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宗杰，1954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学校教育专业，历任杭州大学教育学系总支书记、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浙江省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曾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七五”和“八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七五”、“八五”和“九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学科组副组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杭州大学兼职教授等职。现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实验研分会名誉理事长、浙江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浙江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数十年如一日，邵老一直关心关注学校和院系事业发展，2011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校友分会推选邵老为首届理事会六位顾问之一。
在浙江师范学院的学习和工作的片断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广大知识分子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身到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在此基础上，全国高校院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调整。以浙江大学原有的7个学院之一的文学院和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为基础，成立了浙江师范学院。院址设于之江大学原址，即杭城六和塔西秦望山上。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完成了并校和搬迁等工作，于2月5日正式成立。当时并到浙江师范学院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和中苏友协浙江俄文专科学校。浙江大学理学院一部分老师不久也转人浙江师范学院，其他大部分老师调往上海等地院校。
我是1952年秋浙江师范学院成立不久时人学的教育系专修科学生。人学前，我在宁波鄞县天童区的一所小学担任老师，曾作为天童区小学界代表出席过鄞县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加入团组织，负责学校教师的政治学习，除了完成教学工作外，还协助当地政府做群众宣传、征粮、支援前线解放军（当时舟山尚未解放）等工作，也曾受上级指派到四明山地区了解当地学校的情况。1951年秋，上级为了培养我，要我到锦堂师范（后称慈溪师范）小学教师研究班学习（带薪）。在研究班，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当年年底到次年年初的三个多月中，全班同学组成了宁波地区冬学工作队，深人到全区各县指导农村办冬学民校，开展扫盲工作。1952年研究班结束时，上级希望我到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继续深造，经再三动员，我于当年秋天来到了杭州，和我一起来浙江师范学院学习的还有小教研究班其他三位学员（马裕祥、吴文孝、张冠春）。
由于当时浙师院的院址在六和塔旁，所以人们习称六和塔浙师院，以别于1957年后陆续搬迁到城内体育场路和松木场时期的浙师院。学校地处秦望山上，大家也简称学校为“山上”。山上有三道隆起的山岗，因为像伸向钱塘江的龙头，分别称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校园的教学楼、图书馆和学生宿舍等均坐落在二龙头，女生住在东斋，男生住西斋，韦斋是青年助教的宿舍，家属宿舍大部分在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二龙头经济学馆前有一条S路，可直通山下钱塘江边附近。在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有一座桥，木质结构，之江大学时称其为“情人桥”，这个名称后来也延续了下来。
我就读的教育系分本科和专科。专科为两年制，学生人数比本科更多一些，这是因为国家当时急需大量的师范生，就学生而言，专科可以毕业早一点，早一点参加工作。专科生基本上是年轻的在职小学教师，有一些教育工作的实际经验，但学科知识基础比较差；本科生基本上是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年轻而且学科知识基础好，但缺乏实际教育经验。我就读的专科班共有35名学生，有一位同学读了没有多久就离校了，毕业时是34人，其中5人留在浙江省工作，其余的支援外地，东北8名，安徽8名，另外同学分配在江苏、上海和福建等地。
教育系老师中，大部分是原来浙大教育系的，如陈立、王承绪、郑晓沧、陈学洵、陈书等先生；一部分是原来之江大学的，如张文昌先生。他们的英文都很好，陈立和王承绪先生留学英国，王先生曾在英国广播电台担任广播员，后来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晓沧先生留美，翻译过《小妇人》等文学名著，是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五四〞前后，杜威来中国讲学，发表“五大讲演”，对我国当时的教育发生很大影响。在北方时，由他的学生胡适担任翻译；到南方时，晓沧先生是主要陪同和翻译。我人学时，教育系系主任是王承绪教授，陈立先生是学院副院长，后任院长。
学院的党委书记是焦梦晓同志。他是早年就投入革命的老干部，群众关系很好，没有丝毫架子。他能叫出师范学院每位老师的名字，不但如此，连老师，甚至每位青年助教的具体工资也讲得出来。他在工作中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十分关心老教授们的生活，尊重和倾听他们对办学的意见。对学生也十分爱护和体贴，我们有时假日上城里不坐公共汽车，而是步行，他乘小车路过，看到如果是两三个学生时，往往会让车停下来，招呼我们搭他的车。焦梦晓同志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当时他一家五口人，就住在和一般教师相仿的房子里。
焦梦晓书记十分关注青年学生思想上的进步，重视对青年学生的培养。1953年春，觉委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公开党组织，学院开展了整党、建党学习，我作为团干部和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也参加了这一学习，并在1954年成为全校学生中首批人党的党员之一。人党之后，焦梦晓同志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物色培养、抓紧考察要求进步、符合人党条件的积极分子，把教育系的党支部尽快组建起来。1956年，教育系终于成立了党支部，我被选为教育系首任支部书记。
20世纪50年代前期，教育系和全校其他系科一样，教学秩序较为稳定，“向苏联学习”是当时的办学方向。课程设置参照苏联师范学院教育系的模式。我们在两年里，除要学习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革命问题、体育、俄语等公共必修课外，还有中国语文、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教育史、小学各科教学法等课程。教材也多采用苏联教材的译本。记分采用四级分或五级分制，代替过去的百分制。考试除笔试外，有部分专业课试用口试的方式。口试时安排两个房间，一间是试场，另一间是准备室，先由学生到试场在教师事先准备的考签里抽出其中一张，然后到准备室淮备，准备时间10分钟，准备好后再回到试场作答。试场里一般由三位老师主考，听学生答题，并根据答题内容打出分数。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口试的情景。那天我是第一个抽签，我抽好考签后，只准备了五分钟就回到口试场。由于是全校第一次试行口试的方式，学院和系特别重视，由陈立、段铮、陈书三位心理组教授主考，全组其他教师也坐在上面，场面很大。我没有完全按照老师上课时讲的和教科书来回答，而是结合平时看的资料对考签上的问题加以解答，主考的教授给我打了一个最高的五分，认为不按书本现成答案照背，有自己的思考更好，一些助教也对我的回答交口称赞。我在学习期间，最喜欢的就是到图书馆博览群书，所以能在考试中尽情发挥。
后来，我留校担任助教，也采用口试考过学生。记得有一次是陈立先生主考，我是他的助教，他要我也参加。题目是陈先生出的，面试由他提问并当场打分，我的工作是协助做具体事务，一般不插嘴，但要在小本子上打分。全部学生考完后，他要看我打的分数，是否和他打的有别，结果一上午下来，我给学生的分数和他打的完全一样。后来他慢慢地把提问、打分的任务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原来那天他不但考学生，也同时在考我。
陈先生是研究劳动心理学的，那时候他有一个“细纱工培训”的课题，带我们去工厂搞研究。他给我的任务是将细纱工打结的过程和动作细节拍摄下来加以研究，尽管我当时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末能圆满完成这项任务。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浙师院，最突出的人际关系比较和谐，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大家都平等真诚相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名教授，还是普通教师或工友，大家都互相信任、互相尊重。比如，我们教育系的鲍高胜师傅，每年过年过节，都会受到大家异口同声的表扬。他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把每间教室、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每位老师桌子上的物件摆放得整整齐齐。包括郑晓沧先生在内的好一些老师甚至把自己的储蓄卡也放心地交由鲍师傅保管，要存款或取款时，只要和他说一声，他就会给你办好。当时大家互相信任到何等程度！校部机关的缪卫师傅和疗养室（当时患肺结核的学生很多，都在那里疗养）的工友师傅的工作也十分贴心，他们受到广大老师的尊重、称赞和表扬。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到今天已经60多年过去了，但六和塔浙师院的领导、老师、工友和同学以及当时的情景不时在我心中浮现，因为那里是我在政治思想上、学术上获得进一步成长和为后来的工作打下基础的地方，因为那时各方面的氛围是那么的和谐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