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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易逝 情谊难舍
－一记谈家桢教授对第二故乡湄潭的情谊
洪星

谈家桢教授是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是中国遗传学界的泰斗。抗日战争时期他随浙江大学西迁湄潭从事教学科研活
动近七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其中被科学界誉为“四大金刚”的盛祖嘉、施厦吉、徐道觉、刘祖洞就是他最早
的四个学生，他们早已成为遗传学各个领域的专门高级人才。谈老曾高兴地对我说：“湄潭是我的黄金时代a ”的确如
此。早在40 年代，他在贵州湄潭就完成了《异色瓢虫鞠翅色斑嵌镶显性现象的研究》。之后他的论文在美国《遗传学报》发表
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在穷乡僻壤的小小县城，他潜心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为国际遗传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
立以后，毛泽东主席曾四次接见过他，并鼓励他：“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特别是当他在“文革”中
受难时，毛主席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得以对中国遗传学继续作贡献。谈老曾经对我讲过“文革”中造反派叫他喂猪、扫地，前
夫人也因此受牵连，不堪忍受折磨含冤离开人间。但他相信共产党，他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
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此时谈老己年届古稀之年，但此后他的教授任务更加繁重。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院
院长、宁波大学名誉校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遗传学会会长、国际遗传学会副会长，民盟中央常委、副主席、全国政
协常委并被聘任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藉院士、意大利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合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非政
府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未来利用植物开发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现在是中央民盟副主席、上海民盟主委、上海市人大
副主任、复旦大学顾问兼遗传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谈老教学任务繁重，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仍时刻关
心着湄潭，思念着与他患难与共的湄潭人民。
1986 年8 月5 日， 78 岁的谈家桢教授和夫人邱蕴芳同他当年的学生现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刘祖洞、浙农大教授季道部
一道在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主委唐弘仁、贵州民族学院院长安毅夫、遵义地区政协工委副主任幸必泽、遵义
地区财校校长、遵义浙大校友会会长幸必达等同志陪同下一行18 人风尘扑扑终于回到了阔别40 多年的湄潭。
我是8 月4 日接到省、地通知的。当即向县委、县政府领导作了通报并对接待工作作了具体安排。8 月5 日上午我同县长周大新同志提前到县招待所等候。10 时谈老一行到达。
他一下车就握着我和大新同志的手说：‘湄潭是我的第二故乡，今天终于到家了。”接着他又说：“我一进入湄潭就觉气候格外凉爽，人的面貌也亲切得多，我的心情也很舒畅。”之后我们陪着他到县政协会议室与在那里等候他们的县委书记
华金河以及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其他领导同志见面。谈老见到这么多县领导迎候他，显得十分高兴。他说：“我
一进入湄潭境内就感到湄潭变了，变得更美了。”他说：“我在湄潭住了六年多，从1945 年离开转眼41 年了，回想起来尽管
当年环境艰苦，工作条件差，但湄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湄潭人民给我们的生活关
心、工作帮助，更是我们永志不忘的” 。他对陪他的当年浙大学生刘祖洞、季道藩、安毅夫、幸必达说：当年我们正处在世
事沧桑，人海茫茫的境地，但我们从湄潭人民勤劳朴实，舍已为人的性格上却看到了人民的希望，胜利的曙光。因而更加
激发了我们教与学的热情和克服困难的信心。不是么？湄潭人民给我们修整的一间问木板房成为我们的实验室， 一块块
草地上，他们给我们修筑成几百人住的宿舍、课堂。要粮食有粮食，要蔬菜有蔬菜，朝夕相处，亲切一家。酒江水清澈见底
是我们游泳的好场所，党家沟的大树下．观音洞的岩石上，是我们课余休息的好地方。”说到这里他显得有些激动。他说：
“幸福只有在回忆中才值得珍惜，现在回想起那一段才觉得最值得回忆，最值得珍惜，因为它在我们的一生中是最有意
义的一个转折点。当然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次最好的锻炼”。季道藩、刘祖洞、安毅夫、幸必达听后频频点头。
当天下午我陪谈老一行参观了浙大在湄潭各教学点，生活活动区和谈老自己住过的地方。当我们走到余家祠堂，他
走进去看了看，这是他当年曾工作的一间小屋。他在一位农民的引导下边看边指着那些残垣断壁说：‘你们不要小看这
地方，当年我就是在这里弄了个小玻璃房进行科学试验，带了两个研究生，培养了一些人才呢”。他说：“条件好固然可以更快的培养出更多而好的人才，但条件差，只要我们会利用，又何尝不可以培养人才呢？我们当年在湄潭时，住房破烂，设备简陋，吃的是？可水，照的是桐油灯，但在空校长倡导求是精神鼓舞下浙大在当时却培养了大批人才”。谈老一席话，使陪
同参观的同志无不感叹！的确如此，当初从浙大毕业出来的各类专家学者遍布祖国各地和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今他
们回忆起当年勤学苦练于调江河畔的情景，无不感到深切的怀念。接着我又陪谈老相继看了双修寺、玉皇阁、财神庙、唐家祠堂、浙大农场、湄江饭店、天主堂、文庙、浙大附中等浙大教学旧址。还看了七星桥、百鸟归巢等风景点。在看双修寺、
时，谈老说：“这是淦昌先生的教学地方，这里也是王先生的黄金时代，他的不少很有名气的学生如李正道等也是从这里
培养出来的”。在浙大农场和唐家祠堂等旧址看时，陪他来的几位老校友都说起了“牛郎背”上原来有座小亭，亭中有一副
植联：“一亭座览溪山胜，满目争看桃李春” 。他们指着滔江河对岸的“打鼓坡”说：“那山下就是当年浙大办的职业中学。”
如今青青的茶山，碧绿的江水又使谈老和他的儿位学子激起了一连串难忘的回亿。
在陪谈老参观他当年曾住过的天主教神父宿舍时，谈老说：他住的右边的房子是江希明（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杭州
大学党委书记）和他父亲江恒源（号江问渔，抗战时期浙江省教育部长〉住的地方与他佳的是左边这套房子。房顶上的小阁
楼是他自己花钱买木料请本匠盖的。小阁楼上是他作学问的地方。他说这就是当年我居住的地方，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不
要看这么狭窄破烂，当年却帮了我不少忙呀！珑的许多论文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许多个夜晚不管寒冬酷暑我都在这里的
桐油灯下默默地度过了。看着这座已经枯朽的小阁楼，回想起当年在此居住的情景，谈老和他的学生们无不感慨万千，他在这房前照了像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
最后，我陪谈老看了文庙，它是当年浙大教学活动的中心。我告诉谈老：我们已同浙大商定拟修复文庙筹建浙江大
学西迁历史陈列馆，并请谈老当我们筹备陈列馆的顾问。谈老听我讲后非常高兴和赞赏并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聘请。他
希望我们尽快地把这件事办好。希望我们加强同浙大联系。
随即他挥毫提前为浙大西迁陈列馆题了一幅字“以求是精神贯彻革命始终”。同时他还为县政协写了一幅“肝胆相照、荣
辱与共、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此外，谈老还参观了钱县湄窑酒厂，对酒窑酒给予了高度评价。因省里对谈老活动时间安
排很紧，谈老只在湄潭活动了一天，当晚八点钟以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湄潭，对此，我感到很遗憾！
1989 年5 月我到浙江大学访问之前，专程赴上海向筹建浙大西迁陈列馆的两位顾问苏步青、谈家桢两位老学长通
报陈列馆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征求他们意见。5 月10 日我在浙大上海校友会副会长杨竹亭陪同下在谈老家中拜会了谈
老及夫人邱蕴芳。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谈老详细地通报了筹建浙大西迁陈列馆的准备工作和陈列内容以及我们
对陈列馆方案的初步设想。我说具体方案和工作要到浙大商定后才能操作。谈老听后高兴地说：“你又为湄潭和浙大办了
一件好事。湄潭是我和苏老（步青），王老（淦昌）等老一代的黄金时代。没有在湄潭的基础，也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建陈列馆很有意义”。之后，谈老特意给我题了一幅字：“为发展浙江大学与湄潭人民友谊作出贡献”，并同我合影留念。这是谈老
对我的期望和鼓励。如今，三位老教授（谈家帧、苏步青、王淦昌）给我的题辞，我都挂在我的客厅，．作为我人生的座佑铭。
随后谈老和夫人邱大姐在卢湾区教育局餐馆设宴招待我们。饭后我们又回到谈老家中，继续和他畅谈。在他的客厅内我
仔细观看了他的墙壁上几幅字画，其中一幅书写着“中国遗传奠基人”，另一幅写着年你是我们中国的骄傲”。书者“大
声”，我对此名有些不解？谈老告诉我，他叫陆铿，大声是他的号。解放前他是中央日报的记者，后居美国，现任香港百姓文
化事业有限公司社长，主编“百姓杂志”。这两幅字可以说是对谈老的正确评价。谈老还让我看了他当年同摩尔根的合影
照片和一部份证书，还给我找了一些资料。在要告别时谈老又对我说：“他年内（ 89 年〉要出国访问，九月底到澳大利亚参
加国际科学工作会，十月到哥伦比亚波挖蟠参加第三次世界自然科学大会，十一月到美国访问，然后于十一月底从美国
到台湾。他是应台湾科学会（相当大陆科协）的邀请前往访问的。我祝他访问成功。并请他代湄潭父老乡亲向海外和台湾
的浙大校友问好。
1990 年7 月20 日斯大西迁陈列馆正式揭幕，湄潭一中更名“求是中学”正式挂牌b 谈老原计划要来湄潭出席揭幕式
的，但因又有出国任务未能成行。他给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洪星同志，兹由杨竹亭获悉浙大西迁历史陈
列馆成立，至为高兴，待此附上拙墨一纸，聊表祝贺之忱。我于下月下旬出国讲学和出席一些国际会议。定11 月回来，知
注附同，幸此顺致大安。”条幅书：视湄潭浙大西迁陈列馆：“怀念湄潭风光，弘扬求是精神。”
浙大西迁陈列馆揭幕，苏步青和谈家桢两位浙大老学长因故均未能出席，为此我伺县委书记华金河于1991 年9 月专
程到上海看望两位老教授，向他们两位“陈列馆”顾问通报浙大西迁陈列馆揭幕和求是中学挂牌的情况。9 月11 日上午九
时－谈老在复旦大学遗传学大楼他的客厅等候我们。当我们步入客厅谈老当即租我们握手说：“我又一次见到你们很高兴。
我昨天参加上海县建县700 周年纪念会，在那里昕说湄潭也有代表参加就很高兴’，今天又见到你们就特别高兴”。谈老先
问了一下湄潭近况，问水灾情况如何？说：“听说湄潭今年遭受水灾，今年农业生产情况如何？”接着华金河同志把湄潭经济
发展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情况向谈老作了详细汇报之后，我把浙大西迁陈列馆揭幕和求是中学挂牌情况和浙大领导以及
浙大各地校友前来祝贺情况向谈老作了详细介绍。我告诉谈老：“陈列馆建立大家评价很高，浙大校友总会会长、老校长韩
帧祥在致词中说：“浙大西迁陈列馆是浙大西迁艰苦办学的历史见证，是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精神的讴歌，是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课堂，浙大西迁陈列馆将与历史永存气谈老听了我的汇报后感到非常欣慰。他说：“湄潭水灾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但对农民群众生活还是要注意安排好，你们要加强同浙大的联系，让浙大和浙大校友为湄潭作些有益工作，让浙大和湄潭的友谊长存。－最后我询问了谈老89年出国访问情况。谈老告诉我，他出访的各个国家都非常友好。就是台湾当局太不像话，本来我89 年应台湾科学会邀请去访问的，但台湾当局又不同意了，所以未能去成。近来台湾情况有所好转，明年可望去成。我又－次预祝谈老访问台湾成功，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此后不久，由谈老出任团长，组织的有科技界、新闻界参加的代表团成功地访问了台湾，实现了谈老多年的愿望。
1997 年3 月底，应浙江大学邀请，我同县委书记黄天俊、县长何仁生、副县长姜荣福、求是中学校长凌姜同志到杭
州参加浙江大学建校100 周年校庆活动。在4 月3 日举行的4万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上，我又有幸见到了浙大老学长谈家桢和王淦昌教授。谈老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秉承求是校训，为国建功立业”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在三、四十年代最为艰
苦的西迁办学时期，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依然能够坚韧不拨地战胜各种因难创造了很高的教学科研水准，成为享誉一时的“东方剑桥”。大会后我于第二天到杭州西湖国宾馆去看望了谈老和王淦昌先生。王老住1 号楼，谈老住3 号楼，这些楼房都是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住过的地方，到这里拜见他们实属不易，这次能和两位老先生见面更是终生难忘。在
交谈中谈老说：“我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湄潭完成的，最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出来的q他们后来在科研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我殊感自豪。王老也说，‘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在黔北湄潭浙大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时期，是我成就较多，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之一。拜会后我同谈老及
夫人邱蕴芳和王老及其公子王翘明、王基酒以及浙大党委副书记俞蒙槐等分别在国宾馆花园合影留念。
我同谈家桢教授共见过四次面，每次见面都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他是国内、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可以说，名震环宇，但他却平易近人。又特别重感情，重情谊，是一位和蔼可亲豪放直爽的老前辈。如今，他离开湄潭已当0 多年了，但他仍对湄潭念念不忘。他在上海只要听到湄潭，他总觉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也许正如浙大老校友、中科院研究员许良英同志所述：“浙大师生告别了驻留过6 年多的湄潭，但他们永远不能忘怀哺育过的沃土、令人陶醉的秀丽、山水以及质朴淳厚而勤劳的人民。这一段生活往往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是啊！历史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了，岁月易近，但情谊难舍，我深信谈老与湄潭人民的情谊将永存人间。
最后，以我自作的两首诗句作为本文结束语，以表对老一代浙大校友的怀念：文军长征到湄潭，浙大师生喜攻关，数学科研结硕果，东方剑桥美名传。浙大西迁振河山，群英会聚小江南。艰苦环境育英才，湄江浙水不解缘。

第12章 西湖烟雨读书处 指点江山存佳话

　　1957年5月后，反右运动、大鸣大放[1]开始。
　　生性不羁、心直口快的谈家桢，认为自己是在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在对党提出善意意见，有啥说啥，积极参加鸣放。特别是在亲身参加青岛会议、全国宣传会议期间．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与勉励， 信心十足，勇气十足，直言不讳地在三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是关于院系调整问题。谈家桢认为，把包含文、理、法、工、农、医等学科的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成各自独立相对专科的院校，显见对培养学生不利，对工、农、医学发展不利。他指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课师资有着很强的优势，拆散以后的院校，基础课相对薄弱许多。
　　二是关于学习苏联问题。谈家桢认为，由于全盘学习苏联，致使中国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李森科借用斯大林的影响力，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改变和挽救苏联的农业落后局面，反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后果严重。
　　三是关于科学院机构建设问题。谈家桢认为，从欧美各国国家科学院体制来看，国家科学院通常只起到全国性科研工作的指导与协调作用。但在中国科学院机构庞大，成为一个研究实体。规定研究院搞研究，大学只管教学，这不是一种先进的做法。他指出，大学要办研究所，让科研和教学互相促进，把科研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三条意见或看法，是经过认真思考并根据大学任务的实质，结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及毛泽东主席讲话精神并予以总结的肺腑之言。然而，谈家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尤其是“学习苏联”问题，在当时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事情。尽管自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国已经开始检查这方面的利弊，对李森科问题产生的影响开始反思与纠正，但问题总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殊不知，他的看法与言论已被定性为反苏、反党言论，碍于他在学术界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上海市委保留了一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当时负责上海教育卫生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杨西光，接连几次找谈家桢谈话，要他看清楚形势，要有所收敛并关照要三缄其口。同时，谈家桢自己也看到一起去北京怀仁堂开会的上海文艺界的四位代表，除赵丹被保下来外，吴茵、石挥、吴永刚均已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处境，如果被打成右派，把遗传学搞上去的宏愿将成为泡影。
　　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在上海时，同意不划傅雷为右派，柯庆施当面赞同不划，但事后仍将傅雷补划为右派分子。在柯庆施手里的右派名单里，谈家桢是否在列，不得而知。
　　为了挽救谈家桢，杨西光还亲自登门，肯定谈家桢对党还是好的。
　　有些人被戴上右派帽子，谈家桢是想不通的。
　　张孟闻的罪状是他提出麻雀既是害鸟又是益鸟，就说他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除四害”唱反调，因而上纲上线为反毛主席言论， 定为右派。虽然在个人关系上，在浙江大学时两人之间存有芥蒂，关系也不融洽，但张孟闻自此而成为右派，谈家桢暗自为他叫屈。
　　令谈家桢深感惋惜的是，他在浙江大学时的最后一个得意门生高沛之，也被打成右派。
　　高沛之是一名很有才华的青年教师，精通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在学生时期已直接与辐射遗传学奠基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穆勒教授通信联系。高沛之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在复旦大学素有“活字典”之称，看书过目不忘。高沛之曾开过《米丘林遗传学》课程，但他的学术观点始终是经典遗传学的，由于融会贯通，互为比较，又以他的理解米授课，讲课清晰透彻，受到学生欢迎。高沛之也是教师团支部书记，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谈家桢深爱这位弟子，认为其是最为突出的学生之一。
　　青岛遗传学会议后不久，苏联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科学院的元老苏卡契夫来华并去云南进行植物考察，高沛之作为植物生态学家兼翻译陪同前往，前后约半年时间。苏卡契夫反对李森科那一套，态度坚决，从苏卡契夫那里高沛之了解到苏联遗传学界的状况和李森科下台的消息。高沛之在思想上接受苏卡契夫的影响，在云南时，曾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给复旦大学党委，从苏联李森科下台，联系到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指出：党委不要插手遗传学问题，遗传学问题可以放手交给谈家桢去搞。
　　复旦大学党委原不准备公开此信，对高沛之采取保护政策，这一点谈家桢是清楚的。高沛之回校后，谈家桢着急地规劝：你现在是党委保护对象，运动已近尾声，说话一定要慎之又慎。又谈到：信中的一些说法涉及党的领导问题和专家治校问题，这些说法巳经清楚地表明了属于“右派”言论，你干万不要再说了。但是，血气方刚的高沛之，一条路走到底，并贴出大字报，说谈家桢压制他“鸣放”，依然扩散他的观点，再加上有人为此大做文章，事态越演越烈，党委再也保护不了他，只能将信公之于众，供人批判。这样，在反右斗争后期，生物系又增加了一个“右派”。
　　1957年7月，毛泽东主席来到了上海。
　　正在复旦大学上班的谈家桢，突然接到一个重要会议通知，地点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时间是7月7日下午，他匆匆赶去。到达之后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指示上海市委，组织并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因为几个月前，刚刚在怀仁堂见过面，所以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显得分外亲切：“老朋友啦，谈先生！”，又说：“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热情招呼，摘掉了戴在谈家桢头上的那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毛泽东与右下角的谈家桢热情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

　　所谓好事多磨，谈家桢的个人命运也多波折。谈家桢在反右运动过程里，虽与张孟闻、高沛之等人命运不同，但随着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与批判，那种向往已久的宽松气氛日渐消失，他对“双百方针”本来意义的认识，开始感到困惑。
　　青岛遗传会议后，谈家桢公开发表了《我对遗传学中百家争鸣的看法》，反响强烈，有许多人写信来表达各种不同的意见，更多的是要求到谈家桢那里进修遗传学。
　　在复旦大学，经过谈家桢的敦促与协商，生物系率先恢复了经典遗传学的讲授。但是，谈家桢历来不主张将遗传学以个人各义来命名，如摩尔根遗传学或米丘林遗传学，所以在他的主持下，他开设的课程名称为《细胞遗传学》，与刘祖洞一起承担教学，讲的内容则是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及其最新进展。
　　1957年考进复旦大学生物系本科的莫鑫泉回忆道：当初在人民日报看到谈家桢写的《我对遗传学中国家争鸣的看法》，因感到非常有兴趣，遂产生报考意愿并被幸运录取。也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效应，复旦才恢复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莫鑫泉那班生物系的学生必须同时学习摩尔根、米丘林两门遗传学课程。《摩尔根遗传学》由刘祖洞教授主讲，而《米丘林遗传学》的主讲老师虽然在课堂上振振有词，但因内容贫乏和缺少逻辑性，学起来枯燥无味。尽管如此，但因政治倾向明显，有的同学认为学好米丘林、拥护并为其辩护是思想进步，靠近党、团组织的具体表现。谈家桢则主讲《达尔文进化论》。在20世纪5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摩尔根遗传学的渗透和一些著名的数理统计学家如Fisher, Wright等运用数学方法计算一个变化的基因在群体中的漂移的命运，为达尔文进化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谈家桢的导师之一杜布赞斯基就是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缔造者，所以谈家桢讲授这门课当然是得心应手。还是因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原因，谈家桢在讲课时不必忌讳有人上告他贩卖“私货”，他可以把摩尔根遗传学的要义，结合国际学术上的最新进展．融合在进化论中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学生们则聚精会神地听与做笔记，不知不觉，一堂课就很快过去了，学生们感觉意犹未尽。课后莫鑫泉还时常问些不解之处，谈家桢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对于有些复杂问题，也常以“向前看”来开导莫鑫泉，因为科学在发展，等到遗传物质的化学结构搞清楚了，争论也自然结束。莫鑫泉经常发问，引得谈家桢非常高兴，邀学生有空到家里坐坐。当莫鑫泉去时，谈家桢的夫人傅曼芸拿出茶和糕点招待，这杯茶使日后任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的莫鑫泉一生感到老师的关怀并记忆犹新。
　　李育阳也是因谈家桢盛名，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二年级时分配专业，由于竞争太过激烈，他未能如愿进入遗传专业。大学毕业后李育阳留校，师从当年刚从苏联迸修回国的李君璎，参加放射微生物学的研究。在文革期间，李育阳成为工业微生物专业的一名老师，参加工业微生物育种实验的教学工作，以及石油发酵柠檬酸、石油发酵蛋白酶的育种工作。在学校遗传学研究所调整充实时，李育阳与其他10多位在微生物教研组工作的同事一起，被调入遗传所微生物遗传学研究室，后来又成为新成立的遗传所遗传工程研究室的一员。就这样，李育阳如愿进入了遗传学领域，有幸直接接受谈家桢、盛祖嘉等先生的教育与培养。
　　葛扣麟于1951年考进浙大，1955年在浙江大学本科毕业，曾在申宗坦先生指导下，学习米丘林遗传学井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后留浙江农学院工作。葛扣麟对两个遗传学派都曾学习，他坦言对李森科采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语录来阐述遗传机理，一直云里雾里，不得要领，例如一点一滴均可遗传、外部条件因素凡经新陈代谢或参与生殖细胞建成者均可遗传等观点，几乎是哲学代替科学。但是，葛扣麟毕竟对谈家桢上的《遗传学》课程有所了解，加上1956年有一段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葛扣麟读到谈家桢等合译的《生物学引论》和已在复旦工作的学长蔡以欣寄来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发言纪录》后，直感言之有物，尤其对孟德尔遗传学近期的发展成果颇有体会与理解，一颗年轻的、向往学习的心开始萌动，所以1957年他又考取复旦大学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2]，师从谈家桢、刘祖洞等先生。
　　谈家桢领导的遗传学教研室，其成员大部都是浙大的原班人马，因此每周一次的读书报告会照例进行。在外部社会环境纷扰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科研与教学，这是谈家桢一贯的性格所决定的。当时远缘杂交、无性嫁接广泛用于育种实践，借以育成的新品种时有传闻。此类所谓杂种缺乏细胞学证据，无一例外呈现母本种的核型（后被称为“非精卵结合”的远缘杂种）。当时，DNA是否是遗传物质载体还在争论不休，质疑在所难免。谈家桢却在报告会上告诫、指导并鼓励学生说：孟德尔分离定律到交换连锁是应对挑战、直面矛盾冲突的突出例证，遗传现象是客观存在，是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实验得到的事实，最为重要，不能一叶障目，刻舟求剑，机遇常存于意外和矛盾之中。
　　葛扣麟在油菜远缘杂交获得的白花油菜中，碰到奇遇：开黄花的八倍体油菜作母本与开白花的远缘种二倍体杂交，杂种一代为中间型淡黄花，形态如母本，并非预期的五倍体而是四倍体。自交二代，花色分离为从黄到白一系列花色过渡类型，对龙头病抗性表现突出。细胞学发现，八倍体母本存在特有的减数分裂和配子形成过程，会产生三倍休配子相应获得四倍体杂种便成为可能。谈家桢对葛扣麟的这一意外实验结果非常关注，并亲自检查细胞染色体图像，亲自下基点田间勘察抗病性实况，并向科学院前来复旦考察工作的竺可桢先生介绍了这一实验。葛扣麟的科研思路也被这“意外中存在机遇”的实验结果给打开了。
　　据1959年考进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的洪国藩回忆，与莫鑫泉那届一样，遗传学有两门课程。刘祖洞在上摩尔根遗传学课程时，为了反击米丘林-李森科的所谓非基因学说，激动地在课堂上说过一句重话：“把我烧成灰，你还能从中找到基因。”性格内向的刘祖洞能说这句话，既是反映了一种内心对当初处境的不满，也是讲解课程内容的实质；这是一种忿忿的情结，更是追求真理的呐喊。谁都知道那时以谈家桢为首的中国摩尔根遗传学家们，为了科学、真理、求是，受了多大的打压和委屈。
　　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谈家桢不失时机地于1956年9月在复旦大学办起全国第一个专门讲授基因染色体理论的研究班，招收研究生和进修生，以培养人才。谈家桢经过认真挑选，接受了8名进修教师和3位研究生。在谈家桢看来，要推动中国遗传事业的发展，人才足第一重要的。

讲授基因染色体理论的研究班合影
前排左五起：刘祖洞、盛祖嘉、项维、高沛之
后排右四起：赵寿元、张忠恕、庚镇城、薛京伦、汪训明

　　庚镇城就是其中一位由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大学的前身）生物系选派的进修教师。庚镇城在山西师范学院生物系任《植物学》、《米丘林生物学》、《达尔文主义》三门课程的助教，主要从事三门课程的实验课、答疑和主持讨论会。由于工作需要，他必须掌握动植物学、细胞学的基本知识，必须阅读拉马克、达尔文、海格尔等人的名著，更必须熟读教育部建议使用的由苏联专家（绥吉纳、杜伯勒维娜、图尔宾等）撰写的达尔文主义教材和遗传学教程，当然他还阅读了李森科、努日金、格鲁森科、斯丹达尔等米丘林学派权威人士的不少中、俄文论著。可以说，庚镇城已经认为米丘林学派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并是其坚定的“信徒”。
　　庚镇城作为进修教师是在一个下着秋雨的下午，来到复旦生物系（原300号楼）报到的。办完手续，办公室人员说要庚镇城到谈家桢办公室去见个面。庚镇城忐忑不安地去见大学者谈家桢。刚见面，谈家桢简单地询问庚镇城来自什么单位、做过哪些具体工作之后，话题一转，便言简意赅地讲起打破李森科学派一统天下的阴沉局面，开展百家争鸣的重要意义，并向庚镇城扼要地讲解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基本观点和利用果蝇做遗传学研究的诸多要点。虽然谈家桢的一口“宁波上海话”让庚镇城昕得云里雾里，但他的叙述和论点让庚镇城非常明白，日后要学的遗传学与米丘林的大相径庭。
　　这个研究班规模不是很大，研究生、进修教师、旁昕助教加起来总共十来人，但谈家桢对这个新生事物却倾注大量精力，先后组织多位一流学者给研究班授课。刘祖洞教授讲授《普通遗传学》（使用辛诺脱、邓恩的《遗传学原理》作教材）；高沛之先生对比两个学派的观点讲授《达尔文主义》；盛祖嘉教授讲授《微生物遗传学》；王宗清先生、项维先生讲授《细胞学》；请中国科学院的王洗、庄孝穗先生讲授《发生学》；余家璜先生讲授《放射生物学》；谈家桢则亲自讲授《进化遗传学》（采用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作教材）。庚镇城还到人类学研究班去听吴定良先生的《生物统计学》和刘咸的《猿猴学》、《人类学》等。蔡以欣先生一边听课，一边带研究班学生到嘉定南翔等处采集果蝇并做果蝇遗传学实验。等学习任务完成，庚镇城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接受过两个学派的系统训练，最后，他选择了在实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遗传学作为终生的事业。
　　遗传学教研室的成立，也是谈家桢长期想搞的一件事，借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东凤，经过诸多努力后，由高教部专门拨款2万元而得以开展。1958年，谈家桢将复旦大学生物系的达尔文主义教研室正式更名为遗传学教研室，作为系主任的他亲自担任了这个教研室的主任。遗传学教研室的教师共有13人，其中以谈家桢为首的摩尔根学派7人，米丘林学派2人，另有4人，也有部分新毕业的学生充实队伍，如张忠恕、张冬生等。在教研室里两个学派有时为分歧的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但基本上处于你上你的课、我讲我的说法这种和平共处的状态。作为教研室主任，谈家桢虽然不同意2位老师所持的米丘林遗传学说的观点，但尊重他们的工作，生活上一视同仁。
　　青岛遗传学会议后，我国仍从苏联请了一些持李森科观点的遗传学家来华讲课、做报告，他们仍以“帽子”、“棍子”的方式，严重干扰国内遗传学研究的趋于正常的氛围。
　　1958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细胞学教授麦克劳夫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有关部门要求搞遗传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前去昕课。麦克劳夫在讲学中仍贩卖李森科那套，还说摩尔根学说的追随者鼓吹基因在染色体上，而染色体只是一个“人工产物”，根本不承认细胞中存在染色体，更不用说承认1953年发现DNA分子双螺旋模型的伟大意义。
　　后来麦克劳夫又到上海开座谈会，谈家桢又被点名参加。在座谈会上，谈家桢、施履吉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遗传学的进展己能明确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视而不见这些科学事实是十分荒谬的。
　　1960年，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吉洪诺娃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批判》一书，这是苏联专家吉洪诺娃在1956年应武汉大学生物系邀请给研究生和进修生的讲课稿。书中开宗明义写道：“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有掌握了米丘林遗传原理，才有批判的武器，才能正确认识孟德尔-摩尔根派的形而上学与唯心的本质。”书中还进一步提醒人们：进步的米丘林遗传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现代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
　　让谈家桢不解的事远远不止一件。
　　“双百方针”的贯彻遇到重大的阻力，在遗传学领域出现不正常的回潮，是有源头的。苏联在1956年撤去了李森科的职务后，《植物学报》对李森科进行了集中批判。1958年，苏共党报《真理报》火力猛烈地批评了《植物学报》在批判李森科问题上的立场。赫鲁晓夫又出尔反尔地庇护、支持李森科，并在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了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苏联科学院院士杜比宁。
　　杜比宁是世界上有各的遗传学家，曾发现遗传因子的可裂变现象，发展了在群体中进行的自动过程的遗传学，并根据突变理论奠定了他选择高产植物品种方法的基础．进行了由辐射引起突变的实验．从而作出了宇宙飞行对人体无害的结论，并为一门新学科——宇航遗传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56年，杜比宁被委托筹建西伯利亚的细胞学及遗传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1957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各媒体上指责杜比宁道：“杜比宁是米丘林学派的反对者，他的工作对科学及实践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如果他还有点名气，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论文及发言中反对李森科院士的理论与实践。”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接着重演了1948年的一幕，这完全是赫鲁晓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苏联的回潮现象致使我国在遗传学说上出现反反复复的做法，着实让谈家桢大为恼火。
　　虽然学术界的气氛没有谈家桢预朋的那么好，但还不至于倒退到青岛会议之前的处境。在以后的日子里，谈家桢的很多时间与精力消耗在大、小政治运动和各式各样的批判、斗争、学习等会议里，每天还有数不清的校务、系务等工作。他多么希望有一点时间致力于遗传学科研工作，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为的是积累“资本”，有朝一日使遗传学教学和科研全面展开。
　　1958年1月4日傍晚，谈家桢在复旦大学宿舍的家中刚吃完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一个紧急通知，让他马上去锦江饭店，不明就理的谈家桢被上海市委统战部安排的小车，直接送至位于南京路的统战部机关。
　　当晚，已经睡下的新民报社社长、杂文家赵超构被叫起、连夜被接到此地，看到已先期到达的复旦大学的周谷城与谈家桢教授，三人面面相觑，惊疑参半，鉴于时下的政治气候，他们心里暗想：我们都是不久前刚刚保护过关的角色，难道又出什么事了？
　　人到齐并被告之要去杭州后，即驱车前往江湾军用机场，途径复旦大学谈家桢要求停车，并到宿舍传达室，请门房师傅转告夫人傅曼芸他要去杭州出差。小车转到机场，登上早已等候的主席专机时，他们才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主席专机飞抵杭州已是晚上11点多了，他们再从笕桥机场乘车赶到刘公堤边的刘庄，已是子夜了。
　　毛泽东主席站在客厅门口亲自迎接．一一挥手后打趣说：“抱歉，抱歉，半夜把你们揪出来，耽搁你们睡觉啦。”
　　刘庄地处西湖丁家山前的隐秀桥之西，号称西湖西山之下的第一名园，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富绅刘学洵之私人别墅，新中国成立后并入附近的康庄、杨庄、范庄而成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后来此招待所专门用作毛泽东在杭州的行馆，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丁家山，也称康山），山高约40余米，因康有为曾在此隐居而闻名。山顶有三间砖木结构之古建筑，为四壁书橱之平房，毛泽东深爱此环境，就选在这所平房里读书。
　　他们三人随着毛泽东进入幽雅的小厅，但见窗明几净，陈设古朴，唯中央一张方桌，周围四把软椅而已。宾主四人团团坐了，此时窗外皓月当空，湖面碧波荡漾，真是清静之极。一支烟，一杯茶，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便开始纵论古今，话题涉及生物遗传、逻辑、史学、哲学、文学等，也不时说些野史轶闻，调节气氛。
　　毛主席想引导赵超构办报搞宣传，一定要注意克服片面性，分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成绩，也要两点论，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以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为例，幽默地说：“登徒子娶了个丑媳妇，蓬头垢面，豁唇缺齿，双耳卷曲，瘸脚驼背，满身班疮……很难看是不？但登徒子却喜欢得着了迷，跟她生了五个儿子，还没个完。”说到此处，他将话锋一转：“你看登徒子对丑媳妇忠贞不贰，是遵守《婚姻法》的模范啊，但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赵超构昕得频频点头，承认自已所写的有些杂文、评论正犯了这个毛病，确实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讲辩证法。
　　言谈中，主席反复说：“不论办什么事，都要从6亿5千万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他希望这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呆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毛泽东紧接着还说了句在当时听来是句笑话，事后才知是个预言式的警告：“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动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米的！”
　　毛泽东邀请三位学者共进夜宵，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晚饭。因为来了客人，所以又特地加了两个菜，大家还都喝了一点酒。饭后，毛泽东谈兴更浓。
　　毛泽东问他在湖南念书时的老同学、历史学家周谷城：“你知道关公姓什么？”周谷城一时语塞，主席就笑着说：“关公杀了人，四处逃亡，过关时关吏查问他姓氏，他一时情急，只能以手指关，代替回答，从此便姓了关。”听得大家哈哈大笑。
　　毛主席这回着重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李森科派的论争问题，井再次关切地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究竟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面对毛主席关切的询问，谈家桢百感交集，青岛会议以来的种种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关怀，才有了由中宣部、科学院和高教部联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为摩尔根学派和自己脱去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19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我国的遗传学研究获得了发展空间，谁知紧接着反有斗争到米，自己又因为触及了院系调整、一切学习苏联的弊端等问题，而受到左倾势力的责难，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上海市委那位以“毛主席的好学生”自居的一把手，实际上却并不重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致下面的干部对自已，也只当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统战需要”而加以敷衍、利用，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支持和帮助。想到这里，谈家桢直抒胸臆：“‘双百方针’ 贯彻后，情况确实有所好转，教研室成立起来了，我本人也可以开课讲授遗传理论了，但有些人却只是将这些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一种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照顾的特殊政策，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因此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阻力还是很大的。”
　　毛泽东主席要求谈家桢具体讲一下两个学派的不同或研究的角度等问题时，谈家桢有如下阐述：李森科是个外因论者。他的观点实际上与主席所阐述的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相反．因此也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李森科的观点源于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提出的“获得性遗传”的概念，典型的例子是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长的问题。这个概念主要基于简单的现象观察和推论，是一个粗浅的、不严格的概念，因为它没有把获得性和获得性状区分开来，对于环境对生物获得性状的作用方式没有阐述清楚，即没有把诱变和选择这两种不同的作用区分开来。比如，昆虫的抗药性问题，按照拉马克的观点，认为由于有了农药的使用，才使昆虫有了抗药性。而正确的理解是，昆虫体内的内因（基因）有抗药和不抗药两种情况，在不使用农药时是看不出来的；用药后就让它得到筛选，抗药的个体得以保留，不抗药的个体就被掏汰。经过一系列严格控制的实验证明生物遗传与环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在遗传学上，获得性遗传的概念就逐渐地被抛弃了，很少有人再相信了。
　　接着谈家桢又说到：李森科抛出的东西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这一过时的概念。特别是他又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就更具欺骗性。他的根据春麦变冬麦，也是荒谬的。诱变的因素和选择的因素是分开来的，诱变是不定向的，而选择是定向的。李森科则把两者混在一起，认为环境可以定向地影响生物，把科学简单化到一两句话，就能解决遗传学上的基本问题或理论，对于不懂遗传学专业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有一定的市场。李森科事件从苏联被及我国，有些问题值得深思。一是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有明确的论述；二是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具休科学，因为两者的层次不同，马克思主义是高度的概括；三是学术问题老是跟人的关系混在一起，这很不好；四是科学有个应用的问题．例如对原子弹的应用，帝国主义可以用来恐吓别人，我们则可以和平利用它造福人类，人类遗传学也是一样，种族主义把它用作侵略的借口，而我们今天提倡优生，是为了提高人口的质量。
　　毛泽东仔细地听谈家桢把话说完，勉励道：“不要怕，要坚恃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又加重语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或许，1958年时的毛泽东在思考领导新中国各方面取得成就的战略措施时，其考虑的深度与广度是旁人不可知的，但请谈家桢来“以人为镜”，并通过生物学领域这个单学科来总体思考中国科学技术从什么角度发展并期望能尽快地赶超世界水平，是可知的，是有迹可寻的。
　　四个小时的畅谈后，已是凌晨3时许，毛泽东起来送客，说： “哦，不早了，不早了，你们太累了，请回去休息，我们改日再叙如何？”说笑着亲自送谈家桢他们三人走过临湖的一条将近三百米的曲径长廊，到门口上车。
　　月光下的西湖寂静无声，霜气氤氲中但见楼阁翼然，水湄错杂，诗人毛泽东一定是有所感了，所以就环顾三位学者并指着月亮说：“我们这样的聚会，也可称得上是一段‘西湖佳话’了吧？”大家一边点头称是，一边与毛主席握手告别。
　　翌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又叫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邀三位共进午餐。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宴请毛泽东和他的三位客人，席设杭州饭店，一共两桌。主席在主桌并坐北朝南，江华与主席对面作为主陪、东道主，谈家桢在主席左手，赵超构次之，周谷城则在主席的右手。
　　这天，毛主席请谈家桢坐在他的身边，边吃边谈各种问题，特别谈到我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
　　这顿午餐后，心情大好的谈家桢告别众人，轻车熟路地步行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浙江大学求是村，直奔好友杨鸿才的家里。杨鸿才、徐乃谦夫妇为他专门准备了一大碗阳春面，向来好胃口的谈家桢一口气将面吃完，并与好友及邻居们，也是浙江大学的部分师生们，分享了面见毛主席的喜悦。
　　一介百姓谈家桢坐在好友的家里，自在坦然。吃着自己喜爱的阳春面，围坐着一群普通又亲切的朋友，这与在杭州饭店和主席一起吃饭的场面反差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此时的谈家桢是真实的、平实的，但谈家桢此时的心情仍旧是高兴并激动着的，同时也是沉重的。因为，考虑到眼前的局势，要将新中国生物学、遗传学乃至中国科学技术引领到世界水平或赶超世界水平，操作难度何其大，从哪里着手，在谈家桢的脑海里思虑着……
　　西湖的烟雨将杭州的山水装扮得非常美丽。在这环境里，毛泽东、谈家桢这两个层面的人，思考着各自的问题，大墙内外都在为新中国如何尽快发展而殚精竭虑。领袖与百姓之间的心灵相通，是那个时代赋予的。
　　不管如何表述，谈家桢与杭州的缘分是肯定的。
　　1937年7月，谈家桢到浙江大学工作；1958年，他在西湖边的刘庄与毛泽东主席面见。对于这两次发生在西湖边的事件，谈家桢本人是有清晰的表述的。前者是谈家桢本人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的重要节点，意义非凡，是事业追求的延续，科学研究的高起点，科学救国理想的载体。谈家桢一生与浙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个案角度而论，浙江大学是个人奋斗履历中的重要旅程。后者的意义则更加非凡，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看重与重托，使谈家桢从个人的努力，转为肩负国家层面的生物学科、遗传学科的发展，乃至新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引领性的任务，隐喻着更大的责任。这令谈家桢必须不计个人得失，不管前进道路上有万重困难，也需排除一切，来完成或达到建设新中国这座富有独特魅力的科学技术大厦的目的。
　　在刘庄与主席的面见，确定了谈家桢本人从一学者转换成一学科组织者或中同科学技术发展重要的参与、组织者之一。在这个事件后的二十多年，以及文革后的改革初期，人们可以看到谈家桢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和清晰的个人工作轨迹，其影响不可估量。
　　在这次会见后的种种运动中，谈家桢不断遭遇冲击与干扰，但谈家桢却通过不间断的努力，使得自己始终处于学科的前沿，眼光到处，利弊要害思辨之清晰，令后学或同行啧啧称奇与叹服。复旦大学从原有生物系发展到生命科学学院的成立，所有轨迹居然与中国生物学科之发展规划同步或略有领先，与世界同行水平不断接近这一切都离不开谈家桢的领导——可谓智者。谈家桢真正做到了不计个人得失，以一切为了学科发展得人才的博大心胸,招得国内外学子一起努力——可谓仁者。
　　在刘庄与毛泽东主席面见这一事件．是谈家桢一生中记忆深刻的佳话。

[1]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亲自主持了十余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励鸣放，对党提批评意见。每次会议安排二三十位像谈家桢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
　　1957年5月l1日至20日，上海也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大会发言8天，大鸣大放。5月22日，上海市政协会议开幕，兼任市政协主席的柯庆施作报告，仍鼓励大家鸣放，说“放了就没有收的时候”。
　　毛泽东为党内高级干部写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早在两天前下达。起因是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有人放出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以及中国也要有“海德公园”等论调。罗隆基甚至说出“现在是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等言论，引起毛泽东的警觉。6月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这是为什么？》评论员文章．反右斗争随即打响。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执笔的不署名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敲定反右重点是章罗同盟，而《文汇报》正是它的喉舌。所有曾在私底下发牢骚的老老少少的知识分子，成了待锄的“毒草”。
[2] 所谓“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又是学习苏联学位制度的“新生事物”，1956、1957两年全国一共只招收了两届，后因各种原因而停招，复旦研究生毕业后，葛扣麟即留在复旦遗传学教研室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农村，实现“三同”，做过猪倌。此时他已前后随谈家桢跨学校学习、同事超过25年，葛扣麟的这25年与国家教育部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施政与实践同步，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情况。

第11章 青岛遗传座谈会 学术之争与“双百”

　　遗传学是生物学领域里的一门基础学科， 同造传学关联的学科非常广泛。因此， 由遗传学基本问题而引发的学术争论和行政干顶实际上已经大大超出了遗传学本身的范网． 已不仅仅是两个学源之争”[1]。
　　国际大背景上，斯大林于1 953 年3 月逝世， 苏联思想界、学术界开始“解冻’＼ 自1952 年年底开始在《植物学杂志》上卅蜒的对李森科的物种见解，的讨论也越来屈深入。1 956 年2 片． 苏联引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尖锐地全面揭露了斯大林在当政时期所犯的铅误， 以及他造成的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一系列恶果。苏共二十大的结果是． 过去一直被视为“绝对权戚” 化身的斯大林受到严厉的批判， 使苏联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对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催化无疑是一帖清醒剂，其影响超出国界，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震动。

[1]所谓“学派”，就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在iill:传学方l雨都是探讨生物的滥i仰自变异．的规律． 在探索真理与认识的过校里．科学家fl’lA人不同的负］度、不同的方向，以及将有不同的研究材料‘方法技术设i I 和依据各向的理论． 假设等进行具体研究． 因而得也不同甚至挤出的结论。“1 －批学术观点相同的非｜学家而形成的“民间休… “r归之为一源。
　　要说明的是科学家之间挎不问观点， 是客观存在的． 但其前键是应该草草11l:并依循共同的科学真理iix语首： 反过来. JE因为合·不同其！ι•！.L ,1’白真正型 产·说. .fi斤J 1白不辨不l归． 也因为有将有不｜司观泛的科学家的存在． 世界科学领域万有不同风采口I言。当然． 学派之说有对立之娥． 容易产生纷争． 也是不”I罔盛的哥王实。李森科等人和l川米匠林的名义.！t结论没有~实依据. ;l¥t，实不能称之为－派． 他们能匀摩尔根~派分庭抗礼．也属笑话·.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 李A科学源在20 tU·fc 50 年代的中罔μ；然尘上， ）~至iilHf无llLl. 值得以，I.]!, ”
　　“新遗传学· 的正式犯法是“米眨林1 1；＿物γ.. ,.Ji: ..；次、I业I~；＿物学的米I干．林力，r,r· 米丘＃生物学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首先是细胞i遗传学． 特别是必传学1平论及其直接应J I~领域现代f刊协主术． 虫u杂交优势的罪1J m . 弘i射向＃ 、多倍休筒利啡。此外． 米Fr.串串牛物伊的基水)ffiJ’.11之一rt “有机体！”,j环城的统．·’ ．在分析判断农业牛．物的学K:发n )-..~ 员洲战培管J’Jl；轩~/lfi),j：刷版l勾．忽苞l!:!制i 单物的检测和处理－~·等。

　　1956年，在苏联科学院大会上，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报告上说：“用压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上的争论问题的习气． 曾经在我们的生物界扎了根。”“米丘林方向要尽可能好和尽可能快地发展． 它应该从错误的和被沾染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但是米丘林方向的活功者不应该妨碍生物学研究的其他实验方向。”
　　李森科一派在苏联多年占据着重要学术行政地位，却在农业生产实践上毫无作为， 他的许多技术与建议．都被证明是无效的。特别是支持李森科关于物种突然形成的极不｜真贯理论的市要证据， 如燕、麦穗上突然长出另一个物和1 ，野，燕麦、鹅耳街的枝干上长出棒树的枝条等，都被揭发是弄虚作假的。科学来不千字忙，但虚假． 李森科现象在世界科学界也值得警醒。
　　1956年4月，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齐津院士（ N .V. Tsits in ）作为科学顾问应邀来中国，帮助研究制订我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在学术上．齐主｜主不同意李森科的观点。他曾计对李~乖｜，认为“在分类上，种是人为的，绝不是一个实体”的论点． 提出反驳意见电即“和l ‘I间的差别不是形态上的差别． 而是在于性隔离上的差别” ．“不同种在两个群体里是不能繁殖的” 。从而在苏联引起物种问题的争论。
　　1955年末，苏联有三π多位科学家联名上书（如资深生物学家苏卡契夫． 他公开反对李森科） 要求撤销李森科从1938 年以来一直霸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1956 年， 苏联中央接受了这一请求．并干4 月正式罢免了李森科。李森科在苏联生物界开始受到批评与清算。
　　长期以来，李森科的生物学“理论” 在苏联、中国两国的影响与传播丽甚广，当李森科被罢免这一情况发生肘， 自然立即引起中同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高度警觉。
　　从国内情况看， 1956年这一年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叉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总结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这是摆在中央面前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
　　1954年秋，北农大的毕业生故青禾， 被分自己到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这个处的主要工作就是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当时机构层次少， 只有部处两锐，处长是于当1t远。处内又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小组， 黄肯禾在自然科学组。黄青禾阿IJ 剑机关．恰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全国出现了农产品短缺的问题， 需要从加强农业科学技术角度来保证农产品的供应。于是，他被安排到全国各省调查农业科技方面的情况．同时也是带着其他问题去的。黄青禾作为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 却要肩负着双重使命． 从1954年末到1 956 年初，分四次走遍大江南北． 如果不是因为要准备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t作‘ 黄甫禾也许将完成西北地区的考察与调研[1]。
　　1956年l月中旬， 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l 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 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 更加需要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际、经济租文化各方面的决定因素。” 并说：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 依靠丁，人、农民、知识分子兄弟联盟。” 在这次会议上． 周恩来那重宣布： “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 黄青禾禾带回的部分调查很能反映问路。
　　例如． 四川农科，所她文舍先住的多倍体育事｜叶才制被毁王11件． 具体调节1：下来与原来反映的悄况基本属实＆ 鲍文蛮的研究是用小夫与！＇！！，麦进行远缘杂交． 以获得高度的杂交优势．然后用使杂种染色体加倍的办法． 克服其不孕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声声尔银i盘伶可是的方法。四川农科所企用米匠林方向改造纯物科学的过院中． 决定取消饱文垒的这flil别于｛.. ft-派人强行毁掉试验地坦的杂交材料。这一做法f虽然是受苏联专家的影响. ，且具体实施的相抵4缸支部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如，河南农学院关绍驳院校的玉米杂交研究被停止，他虽是院长． 但在政治化的当年． 也无t盘磁兔此逃jJ!l ， 因为央主钢费所梢的玉米杂交． 也同样:Gt＊尔很遗传学理论指导｜可进行的。
　　又如，华南农学院林孔湘教梭的中！｜俑黄龙病研究受到批判间也. ；湾登纺织j是不属于遗传学领域．对他的批判纯属扩大打击面． 华哥哥地区的村1锅发生了毁灭性的病苔， 只表商症状是校梢叶片斑扶贫化， 农民形象J:U!.ft1~之为货范病。林孔捕J教授Jij传染病学的j黎利3方法． 确定其为传染病． 病踉你为一种当lli1降H病毒之fnJ 的支；跟你。按照处列传染锅的原则所提出的对策丛烧毁病株．培育和1采用无病a!i* ·控制传染媒介｛昆虫1。例是． 苏联专家在悦察病跃Ja认为广东林！铺i种在1）＜田里. 日i-片发μr是仰水不良． 不是传染病．解决的办法应该是j~f.Jl< . 而烧E虫病株Jil:破坏生产。就这样林.fLF如l救般的研究被迫停止。后因林孔湘不同志苏联专家.＂＠：见． 被钉；如l为4司辰。再后来，黄龙病大蔓延，几乎毁灭了广东大部老柑橘园，并祸及广西、福建等地。直到现在，柑橘界的有关人士仍然谈黄（黄龙病）色变，心有余悸。 　　对上述问题，中宣部从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角度，给予不同程度的解诀。如鲍文奎先生的问题在四川不能解决，没有商量余地，于是通过联系农业部，调到北京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继续从事多倍体的研究。有些问题也只能通过内部渠道作些反映、呼吁，并未解决实际情况，如林孔湘教授的问题等。 　　调查的情况和大量的事实证明，苏联的李森科问题祸及中国农业和科学界，特别是生物学界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一具体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　　 　　1956年l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根据会议的建议． 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全闰757 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编制1956-1967 年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2月，在毛主席居住的祁年殿开会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坦陈了臼己对遗传学问题的看法： 　　有一位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迪传学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工作。他跟我谈话，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不但如此．请他编中学的生物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课（后主任补与了）。 　　我对遗传学是外行，但己看出他的门户之见了。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可以无限分割，摩尔根学派分析细胞，特别是染色体的内涵物质，找出脱氧核糖核酸（DNA），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不是唯心主义。 　　苏联认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允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很好，他照办了，因而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就有了成绩，超过了苏联。 　　陆定一接着还汇报了另一个事情：正是一位老同志，也是很好的同志，战争期间担任军队的卫生部长，战争后做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他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以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产阶级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 陆定一笑曰：“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存在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与抑制剂混合起来．叫作巴甫洛夫液）来包治百病。”陆定一感到这种认识既好笑又危险，会出大乱子。实践是辨别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唯一办法。中医能医好病，西医亦然，这都是人类珍宝，应该研究和发展，应当以解诀问题为主，如中西医合作等。幸好这位老同志没有坚持他的奇怪想法，后来他的工作很好。毛泽东听了，深以为然。 　　1956年4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内一位官员谈及民主德国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 观点的反映记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民主德国著名遗传育种专家汉斯·斯多佩（ Hans Stubbe）的观点，他谈到：“我在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在科学上是摩尔根主义的。” 民主德国党中央的态度是，不强求斯多佩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让他放手搞研究。结果是斯多佩根据摩尔根遗传理论在遗传育种科研工作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汉斯·斯多佩后曾到中国访问，当时谈家桢与他见面，并在融洽的气氛下，探讨国际遗传学界的状况和学术上的问题等。 　　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而记录上，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批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并建议以中科院、高教部的名义，利用高校暑假期间召开一次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陆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妾拿一种学术压1f1l 一切， 你如果是共涩，信的人势必就多。在此前后， 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百家争鸣的问题。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第七次会议上， 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提出了著名的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自白左，展’ 科学土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并肯定说：“艺术方丽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 各种学术思想． 正确的、错误的． 让他们去说。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 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 这一i辰、那一派． 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自意见。”在这次讲话中， 毛泽东反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反面例子。 　　5月里，毛泽尔与老朋友、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搜再一次约见于北京中l南海露天游泳池里一起畅游。期间休息日中，主席取出一本《议书·赵充国传》，翻~J赵充罔主张西北电征｜戍边的一页，递给周谷城看。主席略有所思地说：“赵充罔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主张在西北设屯团军，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而之一二，反对的人却有十之八丸。但到后来， 逐渐被人接受了。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在现在。” 　　毛泽东历来的特点， 是，也人之所未思，言人之所未言， 为人之所不为。此时此际，言及赵充固其人其事，包括此前在陕北延安支将李自！铭先生，？是山“三三制”，以及后来支持生物学界摩尔根学报李汝祺、谈家桢所发表的争鸣观点，都是长期思考的结果e 毛泽东一直认为，真理不应以人数多寡定，并说：“具现有时候在少数人的手里。” 　　兼昕则明，兼听不是形式， 而是执政的必经程序。向党外朋友及时通报情况，包括大政方针的出台等方面， 倾昕怠见与建议，是毛泽东初期治国的方法之一，也是具体溶实统一战线的政策，赢得广泛支抖的所在。 　　1956 年5 月26 日， 陆定一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面花齐放和回家争鸣》的讲话， 特别谈到， 在遗传学领域贴标签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切勿相信” 。在毛泽东主席的芭接关心下， 经中宣部建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联合筹办，在青岛召开历时15 犬的遗传学座谈会． 地点确定在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滨疗养院。 　　三个月后，时任巾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走进北京石驯马大衙83 号． 去看望胡先骗先生， 并说： “｜民当年的批评有过火之处，所以学部干本年8 月10 日至25 日将在青岛讨论． 请你参加J 谈家桢同样收到中罔科学院生物学部、高等教育部联署发来的一份会议通知书． 同时得知盛祖嘉、施履吉、文lJ祖涧三人也在邀请之列。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学术界实行百家争鸣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 因而不论是屯办方和参与者，都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相很高的期望。 　　会议前． 有关领导同志向遗传学的科学家们宣传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大家正确认识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意义． 以及希望他们，特别是荷摩尔根遗传学说的科学家们要悄除顾虑噜认真准备． 积极发言。所谓“认真准备”是指会前预通知中强调得非常清楚： 要求与会者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或调研材料来说话，摆i.:J｛实讲道理，避免空对空地争论。 　　为了会议的成功圆满，中宣部在陆定一部长、于光远处长的领导下， 组织力且为会议专门准备了三部分的材料’ ： 一、遗传学两j）匠的历史和基本观点； 二、米丘林遗传学在中间的传播情况； 三、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争论的历史情况。第三部分由黄青禾承担， 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 形成f 一份题为《1935一1956 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争论》的材料， 供会议代表和相关领导参考[1]。 [1］文章纪实性地报告了以下大致情况。 　　首先，米丘林的旗帜被滥用。 　　当米丘林是一｛非你l街J,x_放的~主树育种家． 他从＊树fl 种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嗡使他，不完全赞同孟德尔－t!吉尔根ffll.冶中的－·些贡耍的学术砚，电初方法e 例如．他认为通过嫁接可以改变~传性． 产生无性杂利le 他认为在草木植物rY仲1, ＇ 采取先获得纯种再追行杂交的办法． 在果树何种上没有意义。闵为‘一年生水衍JJX玉米要获得纯利＇· 需要利’五代至f-tl;'; ＇ 那么要把苹果变为完今同质的悄形． 至少rfii~几个世纪＂ c 但是． 米丘林也接受赂尔恨＞－-j!:说小的一些新1商种方法，例如辐射育种，他在晚年也从书J不I] JTJ"f'.窗线、X 射要:Mil紫外线的研究． 以促进植物发生变异的几率。 　　在科宇：技术进步的过程中． 学者之间在理论、方法土产生不！日l观点． 形成个同学派是完全.iE于.;i·的。尽rr米Fe林同飞往「，＞＿；：1联农科院院氏、着名的除尔州学派的代农入物瓦ffi；洛夫所持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 但瓦维浴犬曾绞是米丘林l：作的植物所所长， 多次给米丘林以物质上的帮助， 并鼓励其出-K。片〈丘林的第一本营作＇ ~ ／.｛维洛术给作的序。《米Fi:林50年工作总结》出版时， 米丘林来笔题写“给段尊敬的农业科’＇＇i-"［究院长H·N· 瓦m洛夫． 纪念孜们的友恼。N·B·米丘林咱1933 年4 月8 日。＂＇ 1935年6 月l 日苏联科学院1 2 么院士联名提议选举米fr.林为名份院士， 瓦到t洛夫是第一个签名的，投票结果为36:4 而衍以涵过。一思则后米丘4中去也： ‘ 瓦纠~i将j主在《＃~报》上发司是题为“lJJ脱j”的仰文。 　　瓦维洛夫与米丘林之间的关系的得利：颂． 而斗~森科盯着米丘串串的旗号行伪科学之实． 必将成为历史的反而放材e 　　其次，是李森科不具备科学家的职业，＼＇I,f;惑和li'"'i蓓的科学态度。 　　利用玉米杂交优Y,J是遗传卢萨对人炎的主巨大员献之一． 只是因为这是摩尔制理论体系的产物． 主李森利就一l味贬低J:t:意义。行人~·俏杂交玉米． 字就批判其为h崇拜，资产阶级科学··． 结果是由于否定草IJ}1]杂交优y,，技术． 苏联的中良食帘，产远忍低于国际水平． 并且长i主20 俘缺乏这ff丽的系统研究。时旦今日． 俄罗斯农业游后付来的后遗症仍体现辛苦条公科的余毒。 　　李森科在1950年发农个物科1nJ以在2 ¥. 3 代时fi=iJ 内突然变成弘一个物种的理论后． 让学术界大uz:-b;t。一位名叫卡拉川江的， 在李众科任主编的《农业生物学》1952 年第5 则上发表报道称，发现一株鹤耳似的树干t长出梯乒树的枝条． 以之作为新种突然形成的证据。后来有人出来证明．这是他在1932 作嫁接的。2李森科打个叫德、米特里也犬的博士研究生．跟随李森科做从然麦穗上产生Y'f .i!l豆麦的生物γWI·论文。尽tr 有学森科，＆；）：｛：文J夺者的极力维护． 终因"I王实.f 呵写在． 其附士论文几经反复． 还是站不住脚。Jl-j主LI ＇，的事件．表明了学森科的学术前途已经终结。 　　第二，是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本人，对遗传学问题的鹏指挥、创造学术冤假惜案． 到了登岭造极的t也步。 　　早在1935年，李森科就在第二次集体农！毛突击队必大会L 大骂‘负产阶级科学家是为资产阶级＇'f.l"农阶级服务的吕立人”． 而博得斯大林的叫好。1 937年瓦维洛夫被作为“人民收入的帮凶”遭逮捕后被害。次年李森科接任农科院院l立此后的十多年，坚持J塔尔很观点的学者始终受压而不服，李森科，j辰随时间而自身的问题逐渐暴露。在1948年全苏农科院会议之前，李森科在学术上并不占优势，换句话说李森科的学术地位是不稳固的。只是由于斯大林的直接插手，施加7 1'w(大的政治压力．才使得李森科屡屡得手。 　　这里必须也应该说到黄青禾先生，他在大量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的基础上，为中国生物学界作出正确的选择，做了一件有分量的事情，其影响直到现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遗传学问题上，创造了“百家争鸣” 的相对自内部1~闷， 应免失似苏联的情｝盼{j：巾lct;I r耳＆： Ii~觅，使得rp因生物学界的科研、教学等诸方面得以继续发展． 这是李汝惧、谈家桢们的福Af: . 生物乍界的幸事，国家之大幸。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如期召开，有l 16 余人（正式代表43 人． 列席代表73人）参加，全国遗传学界的两根主要的学者齐来与会。作为正式代表的谈家桢，还被指定为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8 月10 日的座谈会开幕式上，童第周作为会议主持人作了主旨发言，并报告被邀请专家53人，开幕式当天只有31位与会。 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现场（右侧照片中前排在四为谈家桢） 　　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在开幕式报告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赞成把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说成唯心论．，； 对李森科提出的“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 这一观点， 于光远也明确地指山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一一因为在唯物辩证法中，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相互依存地结合在一起的一对范畴， 不能隔裂。不能“随便给人扣啡心主义的l帽子，更不允许你给人扣政治帽子” ，“不讲科学态度， 有成见． 就会变成东源”。于光远的发言直接传达了来自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对遗传学研究的支持， 对当时已是如履薄冰、面临夭折的遗传学研究来说，无疑送来了春天。 　　这令谈家桢深深地吁了一口长气，好似压在胸口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被彻底搬除了。如果前几年句人如同谈家桢←样受到批判、指责、诋毁、攻击，就不难休会此时的谈家桢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了。会场上有关领导同志郑重宣布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两报求同存异” 的会议精神，许多与会的科学家真是异常兴奋，把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 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座谈会按六个专题依次进行： ①遗传的物质基础； ②遗传变异与环境的关系； ③边传与个体发育； ④遗传与系统发育； ⑤遗传学研究工作；⑥遗传学教学工作。具体安排每个上午由第一、第二个专题和第五、第六两个专题一起结合讨论； 有时也开大会。因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又增加了三次． 总计会议共14 次之多，发言人数56 人。的国著作《植物分类学简编》一半受到李森科U匠围攻的胡先剧先生出席了j主次座谈会、不作为正式代表， 按规定足没有发言权的，但会议还是给了其机会， 并先后作了l I i欠友言。谈家柑l就“造｛专的物质基E山环境之间的关系．． 、“遗传物质的形状表现．． 等问题． 作了多次发言。 　　谈家桢在会上说：“我们实在已经耽搁f 太多时间． 由于这些年中， 事实上许多教授遗传学和一｜实验研究的权利被无形剥夺，所以就拿不出新的研究成架时供交流与探讨．与国际遗传学界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摩尔根学派的众多学者受压多年， 自己的科研停滞数年， 会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盒｜刘最新的同外资料，谈家桢也不例外。1953 年， 沃森、克电克建立DNA双螺旋结构模型，遗传学发展flj f 分子遗传学的新阶段，谈家桢多次讲到井撰文介绍这门学科的发展新动向和研究成果， 是最早把分子遗传学介绍到中间的学者。 　　在交流的过程里，发现大学的摩尔根理论教学还在进行， 苏联的多市休、辐射向手中技术还在继续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会议还应请了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俊杰， 如施履吉（留美，中网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所任职）、赵世结（留苏，北京农业大学任职）、程中和（留苏，北京大学任职）、同娟（留苏，武汉大学任职）等旁听了会议。他们甜回国际上遗传学最新的进展信息，使句会者震动很大。 　　就以遗传的物质基础这一争论问题为例， 在那时摩尔根等已经证实f基因在染色休上作线状排要IJ ； 沃森、克里克已经闹剧f 胸戚染色休的脱轼核糖核酸的双螺旋分子结构； 皮特尔、塔顿已经提出了一个基囚一种酶假设， 用T说明基因在个体发育和物质代谢中所起的作用。既然如此， 似乎元须对遗传的物质基础问题再有什么争论了。然而． 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争论的安害也并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 　　1996年， 在《自然》杂志第18 卷第3 期上， 刊登f一篇题为《分子遗传学丘十年一一理论句技术上的突破》的文章， 其:er要论点之一是认为： 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遗传学时代以后， 基因与基因之间的界限， 变得越加模糊不清了。其实． 这一观点是早在20 世纪40 年代． 由美国的遗传学家哥尔舒需特提出的。哥尔舒密特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和对当时遗传学领域现状的思考， 提出染色体是一个不容分割的、许多基因的功能单位。这里的关键词是分割。哥尔舒密特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把手指按在提琴的某根弦上． 随着手指的移动． 会发出不同的音， 如果将发音的信分割下来， 还能发出音n吗？可见分割下来的琴弦不是功能单位， 平在根琴弦才是一个真正的功能单位。哥尔舒密特的主旨是： 染色体才是遗传物质的功能单位， 而所谓基因只不过是逻辑的外推结论而非实休。一个染色体发生了某一结构变化，可以导致该生物的后代中出现某种形态或生理变化。通过正常个体的杂交． 可以测定这变化发生在染色体的l哪一位置。摩尔根学派的研究者普遍认为， 在发生变化前这一位置存在着一个正常基因。哥尔舒密特则考虑， 杂交结果只说明结构变化发生的位置，可并不说明这一位置上，原来存在一个正常基因。 　　那么，基因究竟是实体， 还是逻辑的外推？ 　　事实上，随着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遗传学时代． 基阴与基肉的界限，非但没有模糊，反而更加明确了。 　　21 世纪初， 报载法国一患先天性免疫缺陷症的病人， 由于通过基因治疗手段， 输入了一个从正常人的染色休上取得的没有缺陷的免疫功能基因的克隆，而获得健康。这一基因在脱离染色体的情况下． 发挥了预期的功能。可见，基因的确是遗传物质的功能单位， 是实体， 而染色休是众多基因的集合体。 　　科学的真实， 是通过学者们群体性的不间断的研究． 而去伪存真得到的。可能需要时间或过程， 但不是靠争论得来的。可见， 两个学派之争的重要意义， 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着独立于整个有机体外的遗传物质等纯学术问题，而址在于应该边过什么途径得出这样4那样的结论。 　　会议期间，有人介绍苏联专家谢恪莫娃在武汉大学讲学时提山的论点：“遗传物质是整个有机休！卓有机休本身，也就是一切牛捐物质都有遗传性J 辩证唯物上义，也想强调世界上没有孤立的职物， 国此． 在她看来． 整个有机体都是Tut传物质， 鸣然也就不存在着特殊的边传物质一一幕因了也可见． 李森科一根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米判断科学士的是非， 而摩尔根则更比重实验结果c 哥尔吉丁’密特把染色体者作一个不容“分割” 的功能哨，位的论点• I亏把染色体石’作许多基因的集含体的论点相比， 更接近千辩证时t物主义思想， 然而， 实验结果肯定地说圳‘ 后者是正确的。 　　就以遗传的物质基础这一争论问题来说． 无论从预想‘ 还是实验）J洁、技术手段，还是科学的推论必结论． 很显然， 库尔根学派占据了主要的发言权c 这理要说明的是． 科学蜜求冉、求是． 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 可以也允许出现错误的预想. fl-3.意识到其钳误却一昧为其维护井极力辩解． 性质就旦为严重了。 　　座谈会主持人于光远｜司志在会上一再强调：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柯：学家的任务， 科学的结论只能通过科学的完成去得到。”他意味深快地告诫边： “哲学家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 而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 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 可见，以干光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国家领导层面在对待科学等诸多问题上，是有情酶的思维和辩证远见的，其思辨选择的正确性和实施的方式，都无疑体现出一种科学的态度，这是新中国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战略保证。 　　座谈会上另一个争论的主要话题是纠正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主要在干： 一是唯心主义， 二是脱离实际。 　　李森科有句名言’ · “机会是科学的敌人。”这里他所说的“机会”是特指不可预见的基因突变。实质上．这不过说明李森科把概率这一概念、误解或刻意曲解为“机会＼李森科还引用米丘林的一句名言： “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要向自然索取。” 在他看来，利用偶然出现的突变来育种，是等待自然的恩赐； 而所谓“同化环境的定向培育”才是向自然索取。可是，李森科向自然索取到了付么？李森科的所作所为的结果是什么？ 在李森科的领导下，苏联的农业全面停滞不前，他自己也不得不辞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在中间的李森科的信徒，不谙科学的客观规律，不加分析地盲目追随，实在是可悲，更是不可谅解。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晚间自由讨论会场 　　反观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 正是常把突变作为培自新的作物、品种的素材，进而掌握了一些规律，为我所用，为人类文明ill；步、经济发展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掌握了数量遗传车IJ杂种优势遗传规律，便能提高玉米、水稻等作物的产挝；掌握了ONA 分f的部分客观规律，便能培育出转基因植物，利用基因治疗技术或方法来医治遗传疾病等。先不论国外的生物学家们的贡献， 只要看一下中国的生物学家，特别是蔡旭教授的小麦菌种、李竟雄教授的玉米杂交、鲍文奎教授的小麦多倍体等一大批学者的工作，哪一个不是在田间地头、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年复一年地为一个物种的品质提高、产量增产，做着自己的研究。再者李放祺、贝时蹄、胡先骗、谈家桢、李景均、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等，不光在生物、遗传理论方面有所突破，在实验宅范畴内， 他们自己也经常选择、培育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方法，成面上千次地进行枯燥的实验， 而最后取得成果。 　　就脱离实际而言，李森科一派与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比较，可谓差之千里。在李森科们看来，摩尔根整天数果蝇，对生产毫无实际意义。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二作， 能有今.k的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进展吗？他有日后根据基因组研究而取得的难以计数的新药吗？知识就赴fJ虽，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点淌科研的突破，例快科学技术进步？知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产生新的知识。即使今天的知识不产生经济效益，明天积累起米的知识必将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更fuf况，如｜｜识本身边是一种精神财富，除经济利益外还兼具社会功能。批』ilj科学的本身，是社会的倒退，是人类文明的羞耻。 　　座谈会臼天的正式发言往往是规行矩步， 而晚上的自由交谈却更精彩ε 有一天北农大的李克雄教授问f光远同志： “究竟我们摩尔根据． 真是反功还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于光Qf直接答曰： “我们从来没有说摩尔根学派是反动的， 我们现在也不认为摩尔根学派是反功的。把大家组织在一起讨论， 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 　　以李森科一派为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是1948 年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本来就先天不足，在乐天宇之后也再没有汁！现强有力的学派领军人物， J二要靠行政力量的支持而达到“一统天下”的周丽。对其政治上的“保护伞”一旦撤销．在学术层面根本不是摩尔根学iJ匠的对手。主办方立即发现与会的众多知名的生物学家巾， J七大的李汝祺、复且的谈家4负因气质、才华和以往的出色科研成果． 以及他们的学生们组成的中罔遗传学回队， 显得非常突附．是这个领域里的“翘楚＼这或许是会议的另一个目的。 　　摩尔根和李森科两个学派的学者． 能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这个平台上， 首次“公平地”｜国对I f,I i地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 打破了学派之间多年相隔的沉闷学术宅气。也许由l工中国文化传统有别干苏联， 也许由于中国件物学界的两撒在学术层面上实力过于悬殊而并不在同一层次．也许由于会议主办方还是非常注意对米丘林学派学者刻崽保护，也许由于与会两派学者都能严格边守会议精神与要求． 总之结果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期间． 没有出现如苏联1948 年八月会以上那样做i根尖锐刻薄的对话； 相反． 两j辰1学者都表尽， 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对方的某些观点。如摩尔根源学者说， 在有特定情况下环境叮能对遗传发生作用； 李森科低学者贝lj表示． 如果不限于染色体的话．可以取认有遗传物质。 　　在这样的会议大环境里． 还有中｜问掘的声？苦· ． 即所谓学术“墙头革” 、“｝｜强糊掘”， 使得注次座谈会的意义｜恪扭棋糊． 稍有缺憾。会议期间， 李竞雄教J受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调和派或巾间派＼ 认为这是不讲科学． 不讲是非。李教授这种对科学是非的执着精神． 更是难能可贵。或许在知识分子、科学家的骨子里． 要是没有这种精神． 科学何i炎纯粹． 技术何谈精深。 　　经过半个月的讨论，主办会议的预期目标｜圆满实现。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兴高采烈． 兴奋不己．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内李森科－1）氏“一统汀．棚” 的曰丽结束了。而李蔬科ii虽很无奈． 毕克保全了面子． 至少在形式上两厢不分胜负。 　　这是一次心情舒畅的大会。时年47 岁井有好酒量的谈家桢在会餐时· ． 酣畅淋滴地醉了； 北农大教授李竞雄大声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是Morganism ！” 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 能有这样的表现． 可见事前的压抑有多j束。会后又有人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处告状． 陆定一的回答是： “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几句？ ” 谈家桢闻后更加气JI陋c 　　谈家桢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而言， 青岛遗传学会议还不算一个学术争鸣的会议， 因为中间的遗传学两源的学者还没有过t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上的共同语言， 科学上的争鸣缺少于L实的、坚定的科学依据，缺少科学发展内在的功力。谈家桢自已感到， 由于这些年没有做什么研究工作． 缺乏第一手研究成果． 观点阐述只是依据资料文献． 使得争论显得软弱。但是． 青岛遗传学会议还是起到了伸张正义的作用，为摩尔根学派争得了一个与米丘林学据“平起平坐” 的地位， 纠正了当时政治上胡乱干扰学术问题的影响， 澄捕了科学研究思想的本源． 是遗传学在中国的一次重要历史转折。

第10章 院系调整归复旦 三八线说定教育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制定了积极维持、逐步改造的方针，对旧中国高校进行接管、接办、接收和整顿的工作，在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的基础上迸行了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
　　1950年，民盟组织接受中共中央《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并在民盟六中全会上，就《关于进一步整顿巩固组织》、《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等确定以发展为主同时巩固的基调，在文教界知识分子中放手发展新盟员。
　　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始，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买办思想，划清敌我界线，同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线，逐步确立工人阶级在学校和一些文化团体中的领导地位。出于这种形势和中国民主同盟自身建设的需要，民盟中央于1951年11月末在北京召开了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特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作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讲话，内容涉及统一战线中为什么有思想改造问题、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什么特殊意义、知识分于怎样改造自己的思想、民主党派在领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中的作用以及所担负的任务等问题。
　　在民盟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与会者根据基层组织反映的情况，认为发展新盟员要从工作实际需要出发，应当注意其在文教界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再次建议修改民盟的组织路线，出台了《关于发展组织的指示》、《关手转向中上层发展组织的通知》等文件，逐步确立民盟“三个为主”，即大中城市为主、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文教界为主的组织路线。
　　刚留校任浙江大学助教的谷超豪，根据党组织安排参加了中国民主问盟，任民盟杭州市委委员，并任学校的统战委员。他根据学校党总支的意见，同时也根据会议精伸，着手发展在学校有代表性井具影响力的苏步青、谈家桢等人的入盟工作。在谷超豪积极介绍民盟的情况下，谈家桢具体了解到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尤以教育界人士为多）组成的民主党派，更敬佩民盟的张澜、沈钧儒等领导人为新中国建立而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的所作所为，是比较合适自己参加的。所以．谈家桢就主动在1951年10月提出申请，由时任民盟杭州市主委姜震中和邵均、田汝康、李春芬作为入盟介绍人、通过执委会复核，于1951年11月被批准并正式参加民盟。

民盟杭州市委编号128的谈家桢入盟申请表（民盟土海市委提供）

　　1951年9月，对于当时开展的各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已申请加入民盟的谈家桢，按照、组织、学校的布置与要求，都认真地参加，特别对自己的出身、教会学校求学以及留美等诸多经历等因素，进行了反省，在此基础上开始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很受教育[1]。

[1］ 当时民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参加国家文教建设方面，并以高等教育为重点，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三件事：一是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二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三是教学改革。总的目标是：执行国家文数工作计划．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贯彻实施教育建设“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使文教工作更有效地为国家建设的总路线服务。
　　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这一具体工作，实际上，从1951年9月在京、津高校部分教师学习会上，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后，就已经开始。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思想改造运动正式拉开帷幕，民盟组织并发动盟员积极参加，号召盟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并先后组织盟员系统地学习毛泽东论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文献。作为入盟不久的新盟员，谈家桢也积极投入，认真学习，结合运动的具体要求，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彻底摆脱了旧社会的影响，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一心地参与到国家建设工作上来。
　　1952年春，浙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这是思想文化战线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首次革命运动。动员大会在阳明馆前的大草坪上举行，二楼阳台当作主席台，昕众随意入场，大草坪上横七竖八，凌乱散漫。浙大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主任金孟加同志的报告政策鲜明，富有人情味，其人文学识渊博，深知知识分子的秉性，会场被营造得气氛相当活跃、热烈，连不少躺在草地上的学生都坐起来，昕得津津有味。接着校长王国松、教务长苏步青相继发言后，理学院院长谈家桢登上主席台。43岁的谈家桢这天身着一袭灰色西装，修整端庄，自信淡定。他从个人经历讲起，罗列了学习过程和工作历程中所做工作的重点，着重说明促使自己回国的爱国主义情结，然后逐条作自我检查。谈家桢操着一口浓重的宁波乡音，言辞温和，言谈之中对自己选择回国工作的正确性流露出一种喜悦的心情，让全场师生分明感到谈家桢浓重的爱国情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和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人生路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曾一度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在遗传学领域，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那套理论，打击和压制了摩尔根遗传学说和遗传学家。由于浙江大学地处江南一隅，苏联学森科派的干部们虽然已经在中国开始活动，但终究还未形成气候．所以刚上任浙大理学院院长不久的谈家桢，尚可按自己设想的蓝图部署工作，讲授《遗传学》、《达尔文进化论》等课程，加强实验室建设以及源源不断地送研究生去美国深造。
　　1952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以华北、华东、中南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并确定华东区的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为综合性大学。7月，华东教育部着手部署院系调整。作为华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会议的一部分，于1952年8月l日在复旦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华东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进行院系调整的动员并作报告，至5日，会议结束。华东区院系调整协商委员会成立，下设秘书、组织、宣教、福利、人事、师资、仪器、设备、房屋、运输、图书调配等组，领导并组织相关事宜。
　　在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大环境中，浙江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不符合苏联高等院校专科性模式的。实施方案具体是把设有文、理、法、农、工、医、师范七个学院的浙大拆散，把一个在战火中历练壮大并拥有较强师资力量的综合性浙江大学，改成纯粹的工学院性质的学校，这无疑给浙大投下了一颗“氢弹”．让人震惊。
　　这样的决定，对浙大米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变革，特别是涉及文理学院的全部，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事，自然反应强烈。陈立等部分名教授和大批师生接到本部苏步青的告知来信后，于安徽五河农村土改现场连夜开会，并于第二天步行80余里转舟车赶回杭州，直面反对军政接管委员会的命令，并向华东军政委员会进行了申诉。可当时竺可桢、马寅初、王淦昌、贝时璋、束星北等人已经奉令调往北京、山东等地任职，结果是人微言轻，且是大势所趋，在一片争议和反对声浪中，1952年8月，浙大师生争取与呼吁等努力，还是最终失败。

1952年8月，浙江大学生物系全体在阳明馆前合影
一排右是豆：胡J’p 堂、徐罕伦、ft.！煽珠、陈徐华、五I• If 卿、张四维、李南华、罗机玉、蒋4童音、吴天将‘ i主曼琪、痪，街山
二~jf 右赵：来化明、｛中崇f吉、1夺天在鸟．吴长春、王曰炜、徐雄飞、-if if 茂．谈家桢（攻击苦fii: 泛长）、江2申明（生物,f；， 主任｝ 、王凯恭、
周本湘、项维、陈士怡、或其灼j址熙
二J,j卡右起：许小毛、陈鸳声、夏晓，t， ＇ 毛品堂、命志险、硕保书、内Jit 丰、；， s. 毛’主f吉、赵李华、王再生‘部丈杰、张淑德、王玉七
敏、稽义琴、区；,t.人．项斯就. f.l: j主志
四~If右起：倪仲J岳、苏t幸运、苏德明. ；！月步介、毛节朵、玉启义、T 再柿、孙焕林、楼t;·仁、烧手且蒜、f;I;延琦、i.I. 松、高沛之、李永
锵、伞名春、手l·Pl乌良、张啥狄、.!Jl 品矶、三极明
4』

　　浙大人在竺可桢、马寅初校长的领导下，排除万难，硬是把浙大办成了当时全国一流的大学；浙大人所经历的一切，虽小有波折，但总体团结向上，都把浙大当成了自已的家；同时，浙大人都期盼着新中国成立后，再一次为学校、为国家做贡献。此次院系调整着实使浙大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时，谈家桢从骨子里感到不舒服，打心眼里感到舍不得。作为一名教师，他在浙大已经度过了十多年教育教学和科研生涯，风风雨雨，经过了不少难关。经过竺可桢校长的卓越领导和诸多教师的共同努力，很不容易地建设成国内外均享有盛誉的浙大，如被迫拆散肯定不是谈家桢一人想不通。这因为已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全体浙大人的心血使然。
　　谈家桢深深地体会到：要办一个好大学不易，要办好一个综合性的好大学更加不易，而一个决定拆散一个大学，特别是浙大，太可惜了。浙大好不容易积聚的师资力量，顿时分散四处，优势丧失殆尽；而每个重新组建的学校，因独立办学，其基础课程教师将严重不足，无疑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殊不知，这个决定其实是解放初期，我国执行“全面学苏” 步骤中的一个部分。不仅是浙大，全国的高等院校基本上都有这个过程，只是浙大“受
伤”更严重些。对于这些、谈家桢并不十分清楚，由于他对浙大的眷恋，导致他对院系调整态度不明朗，甚至有抵触情绪，在日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往往把这个问题，算作谈家桢的反苏言论来加以批判。
　　谈家桢调到复旦大学生物系时，他的心里不是没有想法，也十分不乐意，但组织调动必须服从，何况他本人还是浙大理学院的分配小组成员。于是，他就着手挑选了盛祖嘉、项维、王凯基和高沛之等一干人马到上海就任。这个挑选将浙大生物系的骨干力量进行了拆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复旦大学生物系因谈家桢的到来，竟磕磕绊绊地成长为国内一流的生物学科基地，这是后话。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浙大教师(1952年9月)
谈家桢等浙大教师到达复旦大学
谈家桢等到复旦大学生物系

　　1952年暑假，浙大生物系的教师被分散到好几个学校，除谈家桢率领盛祖嘉等一干人到复旦大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到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等，仲崇信到南京大学生物系。浙大生物系不复存在，直到很多年以后重建。
　　苏步青、陈建功、吴定良、谷超豪、胡和生、夏道行、卢鹤绂、吴征铠、陈耀祖、谈家桢、谭其骧、石钟慈、于同隐、孙宗彭、戚叔含、方重、盛祖嘉、郦庚元、赖祖武、殷鹏程、叶敬棠、龚升、张素诚等一大批教授、师生及其家属数百人，浩浩荡荡离杭赴沪。
　　时年43岁的谈家桢，是浙江大学的知名教授、理学院院长和民盟盟员，虽个人深感浙大这一凝结着竺可桢校长心血、众多教师为之付出而卓有成果的综合性大学被拆分，实在可惜，并在理智上认为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利，但在组织层面上，他服从了国家的决定，于1952年9月，带领浙大生物系的部分教师到复旦大学报到，并出任生物系的系主任，开始了在复且将近56年的教学、科研工作，可谓又是一次新的“长征”。在民盟组织关系上，他融入了以沈志远、陈望道、胡曲园先生为主要领导的复且民盟组织，并以此为契机，做了更多的工作。
　　1952年9月间，离开浙大的这一天，正是下午两时许，浙大的学校领导与离校的老师们，把酒言别。离别的酒时常伴随着泪，浙大人此时的心情很难用文字表述. 苏步青先生更是把遗憾拌着白酒让自己喝醉，以致被人扶送上北去上海的火车。或许，苏步青不想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也许能将解数学题视若无物的苏步青，怎么也解不出自己为什么会被调出浙大的这道命题。不舍、心痛、疑惑更是被调离的浙大人此时的心境。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亲自到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迎接从浙大来的众多教授、老师们。
　　谈家桢到达复且大学后，时任教务长的周谷城先生奉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之命，前来看望，同时带来校方的慰问和任命决定。周谷城对浙大来复旦大学的谈家桢、苏步青等知名教授表示欢迎和慰问，并询问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解决。他对谈家桢说： 经学校研究诀定，由谈家桢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在这之前，复且大学生物系主任是由张孟闻担任。陈望道校长等领导了解到在贵州湄潭期间，谈家桢与张孟闻之间翻过脸，关系一直紧张，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以及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科研等工作，经校务决定谈家桢教授替代张孟闻任系主任，张孟闻为生物系教授，不再担任系内任何行政职务。同时，学校领导希望两人为把生物系搞好，以大局为重，和平共处。
　　谈家桢接受任命，开始了后半生在复旦大学的教育生涯。
　　1952年，谈家桢的留美学生刘祖洞，完成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动物学的学业，获博士学位。他不顾国内生物科学界正在受李森科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回国，回到老师谈家桢的身边，加入复且大学生物系教师行列。
　　可以看到，复旦大学生物系的大部分教师是浙江大学生物系通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逐步得到的，并最终在谈家桢的不懈努力和领导下，展开了学科发展新的局面。
　　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在政治上、学术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无权讲授遗传学。但是，身为科学家的谈家桢深信：科学总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真理最终会越辩越明的。
　　这时有人要他改教米丘林生物学，谈家桢宁可不教书，而去组织刘祖洞、项维、高沛之合译苏联大学的生物学教材，历时三年，1955年《生物学引论》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面世，宣传达尔文进化论，他坚信其研究方向没有错。

1955年《生物学引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谈家桢伏案备课（20世纪50年代初）

　　这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最切是通过听报告、学文件、个人检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形式进行的。在全面学苏、热潮的助推下，出现了“左”的倾向，于是进一步掀起了对“反动学术思想”的广泛批判， 这令谈家桢一下子陷入困难的境地。
　　与此同时，谈家桢全身心地投入生物系的队伍建设，使复旦大学生物系在颇为艰苦且干扰颇多的条件汇成为全国同类高校中专业齐全、教学实力坚强的一支队伍。复旦大学生物系相继成立了八个专业，并配备了十位学有所长的教授分别主持教学工作，他们是卢于道、张孟闻、王鸣岐、曲仲湘、忻介六、郑章成（原沪江大学）、焦启元、孙宗彭、吴定良和谈家桢。
　　复旦生物系的专业设置和人员配备如下：
　　动物学专业：脊椎动物学专门化的张孟闻、昆虫学专门化的忻介六。
　　植物学专业：高等植物学专门化的曲仲湘、低等植物学（菌类）的王鸣岐、低等植物学（藻类）的钱澄宇（曲仲湘夫人）
　　微生物学专业：王鸣岐、盛祖嘉、李君缨。
　　动物生理学专业：卢于道、孙宗彭。
　　植物生理学专业：焦启元（原金陵大学）、薛应龙。
　　人类学专业：吴定良、刘咸。
　　生物化学：沈仁权（盛祖嘉夫人）。
　　达尔文主义教研室的基本成员：谈家桢、盛祖嘉、刘祖洞、沈仁权、项维、高沛之。
　　那时，复旦大学人称此十位领军教授为生物系的八大龙王庙里的龙王。按谈家桢的话来说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相信依靠这些薪火与精华，有朝一日是要恢复遗传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

谈家桢与高沛之一起观察切片（20世纪50年代初）

　　1954年2月，从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章振华，到复旦大学生物系报到。谈家桢询问章振华：“你在北农大研究生阶段读了哪些课程？哪几位老师授课？”章振华一一作答，谈家桢听后微微点头，以示满意，接着谈家桢突然说了句：“我在浙大，28 岁当教授。”章振华一愣，木然地说：“噢，我知道了。”两人第－次见面，章振华已然明白在谈家桢的团队里是不允许有“弱兵”的，必须认真学习与工作。当章振华根据自己的情况，确认从事遗传学教学方向后，谈家桢马上具体安排和指导他工作，安排他每学期都要承担遗传学课程和为生物系开设的基础课程的实验指导：第一学期是《遗传学》、《植物生理学》；有一个学期是《遗传学》、《脊椎动物解剖学》；还有一个学期是《遗传学》、《胚胎学》（是朱洗教授为研究生讲授的）。这显然是谈家桢考虑到章振华在北农大农学系毕业后缺少生物学基础知识，不够用于遗传学教学与科研，而安排他做课程实验准备，既能有课程教授直接具体指导，快速融入生物系教师闭队，又能熟悉基本的实验程式与技术，强补科研“死角”。几个学期后，章振华很快就具备了农学和生物学两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这不仅使章振华在教学备课上有“底气”，而且在他后来从事农作物的遗传育种研究和植物细胞工程研究时，这些知识在设计技术路线、实验结果分析与判断等方面起到了前期准备的作用。
　　谈家桢一贯重视培养学生（包括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强调基础知识与理论的重要性，并对此用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专业课程设置犹如做“奶油蛋糕”，奶油可各式各样加上去。打下较为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就能在研究工作中容易发现和深入分析问题，变换新的研究方法，换句话说是能胜任工作，对于新的研究项目也能快速融入。
　　有一天，谈家桢从北京开会回到复旦，走进实验室看到章振华在做“菜粉蝶幼虫之间的血液交换”实验，谈家桢兴奋地脱下风衣，一边说道“啊，你也在做这个实验，我那时在摩尔根实验室做果蝇幼虫的血液交换，虫体比这要小多啦”，一边动手与章振华一起做实验。
　　1956年，中苏合作开展研究项目“稗草属的群体遗传研究”，由复旦大学遗传学教研室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遗传教研室合作，谈家桢主持，高沛之、章振华参加具体工作。谈家桢指导工作很具体、细致，对实验也抓得很紧，一丝不苟。一天他刚从北京高教部开会回到学校，就要高沛之、章振华汇报近期的研究工作情况。当章振华解说了这一段做了哪些实验和得到的结果后，他突然问章振华：“稗草属的拉丁文是什么？”章振华立即作答：Echinochioa，谈家桢这才放心，并布置下阶段的研究重点。

20世纪50年代末，谈家桢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

　　1957年，根据章振华的情况，谈家桢为他专门拟定了一个阅读计划，除要求他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掌握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外，还一口气报了17本必读：《物种起源》、《遗传学》、《细胞学》、《植物杂交实验》等。谈家桢就这样指导章振华先掌握基础，再钻研经典著作，循序渐进地安排与培养他。章振华只是谈家桢的一个同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但谈家桢热忱地对待、热情地带教他。谈家桢就是这样用一贯的言传身教和对科学的认真，来换取中国所有搞生物学、遗传学、生命科学的人才逐步成长，超过自己，他希望看到中国的科学事业兴旺发达，希望看到祖国强盛。更难得的是．谈家桢这时的身边环境并不轻松，大环境还充满着压抑的背景。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代表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有意要调谈家桢到科学院，他委托谈家桢的同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解释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部主任、我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之一的童第周先生（1902-1979）找到谈家桢并透风：“中国科学院的选种馆，根据农业发展需要，要扩大改建一个趋于完整的遗传研究所，这个所的副所长一职，己考虑请你出任并主持遗传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 在宣传会议期间，郭沫若就提出要调谈家桢到科学院，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工作。他认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大学理应要输送优秀人才。郭沫若回溯半年前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十分动情地谈道：时不我待，遗传学在中国应加快发展，而成立遗传研究所更是迫不及待的事情，谈家桢是理想人选，有关部门应该顾全大局。

[1] 2011年8月，谈向东到北京中科院调研，在机关事务局领导的帮助下，查阅到：1957年1月20日中国科学院发文《商调谈家桢教授来院任遗传研究所副所长》，调函已经由中国科学院领导
签发，并报送中宣部干部处办理具体手续。

　　不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1]执意不放人，理由十分充分并振振有词，直令满座为之动容：“国家培养一个优秀大学生不容易，更别说大学里的名教授。没有名教授就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来。这个道理很简单，而多年来科学院把高校人才都挖去了，长此以往，高校怎么发展？”说着，杨秀峰干脆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名单当众宣读，历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院从高校挖去了多少人才，说是“让事实说话”。
　　郭沫若听不下去，起身朗声道：科学院要办就要人，高校就应该支持，没有人才如何办好科学院？要不，科学院就归高教部领导吧。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双方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情绪激动，争辩之声更是抑扬顿挫。大家屏息静听，又无不为二老为国家进步、科教事业发展而争人才的举动所感动。
　　谁说和平时期不需要英雄，只是工作各不同。
　　事实上，郭沫若领导的科学院和杨秀峰率领的高教部，因人事问题双方结怨很大，矛盾也非常尖锐。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很多人想到科学院来工作或科学院直接向高校里成名的领军教授们发出邀请。高教系统为此提出：取消科学院，科学院应分散到各大学去。并认为体系增加，导致科研人员分散，形成不了合力，直接影响了大学教育教学、科研的力量。当时民盟中央组织了一个科学体制委员会，人员有童第周、钱伟长等人，时任民盟中央领导的沈钧儒先生主持了以科学体制为专题的一次会议。会议上曾昭伦、钱伟长等主张取消科学院，并举例证明弊大干利；而童第周则发言认为科学院不能取消，童第周的发言还在《争鸣》杂志上刊出。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自已的办公室，也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目的是昕一下各方面的意见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出席会议者，高教部有杨秀峰等，科学院有书记张劲夫、院长郭沫若、吴有训、严济慈、童第周、范长江、于光远、胡乔木等。在列举的科学院出席会议部分人员名单里，可谓文武兼备，精英荟萃。科学院众人的主张或意见是“两者都要存在，要相互合作”。这个意见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科学院当时的心情。高教部的同志又将科学院调人名单递交给主席一阅，也要一个说法，并强调了高校的困难。毛泽东在与会各位发言过后，经过思考果断地挥手道：“我给你们划条三八线，都要存在，不要再拉绳子。”

[1］杨秀峰作风务实，坚持原则。杨秀峰到全国各地了解教育情况，向来是轻车简从，便服微访。
　　有一次，他去上海育才中学参观，学校领导拨通知特地派人接，但杨部长依然乘有轨电车，一路步行到育才中学。

　　第二天的晚上，毛泽东指名要见谈家桢等人。当陆定一把谈家桢介绍给主席时，毛泽东亲切地紧紧握住谈家桢的手，并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啊！”显然，主席早已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了。接着，主席就询问谈家桢关于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及在遗传学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意见，谈家桢爽直地汇报了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以及会后复旦大学和其他院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出现的好苗头。毛泽东昕罢，沉思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表示：“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并鼓励：“你们在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起来。”这席话，使谈家桢思想上进一步获得解放，增加了工作的信心。
　　陪同接见的郭沫若不失时机地提出，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主张要把谈家桢调来北京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在座的杨秀峰立即起身站起来反对，表示不同意。结果，只能由一直在旁倾听的毛泽东主席出面决定。毛主席忍俊不禁地摆了摆手，并看看老朋友郭沫若和老部下杨秀峰，再次提出划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这场“争人”风波至此才算平息。郭沫若、畅秀峰两位先生昕力都不好，被戏称为“聋子”，因而这场“争人”风波，最后被演绎成“双龙抢珠”的佳话而留存史册。
　　谈家桢作为遗传学领域里的“翘楚”之一或公认的领军人物，被两大部门认可，因主席的“三八线”一语， 在人事方面从此留任复且大学工作。谈家桢事件是一个从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层面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与布局、对人才的看法或具体安排的案例。从院系调整到两大部门争人等事件，人事波折反复，不管过程如何，其结果却成就了谈家桢终生从教的完美人生。

第9章 学派之争对与错 国家需要大科学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1949年10月，新中国在礼炮声中成立了。
　　谈家桢在解放初期的浙大，依然教授《细胞学》、《遗传学》两门课程。他的学生盛祖嘉194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也毅然于1951年初返回浙大，谈家桢安排他开设《微生物遗传学》课程。谈家桢还起用了高沛之，让他讲授农学院《遗传学》课程。谈家桢当时的计划是重点培养遗传人才，待他的学生个个学成回国后，再全面地铺开他发展中国遗传学的蓝图与理想。

1949年11月11日，谈家桢亲手填写的浙江大学在职教职员登记表（浙江大学档案馆提供）

　　到了1950年，浙江杭州的社会秩序已基本安定。
　　完成了两年研究生学业并准备留校任教的高沛之，住在名曰“忠斋”的单身教师和研究生合用的集体宿舍。化学系的助教商燮尔与高沛之等年轻教师被安排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里。商燮尔是浙江大学化学大家卢嘉锡先生的高足，革命积极性很高，被校方任命为该政治学习小组组长。1949年年底前后，学习小组开展了第一次学习讨论，有两个内容：第一单元的内容是社会发展史；第二部分是商燮尔拿出东北出版的报纸，上面刊载着李森科于1 948年在全苏农业科学院所作的报告《论生物科学的现状》全文。他还告知大家，在苏联摩尔根遗传学已经完全被批倒了。
　　或许，高沛之年轻气盛，更因为自己的导师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学生，加之自己前些日子在老师处得知李森科的一些情况，也认真地将李森科的报告、论文仔细阅读过，高沛之竟然花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篇对李森科《论生物科学的现状》进行全面批驳的感想。文章写就，高沛之将感想文章交与先生谈家桢看，谈家桢根据自己对李森科情况的了解．以及对自己学习的学科的认识，充分肯定了高沛之的文章，并告知文章可以投稿《大公报》。
　　一位完全不考虑语气态度，将一个已经纳入政治范畴的事件，用论文的形式阐述其在科学上的对错、合理与否；另一位是对李森科本人对科学无知产生强烈反感而不能自已。两个书呆子， 也是两个有才气的学者，旗帜非常鲜明地对李森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宣言。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更想不到的是，不久他们将与李森料的干将努日金[1]在上海、杭州等地有一场直面的论争。
　　这篇文章出炉的消息不胫而走，商燮尔也知道了情况，找到高沛之生气并严肃地说：“人家是新的科学理论，怎么能用全部旧的东西向它压上去。”

[1] 1950年初，苏联专家H·N·努日金继第一个来到新中国讲授米丘林学说的斯托列斯夫后也来华讲学。
　　努日金原在苏联科学院遗传所，在瓦维洛夫指导下进行果蝇遗传学博士研究，其博士论文又得到穆勒的亲自指点，是典型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成员。但从1941年起，努日金成了李森科派的理论家。为贩卖和推行李森科那套说法竭尽全力，在李森科的扶持下，努日金任遗传研究所副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又是《普通生物学》杂志的总编。利用这个阵地，他不折不扣地执行李森科打垮“科学上的反动派”的政治方针。作为苏联科学院遗传所副所长的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前后演讲76次，开了28次座谈会．参加人数达十多万人。
　　到上海后，努日金指名道姓地与谈家桢“全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等问题”。于是，谈家桢得到学校党委通知后，专程从杭州赶到上海，与这位李森科手下的得力干将进行了－场针锋相对的“论战”。
　　不久，努日金巡回演讲到了杭州。报告会场就安排在阳明馆三楼的大实验室，谈家桢主持报告会。
　　1963年，李森科力保努日金获得科学院院士提名。按照他们的想法，在李森科把持的生物学部强行通过提名后，最后的全体院士大会投票向来都是走过场，努日金当选院士已成定局。不料，院士大会有“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参加，他把努日金如何卖师求荣背叛瓦维洛夫，以及如何捉刀代笔为李森科的博士生写学位论文，大搞伪科学等丑事一一抖搂出来，结果努日金以23: 120的票数落选。

　　不久．一起毕业的周光裕和潘瑞炽都被外地单位招聘去工作了，高沛之却拖了两三个月都未有准确消息，虽有留校任教的可能，但聘书迟迟不到。有人告诉高沛之，他的那篇文章是留校任教的障碍，与此一定有关。后来，聘书还是如期而至，一颗悬着的心也随之安定。很多年以后，高沛之才了解到他的留校是有争议的，谈家桢在为之承担责任，承担压力。
　　1950年春，物理系的王淦昌先生要先于贝时璋教授调离浙大，临走前的一天傍晚，王淦昌要贝时璋、李寿恒等陪他到阳明馆走一走，与老师、学生们一一告别。当敲到高沛之的房间时，高沛之正在做石蜡切片染色，并忙里偷闲地看着谈家桢从美国带回的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科学与现代世界》论文集。贝时璋告诉高沛之王淦昌先生要调离浙大，今天来看着大家，以此告别。王淦昌紧紧地握着高沛之的手，非常激动。
　　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已经在1949年10月调离浙江大学进京赴任。同时，新筹建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欲调理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去北京工作，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不同意。拖到年底，马寅初本人也将奉调北京大学出任校长。正当新中国用人之际，不得已，马寅初先生要求贝时璋认真物色继任。
　　此时的浙江大学，在竺可桢、马寅初校长的领导下，已经成为当时新中国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之一，理学院更是人才辈出，理学院院长职务非同一般。1950年5月，贝时璋接到正式调令，离任前提议由谈家桢出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马寅初先生表示可以。
　　1950年5月，谈家桢接替贝时璋正式出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其角色也向科学家、学者、教师，开始向教育家转换，其职能从生命科学研究、培养学生转成对学科体系的培育。
　　1950年10月，谈家桢在浙大招收了最后一名研究生俞志隆。
　　1951年夏，浙大的教学还在正常进行。
　　1946年已经毕业留校的季道藩，担任农学类专业遗传育种的教学工作。1951年他担任谈家桢的《达尔文进化论》课程的助教．随班听课，获益良多。已成为教师的季道藩为学生们上进化论的课程，讲解的内容是获得性遗传和遗传学两个学派涉及这一问题的分歧时，讲解透彻，意犹未尽，学生们听得是茅塞顿开，回味无穷。其中，学生葛扣麟更是兴趣盎然。虽然，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生物学界学习米丘林主义的思潮影响着浙大生物学正常的教育教学，但此时的师生关系，却保持着亲密，无拘无束，葛扣麟也时常到老师家走动。一次他去看望陈士怡教授，陈先生说：“号召一边倒，学习苏联，学米丘林遗传学学得很积极。谈家桢学习很认真，但坦言难以认同。说摩尔根的遗传学是唯心的、反动的，他心里总有疙搭。其实大家想法也差不多，要有时间……”
　　1952年，43岁的谈家桢已经任浙大理学院院长两年了，正值年富力强，是追求事业的最佳时期。但当时的环填却阴云密布： 遗传学问题在中国蹈苏联的前辙；还要思想彻底改造；个人还要受到路线问题的批判；更想不通的是全国的高等院校面临着院系调整的局势，刚从抗战、解放战争中缓过劲来的浙大和生物系，前程未卜。
　　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领袖毛主席深邃的目光里，已经有怎样为中国自己的大科学创造条件、尽快地摆脱科学研究落后局面的思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大科学，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需要大科学，国家需要大科学，强国需要大科学，民生同样需要大科学。
　　很难想象，这位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在随后的岁月里，与谈家桢这位遗传学领域学者之间的关系，会保持得这么长久。正因为他的关注、了解和朋友般的友谊，使得中国遗传学得以保仔，进而得以发展。谈家桢本人每每“逃脱”厄运，次次与他有关。毛泽东主席与谈家桢的交往，是友谊使然，但结果是保全了一个能够引领生命学科的领军人物，为间家大科学发展存留了“血脉” ；另一方面，谈家桢对生命学科具有透彻的理解，付出了忘我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新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各方面的面貌，为此后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其因果着实让人回味。

第8章 布衣学者爱国心 缘起科学与求是

　　1945-1946年，哥伦比亚大学通过洛氏基金会邀请谈家桢赴美任该校的客座教授。途径印度时，因为要在那里等去美国的邮轮，所以应他的印度学生甘尚澎之邀，提前几天到加尔各答大学，作系统的进化遗传学专题演讲。
　　印度之行后，谈家桢顺道到埃及开罗，参与专业会议并参观古迹。
　　有趣的是，年轻的谈家桢与同路的中央社记者毛树清、陆某某两君共三人，在埃及开罗下榻的旅馆前，仿波茨坦会议三巨头的样子，拍了一张合影。很难想象，谈家桢是何等的心情，但此时的举动，分明表达着历经八年抗战并取得胜利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自己事业初成，又得到世界同行的认可，更能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明天与未来可期。

　　在埃及开罗参观胡佛金字塔（1945年）
谈家桢（中）与毛树清等在下榻的旅馆合影[1]

[1] 由于时间久远和照片保存问题，1945年谈家桢在埃及开罗参观胡佛金字塔的照片比较模糊，在下榻的旅馆前三人合影的照片，也因保存不善，照片后面的字迹不清。

　　谈家桢到了美国以后，东、西部的各大学都邀请他去访问与演讲。借此机会他与美国遗传学界的众多知名学者接触并进行了广泛交流，为日后工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45年夏在纽约，谈家桢与导师杜布赞斯基再次相遇，并与杜布赞斯基等共同发起成立国际进化研究学会。这次师生重逢，令双方都欣喜不已。除聊了各自近况、课题进展和遗传学发展方向等问题外，谈家桢向杜布赞斯基郑重地推出了自己在浙大培养的四位得意门生，即也被称为“四大金刚”的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他表示希望四位学生能像自己一样，在杜布赞斯基的帮助下，来美国深造，成为日后遗传学各分支领域中的佼佼者。
　　谈家桢视学生如同己出的孩子，不仅在学习、实验、科研上予以悉心指导，倾注心血，希望个个成材，有所建树，日后成为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中流砥柱”，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一点贡献；同时，他也对学生的前途、生活给于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日后的事实证明了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等学生，都具备了谈家桢期许的科研能力和敬业精神。
　　在谈家桢的四大弟子里，科研方向虽各有侧重，能力可谓不分伯仲。徐道觉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不难发现是源于他连续不断的、持之以恒的研究。反观现在的中国大学，年轻的俊才比比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基础理论扎实或熟悉，工作热情高涨，能力都不差，问题是近年来很少有年轻人专有的、独创的理论方法、技术专利等诸多方面的全面突破。这不由得让教育系统的所有人来思考。
　　事实上，科研也有一个传承问题。没有一个大师级的导师引领或指导，学生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了解本学科的历史和前沿课题，以及研究领域相关的各项理论与技术；而学生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往往是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却因知识范畴的缺失，重复了过往的探究。如果科研“基因”没有得到传承，怎么可能达到“突变”的科研创新呢？专业知识的学习是如此，大学科研、社会文化传承也是如此。推而广之，如果没有一位好导师，学生再有天份，只能做部分的重复工作，换句话说，只能做一些传承的工作；反之，有了好的先生，学生自己不刻苦努力，荒废青春，又不善于思考与发问，怎能做好学问呢？
　　万事万物皆有学问。这里说的“学问”，如果放在大学的领域里，“学”一般可以理解为专业知识的学习，有传承的概念； 而“问”的理解就更为复杂，常规并宽泛地说是“不懂就问”，是科研前的准备、是学习专业知识后的思考，是对一般专业知识学习后的积累，是科研创新前的基本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学生的大学作业、实习报告、课业论文、毕业论文，就是学生阶段的科研。
　　谈家桢利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的不到一年时间里，前后把盛祖嘉、沈仁权（盛祖嘉夫人）、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五位学生送出去深造，这不只是单纯履行了一个做老师的职责，更是为实现自己的宏愿而积蓄人才。谈家桢认为：要在基础薄弱的中国发展遗传学，首先是要有人才。学生出国深造，在国外学习先进科学和技术，有朝一日学成回国，就可以为我所用，这样可以多方而跟踪生物范畴内科学研究的国际先进水平。他希望：
学生可以学得宽一点，今后在国内可填补专业上的空白。
　　当年，谈家桢未能留在美国与杜布赞斯基一起从事果蝇群体遗传学研究，杜氏一直引以为憾事。此次，他满心希望让谈家桢的学生当自己的助手，重续前缘。这虽是一厢情愿，也属情理之中。而当时现实情况是，微生物遗传学、人体遗传学已是遗传学发展的方向，这两个领域在国内均属空白。在谈家桢和杜布赞斯基之间，是一场心理或想法上的冲突。从感情上，他完全同情杜氏的设想，但从理智上说或从发展中国遗传科学事业的角度评判，他觉得应该根据四位学生的自身特长，高屋建瓴，在专业问题上从善而择。根据“四大金刚”各自的特点，谈家桢支持盛祖嘉改学微生物遗传学，施履吉从事细胞技术研究，徐道觉改学肿瘤遗传学，刘祖洞搞人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
　　施履吉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并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报道谈家桢的专题里，说到自己的兴趣是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研究，到了美国后改变了原来计划的果蝇遗传研究课题，引起杜布赞斯基与谈家桢之间的不愉快，至今感到愧疚，更感到对不起谈家桢。而谈家桢却很包容地将此事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支持学生的兴趣，实在是以爱之心对待。他从不因自己的原因对学生恶语相向，从而赢得了众多学生的拥戴。
　　谈家桢的决定，自然引起杜布赞斯基的不快或不理解。直到1948年谈家桢再度访美时，杜氏对此事仍不释怀。从谈家桢而言，自是唯能感叹“国家事、师生谊，难以两全”了。
　　在美期间除讲学外，他对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规整、总结，终于完成了这一新现象的理论研究总结工作，并在1946年发表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这篇论文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异色瓢虫嵌镶显性遗传理论符合孟德尔遗传内容，并做了重要的补充与完善。这个理论不仅只对亚洲瓢虫迪传显性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在于其他物种的某种性状遗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果蝇刚毛性状：果蝇的scute和achaete突变体，表现为部分刚毛缺陷，但是不同突变亚型果蝇的刚毛缺陷各不同。
　　1933年，Dubinin等人用阶段等位性（step allelomorphism）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这两个基因内部可以分割成更小的遗传单位，负责不同的刚毛性状。但是．这个基于基因可分的理论，存在许多漏洞，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
　　直至谈家桢提出了“嵌镶显性”的理论概念后，遗传学家们才意识到：不同刚毛缺陷的果蝇、实际上是不同形式的等位基因嵌镶显性遗传的结果。尽管果蝇的遗传分析与科研的发展远远超前异色瓢虫，但谈家桢在没有任何分子遗传学数据帮助的情况，超前地提出了嵌镶显性理论，从而大大推动了遗传学的发展。
　　多年后，芝加哥大学的吴仲义教授在评价谈家桢所做的科研工作时，如此说：“事实上，在我们今日的很多研究中，我们目前正在使用先进的聚合酶连锁反应、重组脱氧核糖核酸与基因组等技术、方法来测试，而实验的问题与结果，往往只是用新的办法来重新证实70多年前，谈家桢已经观察到的遗传现象及理论是对的”。
　　访美期间，谈家桢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会长李约瑟的邀请，去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做学术交流。1946年秋后，谈家桢带着洛氏基金会资助的费用，采购了一批图书、仪器等，由纽约出发，取道巴拿马运河，回到抗战胜利后的杭州。其中，谈家桢从美国带回一台冰箱，送给浙江大学生物系使用，经1952年院系调整，先转到浙江师范学院，后又到杭州大学，直到1980年还在杭州大学生物系发挥着作用。
　　从1937年至1948年的10年间，谈家桢也没有辜负竺可桢校长在1937年秋对他讲的那番嘱托。谈家桢所带的研究生有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华冰寒、甘尚澎（印）、陈瑞娟（女）、项维、张本华、富宏椒、陈瑞棠、顾国彦、季道藩、汪丽泉、唐觉、葛起新、沈德绪等共18位。这些研究生中，又有很多出国留学深造，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也有的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更多的学生都成为新中国生物学科的骨干力量。谈家桢自己的科学研究也达到了国际水平，得到了世界同行的瞩目，为浙江大学赢得了荣光。
　　1946年秋，浙大的教育教学迅速得到恢复。从美国回来后， 谈家桢带回的仪器充实了生物系的实验室，图书、资料也大有用处。谈家桢继续开设《遗传学》、《细胞学》两门课。
　　浙大生物系本科三年级学生钱熙，在上谈家桢的课时，总是要提前赶到教室“抢座位”，因为教室总是满满的。谈家桢讲课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他的上课有特点：语速快，板书英文也写得快，所以学生们都须专心致志．落笔极快地做笔记，并将gene[1]缩写成G，chromosome缩写成C等，加快笔记的速度。课后再做整理，边看参考书边复习讲授内容。
　　1947年秋，新学期的生物系迎新会，因理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贝时璋教授访问欧洲未归，谈家桢就以代系主任[2]的身份致辞。他介绍说，贝先生的办系方针是两句话：重质不重量，宜博不宜专。总体来讲是学生的人数不要追求点多，但要求学生的“质量”要高。怎样来体现呢？就是在低年级时，要打好学习专业的“广博”的基础。谈家桢延续着贝时璋教授办理浙大生物系的教育教学理念。接着谈家桢以一贵的热情鼓励学生在浙大完善自我，学有所成。
　　那年招收的研究生有学习植物生理学的潘瑞炽和学习遗传学的高沛之、朱孝颖、周光裕，共计四人。
　　瑞典斯德哥尔摩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之一杜布赞斯基，出函邀请谈家桢、李闻先教授两位参加[1]。后因各种原因，最终谈家桢成为唯一出席并与会的中国生物界代表。

[1] Gene的中文定名叫：基因。基因的解释是生命、生物的基本因子有单位物质的概念，又非常贴近英文的读音，这是谈家桢在1937年前后为此做的中文定名。后于1956年在武汉大学讲课和《辞海》、《生物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中，将众多的“遗传因子”、“遗传因素”等译文统一为“基因”。这又是谈家桢对中国生物界的一大贡献。
　　另考证：在美国留学期间，谈家桢应国内科学杂志之邀撰文介绍现代遗传学，把gene的汉译名定为“基因”。1984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谈家桢曾自诩道“我生平最得意的杰作，就是把gene译为基因。”
[2] 1947年，贝时璋先生访欧期问，谈家桢暂代生物系主任一职。
　　考证：谈家桢于1947年7月至1948年9月，担任浙江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接任者是江希明。

1948年6月，浙江大学生物学会欢送谈家桢先生出国参加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合影
一排在起：胡步青，孙宗彭，吴长春，董聿茂，王曰玮、谈家桢、姚錱、贝时璋、仲崇信、江希明
三排右三：项维

　　瑞典著名指纸在第一版报道会议消息，全版刊登了八幅照片，其中有一幅是“中国谈家桢教授飞抵斯德哥尔摩出席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另外几幅是大会主席穆勒、会标介绍等，足见对谈家桢与会的重视程度。
　　1948年秋，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唯一代表，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宣读交流论文《异色瓢虫H.axyridis色斑的季节性变异》等三篇论文，并被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这是他首次以中国学者的身份，登上国际遗传学界的舞台。
　　时年40岁的谈家桢，在会议期间，坐在交流论文、展示成果的会议现场大厅最后，放眼前排和周围各国的遗传学家们，思绪翻滚，那股爱国的情愫汹涌而出，这国际遗传学大会，总有一天一定会放到中国去开。

[1] 因与会的经费问题，谈家桢回信道很希望赴会，但由于费用问题（他说自己虽然是中国最高级的教授，但每月薪水只折合1 00美元），实在没办法参加，尔后，大会秘书处来信答应资助全部费用，另外谈家桢又向教育部申请到1000美元后，得以成行。李闻先则最终未能成行。

　　会后，谈家桢出席了欧洲其他会议并做短期工作，并到美国作短期工作访问：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洋生物研究所作短期研究访问，研究课题为芥子气对海胆卵的影响，其研究论文发表在当年的一家瑞士学术刊物上；在荷兰出席国际大学会议；在法国巴黎出席十三届国际动物学大会；在美国纽约作一次短期的学术访问。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现场照片（谈家桢位于箭头所指处）
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13届国际动物学会会议（1948年）
出席在荷兰举行的国际大学代表会议（1948年，二排左一，左二分别为谈家桢、陈源）

　　当时，国内的淮海战役已经打响，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同时，世界遗传学界也有一场科学的论战，即苏联李森科为代表的一批人给摩尔根学说戴上政治、阶级的大帽子，批得一无是处。
　　1946年，谈家桢在美讲学期间读到了李森科的《遗传与变异》英译本，并第一次接触到“米丘林生物学”、“辩证唯物主义”等名词、将自然学科理论与政治术语串在一起的《遗传与变异》，会不会在中国出现？他不敢想下去，感到可怕。
　　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主持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穆勒教授，在开幕词中说到：在刚结束的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即“八月会议”）的決议上，宣布德尔-摩尔根主义是“烦琐哲学”、“反动的唯心主义”、“伪科学”、“不可知论”的遗传学说，并强调遗传学说信奉“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领域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1948年8月，李森科一手策划了“八月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直接支持。甚至，李森科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身份所作的报告《论生物科学的现状》是斯大林亲自修改，复经苏共中央批准的。
　　为此，苏联关闭了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开除并逮捕坚定的“摩尔根主义者”，销毁了有关教科书和文献、资料，消灭了果蝇、瓢虫实验标本，并拒绝派代表出席本次会议，以示“抵制这样一次国际性的摩尔根主义者的集会” 。
　　此后，又获悉原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副主席，苏联的瓦维洛夫教授，因反对李森科的理论和学阀作风，致使这位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奠基人、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著名的遗传学家，遭到逮捕并被迫害致死。
　　科学是不可能被欺骗的，与科学背道而驰的结果是苏联的遗传科学、农业科学和医学科学等相关科学的大倒退，乃至引发苏联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可谓人为政治愚弄科学，最后被愚弄的恰恰是政治自己，可悲的是人类经常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谓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何在？诸如此类问题困扰着谈家桢，他百思不得其解，心情是沉重的，为国际遗传学界出现这种反常情况而深感担忧，对李森科其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新中国即将诞生，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遗传学的问题上会有什么态度？对自然科学研究采用什么方法？谈家桢作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其个人命运如何？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教育家能否为国所用？这时的谈家桢思绪万千。
　　此时，美国科学家尼尔（J.Neel）手头正好有一个有关广岛原子弹射线的遗传效应新课题等着要做，他热情建议并邀请谈家桢留美．申请长期居留。身在美国的谈家桢有老师、学界的盛情邀请与挽留，有独立实验室和研究经费、研究课题，有稳定的优裕生活环境等条件。“你是摩尔根的弟子，回去后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诸如此类的话，如同鼓点，时刻敲打着谈家桢。事实上，同样是回国，还有一个是回浙江还是去台湾的问题等着谈家桢。
　　谈家桢有生他养他的故乡与亲人等着，有开始专业基础研究的浙江大学与竺可桢校长等着，有“科学救国”的理想和一颗报效祖国的纯正的心需要安宁，选择回浙江大学是必然的。在这之前，谈家桢有多次定居国外的机会，但这一次次的选择更加体现了他的个人品质与强烈的爱国情怀，一切缘于科学与求是。
　　竺可桢校长的日记里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并简短地写道：“在国外早已听说，苏联在开展批判摩尔根学说的政治运动。在李森科的主导下，许多遗传学的苏联学者都遭受迫害。所以，在国外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回国，可是他不听。而谈家桢先生更是摩尔根教授的嫡传弟子，如在苏联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在美国的同学、朋友们也劝他不能回国，可是他还是毅然回国了。”
　　1948年底，谈家桢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他在飞机舷窗旁心想祖国与家人。随后，他从上海转车返回杭州，仍到浙江大学任教。

第7章 青山绿水好湄潭 东方剑桥誉海外

　　1940年2月，浙江大学全校搬迁至贵州遵义地区。
　　遵义当时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县城，后因中国工农红军在l935 年1月长征途中在此召开遵义会议而闻名迩，当时，遵义全城人口不过20万人，黄褐色的三合土街面高低不平，是实在不起眼的一个小山城。
　　生物系被分配到一栋二层小楼，楼上还有一个阳台。谈家桢便在阳台上设计了一个实验台，打开“百宝箱”，安置上显微镜，与盛祖嘉一起借着自然光观察，继续进行着有关瓢虫、果蝇遗传的研究。
　　浙大来到遵义时，大量租用民居，但毕竟遵义城小，容纳不了偌大的浙大。于是经过实地考察，在1940年秋，理学院的生物系、农学院被搬迁至遵义以东75公里的湄潭县城。浙大湄潭分校的办公室设在文庙，文庙外小广场的照壁上大书“国立浙江大学”，大成殿为图书馆，东西两廊的空间为公共教室，钟楼、明伦堂成了部分学生宿舍。

文庙外广场的照壁上大书“国立浙江大学”

大成殿为图书馆

　　浙大校区被分置在三处（贵阳青岩不计）：校本部和文、工两院住遵义；理、农两院住湄谭；师范学院六个系，分成文、理两组，文组留遵义，理组赴湄潭。这样安排的主要考虑是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设备、实验仪器等。一年级住在湄潭的永兴场。
　　遵义、湄谭、永兴三地相距一百多里，这样安排除了是因为遵义地区无法满足相对集中的学校用房要求，尚有其他安全方面的考虑。但由浙大校舍连成的“大学城”，这在全世界单个大学层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生物系和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设在遵义到湄潭公路旁的唐家祠堂。
　　唐家祠堂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四面透风，摇摇欲坠。浙大生物系师生们自己动手，略为加固与修葺，便安排院内朝南一排房子分别辟为贝时璋动物实验室、罗宗洛植物生理实验室、张肇骞植物分类实验室、张孟闻动物学研究室等教授的实验室，谈家桢则取一间偏房来养瓢虫、果蝇，另外一间做学生实验用房，名曰细胞遗传实验室。另外，还有两大间学生用的实验室和专业图书室、药品仪器室，两小间可供做实验学生住宿的房间。
　　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没有电灯、煤油灯，只能用陶制的高脚菜油或桐油灯。战时在山区煤油是极为宝贵的，那时在生物系里，只有谈家桢的研究生施履吉享有拥有灯罩以保持灯光不摇曳的煤油灯，因为他要在高倍的显微镜下观察蝗虫染色体的着丝粒结构，而其他教师则只能使用桐油灯照明了。
　　没有自来水、实验室就雇佣当地一位农民，从1.5千米外的湘江挑水，每天需要来回多次担回十多担，有的时候甚至达到二三十担。谈家桢则带领学生，土法上马地以水桶架设在离地6米左右，并用水架放置在高处来替代水塔。谈家桢在少年时期随外祖父学习的木匠手艺，在此时得到了施展。水塔还设置了高大的木梯，可使挑水的农民方便地将江水倒入水塔。湄江水看似清澈，但也需将河水用土法过滤后，才能代替自来水用于清洗试管及实验所需。
　　没有实验用冰箱、恒温箱，就挖地窑来代替。
　　果蝇冬天怕冷，夏天则在29℃以上便不能生育。所以，夏天得让果蝇在地窑里生活，冬天则需要恒温箱加热了。农学院植保系的陈鸿逵教授想到，把碳磨成粉并做成长条，放在地窑里替代恒温箱的热源，点燃一端让火慢慢地燃到另一端来保持温度。有时候碳粉的量控制不好或失效，温度突然上升，果蝇免不了绝种，相关实验就此半途而废。
　　没有温室，使用略微透明的油纸代替玻璃搭建。
　　以竹管做成导管、瓦盆替代蒸发皿、竹签替代回形针等办法来解决实验用具短缺的问题。
　　难以想象，谈家桢等浙大的一干教授就是靠这些粗陋的实验设备与条件，来完成他们的各项研究。没有条件，就地取材并集体创造，亲力亲为。他们各自又专注地研究，心无旁鹜，并能在实验中体会乐趣，从中总结出客观规律，得出相应的结论来印证理论与设想。
　　下面这张珍贵的照片是1940年浙江大学生物系当年毕业的部分学生与老师们的合影。可以从照片里解读出，贝时璋、谈家桢等人虽历经迁校之苦，但刚稳定下来的环境是他们内心中所期待的。教学与科研在这个团体里是铁的任务，不可替代。谈家桢单手支着下巴、左脚翘起的动作，是整个教师团队里最突出的。

唐家祠堂边，浙大农场牌坊前的浙大师生留影（1941年）
二排左一：盛祖嘉，左六起：谈家桢、江希明、蒋天鹤，贝时璋
一排左一起：施履吉、刘祖洞

　　这张照片之珍贵，在于它是从1937年浙江大学迁校始到1941 年这四年动荡时期内在生物系毕业的部分同学与老师的合影，背景是唐家祠堂边浙江大学在湄潭的农场基地。或许其中大部分学生没有这张照片，但影像却记录了这段历史。
　　1942年，浙大湄潭分校生物系成立研究所，全称为浙江大学研究所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后改称生物学研究所，下设三个研究小组：贝时璋领导的实验形态学，罗宗洛领导的植物生理学， 谈家桢领导的遗传学。除招收国内研究生外，还有印度研究生。
　　谈家桢的研究团队主要以亚洲瓢虫、黑蝇为实验材料，进行经典性群体遗传学研究。
　　在贵州遵义、湄潭地区捕捉到的异色瓢虫，代表着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变异遗传类型。此外，他们还对果蝇进行性比测定、地理变异和季节性变化的测定。
　　谈家桢在湄潭期间，前后有多位研究生在他的实验室里学习和工作。
　　从1940年起就跟随着谈家桢的盛祖嘉，1941年升为助教。那时，他一面在唐家祠堂里继续“果蝇基因的定位”研究，另一面在永兴的农学院兼课，并将研究的初步成果发表在《果蝇研究通讯》上，写了一篇通讯论文。
　　第二位是施履吉。他于浙大农学院毕业后，迸入谈家桢实验室做研究生兼助手，是一位学习刻苦、富有创新能力，可谓“心灵手巧”的实干家。由于浙大助教名额有限，工资无法着落，在盛祖嘉升任助教后，原给盛祖嘉的洛氏基金项目下的一份工资，转给了施履吉。
　　1941年徐道觉从大学本科毕业。徐道觉与施履吉是同一个班级的，毕业后先在广西农学院当李景钧教授的助教，后要求到谈家桢实验室工作。他那时已经申请了洛氏基金会研究基金，这笔钱足够支付他日常的研究和生活费用。
　　1940年末的一个晚上，大四学生徐道觉到蔡邦华教授家请教有关昆虫方面的问题，顺便请教毕业后的工作事宜。恰巧谈家桢与蔡邦华两人住在一套房子，徐道觉登门造访时，两位教授正在前院聊天。谈家桢便告诉徐道觉他正在研究瓢虫，而又需要一名有昆虫学背景知识的助手。谈家桢在教授课程《细胞学》时，对徐道觉就有印象，因为他是少数能得A分的学生。徐道觉是个非常有悟性的学生，对昆虫学的学习十分轻松，他随后发觉这门学科大部分是描述性的，而对生物最基本的方面讲述不够，换句话说，昆虫学的知识不够他“塞牙缝”的。选修了谈家桢的遗传学课程后，第一次知道生物学是能够通过实验室工作定量地测量实验结果并进行数据分析的，且课程修完后得了全班唯一最高的B分， 感到异常兴奋，因而旱已有改学遗传学知识的愿望。徐道觉随即要求到谈家桢实验室工作，于是两厢一拍即合。
　　徐道觉本身是学昆虫学的，专业知识扎实，为人热心，在野外采集时，一眼能辨别众多昆虫，自然赢得了包括唐觉在内的许多同学的拥戴。徐道觉、唐觉、葛起新、李学骝走得比较近，在农场食堂就餐时四人一桌，朝夕相处，晚上一起自修、做功课，不到午夜不就寝。休息日多做野外采集。唐觉受命建立昆虫标本室，徐道觉就出主意并帮助设计，将过去所采集在三角纸袋内保存完好的标本，逐渐软化针插整姿展翅，干燥后以分类系统，即按分目、分科，插入玻璃面板的木制盒内。经过几年的积累，所藏昆虫可观，且有众多珍稀种类，后在湄潭还开过一个“昆虫世界”展示会。抗战胜利后，这些标本经妥善包装，运返杭州。
　　徐道觉加入谈家桢实验室的第一项任务，是去广西采集瓢虫。在柳州的一处小松林里有数不清的瓢虫，徐道觉很快将带去的标本管装满了成虫和蛹，立即返回湄潭。
　　徐道觉在谈家桢实验室里，很快学会了利用果蝇、摇蚊（ Chironomus）做实验材料，使用压片法观察唾腺染色体。他第一篇用英文发表的论文，就是关于摇蚊的唾腺血染色体的。他发现在第II号染色体的一个座位上，泡（pull)存在多样性；无泡、杂合泡、全泡。这些遗传变异出现的频率，服从哈迪-温伯格（Hardy-Weinberg）定律。几年后比尔曼（Wolfgang Beemann ）告诉徐道觉，在那个座位上无泡的昆虫不能在它们的唾腺里合成某种蛋白质。
　　在研究多线染色体的时候，从显微镜里徐道觉亲眼看到了染色体，他感到非常快乐，并希望能更多地了解。随后，他转向研究染色体的减数分裂，在湄潭易得的实验材料中选择了蝗虫和植物。蝗虫（Phloeoba infumata）的减数分裂过程使徐道觉大开眼界，直到现今都叹服显微镜下这美丽的形态。于是他与刘祖洞一起合作，发现在某些标本里有额外的细小常染色体。通过研究获得的所有种群都有三个基因型：正常（2N♂=23），多一个（2N+l=24），多两个（2N+2=25）。在减数分裂时，两个微小染色体组成一个二价体，并正常分离。他们进而得到了六个种群的数据，刘祖洞做了数学分析，并合作写成一篇论文。1948年徐道觉到美国留学时，把论文稿件交给《进化》杂志编辑迈尔教授（ Emst Mayr），迈尔则将论文寄给了芝加哥大学的莱特教授（Sewall Wright）并请他审阅（莱特是群体遗传学和生化遗传学的权威）。一周后徐道觉收到莱特长达7页，且不隔行打印的回信，信中极细致地分析了论文中的数据指出使用不同的方程得到的结论是不对的，并列举了六种其他的可能性，要求增加更多的数据来看符合哪一种可能。让徐道觉感动的是，莱特能花一周的时间给陌生的中国留学生提建议，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再过数年，在巴港（Bar Harbor）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徐道觉遇见莱特教授，再次表达了谢意，并告诉他无法继续建议所说工作，因为已不能回中国。于是，与刘祖洞合作的这篇论文至今无法发表，成为遗憾。
　　1942年毕业于广西农学院的刘祖洞，经徐道觉的介绍进入谈家桢实验室当研究生，同时在浙大附中教唯物学，后又留任浙大。刘祖洞解放前夕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从事哺乳动物遗传学研究，后搞人类遗传学。由于刘祖洞数学基础厚实，又善于实验操作．结合人类遗传学的家系分析，在动物、人类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成绩显著，为开拓和发展中国的人类和医学遗传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在谈家桢的第一代研究生里，各自都有“独门绝技”，在各自从事的遗传学领域里建树颇深，所以被后人就称为“四大金刚”。
　　第二代研究生有甘尚澎、陈瑞娟（女）、项维[1]、张本华、雷宏椒、陈瑞棠、顾国彦等人。
　　至此，唐家祠堂的谈家桢实验室有了那么多意气风发的年轻学者，师兄学妹相互帮助，研究工作搞得很热闹。例如，细胞学技术就由施履吉、刘祖洞教。
　　为了果蝇细胞遗传学实验研究，大家去野外采集果蝇。可到了冬天，如何让这些果蝇过冬，却把学生们难住了。通过实践与请教，他们想到挖地窑，上面铺上灰泥、炭精等材料并做到及时更换、以人工控制温度和湿度。时常也通过燃烧炭精条的方法来加温。一个冬天下来，仍死了不少果蝇。这个时间段，学生们花了许多时间进行果蝇养殖、分类、杂交、编号、制片、细胞学研究等大量基础性工作。
　　为进行瓢虫色斑遗传研究，学生们要到山沟、田野去采集瓢虫。瓢虫需要吃蚜虫，还要花大力气去捉蚜虫来喂瓢虫。天气渐冷，蚜虫找不到了，瓢虫生存就有问题。谈家桢和几代学生们， 都花了大力气进行配制瓢虫的人工饲料的工作。

[1] 当时，印度与重庆政府有文化交流协定，按照协定印度政府派遣两名留学生到浙大：一位跟随数学系陈建功教授；另一位就是甘尚澎（Kahn），他作为谈家桢的入室弟子，学习植物细胞遗传学，两年后回国。印巴分治后，甘尚澎任巴基斯坦一所农学院院长。
　　陈瑞娟是浙大一位历史系教授的侄女。
　　1944年，从浙大农学院毕业的项维，先随美国远征队驻云南的“飞虎队”指挥陈纳德将军做翻译，后转投谈家桢实验室，从事细胞遗传学的研究。

　　在进行显微镜观察之前，先要制作专业观察片。施履吉做的制片是最好的，已经是谈家桢助教的盛祖嘉常常感叹，他也按照施履吉教他的程序和要求来做，但做出的制片质量始终不如施履吉的制片。难怪，当年沪江大学刘廷尉教授来访时，看了施履吉制备的染色体标本，连呼“Beauty”不止。
　　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施履吉有一双巧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师生之间相互学习、研究的氛围。
　　谈家桢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已经从一个年轻的学者、遗传学的研究者，在浙大竺校长倡导的“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淳朴、实事求是”的“求是”精神感引下，一以贯之地深入研究和不断总结，逐渐转型为一个遗传学专家、生物学教育家。谈家桢在遗传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坚持“教而不包”的理念，提倡学习并专业、精深地钻研，讲究细节。这些为他的学生们所接受并有表达。
　　浙大生物系的教师们群体性地做了开创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在当时贵州湄潭乡间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是不可思议的，却又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
　　特别是谈家桢在1944年春发现的瓢虫嵌镶（mosaic）显性现象，而后又经过更为艰苦的实验验证、理论分析工作，最终总结得到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1944年10月，英国文化学会派李约瑟教授来浙江大学参加中国科学社的30周年年会。
　　李约瑟博士在后来著述的《科学前哨》[1]一书中记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内分泌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的兴趣……李约瑟博士所记录的正是浙大生物系三个研究所领军人所做的工作。《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实录了浙大在战时内地艰苦奋斗并培育人才、献身科学研究的动人场景与精神，书中盛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1] 此书英文版1948年由英国伦敦先驱出版社出版，日文版1986年由日本东京平凡社出版。

第6章 浙大文军始长征 家桢科研亦努力

　　几经周折，谈家桢终于在1937年7月初，回到了几度梦回的故乡。在异国他乡三年之后，信步走在西湖边，深吸一口略带潮湿又有花香般甜味的空气，一种游子回到母亲身边那样熟悉的情感油然而生。水光潋滟，山色空蒙，一派美好景色的杭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并在一个好校长领导下任职，这让谈家桢感到兴奋，立志要在这所学校里用平生所学，来开创一番事业并施展抱负。
　　谈家桢见过竺校长，并向他汇报了展开遗传学教育教学、科研的初步计划，尚未完全熟悉校园环境，国内形势却直转急下。1937年9月，在竺校长的带领下，浙大全校教授、学生、员工家属总计l000余人所组成的知识分子队伍，历经抗日烽火，艰苦卓绝地开始辗转西迁办学。
　　浙大选定的第一个迁校点，是浙江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县城。生物系的大本营设在建德文庙。谈家桢担任的课程主要有《遗传学》、《细胞学》。他分别向生物系、农学院的1937级新生作了讲授，并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将一学期的课程内容全部结束。国难时期， 一切都无法用常规来衡量了。聊以安慰的是，越是环境艰苦，人们越是团结与体谅，更加努力教学与学习，所以教学效果还是不错的。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日寇继续南下，建德县城内警报日 多。浙大喘息未定，又要被迫再次迁徙。这次的目标是江西泰和，中途需要在水陆要冲吉安稍事停留。
　　浙大到达吉安后，借用白鹭洲中学。白鹭洲是个理想的读书胜地，在战时能找到这样的“世外桃源”，真是很不容易。谈家桢一如往，打开“宝箱” 就开始授课，主要是安排学生期终复习和考试，另外，继续野外考察和收集实验用材料，做他的科研与实验。
　　谈家桢在那时随身携带着一片大的木箱子[1]，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外， 里面装的都是书、资料（包括以前关于瓢虫、果蝇遗传研究所积累的资料文献、实地考察报告）、相关标本、仪器，号称“百宝箱” 。谈家桢在一路搬迁的间隙，稍作安顿，就打开箱子坚持科学研究。
　　浙大在吉安过了一个冬天。1938年3月中旬，谈家桢随学校再度南下迁到泰和县城郊穷乡僻壤的上田村。
　　稍稍安顿后，谈家桢又打开了“百宝箱”。在泰和上田村，谈家桢上了一个学期（约18周）的课，主讲的内容是细胞学。同时，他在祠堂那里搭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台，架上了显微镜，继续进行以果蝇为材料的细胞遗传学研究。这一时期，谈家桢找到一位得力助手盛祖嘉。
　　其后，白天师生两人在室外捕捉课题研究所需要的大量果蝇，但泰和地区的果蝇稀少且个小，一天下来，搞得筋疲力尽。晚上或闲暇时间，他们还要细心喂养果蝇并一一编号，仔细观察与记录。
　　上田村1938年的夏天，酷热难忍，谈家桢体胖又怕热，在显微镜前观察小东西时，干脆赤膊上阵，完全沉浸在研究的情境之中。而盛祖嘉身体瘦小，短裤赤膊，与老师在一起是一对“滑稽”的对比。时间一长，专心致志进行研究的赤膊教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盛租嘉对科学研究的执著、认真、吃苦、甘于寂寞的精神力量认知，使他体会着“求是”两字的真实含义。
　　中国的土地上，此时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8年4月，台儿庄会战大捷，国人扬眉吐气。但是日军欲进行徐州会战，打通津浦线，借以报复。6月15日，日本决定是年秋侵占武汉。正当师生俩热火朝天地做着实验研究时，南昌失陷，日军接着占领九江，沿长江两岸西攻武汉，泰和眼见着也保不住了。浙大被迫第三次迁校。当时决定先迁桂北重镇广西宜山，再看形势发展而定。
　　1938年8月，按照浙大迁校委员会的部署，图书、仪器循赣水上溯入桂，师生则沿浙赣公路、浙桂铁路西行。一路上，困难重重，但全体师生员工团结一致，特别是受学校派遣负责押运图书、仪器的师生，时而帮船夫拉纤，时而为船夫推船，一路遇空袭、遇触礁，经过无数劫难，历时40余天，在1938年10月底，大部分教职工和学生一起到达广西宜山。

[1] 其实，每个浙大的教师都有一个这样的大箱子。浙江大学竺可桢纪念馆里尚保存着竺可桢校长当年西迁时使用过的大木箱子。

　　1939年的春节，浙大师生就是在广西宜山白崖乡山脚下度过的。谈家桢培养的第一批学生是吴宝华（1938年毕业，后在杭州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第一批研究生是盛祖嘉、华冰寒。谈家桢把盛祖嘉留在身边，作为生物系的助教和助手，他的工资等费用都从谈家桢的研究专款中支付。
　　1939年在广西宜山，谈家桢所授的《遗传学》课程有学生30 人左右：生物系仅有王祖农、张本华两人；病虫害系有尹莘芸、梁鹗、葛起新、萧柔、徐荫昌、唐觉；蚕桑系有许兆壁、沈维祥；园艺系有蔡壬侯、赵荣琛、季恭俭、潘家苏、蔡致模、唐福圃、陈湘芸、朱维藩、蒋聪强；农艺系有林世成、郑长庚、朱德琳、熊重信、陈德植、乔礼秋、孟巨诛等。
　　1939年1月，日军开始南进，并占领了海南岛。11月展开“桂南会战”，日军动员海陆空十余万人，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吉利指挥，向北部湾开始攻击，向桂南突袭。南宁失陷后，宜山亦无法安宁。1940年3至4月，谈家桢通过遵义县长刘慕曾、湄潭县长严付泉联系落实校址等具体事项。最后，竺可桢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胡刚复先生的考察报告，确定第四次大迁徙的目的地是黔北交通要道遵义地区，并以贵州、青岩、遵义、湄潭为浙大的落脚点。
　　从1937年9月始，浙大初迁浙江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 三迁广两宜山，到1940年初再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建校， 至此辗转5000余里。其中有许多路程与当年红军长征路线基本吻合，到达终点又是遵义，因此称其为浙大的文军长征，实不为过。
　　值得一表的是，西迁的整个过程里，浙大运输的图书、仪器设备共计千余箱，到达贵州遵义、湄潭时，绝大部分图书没有遗失，仪器设备竟然没有损坏，堪称奇迹。
　　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它使浙大赢得了相对安静的环境和7年的时间。
　　谈家桢随学校全程经历长征，不仅在思想、感情上与浙大师生更加亲密，身体、意志也同样得到了磨炼，更主要的是通过亲历此次过程，从国难切肤之痛中提升并坚定了“科学救国”的理念，更自觉地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不仅是谈家桢，浙大的全体师生通过此次文军长征，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情愫与感悟。

第5章 学成归来名与实 浙江大学识英才

　　谈家桢决定回国前夕，母校东吴大学来函， 希望他仍回东吴大学任教，并支持他独立开设遗传学课程和研究工作。其实， 谈家桢心里早有打算：从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硕士、博士学位的取得，都是在洋人办的学校中度过的，如今学成回国，他不愿再进“洋气”充溢的环境中米实现事业上的抱负和“科学救国”的理想。于是，他谢绝了东吴大学的邀请。
　　谈家桢自己希望能到中央大学[1]或中央研究院[2]两个理想的单位之一，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大学或研究单位去，扎扎实实地搞一些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
　　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生物学界的带头人并没有意识到生物学科发展的端倪，以及进而充分认识到它将给生物学带来一种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而是囿于并满足于传统研究的一面。
　　由此不难理解，谈家桢之所以受到如此冷淡及不被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接受，这并不是个人恩怨、好恶的关系、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认定，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生物学界的分类学和实验学派之争的大环境中，可以看到， 实验生物学引入中国是困难重重的。除了用于实验的经费短缺外，更主要的是观念上的变更。谈家桢从事的实验遗传学想进入以形态、分类为主体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自然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

[1] 在当时的中国，由国人主办的生物学研所和大学，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及其衍生机构，即以研究植物分类学为主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还有中央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后改名为动植物研究所。大学有国立中央大学。
[2] 国立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4月在南京成立，前身为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它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机构。首任院长为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下设总干事l人，干事3到5人。自1928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相继上任的总干事有杨铨、丁燮林（代理）、丁文江、朱家骅、任鸿凭、傅斯年、叶企孙、李书华、萨本栋、钱临照等10人。他们直接受院长领导，执行全院行政事宜。中央研究院下设数学、天文、气象、物理、地质、动物、植物、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心理、工学、医学等13个研究所。当时，王家楫任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正在苦恼无路之时．谈家桢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朱正元[1]知道了这个情况，热情地向他提出为何不去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他愿为此来帮助联系。
　　朱正元直接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主要介绍了谈家桢在美进行实验遗传学并取得成果的情况，详尽地介绍了谈家桢的才情与学识，特别说明了谈家桢是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实验室获得的博士学位，而且继续又读了一年博士后，这里的导师非常希望他留下来继续研究，而谈家桢深感祖国的遗传学事业急待有人开拓，才决定推却这里的热情挽留而决意回国。
　　胡刚复阅信后对谈家桢甚为欣赏。由胡刚复的推荐，不久，竺可桢[2]校长代表浙江大学给谈家桢寄来了聘书，聘谈家桢为浙江大学生物系二级正教授。
　　聘谈家桢为生物系二级在教授可以说是“破格”。因为，浙江大学对非校友而获得博士学位到校任职的，规定是以副教授的名义聘任起薪的。朱正元给胡刚复教授的信中，明确告知：谈家桢在摩尔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又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按照浙江大学展开生物遗传研究的规划，正需要遗传学研究工作来提升生物系的教育教学、科研的全面发展，无疑谈家桢正是年轻、了解当今遗传学发展动向、有热情干事业的合适人选。更重要的是竺可桢校长爱才、识才，相中的人才就按博士后待遇起聘了。
　　谈家桢与竺可桢、胡刚复素不相识，既不是亲戚，也不是师生，从学派、体系等各方面都挂不上钩。再说朱正元也不是竺可桢真正意义上的入门弟子，仅是一般的师生关系。从这一点看， 在竺可桢的思想里根本没有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这条鸿沟，有的只是“唯才是用”一个原则。幸运的谈家桢遇到的是一位“百年一遇”的、令人尊敬的竺可桢校长。
　　1937年7月，谈家桢走进位于庆春街大学路的浙大老校区． 向竺可桢校长报到，热情诚恳、一派长者风度的竺校长为谈家桢介绍了当时浙大生物系的阵容：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生物系主任贝时璋教授，其他知名教授有蔡堡、张肇骞、张孟闻、仲崇信、王日玮、吴长春等，可谓今非昔比[3]。
　　令谈家桢深感安慰的是竺校长非常看重遗传学，认为这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前景不可限量，特别是在国内遗传学基础薄弱、教学科研人员相对缺乏的情况下。竺校长轻按谈家桢的肩膀， 加重语气说：“寄希盟于你啊，谈博士。我们浙大生物系能不能成为全国遗传科学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4]，要看你的努力了。　　谈家桢着手计划：首先．耍在浙大建立一座遗传学研究和教学实验室；其次，部署招收遗传学专业的学生和研究生，除当时燕京大学每年培养屈指可数的几个遗传学专业大学生外，其余大学还没有遗传学专业，考虑可从生物系、农学系等专业中挑选优秀学生；再者，要购买大量的有关遗传学和进化论学科的图书杂志，特别是经典性的著作应不惜代价从国外引进。
　　谈家桢是有准备的，他告诉竺校长，关于购买井装备遗传学实验室仪器设备制购置图书杂志的经费，自己在离开美国之前， 已经向洛氏基金会提出申请，洛氏基金会鉴于谈家桢学术上的实力和优秀的组织才能，并依据谈家桢在美期间利用基金在摩尔根实验室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同意继续职极支持他的科学研究并已承诺3400美元的资助。
　　竺可桢校长、胡刚复院长、生物系主任贝时璋教授完全同意并表示全力支持谈家桢的计划。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官借口中国守军不让他们通过卢沟桥进城搜寻一名失踪的士兵，竟然命令开枪，公然打响了全面入侵中国的第一枪。
　　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明日张胆地进攻上海，紧接着日军，飞机轰炸杭州。谈家桢竟然在这种局势下，开始了全新的工作与生活。

[1] 朱正元（字善培），物理学家，1900年出生于南京市。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数理化专业学习，1924年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1934年报考江苏省公费留学，次年赴美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光谱学。1937年秋获博士学位。1939年冬，竺可桢阴朱正元为浙江大学教授到广西宜山就任。
[2] 竺可桢（1890-1974），以气象研究所所长、知名科学家的身份，于1936年6月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之职。
[3] 1930年8月，贝时璋应聘浙大副教授（当时浙大没有设教授职位），并提前三个月到校筹建生物系。筹备期间，贝时璋主要做了三件事：画教育挂图，订购图书、仪器、药品，准备材料。 学校还根据他的要求，确定新建的生物系以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要方向。
　　贝时璋（1903-2009），浙江宁波镇海人，1920年留学德国，1928年获图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1930 年经蔡翘、郭任远等人介绍，进入浙大工作。1933年，浙大又请来了植物学副教授范赉，自此生物系有了两位数员。
[4] 所说的“基地”，也就是现在的“中心”、“专业学院”、“专业研究所、院”等称谓。

第4章 美利坚深造遗传 摩尔根一脉理论

　　1934年8月14 日． 谈家桢于l: i每乘~－ Jli勒船务公口j的忡哈佛总统号”rh自f~f}取道日本. II驶到±l e 约过半个多月． 在潮湿而做戚If’~海风的吹持I: F.!Jl1艘“哈佛总统号·· 踏着被琅． 终千横跨太于洋． 带着也有··科学才在同” 理想的谈家if!}iJ民主I］美｜叫e 此时． 谈家斗’!11一身“洪帮”四装. “f·提棕色小皮箱．风度翩翩i也走下般梯跳板． 与前来迎接的杜布赞斯基教授摆手相见。随后，巾杜氏来臼驾车． 到力JJ利昂尼、fk 什fl Pr-迪纳城的）JI]州理丁－乍｜览。
　　美国对谈家桢来说真是既熟悉又陌生，说 “熟悉” 是指他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 接受的是美式敦白． 教员大部赴关｜叫人， 尤其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六年的学吃生活条件与美罔比较接近． ！而以这里的物质文明． 他是比较熟悉的＂ j豆豆~然是表象的． 实际上． 面对十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巨大文化生在异背后的美同社会. 谈家桢还是感到阳性的。
　　好在谈家桢不会去特别关注周围的社会环境． 只是一头扎i挂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著名的摩尔根实验室． 专注千他自己的事业u 1933 年， 67岁的摩尔根获得准世瞩H 的诺贝尔奖［II . 此时if.是摩尔根实验’主果蝇研究工作的旺盛时期继间内前辈学者如｜览帧、陈手英、李改祺、r’-i崽＃ 、潘光旦之情. 1934 年来到这个实验室的战家桢在逢其A·J- . 这是何等的幸运。
　　1934 年，谈家桢进入摩尔根实验室H才.摩尔根是）Jll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的第一任创u主任． 井已约将“蝇宅” 带入）JI I 州理t越过6 个年头了， 问时J1~ J I」f卓fJ 成效的＿L作。68 岁的摩尔根早己不再从事实验室的具体研究L作了，而成为寸金．非凡的科刷组织管理者。虽然摩尔根是谈家桢的指导老师． 但他把只体课题和t肖导事务全部交给了助手杜布赞斯基。在摩尔根实验室中无处不在地体现著摩尔根的思想风格．给谈家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的日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1] 据查证，1933年摩尔根获诺贝尔奖后． 冈个人’芦务原冈;tt：没有出席当臂的li奖典礼． 而栓在%二年初． 制ilif!Jltli 德哥牛i擎领~.i主个来替荣誉对利γ 大家采i兑． 是c]l 业成功的过程． 并没有那么重要M个＃；. 才（， 11Jt:J.告说我们很多……

谈家桢与摩尔根教授在“蝇室”的合影（l935年｝

　　谈家桢1l且过各种途径． 花f 叮定的时间． 对摩尔根革1-,;*t 宅的工作方洁、成长I J 发展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 )I!车， 特别士在f解了主要研究人员的怕刷刷他们li. 要从’l王的课题及研究方向、实验室内的科研设高此使川Jj址、实验骂骂内般采用的技术解决方案． 等等p 这样做． 除了是要快速进入角包外． 吏！r营的是融i挂实验宅的日常工作的需要。
　　实验材料的选择． 足实验遗传学研究首先考虑的｜问题之－

黑自童身是虫草1’1是谈家桢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材料

　　材料选择恰当与否， 在）定程度上决定着实验的成败。摩尔根选择比某些动植物更为适合的果蝇为实验材料， i进行生物遗传变异，现象的研究。
　　实践证明，果蝇是一种很理想的选传学实验材料。因为果蝇个体小（一只果蝇只有1 /4 寸辰， 50 余万只果蝇的重量只有l 荫） ； 易丁在实验室饲养，培养费用低廉； 繁殖能力强， 世代同期短． 从山生纠性成熟，如果成｜夭在25℃下， 只需10 天左布时间， 一年可传30 代，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许多后代的出现，供考察和统计； 果蝇细胞中含的染色休少（ 2 11 = 4 ～ 8个染色体） ， 幼虫的唾腺染色体是1’1:1］期核中的大型多线染色休， 具有明显的横纹，便干研究者研究染色体结构的细节，以利于发现其结构的愤变。
　　果蝇的这些特点， 使得人们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遗传进化， 同时其边传规律显得非常简明。从研究课题来说， 谈家桢首先从种内和种问果蝇的染色休遗传结构及相应的细胞遗传图研究开始。
　　染色体遗传图，往往是实际的染色体结构的一个很好的反映， 也是证明基庆｜在染色体直线排列宁t说的基础。因为染色体遗传图表明， 每个物种的许多基因， 形成与染色体数非｜：降的连锁畔， 每群戚一个直线系统， 在直线系统上用基因之间的交换百分率来表示它们之间的相对距离， 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相对位置，并确定基囚依一定程序作直线排列。
　　遗传图的绘制， 是当时生物学上最为艰巨的研究工作之一． 它是一J’.ffl复杂而又细致的研究工作。谈家桢首先接受这项经典性的工作，进行黑眼果蝇的染色体结构分析和遗传图的绘制。通过两年的努力． 他完成了《果！蝇常染色休细胞图》［II 平时果蝇常染色体遗传图》[2J 等论文， 并把后者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干1936 ff答辩且获得了通过。
　　这项工作， 使谈家桢不仅学会了摩尔根实验赛在细胞遗传学研究方面的各种手段和方法， 并培养了作为一个实验遗传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两年博－I-:JUJ间． 谈家桢以j顷强的意志， 在1J苦地努力学习． 前后竟有10 多篇正式发表的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时年26 岁，在学术界已崭露头角。

[1] Tan. C.C. 1937.( 1970年）。在此书的第一版中， 己引用了谈家桢的一些重要论文。在第三版中，已把谈家桢在1 946年发表的标志着谈家桢在科学上成熟顶峰的两篇重要论文反映在该书1斗h 谈家桢有幸参与这本重要著作的形成，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隔离的遗传机制问题上， 给杜布赞斯基综合进化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杜布赞斯基给谈家桢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及具有综合能力的学者。他平易近人， 慈祥坦诚，他以诚挚的热情和意跑盘然的个性对待学生。他喜欢学生叫他“Doby” 。他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学者， 对于学生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高兴。在他的著作中， 当引用他的学生的研究成果时’ ． 必性明原作者的名字。
　　三年的“蝇室”生涯，使谈家~获得了一生科学事业中的重要“养料” 。
　　在“蝇室”成员的心中，摩尔根既是老师、统y111 . 又是朋友。摩尔根一贯主张并身体力行地把周｜莉的人同结起来． 共同致力于研究工作。“蝇室”的所有人． 以摩尔根为中心． 不分彼此， 相互尊重． 互i京瓦让． 在那里看不至I］人际隔阂， 看不到文人相轻． 看不到师生界限。在工作、研究、讨论中， 人人可以畅所欲言， 独立发表自已的见解。有时，为了讨论一个观点，彼此间争得面红耳赤． 却又充分感受到科学人格的独立． 以及教学相长、互为补充的快感。于是，在这样一个群体中． 所有人都不太在意发现一个新见解、新观点的荣誉归属问题。斯特蒂文特教授曾这样评价“蝇室”成员之间的关系： “每当我们中间出现一个新的成果啤一种新思想或想法时． 就会展开小范阳的自由讨论． 大家发表意见时并不着重去指明这种新观点或新成果的归属。
这自然不只是因为不可能提出谁先拥有这种观点． 而是在我们这里，大家感到这种指明无关紧要。我个人认为， 我们几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互谅互让的关系，这理所应当地推进了工作。可以这样说． 摩尔根的成就离不开他的研究集体． 而他的助手和学牛咱也分享了他的荣誉。”
　　摩尔根站在科学发展的高度上． 以前瞻性的H 先来构建未来的生物系。摩尔根认为， 生物系应该具有现代思想、现代科学方埠， 应该把遗传、胚胎发育和｜进化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基础理论上解决系统发育和个休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从属的各种问题。在摩尔根的心目巾， 这正是生物学的根本问题。正是达个指导思想决定了“蝇室” 在人才眼纳上不拘一格。
　　摩尔根的“蝇室”成员中， 有被称为摩尔根三大弟子的诺贝尔奖金共同获得者： 布里奇斯， 斯特蒂文特， 穆勒。除此而外． 摩尔根还把荷兰若名植物学家文特（ Went ）的儿子小文特请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研究植物的生长激素等问题。与此同时， 摩尔根还请米了荷兰的植物生理学家东柯（ Donl< )和动物生理学家费斯曼（ Wiersme ）等。尽管摩尔根以果蝇作为实验用材迸行遗传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他不周限于此，进而又引进玉米材料， 以论证遗传规律的普遍性。于是， 他又请来了二巨米遗传学家爱默生（ Emerson)的儿子小爱默生等。 　　先后到摩尔根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和交流访问的世界各国学者有： 在1908 年提出哈代－魏因勃定律的英国数学家哈代（ Hardy, 1877一1 947 ） ， 英国遗传学家、古典统计分析的创始人费希尔（ Fisher , 189←－ 1 962 ），美国最 早、最杰出的农业病理学家琼斯（ Jones , 1864-1945 ） ， 美同遗传学家、群体遗传学创始人之一莱特（ Wrigl扰， 1889一1988 ） ， 等等。 　　在20 世纪30 年代，摩尔根实验室已成为世界遗传学界的情动中心，这~ 4 :l在美中1~ ￥在造遗传（$尔限－锹理论 令年轻的谈家桢获益多多。在摩尔根实验室他与德、罔遗传学家包厄相识，并向包厄请教了染色体的操作战术． 借助这一技术进行唾液服染色休工仨忱的基础性研究． 在此基础｜三绘制成常染色体基因连锁和细胞阁． 进而在193 6 年完成f悔士论文。 　　科学是一种协｜司的情动． 每个人都在前辈的工作基刷上添砖加瓦． 又需在网萃，间进行竞争性的｜亦作。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交流体系的作用是极具重要的J它是科学方法的心脏” 。我们就利学交流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概插是“它使种种思想在人们中间传播＼谈家桢深深休会到， 在这段时间且边a非正式的交谈或座谈会等形式，使他布机会学习新的思想方法手ll新的实验技术， u良界豁然开朗，并通过协作研究，既在个人之间增加了相互的了解． 又取长补短地呢高了研究的质址． 使他获益匪泣。不可想象， 一个20 世纪的科学家只闹于向己阿布的小式地，孤独与偏狭地进行“闭门造车．．． 也能在科学前治上有所突破。谈家桢日后伍!:J＂业t成功的一个重要网萃，就是在客观情况允许下，不断地汲取外米的营养以滋补自己， 他在学术界拥有的朋友遍布全世界。 　　谈家桢年迈时，对学术界的动态仍耳聪目明。他作为国际、国内学术顾问，并不是倚老卖老地卖弄老资格，而是在综合了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不能不说，这多半是获益于他的开放的信息系统。 在美国冷泉港结识植物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 (McClintock)和罗慈(Rhoades)院士(1945年) 与沃森(Watson)、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 在冷泉港实验室合影(1978年) 　　1934年， 谈家桢在摩尔根实验室第一次遇到长期从事玉米遗传学研究的美国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女士（McClintock, 1902-1992）。她对谈家桢当年发表在美国《自然学者》杂志1934年卷上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表示了关注。在长达一个暑期的接触里，无论是在实验室或在网球场的闲暇时，麦克林托克结合自己对玉米色斑“转座”理论研究的思路，告知谈家桢具体技术路线，并鼓励谈家桢对这一课题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1946年在美做短期客座教授的谈家桢，到冷泉港实验室再度遇到麦克林托克时，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异色瓢虫的鞘翅色斑嵌镶显性现象”告知麦克林托克，她立即表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谈家桢访美期间，再次专程拜访了麦克林托克。她十分高兴地了解了谈家桢在嵌镶显性方面继续进行的研究工作情况，井谦逊地谈到，最初她在玉米色素斑点研究上提出的“控制因子”学说，是受到谈的论文启发。这位平易近人的杰出女科学家于1983年获得诺贝尔奖。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1983年麦克林托克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后，三联书店的编辑要求谈家桢为麦克林托克的传记《情有独钟》写序，谈家桢欣然允诺。在序中记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83年的上半年谈家桢推荐一位学生的文章给《自然》杂志，文章观点鲜明地预测并提出，麦克林托克应获诺贝尔奖。这个判断正是出自谈家桢对麦克林托克本人的了解和熟知其研究成果对整个生物学界的贡献，文章不久便正式发表。而随后传来的喜讯，证实了这一事实，让谈家桢和他的学生欣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