岳王庙瞻仰岳飞塑像，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让我自己去领悟其中的内涵。
还有，每年农历的八月十八日，是传说中潮王的生日，也正好是父亲的生日。所以父亲就带我们到海宁观潮，教育我们要学习大潮大气磅礴、一往无前的精神。
父亲和我都很喜欢京戏，他曾经叫我一个人去戏院看《西游记》，为什么要看呢？父亲说，在《西游记》中有三个人物，各自代表了三类人：孙悟空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代表的是正义、有本领的人；猪八戒是只会拍马屁的人；沙和尚则是平庸之辈。父亲意味深长地问我：“你会学谁呢？”父亲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教育还不到十岁的我。
1937年抗战爆发，我和祖母、母亲逃难转到了西天目山，最后到了上海。
父亲安顿好我们，便追随浙大踏上了西迁之路。1941年，父亲从遵义回上海探亲，教育我，国难当头，要学习岳飞、文天祥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那时，父亲每天都要我到三楼的阁子间读书练字，临摹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我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一生，正体现了《正气歌》里所描绘的浩然正气。
女儿：责之切，爱之深
费巩先生的长女费川如，话虽不多，但说起她印象深刻的事，仿佛就在昨天。父亲对川如生活方面要求很严格。川如小时候爱漂亮，对穿衣很挑剔。
她上小学的时候，早上起来，对佣人发脾气不要穿这件，不要穿那件。父亲听到后，二话没说走进房间，一下子把川如举起来，从床上抛了上去。那时房间有三米多高，川如吓得魂飞魄散，小女儿莹如也看得心惊胆战。费莹如说：“父亲从小教育我们不可追求虚荣和奢华，生活上要朴素。那时我们家有不少住花园洋房的阔亲戚，父亲说去他们家可以，但绝不能羡慕、学她们涂脂抹粉，绝不能有任何打扮，而父亲回国后，自己也保持一身布衣布鞋的生活作风。”费巩先生被害时，幼女费莹如年仅十岁。加之平时聚少离多，在她的记忆中，父亲回家探亲的一年半时间，是她童年中最快乐也是真正享受父爱的一年半。“小时候，父亲对哥哥特别严格，让哥哥在三楼练字看书，对女儿则是既疼爱又严格。除了扔姐姐那件事外，父亲待我们真的很好。父亲回到上海，忙着利用探亲的时间着书立说。不过在家里，父亲晚上一有空就会和我们玩。记得当时家里有一个长沙发，上面有三个靠垫，父亲、姐姐和我一人一个，互相扔来扔去，父亲边扔靠垫边喊‘娃娃——接铺盖啦……＇，我们玩得真是开心死了。父亲有空还带我们去永安公司的地下室开小火车，我贪玩撒娇不肯走。
父亲好言相劝，耐心地说，‘回去吧，回去吧＇。”子女：民族气节传后代
在费氏兄妹的心中，父亲虽然求学英伦，学贯中西，却有热爱祖国、自尊自强的气节和傲骨。费巩先生曾经说过：“我出国求学，是为了探求使中华国强民富之道。”对于子女，他也是这样教育和要求的。
莹如回忆说：“当时我们住在上海英租界，到处可见霸道的洋人，我们弄堂里就有不少。有一次，我在弄堂里玩耍，迎面开来一辆黄包车，上面坐着一个洋人。车停下，那洋人下了车，径直往门里走去。当车夫向他要钱时，他却蛮横地给那车夫两记耳光，打得车夫直流鼻血，我在旁看得吓呆了。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气愤地说：‘外国人仗着他们的势力，在中国的领土上耀武扬威，欺凌中国人，这是不能容忍的。这笔账要记在心中，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妹妹的话也勾起了让若的回忆，他补充了另外两个小故事：“1938-1941年，父亲让我去学太极拳。教我的是当时有名的拳师马玉良。他是个英雄好汉，当时有个外国人在上海跑马厅，一只手撑着墙，叫路过的中国人从他手下钻过去，马玉良义愤填膺，几拳就将那外国人打倒在地。还有一件事，我在上海本来可以进一所教会学校，父亲知道学校里有崇洋媚外的风气，所以坚决。

王筱雯
父亲自1920年进入浙江大学，直到1983年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浙大学习、工作了六十多年。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浙大、为祖国的科教事业贡献了毕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被迫告别明媚的西子湖，辗转西迁。历尽艰难险阻，行程数千里，最后于1940年春在遵义地区定居下来。校本部驻在遵义，工学院设在遵义新城何家巷。当初，身任电机系系主任的父亲为了轻装率队西迁，硬是把母亲和我们五姊妹送留上海。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大肆暴行，物价飞涨，而来自父亲方面的财源又断绝，我们难以继续在上海度日。于是，在1943年春，母亲带我们跟随浙大校友奔赴遵义。我们穿龙门、闯潼关、过秦岭、登蜀道，途中遭到日寇炮击、伪警敲诈和国民党军队的掠夺，经受了汽车翻车的劫难和土匪袭击的恐慌，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遵义和父亲团聚。直到1946年秋全家才随浙大复员返回杭州。因此，在浙大迁遵义的七个年头中，我亦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遵义。在那里，我读完了高中，常耳闻目睹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最激烈、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发扬爱国主义和求是精神，克服学习条件简陋和生活极端艰苦的困难，不但弦歌不辍，而且使浙江大学崛起成为名闻中外的高等学府。岁月流逝，六十余年过去了，但昔日情景犹历历在目，不能忘怀。现谨将当年父亲在浙大时的工作、生活片断略书一二以资纪念。
诚朴求是的学风
父亲一生忠于教育事业，立下了“愿为英俊出中华”的崇高理想，坚持以浙大的“诚朴”、“求是”学风培养年轻有为的科技人才，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浙大迁往遵义后，教师的家境更加清贫，生活非常艰难。我亲眼目睹着名心理学教授黄翼伯伯身患胃癌，缺医少药，贫病交加，在被病魔折磨的极端痛苦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有的教授迫于生活不得不弃教从商，但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教育岗位，毫不动摇，并且，还千方百计邀聘名教授加强师资队伍。他曾受竺校长之托，不惧艰险，绕道越南、香港到上海去聘请李熙谋教授再度出任浙大工学院院长。经他多方工作，不少着名教授也加盟浙大电机系，如马师亮、蔡金涛、沈尚贤、殷元章、王超人等。当时，师资阵容之强大，在国内各大学电机系中是少有的。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学术讲座、读书报告等经常不绝。他除担任工学院院长、电机系系主任等行政职务外，仍然坚持每周授课十二小时以上。其间，他讲授过的课程有直流电机、交流电路、电工数学、高压电力传输、电工原理、输变电工程等，有时还代授其他课程。电工数学这门课不仅在当时国内大学是没有的，就是在国外大学也很少开设。
父亲设想采用数学模式对许多电气现象进行论证和解释，他自编讲义，首创此课，亲自讲授，效果甚好，获得同学们的高度赞扬。后来，有的同学出国进修，发现美国学生在大学时都未读过这门课或类似的课，而在浙大学过“电工数学”的人在进行以后课程学习或工作时都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父亲的教学特点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明净.达，循循善诱；理论实践，两者并重。他对基本概念追本求源，使同学们弄清来龙去脉，从基本概念中引出新的理论。他熟悉每个学生，能因材施教。当时，课本大都采用国外原版书，同时，由于学校搬迁影响，课时被迫缩短，给部分同学学习带来困难。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困难所在，总是伸出热情援助之手，诲人不倦，直至教懂为止。并能从精神上予以开导慰勉，及时表扬学生的点滴进步，以示鼓励。同时，也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
有一次，一位同学要毕业了，但检查学业中发现二年级时机械制图的作业没有交齐，父亲限他在一周内补齐，否则，不能毕业，充分体现了父亲一丝不苟的精神。当时，遵义没有电灯，为了帮助同学加深理解建立城市配电网络的技术知识，父亲曾指导同学沿着遵义城的主要街道，统计灯负荷，如编制负荷曲线，规划供电网络，计算线路损失，统计需用材料。这些工作帮助同学树立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求是务实的作风。我想，这也许是一次对遵义城市供电的最早规划吧！
父亲除重视课堂上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学外，还十分重视实验教学，认为古今中外的科学家都离不开实验室，通过实验不但能验证已经掌握了的理论知识，而且，可以帮助发现新的现象，从而得出新的科学论断。居里夫人不正是这样发现了“镭”元素吗？因此，他认为实验教学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他曾对一位青年教师说，开好实验课对学生的收益有时甚至会大于上好理论课。浙大西迁时，父亲亲自负责电机系的图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拆卸、装运工作，并亲自参加押运。每驻一地，准备开课，就立即开箱安装仪器设备，同时开出实验课，从不耽误。从杭州经浙东、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到达遵义古城，这长征式的万里跋涉，仪器设备竟能保持完整无缺，如期开出实验，在当时困难环境里是国内大学中所不多见的。到达遵义后，父亲就为筹建实验室竭尽全力。
当时，教育经费十分匮乏，没有钱盖实验楼，只能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材料建立因陋就简的实验室。在他亲自筹划监督下，紧靠着老城城墙外的湘江之滨建立起数百平方米的电机、化工、机械实验室。人们从远处望去很像一排排农民草舍，但里面却井井有条地安装着各种机床和一台台交、直流电机、木制的试验桌和开关柜。电动机的实验设备和各种仪表测试设备，能测试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各项特性、各种电路接线以及求取各项图表曲线的数据，基本上满足了教学实验的要求。在茅屋里，一台柴油机拖着一台发电机在呼呼地发着电。父亲曾对一位教授说：“遵义晚间照明用的是菜油灯，但未来的电机师却不能不做实验，因而不能没有电。”当时，柴油很贵，而且很难买到，有时只好用桐油代替。由于机组很小，不能作大范围供电之用，只能作为实验用电，它就显得更为可贵。
同样，机械系的各种机床也用柴油机来拖动，最艰苦的时候，甚至利用人力手摇木轮，以皮带传动天轴，进行各种工作机床实习，使同学们获得实践知识。因此，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草棚实验室。英国着名科学家、前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教授1944年曾两次到浙大，父亲陪同他参观了工学院的实验室。他对浙大师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水平之高和学术风气之浓大为惊奇，赞浙大为“东方剑桥”。回国后，撰文称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由于学生夜自修时都点菜油、桐油或桕油灯，不少同学得了近视眼和肺结核，父亲就将实验室的另一台小柴油机和发电机安装在何家巷大院里。每夜发三小时电，许多同学在傍晚都主动到发电房去帮忙拉皮带、发动柴油机，使何家巷教室大放光明。这不但改善了学习和卫生环境，而且使同学们更加爱惜这来之不易的三小时自修时间。经过这种严谨、求是精神熏陶出来的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后都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今天，许多昔日学生已成为教授、厂长或总工程师，但他们永远不会忘怀湘江之滨的实验室里的发电机和何家巷那小小的发电房。
为了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也为了让遵义父老兄弟有机会了解和观摩最高学府，在每年6月6日工程师节时，工学院实验室都要对外开放。这一天，所有实验室的教学实验设备全都开动起来，供大家参观。我到遵义后不久，正遇上1943年的工程师节，电机系的女同学张团珠和华景行姐姐带我去参观电机实验室，我看到人们兴高采烈地结伴而来，就像是过节一样。我记得设在老城子弹库里的实验室是有关电讯设备的，展示电话、电报传导全过程，湘江之滨的实验室则示范发电机组发电全过程。还有利用两个放在不同高度、装满着流水的巨大木桶，利用其水流落差冲击一台小水力发电机发电，使许多电灯泡发出耀眼的亮光。这对于当时仅用几根灯芯草和一碟桐油或菜油来照明的遵义人民来讲，真是大开眼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
但是，1944年6月6日那天，天气晴朗，气温较高，过热的柴油机排气管烧着了竹编的土墙，延烧至稻草屋顶，火势迅速蔓延，在场的和闻讯赶来的师生都不顾自己的安危，奋力抢救。柴油桶着火了，一团团浓烟烈火平地升起。为了控制火势，有的同学爬上泥墙拆屋顶，有的抢抬柴油桶，有的用消防皮带浇水，烈火终于被控制和扑灭了。这时，城墙上站满了焦急的人们，无不痛惜实验室遭受的飞来横祸。父亲为此心痛不已，夜不能眠，徘徊于室内，不时听到他发出叹息之声。母亲和我们也都为之痛心。为了筹建实验室，曾耗费他多少心血呀！事后，父亲发动浙大同学会进行募捐，使实验室很快得到了修复。1946年浙大东归前夕的工程师节，实验室还最后一次对外开放，以向遵义人民道谢和告别。
深厚的师生情谊
浙大在遵义的七年，正是民族灾难深重，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到内地上学，要离乡背井，穿越火线，经济陷入困境。他们举目无亲，无所依靠，只有学校是他们的家，教师、同学就是他们的亲人。我父亲爱生如子，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相互间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同患难、共生死的浓厚感情，令人终生难忘。
当时，战区来的学生吃饭大多靠学校贷金，额度甚微，仅够吃糙饭和八人共用一碗蔬菜，衣着费用得靠自己设法解决，有些学生几年买不起袜子。当时，老百姓曾戏称大学生是“大鸭蛋”，因为有不少学生袜子的后跟破了一个大洞，脚后跟都裸露在外面，像个大鸭蛋。有的衣衫单薄，难以过冬。有的得了夜盲症，晚间不能学习。因此，父亲要花许多精力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他千方百计争取扩大贷金额度和资金面，并尽力给学生安排一些刻蜡纸、打字、抄写等工作，让学生勤工俭学，挣些小钱，以解燃眉之急。父亲还在校务会议上竭力主张设立寒衣贷金，帮助学生渡过难关。对于一些特别清寒的学生，自己也常帮助垫交学费，使他们不致中途辍学。
父亲读大学时，曾因患伤寒症休学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学了许多中医知识，颇有心得。当时，内地医疗条件很差，特别是西药十分匮乏，给医疗工作带来困难。云贵高原素以盛产药材闻名，遵义有中药材齐全的药店，不仅供应方便，而且价格较低廉。父亲常在繁忙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为同学、员工及家属把脉看病。他能辩证地分析病情，虽然开的药方常常只是简单的几味药，但效果较好，因而蜚声全校。记得有个星期天的清晨，李汉清工友奔到大仕阁找父亲，一见面就跪倒在地，流着眼泪说：“王先生，救救命吧！”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呆了，父亲急忙将他扶起，请他坐下慢慢说。原来是他的孩子患了百日咳，已经发展到咯血，请求父亲给他开张药方。当时，我心中暗想，父亲能治这样重的病人吗？只见父亲详细了解病情后，进入内室独自思考，经反复推敲，开出了一张药方，请工友拿回去试试。孩子服药后，有了好转，转危为安。父亲是博士，“博士”英文为“Doctor”，“医生”的英语译文也是“Doctor”，因此，大家推崇他，说：“Doctor is now a doctor”（博士现在是医生）。虽属趣言，但也可见同事、同学们对他的爱戴和敬重。
父亲平易近人，乐观开朗，同学们的学术、群众活动，他都参加。1940年春，父亲和杨耀德教授带电力组全体同学到遵义城的附近农村郊游，在一个杏花林中进行座谈、野餐，还照相留念。系里每年的大型活动一般有迎新会和毕业欢送会，全校还经常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有合唱、独唱、话剧等节目。每次开会，父亲带领全家参加，斗室之中，济济一堂，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无形中增加了大家庭的欢乐气氛。春节，在柿花园俱乐部有各种游艺活动，如钓鱼、套环等。还有，沈思岩、杨增慧两位音乐教师组织指挥的浙大合唱团，非常活跃。
沈先生是声乐教授，杨先生是钢琴家，他们夫妇俩还在新城的播声电影院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其中有自编自谱自唱的贵州民歌。父亲虽对音乐不很感兴趣，但他仍带领全家参加。因为他尊重别人的事业，懂得人们的生活中需要各项艺术，它能鼓舞斗志，陶冶性情，增添生活的朝气和乐趣。
在旧社会，大学生毕业往往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女生更甚。作为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的他，总在学生毕业前数月，不遗余力地亲自往各处发信，通过他的老同事、老同学和毕业校友，为同学联系符合他们志愿的工作，男女生一律平等对待。由于社会上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以及历届毕业同学的求是作风和艰苦努力工作所赢得的好评，浙大电机系毕业生基本上都能得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有的即使一时找不到，他也总是设法再次为他们介绍。在“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要做到这样，是很不简单的事，许多校友为此终身不忘。远隔重洋、身居北美的浙大校友，很多是抗战时期毕业的，数十年未通音讯，都十分思念这位当年的师长和院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对外开放，北美校友多次函请母校派代表团去美访问，父亲亲自与北美校友会多次联系，将访问日程和具体参观项目安排就绪，但因健康原因未能飞渡重洋与海外赤子团聚，这成为父亲终生的憾事。但聊以告慰的是，经他安排的浙大代表团访美之行不仅增进了国外校友和母校的情谊，也推动了浙大与国外有关院校的科技协作和学术交往。
学生奔赴工作岗位时，父亲总是勉励他们要实事求是，不务虚名，并以“人生应以服务为目的”等格言相赠。在同学们眼中，父亲不仅是一位优秀教师，而且是一位长者和慈父。
真挚的同僚之情
父亲和竺校长共事了十三年，相知甚深，配合默契。在七年遵义时期，父亲被任命为电机系主任。竺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同舟共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做到教学秩序井然，学术研究活动活跃，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浙大，在战火的锤炼中从一个地方性的大学崛起为全国性的着名大学之一。在这过程中，父亲与竺校长更是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以后，不断鸿雁往来，父亲每次去北京总要去拜访竺校长。“文革”期间，父亲在长期蒙受莫须有的罪名之外又遭到了更大的诬陷，他忍辱负重，痛苦地活着。可是，在那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日子里，又能向谁去申诉呢？不白之冤何时才能得以澄清解脱呢？70年代初，竺校长曾写给父亲一封信，大意是：“我受中央保护，幸免于难，闻你受原浙大同人诬陷……望自珍重。”在竺老逝世前几天，他老人家还惦记着父亲的情况，并要秘书写信询问冤案是否已大白。父亲刚收到书信不久，却传来竺老逝世的噩耗。父亲老泪纵横，他为失去了一位知音和良友而悲痛欲绝。在父亲逝世前一天，他为《竺可桢传》（上册）写了序言，序中写道：“藕舫先生是国内外享有卓着声望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对于他的爱国热忱、求是精神和科学态度，我早就钦佩。……他的事迹应该流芳百世。”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这位卓有成效的学者和专家的崇敬之情和永恒的怀念。
1949年5月，杭州解放。6月，军管会正式接管浙大，蔡邦华先生和父亲受命主持浙大校务。8月，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次年，经马校长提名，中央任命父亲为浙大副校长。他竭尽全力辅佐马校长建设和发展新浙大。父亲与马校长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交往，现在又在一起办学，心情十分舒.。他对马校长渊博的学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他深深钦佩这位着名的教育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治校的方针。他们配合默契，就像当年辅佐竺校长一样。
不料，1951年4月，突然传来中央将马寅初先生调任北大校长的消息，父亲即召开校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师生联合致电周总理和高教部长，要求挽留马校长。然而中央已作出决定，无法变更。马校长北上前夕，多次动员父亲代理校长，父亲生性谦虚谨慎，总感难以当此重任，婉言推让，但拗不过马老一次又一次来到家中相邀，终被马老真情所动，应允暂时代理校长，请中央另派贤达之士。两年的朝夕相外，彼此相知较深，建立了真挚的友情，从此经常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有会面叙谈的机会。1955年，全国人大开会时，马老在浙江小组会上作了“关于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这是首次提出关于“新人口论”的观点，邵力子先生、竺可桢先生和父亲都表示赞成与支持，但也有代表持不同看法，有的甚至将这比同马尔萨斯那一套。马老看到认识不一，讨论此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就未在大会上发言。他继续调查研究，直到1957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发言。次年，“新人口论”遭到了否定和批判，这位优秀的教育家被推入了深渊，开始了坎坷的历程，音讯被迫隔绝，但父亲仍然将这段友谊珍藏在心灵深处。1979年2月，父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0月，赴京参加民盟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他特地去医院探望病中的马老，当时，老人已九十有八高龄，惜未能叙谈，在医院陪伴的亲人赠给父亲一本《新人口论》，距当年提出此论点已二十四年。
由于否定人口的计划管理导致了如今中国人口的大膨胀，等到人们认识真理，已无法纠正，悔之晚矣！1981年，在庆贺马老百岁寿辰大会上，父亲作了《忆马老二三事》的发言，高度评价了马老对祖国、对人民所作出的贡献，表达了对这个博学多才、有独特见解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无限敬意。
正直爱国的精神
浙大民主空气浓厚，当时被誉为“民主堡垒”，这是和竺校长的开明、爱国、正直的政治态度和一贯支持、保护学生运动的实际行动有密切关系的。在遵义，有时竺校长出差时间较长，也曾指定父亲代理校长职务，父亲均能按竺校长制定的方针处理校务，包括不少政治上的问题。父亲一直是一个正直、爱国的人，早年就担任过浙大校学生会主席，发动同学参加罢课、游行和募捐等爱国学生运动，再加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当局对进步教授和学生的镇压迫害，更是教育了他，使他深深痛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和政治上的腐败。虽然他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足，但他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对于富有正义感的爱国民主教授倍加赞扬和推颂，并引为知己，对进步的学生也加以保护、支持。
贵州与四川相邻，抗战时期，国民党实行特务统治，民主空气受到压抑，言论自由及进步学生运动都被严密控制。费巩先生是浙大政治经济学教授，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能大胆抨击国内的腐败政治，是当时一位比较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但也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父亲和他私交甚深，堪称知己。1940年费巩教授受竺校长的约请，出任浙大训导长，深得学生爱戴和教职员工的敬重。父亲支持他出任训导长，热心推行他提出的导师制和改善学生生活的施政方针。
但不到半年，国民党教育部即以其非国民党党员，胁迫其去职，父亲深为不平。1945年，按规定费教授和父亲两人可以休假一年外出讲学。费巩应母校复旦大学的邀请，要去重庆北碚举办“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父亲本已应邀去昆明讲学，后因院务、系务工作繁忙，脱不开身，未能成行。在费教授离遵义前的一个星期天，父亲、母亲特地邀请他到大仕阁家中共进午餐，为他饯行。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小楼前的菜园上，菜园里发出温馨的泥土味。十一点左右，费巩伯伯来了，他个子不太高，胖胖的身体，宽宽的额头，温和的目光，显露出他深邃的思维和广博的智慧。父亲特地亲自烧了一个家乡菜——金银蹄。席间，他们两人侃侃而谈，非常亲切。
下午，大家互道珍重而别，谁知这竟是永别。当3月5日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失踪”的消息传来，全校师生为之震惊，父亲更为焦急。各种营救活动，通过不同渠道在进行。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不得不下令查找，假惺惺地派美国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到遵义等地查访，真是贼喊捉贼。他们找浙大教师多人询谈。父亲向他们指出，费教授为人耿直，治学严谨，追求真理，酷爱民主，被称为“品格的支柱”和“道德的力量”，然而这样的教授竟不为国家所容，实难理解；还气愤地说：“在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巩教授的，要找只有到你们重庆去找。”以后，浙大师生在每年3月5日都要举行“费巩教授怀念会”，学生自治会还通过会议，将《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父亲都深表赞同，并发表演讲。
三十几年之后，浙大举行费巩烈士纪念会，父亲特地为他写了挽联，寄托哀思。
对进步学生的活动，父亲是持同情和保护态度的。1942年初，电机学生陈海鸣收到西南联大学生来信，介绍了昆明学生“倒孔（孔祥熙）运动”的情况，并在壁板上张贴了西南联大“倒孔运动”的宣传品，引起全校师生的强烈共鸣。
1月17日，竺可桢校长得知学生将要游行，当劝阻无效后，为保证学生安全，竺校长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父亲和许多教授也加入行列。事后，国民党大肆拘捕和迫害进步学生，教育部下令开除一批学生。电机系学生陈天保将要被拘捕的消息被竺校长和父亲知道后，即同意他本人要求，先离开遵义，再公布开除通知，实际上是保护他们免遭拘捕。
1945年8月，从电机系也是全校唯一的短波收音机里获悉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校师生、全市人民连续多日沉浸在胜利的欢腾中。9月4日晚，遵义全城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火炬游行，浙大师生和遵义人民一起，热烈庆祝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们总算把颠沛流离的日子熬到了头，可以重返久别的故乡与亲人团聚了，浙大师生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噙着喜悦的泪花走在长达一公里的游行队伍中，高跷、灯笼、彩船、活报剧，五光十色，鞭炮齐鸣，欢声震天。大家唱呀，跳呀，笑呀，尽情享受着胜利的欢乐！
1946年8月，父亲带领工学院师生和我们家属，随同竺可桢校长的大部队，复员回到杭州。从此告别工作、生活了七年的遵义何家巷、子弹库，告别了湘江之滨的实验室和大仕阁的小家园，也告别了遵义的父老乡亲。但是，浙大在战火中的成长和父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遵义的一草一木，遵义人民的深情厚谊却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头。
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的贤伉俪
父亲一生贡献给教育事业，在浙大学习和工作了六十多年，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他的优秀品德和高风亮节赢得了老师、校友、同事、朋友和遍天下的桃李们的敬仰和推崇，人们给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永远怀念这位有才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老教育家。在父亲所取得的成就里，包含着母亲的支持和帮助，渗透着母亲的鼓励和理解。
外祖父陈均适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思想新派，到浙江工专任教后即从家乡平阳县将年方十四的长女汉兰带杭读书，成为省女子师范早期毕业生之一。
毕业后在杭州盐务小学任教。她端庄清秀、温文尔雅，和父亲结为伉俪后继续教书。在三妹出生后，为让父亲集中精力于教学工作，她忍痛离开了教师队伍，专心哺育孩子和料理家务。抗战爆发后，又为了不拖累父亲随校西迁，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姐妹在上海暂住。虽然有姨父母的照顾，但在日寇、汉奸横行的上海滩度日是很艰难的。珍珠港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上海，上海与内地交通被阻，我们的经济来源断绝。1943年，父亲托校友姚卓文先生回上海接眷之便把我们带往内地，我们历经了千辛万苦历时两月才到达遵义。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待遇菲薄，一家九口，全靠母亲勤俭持家、节衣缩食，日子过得十分不易。双亲相敬如宾、相互支持，在融洽的气氛中度过了五十七个春秋，特别是在父亲蒙受冤屈二十余年中，二老相濡以沫，增强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他们正像父亲的名和字那样，像两棵劲松屹立在高山上，共同经受风吹雨打。这是因为，在母亲身上，不仅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而且，由于母亲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深深理解父亲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从而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有力的帮助。为此，母亲也得到了广大校友的敬重。在父亲逝世八年后的1991年校庆，来自全国各地的1942届学长来校团聚，他们还特地到家中来看望重病的母亲。望着二十几位七十开外的老学长们渐渐离去的身影，我们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最后，我借原浙大校长韩祯祥先生在为《怀念王国松先生》纪念册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切为人民，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人，人民都是永志不忘的。一切有才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民都会牢记在心。”

苏德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爸爸出生在卧牛山下一农户家里。
他最小，上面有十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其中有几个夭折了，只剩下大姑妈、二姑妈和大伯伯。爷爷和娘娘有八亩水田，住的是茅草房。爷爷善于种田，而且很勤奋，天天早早下地，中午不回家，午饭由家人送到田头；娘娘能干得很，里里外外都得干，一有空就织布、缝衣、做鞋，好在她没有包小脚，顶得住。爸爸从四岁起开始干辅助活，先送送饭，长大一点，能上牛背了，放牛是他的活，到八岁才上私塾读书。他喜欢书，老先生教孩子们读古文、旧体诗，教他们写大小楷。爸爸特别喜欢旧体诗，走路读诗，在牛背上读诗，简直成了小诗迷，直到现在年纪大了还是诗迷。在他书桌上有《唐诗三百首》和《旧体诗集》，他天天要拿起来读，读时铿锵有力，满腔热情，我们都百听不厌。爸爸还爱种地，不论刮风下雨，骄阳似火，天寒地冻，有空和没空，他必天天去园里干活。
后来，爸爸所在的乡有了小学，他便去那里上学了。小学里开的课多，老师也多，他特别喜欢数学和国语。老师不但教书，也教人，爸爸非常敬佩和爱戴老师。小学毕业，爸爸去县里上四年的旧制中学。在那里接触的世界大了，他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爸爸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老师和校长都很喜欢这个年轻学生。
东渡去日本求学
爸爸中学毕业了，还想升学，但是无钱实现升学的愿望。正在此刻，中学的洪校长给了他两百大洋去日本留学。那时大伯伯在日本已完成学业，而且找到了工作，爸爸去那里有亲哥哥照顾，爷爷和娘娘也就放心了。1919年春天，爸爸登上了东渡的轮船，到了东京。在东京，有大伯伯的关照，生活没有问题。那时他打算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离考期只有三个月了，可是爸爸不会说日语。那怎么通过面试？爸爸决心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攻克日语口语。他抓紧时间练说，拜房东太太和小孩子为师，跟他们学，跟他们讲，和中国人在一起也用日语说话。有志者事竟成，爸爸终于过了考试官的面试关，进了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创办于明治维新时期，是实力很强的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陈建功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那里读书收获不小，一是打下了扎实的理工科的基础，二是掌握了好几门外语，以日语和英语为最。
1923年，东京发生关东大地震以后，爸爸来到仙台，考进了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这所大学师资力量雄厚，藏书很多，教学仪器齐全，是日本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是这所大学和老师的培养造就了我的爸爸，使他成了一个着名的数学家，一个德才兼备、为人师表的教师。爸爸不死读书，他的爱好广泛，可以说，诗、书、文样样精通。他喜欢运动，在校时经常打网球、踢足球。他喜欢劳动，所以他才有好的身体。
爸爸敬业乐群，好朋友多，例如陈建功先生、陈乐素先生和茅诚司先生。
陈建功先生是爸爸的学长，回国以后又在同所大学同一个系共事，有五十年之久，爸爸非常敬佩陈先生，他们的友谊和交情很深。陈乐素先生也是留日中国生，是个爱国的人士；抗战时家居香港，陷贼中年余，卒弃其藏书万余，挈眷北去遵义浙大执教。
爸爸和陈先生很投合，还有陈绍琳先生，他是爸爸的好友，我们两家的关系密切。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这个陈先生，他和蔼可亲，他一来，我们都赶忙到他身边，连话不多的妈妈也滔滔不绝地讲话了。四弟德昌从仙台回国，全靠他的帮助。茅诚司先生是日本着名的物理学家，他和爸爸是大学同学，又同住在一所公寓里，加上公寓里另一个日本学生，他们三人总在一起，形影不离，好像大仲马的三剑客一样，引人注目。1977年，茅先生和夫人来北京访问，爸爸去北京见了阔别四十六年的好友，感触很深。1979年，爸爸率领上海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大阪，妈妈偕同回家探亲，茅先生邀请他们去家做客。在茅先生家过得很愉快，有张照片留下了当时美好的时光。爸爸和妈妈穿着和服，并排坐在沙发上，爸爸的神情是那么安详、轻松和满意，妈妈侧过头含情脉脉地看着爸爸，好像年轻的姑娘一样。
爸爸和妈妈的结合颇有神奇色彩。妈妈在少女时代，是高级女子学校的高才生，她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造诣相当高，而且长得很秀丽，是外公、外婆的爱女。妈妈喜欢弹古筝，还常上广播电台去播音。妈妈说他俩的月下老人是古筝，爸爸从广播电台听到松本米子的大名，才想亲眼见见弹古筝的小姐的风采。1925年，在樱花盛开的季节，爸爸终于见到松本米子。据妈妈讲，那天她的朋友说要带几个年轻朋友来她家，听她弹古筝。到了一大群人，有爸爸和另外两“剑客”。说也奇怪，妈妈一眼相中了瘦小的爸爸，爸爸就不用说了。外公外婆有四女三男，还有老母，不过外公有很好的工作，薪水很高，所以日子过得相当富裕。妈妈和爸爸相好以后，外公唯恐失去爱女，不太赞成，但外婆却很支持他们，尽管已有个二女儿，也就是妈妈的二姐，嫁给了中国留学生，一同去了中国。1928年，爸爸和妈妈喜结良缘。一年以后生下老大，就是我；过一年又添了个弟弟德雄。爸爸那时在东北帝国大学当讲师，薪水不少，日子好过，那几年是他们最最快乐的时光。爸爸一早去学校，上课和读书。妈妈收拾好家，背起白白胖胖的我，走到外公家，路不远，走一刻钟光景。在外公家，妈妈、我、外婆和大舅舅热热闹闹地过一整天，到下午五点多，爸爸下班到那里，外公也下班到家了，大家在一起吃大酱汤和米饭，又说又笑，开心得很。然后等天黑了，爸爸妈妈带我回家。有了大弟以后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妈妈手上要抱一个了。爸爸很爱我们，天天晚上都唱催眠曲拍我睡觉，等我入睡以后再看书到深夜。外公、外婆非常爱我们，他们不想让我们离开，元旦去神社参拜时，只向神祈求留住妈妈和爸爸。
1931-1937年在杭州
1931年，爸爸应聘国立浙江大学，只身来到杭州。当时浙大数学系已拥有雄厚的师资，诸如陈建功先生、钱宝琮先生等。爸爸的到来，给系里又增加了力量，大家都决心办好数学系，使其成为全国一流的，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科教人才。同年，爸爸去仙台接我们。外公、外婆伤心得不得了。
爸爸在浙大附近租了住房，那是一排三间的平房，向阳，前有大园子，有院墙与外面的巷子隔开。我们后面有排房子是房东住的，他家在北面破墙开了米店，他们家人都从北面进出，我们这边十分清静。
妈妈到了中国，一下子改变了生活习惯，有些不适应，可是她不抱怨。爸爸关心她无微不至，给她弄了一只大铁桶作洗澡盆，下面可以加柴烧水，还教她吃中国菜，教她说和写中文。妈妈渐渐习惯了我们的生活和习俗，刚来时讨厌的腐乳和皮蛋后来是她最喜欢的小菜，红烧蹄成了她最爱吃的菜肴。
爸爸喜欢教书和科研，也喜欢种地。
每天早上到房前去种花，给花施肥、拔草、洒水、松土、培土，从锄头到大粪桶，样样农具都齐全。园子种了许多种花，墙根上种了牵牛花，一早牵牛花盛开，把园子装饰成了花仙子的花园一般。爸爸在地里干，我们小孩子在他周围转来转去，总想帮他干点什么。最后，他剪下几朵最美的花，叫我们给妈妈，妈妈喜欢把它们插在爸爸书房的花瓶里。妈妈喜欢月季花、玫瑰花，我们喜欢牵牛花、凤仙花、鸡冠花和夜来香，还有一种像韭菜样的草，结许多碧绿的小圆果实，爸爸把它们种在通到大门的石板路旁。
爸爸工作很忙，上课，搞行政工作，还搞科研。白天他都在学校里，中午回家吃饭，小睡半小时，下午又去学校，晚上备课和写论文，一直到深夜。妈妈是典型的日本妇女，照顾爸爸的生活，还带孩子，好让爸爸一心都放在工作上。
爸爸走前，妈妈早已准备好外衣和公文包，帮爸爸穿好外衣，送他到大门口，每次都是爸爸说“我走啦！”妈妈接着说“走吧！”这样的对话一天要听好几遍。中午，到爸爸快下班那会儿，妈妈已在门边等候了，一听见他大声说“我回来啦！”我们小孩子马上奔过去，刚一岁的德洋跟在德雄后面叫道“爸爸，抱，抱！”吃饭是最高兴的时刻，因为大家都坐在一起，连德洋也上桌，站在妈妈旁边的藤椅里。爸爸喜欢喝一小杯酒，一边喝，一边讲，讲的都是学校里的事，妈妈听着，偶尔也插一句话。
那时我们在家里讲日语，跟外人讲汉语。在妈妈不会讲中文时，我们小孩子是妈妈和女佣陈妈的小翻译。爸爸很爱我们，但从不姑息我们。他每天抽空检查我们的作业，特别要看我们写毛笔字，笔握得是否正确以及字写到哪里要用力。每次出差回来，总不忘给我们带书和文具。在园子里干活时给我们讲大禹治水、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还讲伊索寓言里的小故事，教我们要学古代圣贤，要勤劳、节俭，要天天向上。爸爸是个急性子，我们常常因做错事或打架而挨骂。爸爸发火时我们怕得要命，训斥我们的声音大得连后面的房东家都听得见，不过不管他有多么生气，却从不动手。
爸爸有许多同事和学生，他们交往密切，每到星期天总有客人来。我记得最早的学生是方德植先生，后来有徐瑞云小姐。妈妈的朋友都是师母，她们一来，小孩子也来，我们玩得很高兴。妈妈不但长得好，而且心眼也好，没有人不喜欢和妈妈交往。另外，家里的人口几乎与年俱增。1932年，二弟德明出生。
同年妈妈带我们回仙台看外公、外婆，他们说什么也要把德明留下，所以回杭州时妈妈少带了一个孩子；不过，过了一年，1933年，德洋出生。隔两年，德昌又来了。家里人多，住不下了。爸爸、妈妈想扩大住房。租房子不如自己造房子，爸爸在求是村那边买了一块盖房子的地。可是没等到盖，八年抗战就开始了，盖房计划落空了，最后那块地也不了了之，没有了。
抗战八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仙台的外婆来电，告外公病危，要妈妈速归；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也来电，聘请爸爸去教书。爸爸要留在浙大，劝妈妈带我们四个孩子走。妈妈心里痛苦万分，想走，但又舍不得爸爸。
当时妈妈还以为局势很快就会转好，所以决定等几天再说。
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我军奋起阻击，抗日战争自北向南全面展开了。杭州遭受日机频繁的空袭。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决定立即迁校。正在这紧急时刻，我的第五个弟弟德成出世了。10月份，我们随校一同迁往建德。
一路上难民如潮，人心惶惶。爸爸抱着四岁的德洋，我拉住爸爸的衣服，妈妈背着未满月的德成，一手抓住一个弟弟：一个是德雄，还有一个是妈妈1936年去仙台探亲用德昌换回来的德明。家里大多数的东西都留在杭州了，只带出来些好点的衣服和被褥，还有一件贵重的古筝。到建德不久，事态急剧恶化，建德也不安全了。于是浙大决定再迁，到江西泰和。爸爸赶在再迁前，匆匆送我们回老家平阳避难，把娘娘从乡下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因为妈妈不懂平阳话。我们在平阳的日子过得不错，吃的不缺，那里亲戚很多，都挑着担子送来鸡、肉和水果。在县里工作的大伯伯隔三差五来看我们，我们喜欢他来，因为他和爸爸很相像，声音完全一个样。好几次我们在外面听到屋里在讲日语，我们以为是爸爸回来了，而爸爸只在假期才会回家。
1940年，家里有了个可爱的妹妹，正好生在浙大迁到宜山时，所以爸爸给她起名叫德宜，小名叫小米，因为长得像妈妈。产后妈妈没有好好的调养，加上长期以来的劳累，她病倒了。尽管一个月以后见好了，但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从1937至1940年，浙大搬迁了四次，最后到了黔北。迁校完毕，爸爸立即回平阳接我们。我们一行九人：爸爸、妈妈，六个孩子，还有我们的表姐卢志学。我们一家随着大批迁移的人们上火车，换汽车，穿山越岭，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城镇，通过数个检查关卡，走了半个月，才到目的地。幸好我们一路顺利，没有关卡找我们的麻烦。这都亏了竺校长替爸爸办了一张免检放行的通行证。
在遵义，我们家住三间独门独院的茅草房，三间房都朝阳，前面一块空地。
爸爸在上面种了菜和瓜，每天都能摘不少菜和瓜。在遵义只住了一年不到，那时家境已穷困了，爸爸把香烟戒掉了，妈妈为了省几个铜板的水钱，每天到井边洗衣、洗菜，有时家里没有人看小米，她就背着孩子去。弟弟的光头都是爸爸自己剪，我和小米的头发是妈妈剪，剪成童发头。1941年，我们搬到湄潭，这是校本部所在地。湄潭东面依山，西面傍水，风景秀丽。浙大的几百个师生员工和家属的到来，使这个小小的山城沸腾和闹猛起来。学校在东山坡顿时盖了简易教室和礼堂，并盖了学生宿舍；租民房给教工家住，为教工子弟办了附中。我们一家被安插在一个破庙里。庙前有一大片空地，爸爸高兴得不得了，连忙开垦出来种菜。到湄潭后，物价开始飞涨，浙大教工的生活日益艰难。
我家人口多，日子要比别家困难得多，竺校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爸爸渡难关，解决衣被和粮食不足。爸爸开出半亩菜地，收的菜和瓜又大又新鲜，我们吃了他劳动的收获，个个长得健康又可爱。我们小孩子整日无忧无虑，上课和玩耍，不知困难是啥，但爸爸、妈妈真是操心。虽然穷，但是他们相亲相爱、互帮互助，日子过得蛮好。爸爸教书特认真，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真奇怪，他居然有如此多的精力！白天工作那么忙，晚上在桐油灯下写下一本又一本的教学讲稿和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一直要坐到12点，早上还要早起种地，还抽空读诗和写诗。我们的爸爸总是那么精神，那么乐观，那么自信，那么坚定不移。
他在这时期的教案“乌鸦集”有十几本，今日翻开仍熠熠生辉，非常珍贵。爸爸在湄潭的学生很多，他们非常敬佩和爱戴爸爸，至今我还叫得出他们的姓名，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容貌和笑容。熊全治先生、杨忠道先生和秦元勋先生现在在美国，张素诚先生在北京。
爸爸爱国、爱校。在祖国生活，在浙大工作，不管条件和待遇多差，他都甘心情愿。1946年初，爸爸去台北接收台北大学，台大曾以高薪聘请爸爸，再说台北还有他的亲哥哥苏步皋，但都未能使他动摇。
1946年浙大复员
1946年5月，浙大开始复员。大家都欣喜若狂，等待好日子来临。爸爸、妈妈吃了八年的苦，该结束了。他们老在讲回杭州以后日子有多么好，妈妈一心想接外婆和德昌来，和他们一起过好日子。我们是8月启程的，从汉口乘船到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六弟德新是湄潭出生的，从没见过汽车、轮船和火车，一切都使他感到奇怪，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在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爸爸给我们买了咖喱鸡盖浇饭和火腿煎蛋，真好吃！
回到杭州，一切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好！内战爆发，国内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加紧镇压，各地学生纷纷起来举行示威游行、罢课。国民党为取得美帝的支持以进行内战，大量出卖国家主权；美国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货充斥市场。国民党统治区出现经济危机，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爸爸深感教书难和工作难，养家也难。为了摆脱困境，他协助竺校长工作，甚至在工作已非常多的情况下，仍接受了训导长的职务。竺校长认为大学生敬佩有名望的教授，因此也就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爸爸和妈妈说了不知多少次，训导长难做。爸爸和所有有正义感的浙大人一样，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在学运中，爸爸支持学生，同情学生，而且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是他认为，与国民党斗，要讲策略，要做长期打算。学生们都爱他，尊重他，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谷超豪先生就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
五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
1948年，四弟德昌才回国。说起来真叫人伤心，外公1937年底就去世了，外婆饿死，大舅舅接着也病死，可怜的德昌由二舅舅收养，但他有八个孩子，生活也非常困难，德昌哪里能吃饱肚子。妈妈听了这些，悲痛欲绝。爸爸那时天天教德昌说和写中文，他脑子很灵，三个月就会说中文了，第二年就进了中学。
1948年底，爸爸当了浙大应变执行会副主席，工作更多，他参加护校工作，出去采购柴火。爸爸已对国民党不再寄托任何希望，所以尽管教育部三番四次要他带家去台湾，他都拒绝了。爸爸和大家一样，都在等待黎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