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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浙江大学史地系自1936年创设(当时属文理学院)到1949年其所属的历史组停办、地理组改建为地理系,前后共存在了十三年,而这也正是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任史地系系主任的十三年。这期间,浙大史地系不断添设新的研究机构,发展成为拥有两系、一所、一室的较为完备的系科。 | <br>浙江大学史地系自1936年创设(当时属文理学院)到1949年其所属的历史组停办、地理组改建为地理系,前后共存在了十三年,而这也正是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任史地系系主任的十三年。这期间,浙大史地系不断添设新的研究机构,发展成为拥有两系、一所、一室的较为完备的系科。 | ||
<br>1938年8月浙大在新增设的师范学院内再设一个史地系,系主任仍由张其昀兼任。1939年8月,浙大文理学院分开,史地系归属文学院。根据当时教育部指示在文学院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并由张其昀兼任学部主任。这是浙大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同期,教育部又鉴于浙大史地系人才设备已有相当基础,委托浙大史地系附设史地教育研究室。至此,浙江大学史地系已发展成为包括四个单位( 即文学院史地系、师范学院史地系、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 、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在组织结构上,当时文学院史地系采取史地分组方法,其中史学组兼重中国史和世界史,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能力; 地学组兼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以充实其科学研究的基础。而师范学院史地系不采取分组方法,以使学生对史地二科有全面的了解,更好地培养史地兼备的中学师资。⑧史地研究所则分史学组、地形学组、气象学组及人文地理组,以培养专门研究之人才。而史地教育研究室则“以传布史地学术之最近贡献,改进史地学科之教材教法,搜集专题研究之参考资料,编制史地教科之图书设备为主旨”。张其昀认为这种分组合系的组织形式既能使“时”与“空”分组钻研,各有侧重产生成果; 又能融会贯通,各取其长而用之,这是其它大学所不及的。 | <br>1938年8月浙大在新增设的师范学院内再设一个史地系,系主任仍由张其昀兼任。1939年8月,浙大文理学院分开,史地系归属文学院。根据当时教育部指示在文学院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并由张其昀兼任学部主任。这是浙大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同期,教育部又鉴于浙大史地系人才设备已有相当基础,委托浙大史地系附设史地教育研究室。至此,浙江大学史地系已发展成为包括四个单位( 即文学院史地系、师范学院史地系、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 、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在组织结构上,当时文学院史地系采取史地分组方法,其中史学组兼重中国史和世界史,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能力; 地学组兼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以充实其科学研究的基础。而师范学院史地系不采取分组方法,以使学生对史地二科有全面的了解,更好地培养史地兼备的中学师资。⑧史地研究所则分史学组、地形学组、气象学组及人文地理组,以培养专门研究之人才。而史地教育研究室则“以传布史地学术之最近贡献,改进史地学科之教材教法,搜集专题研究之参考资料,编制史地教科之图书设备为主旨”。张其昀认为这种分组合系的组织形式既能使“时”与“空”分组钻研,各有侧重产生成果; 又能融会贯通,各取其长而用之,这是其它大学所不及的。 | ||
<br>浙大史地系四个单位在张其昀的组织管理下,经费充裕,师资雄厚。十三年间张其昀先后访聘和罗致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和授课,如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向达]]、[[俞大纲]]、[[顾谷宜]]、[[李洁非]]、[[王庸]]、[[刘节]]、[[贺昌群]]、[[李源澄]]、[[方豪]]等; 地学组有[[叶良辅 | <br>浙大史地系四个单位在张其昀的组织管理下,经费充裕,师资雄厚。十三年间张其昀先后访聘和罗致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和授课,如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向达]]、[[俞大纲]]、[[顾谷宜]]、[[李洁非]]、[[王庸]]、[[刘节]]、[[贺昌群]]、[[李源澄]]、[[方豪]]等; 地学组有[[叶良辅]]、[[任美锷]]、[[涂长望]]、[[黄秉维]]、[[朱庭祜]]、[[李春芬]]、[[沙学浚]]、[[么枕生]]、[[卢鋈]]、[[李海晨]]、[[孙鼐]]、[[严德一]]、[[刘之远]]等。其中竺可桢、谭其骧、任美锷、涂长望、黄秉维、向达等建国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这批优秀教师的培养下,浙大史地系的学生中也英才辈出。到1948年,毕业于史地研究所的研究生就有27人,其中有6人在国外深造。当时据教育部统计,在各大学研究所毕业研究生人数中,浙大史地研究所位居前列。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日后成为两院院士的就有六位,他们是[[施雅风]]、[[陈述彭]]、[[叶笃正]]、[[谢义炳]]、[[毛汉礼]]、[[陈吉余]]。而[[郭晓岚]]、[[赵松乔]]、[[束家鑫]]、[[文焕然]]、[[严钦尚]]、[[杨怀仁]]、[[丁锡祉]]、[[刘宗弼]]、[[徐规]]、[[宋晞]]、[[程光裕]]、[[张镜湖]]、[[姚宜民]]、[[谢觉民]]等则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科学家或学者。以一个系短短十三年的历史却在其师生中产生出12位院士和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可以说在全国同类系科中是不多见的。 | ||
<br>浙江大学除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外,十三年中在史地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首先,史地系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即《史地杂志》和《史地研究所丛刊》。其中《史地杂志》创办于1937年5月,后因抗战西迁而暂时停刊,至1940年9月在遵义复刊;《史地研究所丛刊》创办于1942年4月,共刊行4期。仅这两个刊物就刊登了浙大史地系师生的论文79篇,而且这些论文的质量也比较高。?如谭其骧教授发表在浙大《史地杂志》第1 卷第4 期上的《播州杨保考》对杨保族源、迁徙及占据播州的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消亡过程、后裔分布等都做了考证,从而正确指出了杨氏先世为唐末泸州、叙州边徼地区“泸夷”首领,恢复了杨氏先世的本来面目。此文于1982 年初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1 期上重新发表,引起民族史学界的重视。而1941年8月张其昀与梅光迪、钱穆、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编辑部即设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其每一期均有该院各教授的论著。其中1944年竺可桢在第34期上发表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科学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这一结论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从而解决了一百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另外,当时浙大史地系师生发表在《科学》、《中国地理学报》、《气象杂志》、《中华杂志》、《真理杂志》、《益世报》等报刊杂志上的科研论文也不少。 | <br>浙江大学除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外,十三年中在史地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首先,史地系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即《史地杂志》和《史地研究所丛刊》。其中《史地杂志》创办于1937年5月,后因抗战西迁而暂时停刊,至1940年9月在遵义复刊;《史地研究所丛刊》创办于1942年4月,共刊行4期。仅这两个刊物就刊登了浙大史地系师生的论文79篇,而且这些论文的质量也比较高。?如谭其骧教授发表在浙大《史地杂志》第1 卷第4 期上的《播州杨保考》对杨保族源、迁徙及占据播州的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消亡过程、后裔分布等都做了考证,从而正确指出了杨氏先世为唐末泸州、叙州边徼地区“泸夷”首领,恢复了杨氏先世的本来面目。此文于1982 年初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1 期上重新发表,引起民族史学界的重视。而1941年8月张其昀与梅光迪、钱穆、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编辑部即设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其每一期均有该院各教授的论著。其中1944年竺可桢在第34期上发表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科学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这一结论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从而解决了一百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另外,当时浙大史地系师生发表在《科学》、《中国地理学报》、《气象杂志》、《中华杂志》、《真理杂志》、《益世报》等报刊杂志上的科研论文也不少。 | ||
<br>其次,浙大史地系师生所出论著也很多,到1947年,仅由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的就有13部。其中1941年4月由著名史学家张荫麟编著而成的《中国史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通史著作。该书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平时思考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叙述,不参入考证,不引用前人成文,而且选择少数重大事件为主题,对其进行透彻叙述,除此而外的事件则只作背景概略涉及。此书不仅见解独特,而且文字优美,是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而1940年,由著名地质学家叶良辅和任美锷、涂长望编著的《地理学研究法》第一辑,则成为抗战时期师范教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同年,任美锷教授所著的《欧洲政治地理》一书,则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及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此书对人们正确认识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发展,满足在大学中进行欧洲政治地理教学的需要具有积极的作用。 | <br>其次,浙大史地系师生所出论著也很多,到1947年,仅由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的就有13部。其中1941年4月由著名史学家张荫麟编著而成的《中国史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通史著作。该书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平时思考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叙述,不参入考证,不引用前人成文,而且选择少数重大事件为主题,对其进行透彻叙述,除此而外的事件则只作背景概略涉及。此书不仅见解独特,而且文字优美,是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而1940年,由著名地质学家叶良辅和任美锷、涂长望编著的《地理学研究法》第一辑,则成为抗战时期师范教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同年,任美锷教授所著的《欧洲政治地理》一书,则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及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此书对人们正确认识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发展,满足在大学中进行欧洲政治地理教学的需要具有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