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评论》第10卷第4期(2013)：84—107
人物·访谈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范岱年先生访谈录
熊卫民
本文初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是即将出版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的一节，《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载，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KACX2-YW-001)。
摘要
在回顾老浙大人，尤其是老浙大的地下党员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从备受重视到饱受打击的故事时，范岱年教授详细介绍了他亲历过的丁瓒下台、胡适批判、许良英在肃反运动中遭停职反省、他和朋友被打成右派等事件，他对钱三强、陈康白、武衡、张明远等领导人的印象。访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珍贵的院史资料。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 地下党 许良英 丁瓒 范岱年
访谈时间：2013年2月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
受访人简介：范岱年(1926．)，浙江上虞人。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等职。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等人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
图1 范岱年研究员（2013年2月27日熊卫民摄于范家）
一 大批老浙大人到中国科学院来工作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知名度很高，在抗日战争年代，是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提并论的，并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它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有不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想以“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为题，请您谈谈相关情况。我所说的老浙大，指的是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前，主要由竺可桢所领导的浙江大学。而老浙大人，指的是老浙大的学生和教师。
图2 竺可桢（1890-1974）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浙大是个很大的学校，科学院包括很多研究所，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从浙大到科学院各机构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其中很多人都跟我没什么来往。我只能就我所知，谈一些人和事。
熊：那是自然。我感兴趣的，也主要是您的亲历、亲见、亲闻。
范：科学院是1949年成立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是最早到科学院就任的副院长。他还兼任计划局局长。不久，国家实行院系调整，浙大从综合性大学改成工科大学，竺可桢就把浙大理学院的不少科学家拉进了科学院。譬如，王淦昌(原浙大物理系教授)去了近代物理所，贝时璋(原浙大生物系主任)去了实验生物所，王葆仁(原浙大化学系主任)去了有机化学所……① 他并没有拉帮结派的意思，但是，科学发展需要人才，肢解浙大正好造就了一个从浙大请人的机会。北大也有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但科学院不能从那里拉人，浙大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被解散了，从浙大调人，阻力就小多了。
熊：沈善炯也是这个时候从浙大理学院调到实验生物所的，不过，他本科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1950年留学归来后才到浙大工作。
范：除前面说的这些人，还有一批科学家从浙大调到了科学院，譬如黄秉维，他后来当了地理所所长②。你可在头两批学部委员和1980年当选的学部委员名单中查一查，里面应当还有一批从浙大毕业或从浙大调过来的。③
除科学家外，科学院还从浙大调了一批地下党员过来。最早到院的老浙大地下党员大概是黄宗甄。他是科学时代社的社长，以前就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年时，他参与了科学院的筹备。科学院成立后，他很受重用。但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冲击了他——他大概有点公私不分，被说成是“贪污”后，他的党籍遭到取消。后来他去了科学出版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寿楠到院也非常早。他以前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科学院成立后，他到了近代物理所。他在所里面，对科学院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也是科学时代社的。
熊：施雅风、薛禹谷等人是不是也很早就到了科学院？
范：他们都是浙大毕业的，也是党员，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科学院，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解放初施雅风在南京。1952年是个转折点。当时党的政策是这样的，1949-1952年主要进行“民主改革”，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像我们这些原浙大的地下党员有许多在杭州参加军管会搞“民主改革”工作。1952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民主改革”运动告一段落，要搞建设了。所以中央就把大区撤销了，中南、华东、华北、西北等大区都被撤销，还决定调大区基层的干部，特别是理工科的党员归队。在这个潮流下，又有一批浙大人调到科学院来了，其中第一个是许良英。许良英调来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是《科学通报》。1951年时，《科学通报》出了几个政治问题。一个是转载外电报道，说印度一个地方地震，而那个地方实际是属于中国西藏的。把自己的领土当作是印度的领土，这当然是政治错误。还有一个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实践论》，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应该转载、学习、讨论，可《科学通报》没什么反应。所以，中宣部就让龚育之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说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熊：是中宣部让龚育之写的？
范：龚育之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还没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过何祚庥让龚写一篇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批评科《科学通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院很紧张，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陶孟和副院长以及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都非常紧张。他们打听到龚育之是老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儿子，还在清华念书呢。后来，竺可桢就跟杨钟健一道去找龚家找龚育之。龚育之有肾病，当时正在家里养病。他们想把龚育之调来负责科学通报，可在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龚育之过去了[竺可桢2007，页538—540]。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范：对。何祚庥、龚育之都是中宣部从清华大学要去的。紧接着竺老就想到了许良英。1952年1月就下了调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发文件要求“技术干部归队”，许良英才于1952年6月到科学院来。他一来就得到重用，除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外，还担任科学院团委书记等职。鉴于科学院急需人才，他还开了个名单，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吴洵高、我，以及他的爱人王来棣调了过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党的。那个时候，科普④、科联⑤跟科学院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那里也需要党员，就把朱兆祥、周志成分到了那里。
图3 许良英和王来棣（1950年）
熊：当时实际是科学院代管科普，对不对？
范：它们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前面是科学院，后面旁边是科普。黄继武也是浙大地下党的，他在科联。他是从哪里调过来的，我不清楚。本来说是要“归队”，所以我以为会让我去物理所去搞物理研究，结果院部说不行，院里党员很少，你们都要留下来搞行政工作，结果把我留在科《学通报》当编辑。任知恕本来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调来后安排到干部局。吴洵高和我起初都在编译局，后来我随着科学通报被分到学术秘书处，他还是在编译局(后改为科学出版社)。王来棣原来是学历史的，她被分到近代史所搞研究。就她一个人算是真正“归队”了，我们其他五人都没有搞学术研究。
熊：她受命访谈中共的创始人，在1950年代初还是很受重用的。
范：那当然啦。我跟王来棣、周志成是乘同一辆火车一起离开杭州的，王来棣手里还抱着儿子许成钢。我们从浙江省出来，到上海华东局组织部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转完以后，再从上海搭火车到北京。许良英到车站接我们，随后我们还一道去拜望了范文澜。范文澜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
图4 1952年8月，杭州的同事和朋友送别范岱年（前排左3）
二 早期的科学通报与批判胡适运动
熊：他还是近代史所的所长。你们是几月份到的北京？
范：1952年9月，正好科学院刚搞完思想改造运动。不久前，陈伯达到院里来做了一个报告。他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不管科学院的具体事。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政治地位比其他副院长都高，所以他到科学院做的这个报告很受重视，被作为党在科学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发表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的头一篇[陈伯达1952，页585．592]。
熊：我访问过的科学家对他这个报告的评价还不错。
范：他引了列宁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说不要强迫科学家、工程师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他们循着自己的途径，通过自己的工作成果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说，科学院的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为科学家服务，给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好好做研究。当时对他的讲话很重视，我们一来就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报告。
熊：是不是任知恕后来又调了一批老浙大的地下党员过来？
范：任知恕比我晚一两个月到科学院，吴洵高也比我晚来一段时间。任知恕到干部局之后，又调了不少干部过来。你可以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熊：您到《科学通报》后，就直接做编辑室副主任？
范：不，我先当编辑。编辑室内还有一个叫汪容的也来自浙大。他后来是许良英和我介绍入党的。他老早就是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在思想上早就很进步，因病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物理学得很好，许良英把他拉到《科学通报》，让他做物理方面的编辑。化学方面的编辑是苏世生，他后来当过科学院的副秘书长。你知道这个人吗？
熊：知道。
范：他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负责化学类稿件。应幼梅毕业于浙大生物系，是贝时璋的学生，他负责生物类稿件。后来还调来一个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叶蒸。他是学地理的，由他负责地学类稿件。这么一来，各主要学科都有了编辑，只剩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没人。我是党员，得服从分配，就安排我负责这两个学科。我们曾从《苏联科学院通报》上翻译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
熊：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吧？
范：没有发射，但在《苏联科学院通报》上已有很详细的介绍文章。《科学画报》也登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可它那里登的是科普性通俗文章，而我们这里登的是由苏联的科学院院士撰写的很重要的学术文章[卡尔潘柯、斯库里琴1956，页39-47]。它是由我和曾肯成、王新民等人翻译的，《新华文摘》还转载了它。王新民后来当空间中心的主任，曾肯成是很杰出的数学家。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做了一项比较重头的工作。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然后，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此时科学院正在筹备成立学部，特意把潘梓年从武汉调来，抓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工作。社会科学部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批判胡适。潘梓年做了一个报告，讲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我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章，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潘汉年1955，页1—10]。后来，又组织了好多座谈会，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对胡适展开批判。
熊：胡适对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深远。
范：差不多每个座谈会我都去了，回来后就写报道。科学通报上登了四篇，其中两篇是我写的[范岱年1955a，页31—33；范岱年1955b，页41—45]另两篇是我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同志写的[刘桂五1955，页61—61；刘厚成等1955，页54—58]，因为当时我有别的事。
熊：是不是后来将座谈会上的那些发言编到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里面去了？
范：对。我只是对人们的发言作了摘要报道，而胡适思想批判则登载了全文。当时是一面倒，都骂胡适，试图把胡适骂倒。有些人是很左的，譬如中央党校的孙定国⑥。他原来是解放军的军长，然后转过来搞理论工作，特别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的马特，他很低调，不怎么发言。当时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像金岳霖、冯友兰等人，都不得不表态。敢替胡适说话的只有于光远，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内部曾说：“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不错的吧。”
三 1952年整党及丁瓒案
熊：然后许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
范：我先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我1952年调到科学院来时，正值整党。当时科学院北京地区党员不多，总共也就三、四十人，还不够组成一个总支，只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为历史学家刘大年。分了三个小组来整党：科学院院部、科联、科普合起来一个组，许良英是小组长；近代史所等在东厂胡同附近的几个研究所一个组；西边近代物理所等研究所一个组。科普有一个名人——从延安来的高士其，那时他已经有病了，但也来参加整党。
我们院部的这个组里有一个女的李某某，以前在清华大学时是地下党员，跟何祚庥是同学。她很积极，所以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的计划局。整党要求每个人都讲自己的历史。她就交代自己曾参加过三青团，还当分队长什么的；另外，虽然她出身贫苦，但她当过白崇禧的干女儿，曾在他的家里住过。整党小组认为事情很严重，打算取消她的候补党员资格。何祚庥、罗劲柏等原清华的地下党员都觉得李这个人不错，给她说情，但没起什么作用。李这个人有些手腕，她早就知道自己有历史问题，就向支部书记刘大年靠拢，但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她还是被取消党籍。后来何祚庥有一次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许良英多么开明，他以前整人也很厉害的。何祚庥举的就是把李开除出党的例子。其实这是在国家机关党委领导下做的决定，不能由许良英一个人负责。按照当时的政策，不管是谁主事，对于既是三青团骨干，又是白崇禧干女儿的人，肯定很难让她在党内继续待下去。开除党籍后，李就不能再在计划局这种要害部门工作了。她被调到编译局当编辑。不知道以后拨乱反正时是不是给她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
整党时还有一个大案——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丁瓒⑦被开除出党。丁瓒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1927年就入了党，是个老党员，后来被捕，被关进苏州反省院。不仅如此，他还当过苏州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⑧。自治会与黄色工会类似，属当局的工具，当局通过这个组织用犯人管犯人。反省院内的一些共产党员因此觉得丁瓒这个人品质不好，是帮国民党官方的。后来抗战国共合作时，丁瓒被放了出来，到达重庆，通过廖沫沙、徐冰这些人，又重新入党。然后，他到美国留学，再后，他回国。他加入了科学时代社，是南京分社的，在科学界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所以1949年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筹办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恽子强被任命为党组书记。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弟弟，原本是学化学的，曾做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跟科学界交往很少，而丁瓒很活跃，跟科学界联系很多，所以尽管丁只是副书记，可科学院的工作主要是他在抓。
图5 丁瓒、恽子强和刘瑞龙（右起，1949年摄于北京）
熊：那丁瓒跟恽子强处得好不好呢？
范：恽子强不是个抓权的人，他觉得你能干就让你干，这样一个老好人，大概跟丁瓒并没有多大的矛盾。1952年开展“学习苏联”运动，科学院要派一个代表团访苏。名义上代表团的团长是钱三强，实际将由丁瓒在其中负主要责任。他们准备访苏时，我们开始整党，丁瓒等人因有重任在肩，特许不参加整党。但这个时候，从国家机关党委转来了一封揭发信。在国家机关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位与丁瓒同在苏州反省院待过的老同志说，丁瓒怎么也来开会？他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啊。他就写了揭发信，问“丁瓒这个叛徒是怎么混到党内来的”。国家机关党委把这封信转到科学院来。于是决定丁瓒不访苏了，接受整党审查。
以前我在杭州市委时，一直都做党的工作，所以就把我从《科学通报》临时调出来，和国家机关党委的干事、原宜兴县委书记张义祥一道，专门调查丁瓒的材料。我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跑，一个个去找，找了不少人，譬如外交部的章汉夫、乔冠华，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剧作家陈白尘，还有北京医院的副院长计苏华等。都是张义祥提问题，他们讲，我做记录。由于时间比较紧，记录完毕、稍作整理之后，就让他们签字。
熊：当场就签字？
范：当场就签，因为要赶时间。如果以后再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经调查，党组织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丁瓒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当过自治会主席。(2)他在重庆是重新入党，可他在后来填表时却说自己是1920年代的老党员，所填党龄有错。(3)当时科学院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办公厅当副主任时用了两个南通籍逃亡地主——包庇逃亡地主。凭这三条罪状，他的党员资格被取消。
熊：他有没有别的工作作风问题？
范：没有听说。
熊：听人说他比较霸道，这算不算问题？
范：他是比较霸道，但这不构成问题。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许良英是主要的发言人，他把丁瓒狠批了一通。他长期以为是他的批判导致了丁瓒的下台⑨。我说不是，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我们外调形成的那些材料。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丁宗一来看我。他们怪秦力生，以为是秦力生把丁瓒整下去的。科学院党组原由恽子强任书记，丁瓒任副书记。1952年以后，中央要加强科学院的领导，调了一批高级干部过来。秦力生第一个到，他以前是四川的一个区党委书记⑩。他来了之后，科学院才成立党总支，由他任总支书记，1952年底到1953年初的整党就是由他抓的。不久，张稼夫也来了。张稼夫原来是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过来后任科学院党组书记⑪。所以秦力生是奉国家机关党委龚子荣的命令，直接抓丁瓒的案子。后来我对丁瓒的子女说，你们不要怪秦力生，他完全是执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最后处理丁瓒，也不是秦力生出的面——出面的是郁文，那时他也调来了，任人事局局长以及新成立的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⑫。因为我是搞材料的，对材料比较熟悉，他让我陪着同丁瓒谈话。郁文向丁瓒宣布取消他的党员资格。丁瓒很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科学院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取消了丁瓒的党籍，不让他做党组副书记、计划局副局长了，但把他调到心理所后，还是让他当副所长，研究员。
熊：他当时很痛苦吗？
范：痛苦是当然的。后来，有人说院部有个“浙大帮”，很活跃，把党组副书记都给弄下去了。这里面有许良英、周志成，每次开会发言，都很激烈，上纲上线；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批丁瓒时，中宣部还来打招呼，说我们这些地方上来的党员同志比较左，要我们别太左了。其实我们哪有决定权？决定权都在国家机关党委那里。
熊：中宣部来打招呼……这意味着不是何祚庥他们的私人关系。
范：不是。胡乔木他们对丁瓒也蛮欣赏的。
熊：1949年筹建科学院的时候，陆定一不是让丁瓒和钱三强来负责吗？他应当也是欣赏丁瓒的。
范：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丁瓒去美国，可能也是受党的委派。他是秘密党员，在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关系。对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根本就没审查。除了苏州反省院，其他事情我们都没碰。我们找廖沫沙、陈白尘时，他们都支支吾吾。
熊：介绍丁瓒入党时，他们知道丁在苏州反省院的那些事吗？
范：这些人有点马虎。而且当时搞地下党，只要肯积极工作就发展，对于过去的经历，只要求当事人说说，根本没条件去核查。所以廖沫沙等即使想说也说不大清楚。
熊：他们介绍丁瓒入党时，丁瓒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以前入过党吗？
范：丁瓒说了，重新入党是明确了的。但丁瓒自己后来填表，总填自己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讲了一个事：丁瓒的上级是廖梦醒的丈夫，也即廖承志的姐夫，一个叫李什么[李少石]的老地下党员。暴露后，他也被关在苏州监狱。他的党内级别较高，是他指示丁瓒去做自治会的工作。可惜的是，这个李[少石]于1945年死于意外⑬，所以丁瓒是受命去自治会的事也就没有对证了。
熊：丁瓒这个案子算是冤案吗？
范：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丁瓒被处理并不算冤。但后来党组织又给丁瓒平反了。看来，还是承认这是个冤案[丁宗一2010，页18—21]。
熊：前几年许先生跟我说，他在1950年代比较左，是他把丁瓒搞下来的。
范：我知道后对他说：“你不能这么说，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凭你几句上纲上线的批判就能搞下来？”
熊：当时除上纲上线外，是不是也建议了该怎么处分丁瓒？
范：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把材料搞好后，秦力生说要开个批判会，然后许良英、周志成上去发言。要害是材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完全离开科学院，就跑这个东西。许良英对此不太清楚。我没有把这些材料都告诉他。
熊：是不是当时强调保密？
范：是啊，有纪律。科学院整党办公室有一个叫沈云的，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本来该由她来搞丁瓒的材料，可她文化程度比较低，让她到外头写材料，她可能不行。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去做这个事。沈云看不惯何祚庥。他们整党办公室曾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说不欢迎何祚庥到科学院来指手划脚。中宣部收到信以后，就让何祚庥多听少发言，可何祚庥还是很大胆。这可能跟科学院内出身清华的人很多有关，他和他们比较熟。
熊：在批判梁思成的运动中，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写了专门的批判文章。
范：在那之前好久，他就已经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1952年，科学通报变成译报了，上面都是翻译的苏联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的文章，批共振论，批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等，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几乎没有了……批量子力学何祚庥可能参加了。这个人很自信，以中宣部科学处的代表自居，在科学家那里敢说话，到处指手划脚。
熊：肃反审查一结束，许先生就到哲学所去了，是吗？
范：这是后来的事了。我还跟你讲一点丁瓒的事。丁瓒的儿子跟我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劲夫等“走资派”还没有被斗，就把丁瓒拿去斗，而且级别还很高，跟彭真、陆定一在一起。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熊：他跟彭真有关系吗？
范：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据丁宗一说，后来丁瓒还让他到上海看赵丹，赵丹说了一句话：“你爸爸知道的事情很多，可能比较麻烦。”什么事情呢？黄敬是江青的前夫，这你知道吧？解放以后，黄敬做天津市市长，江青还给他写信。黄敬就很紧张，以至于精神出了点问题。丁瓒不是做过心理医生嘛，所以他就请丁瓒看病，跟丁瓒说了这些事情，还把江青的信也拿来给丁瓒看。丁瓒跟他说，这个事情你可得小心。赶紧把这些信烧了，别再跟江青来往了。后来黄敬跳楼自杀，这是否与他和江青的事有关？而“文革”一开始就斗丁瓒，很可能跟江青也有关系。否则，作为心理所的副所长，丁瓒顶多算“反动学术权威”，根本不该上那么高级别的批判会。
熊：看来，对于丁瓒下台，从国家机关党委转过来的那封告状信特别关键。
范：是苏州监狱里的几个老同志写来的。主要是那封信，有了那封信后才有调查，调查以后肯定他是自治会主席。如果那个李[少石]还在，承认是自己让丁去当自治会主席的，就好说一点。可李已经去世，死无对证了。在作调查时，我还见到了不少重要人物。譬如乔冠华，刚从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回来，住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呢，穿着睡衣出来跟我们聊。
熊：他也了解丁瓒的一些事情？
范：嗯。
熊：丁瓒是不是在报纸上登过脱党声明？
范：这个我们没作调查。我们主要调查他在监狱里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自治会主席。
四 地下党
熊：在苏州反省院时，丁瓒也就二十多岁。那么年轻的一个人，就算真说错过话，做错过事，也未必就是不可原谅的。
范：你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下了一个对待地下党的方针吗？四句话：“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⑭每次整党、每次运动都要淘汰一批人，像丁瓒这种进过监狱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批淘汰。我跟许良英是第二批淘汰的。一批一批地淘汰。
熊：你们参与了淘汰第一批。
范：然后有人再把给我们淘汰了。许良英第一次遇险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文艺界好多进步人士都跟胡风有关系。那批人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搞下去了。
熊：刘少奇领导的北方的地下党是不是要好一些？不是有好多人都得到重用吗？
范：共产党是很矛盾的。它要建设国家，所以不得不用知识分子。但它从本质上讲是个农民党，而农民的思想是，天下都是我们打下来的，要由我们来坐天下。他们对待知识分子，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八个字，所以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听话的就用你，不听话的就打你。
熊：北方的地下党，譬如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那“61个叛徒”，后来可都是身居高位啊。
范：地下党确实有地域区别，但更重要的是时间区别。第一批中共地下党，是在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1920年代入党，资格最老；第二批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35年前后入党；第三批是抗战爆发后发展起来的，也即“三八式”干部；而我们是在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1945年之后入党，属最后一批。薄一波等“61叛徒”以及于光远、李昌、李锐等一大批人，虽然最初是在白区加入的地下党，可后来他们到了延安，并经历了整风运动，就算是老解放区的党员。而我们这批1940年代后期入党的了，大部分没到延安受训过。
熊：抗战结束后，北方大部分都被共产党占领了。你们这批在内战期间发展的地下党员大多是南方的。
范：南方其实也有游击区。广东有琼崖纵队，浙江四明山也有新四军的三五支队，王仲良就是四明山游击队的领导。但游击队人数不多，知识分子数量很少。
熊：后来南方地下党被整得很厉害哦。
范：是啊，从北方老解放区南下的那批文化程度较低的党员，一次一次地整文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地下党。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被树立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可后来连刘少奇也被整了。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刘少奇跟毛泽东有观念上的分歧。虽然刘少奇也很左，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讲马列主义的同时，也讲了很多传统文化，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什么的，属于儒家的思想传统。这个书是我们入党时的基本教材，影响很大。我们当时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不仅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感觉共产党把中国的优良传统都继承了下来。可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就批所谓“黑修养”。毛泽东这个人是不讲“温良恭谦让”的，他讲造反有理，要打倒一切知识分子。所以，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毛、刘两人有分歧。关于党内斗争，毛、刘两人也有不同看法。那个时候，刘少奇认为，党像母亲一样，党内斗争应该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也许我们的感觉并不准确，但做地下工作时，我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许良英当时说：刘少奇太温情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才有劲，对错误路线就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嘛。总之，刘少奇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而毛泽东鄙视既往，是造反的。所以大饥荒时刘少奇说“人相食，要上书”，而毛泽东就受不了这句话。毛泽东乐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五 钱三强入党
范：从1952年到1955年，在未受“淘汰”之前，我们都是很受信任的。许良英不光管《科学通报》，在别的方面也受重视。张稼夫不时叫他提名调人，还让他列席科学院党组会议。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钱三强就是在我们这里发展的。他当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很受信任，但不是党员。中宣部决定让他入党，而且准备让他做八大代表。可他在近代物理所跟支部书记李寿楠关系不好，估计通不过，所以就让我们学术秘书处支部来发展他。那个时候许良英是支部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尽管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稼夫和于光远，但在入党的时候，许良英还是把钱三强狠批了一顿，说他自高自大什么的。当时还有规定，候补党员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而且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作他的联系人。结果我被确定为钱三强的联系人。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给我交一份思想汇报。每次看过汇报，我都要找他谈一次话。
熊：钱三强那么忙，还每个月都给您交思想汇报？
范：头几个月他还是交思想汇报的，后来忙，也就不交了。我这个人不那么跋扈，对钱三强还是比较尊重的。
图6 范岱年在办公室工作（1957年3月6日）
熊：您手头还有钱三强的思想汇报吗？您是怎么找他谈话的呢？
范：不能保留，思想汇报材料都要交上去。当时我主要对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习气提出批评，说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熊：入党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可许先生在入党仪式上那么批评钱三强，钱三强服气吗？
范：要入党总得挨批，过关嘛。
熊：是不是心里面未必服气？
范：他知道要入党就得挨批，那只是个形式。当时的基调是，知识分子入党是叛变自己出身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入党时是要给你来个下马威的。周恩来作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时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要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要过家庭关。
熊：后来钱三强与许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范：还可以。钱三强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陈康白⑮。陈是老革命，原来学工的，很早就到延安了⑯。他曾给毛主席提过建议，说应该修一条从延安到太原的铁路。后来有人批评他说，那不是修路让敌人进来吗？他还有一个笑话。抗战胜利后，王震带部队南下，到了一个地方，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挡住了，冲不过去。陈康白就献计。献了一个什么计呢？他说：拿一张八仙桌，上面铺上棉被，泼水浇透，抓住四条腿，推着桌子往前走，机枪子弹就打不透了。王震说：好啊，那明天你就来试吧。陈康白一晚上没有睡好觉。还好，王震是开玩笑，第二天没有打仗，就把部队给撤走了。这是陈康白亲口跟我们讲的。
熊：他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计策呢？
范：他没有讲。他只说自己献过这样的计。
六 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
范：陈康白任秘书长后不久，东北分院的武衡也调过来了，任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在一二·九运动中到达解放区，后来当过嫩江省⑰的工业厅厅长、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他是个抓权的人，而且他是老党员，钱三强是新党员。许良英是个只认死理、不计利害、不讲情面的人，他不管武衡的身份，在支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武衡。武衡心里不高兴，可在组织上也没有办法——虽然他是副秘书长，可许却是他所在支部的书记。1955年开始反胡风、肃反，他算是抓到了一个机会，就猛批许良英，把他停职反省。事情是这样的，许良英曾介绍方然入党，而方然是胡风的朋友。后来方然去了杭州，在杭州的安徽中学当校长。解放后，他找到杭州的青委书记周力行，提出要入党，周力行同方然在重庆认识，同意介绍他入党。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方然只认识周力行，周力行就要时任党工科科长的许良英充当另一个介绍人。周力行不但是许良英的上级，还是许良英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入党时的介绍人。许良英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就遵命充当了方然的介绍人。许良英跟方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方然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不久，反胡风运动演变为肃反运动。武衡追问许良英：你怎么把胡风分子介绍入党？猛斗许良英。我说我是知情人，当时是怎么个情况，许良英跟方然没有关系。结果，让我靠边站，虽然我是组织委员，研究批斗许良英的会不让我参加。那一次，许良英被斗得很厉害，虽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仍让他停职反省。一年后审查结果出来，承认他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可他感情已受到伤害，不愿意再留在院部了。
七 张明远
范：那个时候，办公厅还有一个副主任叫张明远。张明远可是个高级干部。他1925年入党，1926年曾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30年，他在天津监狱参加了彭真(傅懋恭)领导的狱中斗争[张明远2004，页32-45、页140-165]。1953年，他是东北局的副书记，被不明不白的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所谓“五虎将”之一，然后被免职。一般的机构都不敢要他。张稼夫大概了解他，说他有能力，就于1955年初把他调到科学院的办公厅当副主任，还是“代副主任”。他来之前，国家机关党委跟我们支部打招呼，说他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让我们好好监督他。所以，头一次过支部生活，张明远就说：“我犯了错误，希望大家帮助。”当然他对错误说得比较轻。许良英就说：“你犯的是一般的错误吗？你那是罪行！”后来许良英停职反省了，武衡就让张明远来管《科学通报》。因为杂志社只有我一个党员，所以社论和政策性的问题都归我管。我和张明远合作得很好，因为即使他犯过错误，我还是尊重他的。我与他合作起草过一份给中央的报告。1956年张稼夫调走，张劲夫来，办移交的时候正值国家制订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当时科学院的笔杆子是汪志华，代党组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什么的，历来是他的工作。可此时他被调去制订远景规划了。后来院党组就让张明远和我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把过去的情况总结一下，对今后的工作提几条建议。因为我学自然科学的，对科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张明远是领导干部，对如何写这类文件是有经验的。我们对科学院的学科作了分析，哪些我们比较强，跟国际水平比较接近；哪些比较薄弱；还有一类是空白的，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然后，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譬如建立学部委员制什么的。
熊：这是一个给中央提建议的报告？
范：就是张稼夫向张劲夫移交工作，并对以后如何施政所提的一些方针和建议。虽然我比较熟悉情况，但由于起草党内文件的经验很少，所以我写得有些松散，张明远一改就显得提纲挈领，紧凑多了。后来中宣部罗劲柏等看了之后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张明远很看重我。1956年，科学院成立宣传局，让我去做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后来宣传局撤销，张明远就调我去办公厅资料室，接替原资料室主任李海的工作。
熊：科学院还成立过宣传局这么一个机构？
范：当时学习苏联，搞体制改革，看到苏联科学院有个报道局，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宣传局，把本来归学术秘书处管的科学通报编辑室放到宣传局，另外再成立一个宣传处。该局局长叫姜什么，后来调到社科院去了。我带着管绍淳到了宣传处，由我任副处长。宣传局成立以后，科学家反应很大，说这个局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又把它撤销掉了，《科学通报》还归学术秘书处，而我则被调去当资料室副主任，李海走了嘛。当时张明远的想法是把资料室变成政策研究室，他很看重我，所以把我调去。我觉得室内人手不够，就提名把上海的黎功德调来。黎功德的年龄比我大，他曾经是中央研究院的助理员——我以为他是助理研究员，就推荐他当主任，实际上助理员只相当于研究实习员，而他入党也比我晚——我比较客气，就推荐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不过，张明远对我还是比较信任。党内我还是支部委员，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起草学部大会报告，跟郭院长、张劲夫到各个所去考察，都是我跟着去。对我还是比较重用。到反右的时候，因为许良英出了问题，而我们都是浙大来的，是所谓的“浙大帮”，就让我揭发他。跟他划清界线。可我揭发不出什么事情来，就开始批判我，后来把我挂起来，最后在定案时把我定成右派。
熊：您没有右派言论？
范：没有多少言论。我那个时候很老实，就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另外，我跟管绍淳要好，他后来把我晚上在宿舍聊天时说的一些话，譬如“毛主席也可以批评嘛”等等，都揭发了出来。这些私下的闲聊本来没什么，可整你时就成了罪状。张明远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认为我不够当右派，在批判我的会议上还一直称我为“范岱年同志”，在党内研究时，不同意定我为右派，结果，“包庇右派分子范岱年”成了他的一条“罪名”。1959年他带科学院劳动锻炼的一个大队到安徽来安县。他看到那边农民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吃饭不要钱，到1959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就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农村情况。结果正好批彭德怀，把他也调回来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把他的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也给撤了，调到中关村的劳动生产办公室任主任，负责供应科学家的副食和蔬菜等。他大概有一些老部下在内蒙古，就利用那些老关系，搞了好多黄羊肉来给科学家吃。这人品质很好，到那里之后依然勤勤恳恳。我都不知道他为了我而担了“包庇右派分子”这一条“罪状”，直到1979年我改正以后，他这一条“罪名”才撤掉［张明远2004，页403一404］。有一次他女儿来访问我。她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张明远问李富春：“定我为反党分子有什么根据呀？”李富春说这是毛［泽东］定的，别人也不知道。1979年他恢复原来的级别，当上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三、十四、十五大，撰写回忆录和革命史，直到1998年逝世。他的夫人叫黄哲，1955年调到科普工作，很左，把周志成打成右派。而他在办公厅还保护、“包庇”我。所以两夫妻水平不一样。许良英当时对张明远不了解，有点盲从上级，一来就对他猛批。其实张明远这位老同志还真是不错的。
图7 1959年在安徽来安下放劳动时的合影
（前排右1为范岱年，二排右2为张明远）
八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
熊：有一丁点过失就抹杀以往的功劳，作为罪人加以批斗，不揭发、不顺从就定为同谋、同罪，政治运动实在是太残酷了。
范：朱兆祥本来在科普工作，后来调到力学所去了。为什么到力学所去呢？是因为钱学森回来，需要一个很强的干部辅助。朱兆祥在浙大时学的是土木工程，成绩很好，他又是党员，所以把他调去做钱学森的助手。他到广州把钱学森迎接回来，帮助钱学森建立力学所，他在所里做办公室主任，工作得本来蛮好的，结果来了个叫曾晋毅的书记兼副所长，对他心存芥蒂，在反右运动中把他打成了“反党分子”。反党分子不是右派，还可以教书。朱兆祥后来就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教爆炸力学，教得很不错。改革开放后，张劲夫有一次碰到朱兆祥，跟他道歉，说反右时把他打成反党分子，把浙大的一批人划成右派，实在抱歉。他说自己实在是保护不了。他保了一批科学家，像华罗庚、童第周什么的，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他保不了。
熊：过兴先是许良英调过来的吗？
范：可能有点关系。过兴先在生物学部，我跟他在工作上没什么联系。他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稳重。任知恕跟我是很密切的。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天，任知恕、我，还有管绍淳，三个单身汉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处逛。那个时候我在《科学通报》常有点稿费，所以我经常请他们吃午饭，北京好多的小馆子都去过。管绍淳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我从《科学通报》到宣传处，然后又到资料室。他这个人也很冲，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大字报”三问党中央”，问“到底肃反有没有扩大化”什么的。当时办公厅就有一个姓魏的干部贴大字报批判管绍淳的“右派言论”。记得那时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完。我们资料室的人都同情管绍淳，就起草了一个大字报，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批评，但不要随便给人扣右派的帽子。张明远对管绍淳比较了解，也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把大字报贴了出去。后来，这成了我的一条罪状，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再后来，还让管绍淳揭发我。他问我：“我写什么呢？”我说：“你什么都可以写。”结果，他把我们在宿舍里面聊天的东西都写了出来。
熊：哦，那个时候要把您打成右派，要求他揭发您？
范：他先出事。影响我的命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管绍淳。管是跟我走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个机关，住一个宿舍。结果，他贴出了“三问党中央”的大字报，按当时的标准是够右派了，后来就批判他。还让他揭发别人。
图8 管绍淳、许良英和王来棣（2005年摄于北京）
熊：在揭发前，他还征求您的意见？
范：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揭发，他就把我私下聊天的内容给揭发了。最后，他是右派第六类，我是第五类。右派一共被分为六类。第一、二类属极右，处分是劳动改造。许良英是第二类，被安排去北大荒，他当时患有关节炎，腰都直不起来，到北大荒去肯定活不了。如果不去的话就退职回家，结果他就退职回老家了。王来棣在近代史所本来颇受信任，因为不能跟许良英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临近生产的孩子胎死腹中。我是第五类，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我原来是副处15级，后来降到科级18级，工资从126块降到89块。管绍淳是第六类。第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不做右派处理的意思。管绍淳不能在办公厅工作了，被分配到新疆土壤研究所。结果1979年改正的时候，他不能改正，不能从新疆回北京，因为没把他按右派处分，只是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留在了新疆，直到他女儿在北京找到工作、买了房子，他才被接回来。任知恕在公安局工作过，他比较谨慎，一个是说话谨慎，另外一个是让他交代时他也不乱说，所以抓不住他什么把柄，再加上郁文比较欣赏他，他就被保了下来。
熊：当时他有危险呜？
范：他很危险，批判了他好多次。因为他跟我和管绍淳关系太密切了，每个礼拜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可怎么斗他、批他，他就那么几条。而我这个人比较老实，想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深挖自己的思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当时有一个叫李钊的，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干部，可行政级别好像还比我低一点。他很不服气，所以狠狠地打我们，说我们是“浙大反党集团”什么的。批张明远的大概也是这些左派。李钊后来去了地理所，据说一直很左。
熊：挨批斗时您是什么感受呢？
范：我希望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使自己能够保留党籍，可最后是交待得越多，过错越大，不但没有保留党籍，还被打成了右派。张明远对我不错，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还称我为“同志”。批判会过后，他让我继续在资料室工作——对外的工作我不做了，我只做对内的工作，主要是编名为《科学简讯》的对内刊物。后来有一天郁文说：“你们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已经定了我为右派分子，不让我再做那些工作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给了右派以希望，说只要好好的改造，还可以回到党的队伍。所以，难受过了之后，我也就接受了现实。我当时把这件事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要争取重新人党。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自己对党还是很忠诚的。当时是这样一种心理。郭沫若还专门找科学院的右派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查到？郭沫若在人代会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可那个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龚育之写的，他去念就是了。
熊：有人说是于光远写的。
范：我听李佩珊说是龚育之写的。于光远不会做这样具体的事情，他顶多出一些点子。
熊：郭沫若跟你们讲了些什么呢？
范：当时科学院确定了大约两百个右派。北京有多少？
熊：我不知道。
范：记得当时把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全部右派都集中到端王府一个礼堂，请郭沫若去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灰心，只要改好了，科学院还是爱护你们的。郭沫若的那个报告还是蛮温情的，听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灰心了。不知道科学院的档案中有没有存这个报告？
熊：我还没查过。
范：有一次，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过批判五个青年右派的大会。哪几个人呢？徐志国、萧国基，科学院院部的．何犖，应用物理所的，胡绳的弟弟项志遴，物理所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到科技大学教书去了。还有一个是谁？一共是五个年轻人⑱。当时计划处副处长朱琴珊私下对我说，右派的有些思想跟我们也差不多啊。
徐志国是什么问题呢？他是院部的俄文翻译，年纪比较轻。有一天，他说：宪法规定当国家主席要35岁，年龄定得太大了。这被解释成为他有野心，年纪轻轻就想要当国家主席。萧国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言论比较尖锐。他提出了新阶级论，说现在的官员是新的特权阶层。项志遴是留苏回来的，他说苏联也不怎么样。结果定他为“反苏”。何犖是什么“罪行”我记不清了⑲。
批判也有规格的，哪一级放到什么规模批判，报登到什么报，都是有规定的。譬如许良英是上《人民日报》的，那几个青年右派是上《风讯台》的，而我这样的不上报纸，只在院部机关贴贴大字报。后来处理也分很多等级。陶孟和副院长没有划为右派，但《风讯台》登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陶孟和的右派言论”，算是对他的警告吧。
熊：这样才能分化你们。
范：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认罪态度好，就会对你好一点。许良英是科学院借北大西门边的那个大礼堂批判的，召集好多所的人参加。而我和管绍淳一直就在办公厅内批判，没有到外单位。
熊：北大西门边……您指的是校长楼内的那个大礼堂吧？那里能容纳几百人。
范：就是那里，我记得是在二楼。当时批判哲学所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李德齐。李德齐是北大毕业的，也是地下党，在解放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很活跃的。他和许良英都是左派，结果哲学所把他们俩揪出来批。
九 其他老浙大人
熊：像您这样于1950年代到科学院来的来浙大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情况如何？
范：汪容是许良英和我发展入党的。他被下放到藁城劳动，因身体不好，吃不消。他爱人写信给我，我就向院领导反映。后来，他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北京，调到高能物理所去了。
熊：施雅风呢？
范：施雅风我不熟悉。当时我们没有来往。
熊：他不是也在学术秘书处吗？
范：他只是来开开会。他是所里的，不是学术秘书处的。他当时跟许良英也没有多少来往。
熊：你们同在浙大时相互认识吗？
范：在浙大时我还不认识他，但许良英应该认识他。施雅风是在浙大毕业后在南京入党的，不是在浙大入党的。施雅风在1953年就挨了一次批判，受了一次处分。他那个时候兼编《地理知识》，1952年不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嘛，他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41个项目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报道。后来，李四光把这比作《三国演义》里面的张松献地图，说：你这不是把我国的建设计划都告诉美帝国主义么？称施雅风犯了政治错误。施雅风好像受了党内的警告处分。李四光也蛮左的，很会整人，把施雅风搞的够呛。“文革”的时候，他把方俊领导的大地测量局给撤掉，把相关人员都放到地震局去搞地震预测。
熊：叶笃正他们呢？那个时候您跟他们有联系吗？
范：那个时候我跟叶笃正也没有来往。还有个顾震潮也很不错。但顾震潮没有当院士，他死得早，1955年、1957年遴选学部委员时没有他，1980年第三次选学部委员时，他已经去世了。叶笃正等是1980年当学部委员的，他们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当时气象学有四个杰出人才，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顾震潮好像跟许良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叶笃正在所里，学术秘书处开会时偶尔遇到，但我跟他好像没怎么讲过话。改革开放后，我才和他熟识。
熊：上海的那边的老浙大人，譬如张友尚他们呢？
范：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还有胡永畅、张淑改、池志强等校友。张友尚？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组织性很强，都不拉什么校友关系。那个时候，共产党很强调服从党组织，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很警惕，所以连校友会什么的也没人敢组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校友会的活动。胡永畅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上海分院当秘书长，卢嘉锡、严东生主持科学院时，他被调到北京来当副秘书长。那时候的正秘书长是顾以健。顾以健也是浙大地下党员，他入党很早，但是他在浙大没什么活动，后来出国留学了。由于他表现很一般，既不发展党员也不活动，许良英看不起他。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19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他们两个还不和。
熊：你们北京地区的校友经常有点活动吗？
范：以前没有活动，改革开放后，一个在美国的汤姓校友捐了一笔钱给浙大校友会。有了这笔经费后，我们每年吃一顿饭。分届分地区吃，我们1947和1948年毕业的北京地区的浙大校友每年在一起吃一顿饭。黄宗甄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戚叔纬对校友活动很感兴趣，是他们组织的。他们还出版了校友通讯录。
熊：那看校长，看老师之类活动呢？
范：都几乎没有。我们很少去看竺校长，后来也就是每年去看看系里的老师，譬如王淦昌。另外，在第一次学部大会期间，我曾与许良英一块去看望来京开会的苏步青。苏步青还记得我曾听过他的课。
图9 范岱年（左）、许良英（右）去看望老师王淦昌（中）（1998年5月27日摄）
熊：他当时是在物理系讲课吗？
范：不是。我们搞理论物理的，当时可以选副系，我选了数学系作为副系。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复变函数论我都是听了的。苏步青记性不错，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科学院的老浙大人还很多。据我所知，还有昆虫所所长蔡邦华，数学所副所长张素诚、研究员龚昇（后任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力学所研究员胡海昌，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忻贤杰、韩康琦、吕敏，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朱秀昌，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陈述彭、左大康。薛禹谷是微生物所所长，还有一位研究员李禄先。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爔、经济所研究员刘潇然也都是老浙大人。谷超豪和我同年级，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担任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些人有的和我没有交往，有的偶尔和我有些交往。例如左大康，比我低一年级，也是地下党员，1946-1948年我们还同住一宿舍，1953年来科学院地理所，1956-1960年留苏，回来后曾任地理所研究员、所长，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1983年，我去意大利开会，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他，才知道他在地理所，以后也没有联系，他在1991年就去世了。其他可能还有许多老浙大人也在科学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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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郑度、杨勤业、李秀彬 2001. 深切怀念黄秉维先生.《地理研究》.
注释：
①王淦昌于1950年2月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并在4月任该所研究员；贝时璋于1950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王葆仁于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国家调整浙江大学的院系(1952年)、将其变为工科大学之前。②黄秉维于1942年离开浙江大学，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1953年，他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次年任代所长。见郑度等2001，页1—4．
③据浙江大学校网，截至2012年，浙大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60余人。另见王玉芝、罗卫东2010，页95—101，其中51位于1937—1946年间在浙江大学工作或学习过。
④“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1958年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⑤“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简称。
⑥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曾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在1964年的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因不堪批斗和凌辱而自杀。见散木2005，页21—27。
⑦丁瓒(1910—1968)，江苏南通人，心理学家。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心理学系，1935年毕业，在北京协和医院脑系科做研究生。一度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于苏州反省院，出狱后先后到北京协和医院、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等机构从事心理卫生研究。1945年在重庆重新入党，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47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进修。1949年任世界科协中国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秘书长等职。同年来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局副局长、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见汤慈美2010，页l02-1O7．
⑧也有文章称苏州反省院设的控制反省人员的组织叫“自治市”，丁瓒一度担任副市长。见郭正亮2004，页46—48．
⑨笔者曾就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历史访谈过许良英教授。他详谈了1952年整党的经过，并认为自己在开除李某某、丁瓒出党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我那个时候左了”，他红着脸说。据熊卫民2006年7月7日对许良英所作访谈。
⑩秦力生(1915—1993)，山西孝义人，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军挺进西南后，任西康省委副书记。1952年9月，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⑪张稼夫(1903—1991)，山西省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1952年12月底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
⑫郁文(1918—2010)，河北满城人，l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习。l951年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l953年初调到中国科学院，任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
⑬李少石(1906—1945)，广东新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囚于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获释。抗战结束后，他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谈判行将结束的1945年lO月8日傍晚，他坐的车不慎撞伤一国军士兵，另一国军士兵向汽车鸣枪，击中其右胸，致使其在当晚去世。见秦立海2006，页4l-44。
⑭这个十六字分针可见诸于唐宝林2012，页72—79；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1sjj/article_2012041357559.html。
⑮陈康白任秘书长的时间为1954年4月-1956年4月。据中国科学院院庆6O周年网：http://www.cas60.cn/lryld/200909/t20090919_2511935.html
⑯陈康白(1898—1981)，湖南长沙人，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2年赴哥本哈根大学研究院攻读有机化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人民政府计委重工业处处长等职，l951—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据金能明、林清育．誓与马列共生死——陈康白：http://chem.xmu.edu.cn/intro/ckb.htm
⑰1949年4月，该省并入黑龙江省。
⑱受批判的五人为徐志国、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这个有四千人参加的批判会从9月18日开始到21日结束，一共持续了四天。徐芻是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问题为“收听和散布美国之音”，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拢、收买”，称党的上层“腐化了”等。夏永年是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他的问题为对肃反“怀恨在心”，“叫嚣独立思考”，声称“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等。见“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院北京区四千青年集会 召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痛斥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徐志国的右派言行”.《风讯台》.1957年10月12日。
⑲何犖的主要罪行为：“挑拨党同科学家和青年之间的关系，大叫党不能领导科学，煽动大家起来‘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各种摧残’，要求取消‘院本部和党组织’”。见斗争走向深入我院京区各单位一批右派分子受到严正批判. 《风讯台》. 195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