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坎坷 一生真诚
——怀念杨振宇
高亮之
2002年1月，在那严酷的寒冬中，接到颂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悲痛地告诉我说：振宇走了。一时使我心情非常沉重，杨振宇是我在浙大时期相处最密切的朋友和战友之一。
今年已经是2007年，五年来，一直想写一篇回忆振宇的文章，可是迟迟难以落笔。我与振宇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实在很短，主要是1946－1948年在浙大的期间。48年分手后，我知道他的经历很坎坷，但对于他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1992年秋季，我和大信被邀请参加浙江农业大学于子三铜像揭幕仪式，在万钟、玉琪、德容的陪同下曾经去他家中看望他。他在1991年发现癌症，导致肾功能衰竭。在颂淑帮助下，在家中用自制的装置洗肾。他那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精神状态很好，愉快地向我们介绍他的洗肾装置和病情。我不可能在当时向他详细了解他在我们分手之后的情况。
因为他是重病，后来也不便于与他多写信，以后虽然每年都互通贺卡，互相问候，也没有深谈。
《黎明前的求是儿女》一书即将出版，振宇是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不应该没有对于他的回忆。颂淑向朋友提到，对振宇的回忆，高亮之来写，比较适合。是的，写一篇对振宇的回忆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知道振宇更多的情况，我给颂淑写了信。后来振宇的大女儿给我发来电邮，寄来颂淑的回信和振宇两个女儿写的回忆文章。这样，才使我对振宇有了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来写这篇回忆。
因此，这篇回忆文章是在振宇亲人的帮助下，德容和我共同完成的。
一、与振宇在一起的日子
德容也是回忆振宇最合适的人选。振宇、德容和我三人，在1946－1948年间的浙大，是相处特别密切的朋友和战友。德容来信，谈到他对于振宇的印象说：
“我们回顾杨振宇给我们的印象：他轻声细语，对人和蔼，性格亲和，遇事镇定，没有象我那种浮躁，与人争执不休的表现。第二届理事会，作为常务理事，在学生自治会办公室里，他坐在顶头主持会议，至今仍有印象。他擅长文字，写起东西来很快。”
他这一段回忆生动地描绘了振宇当年在浙大时的风貌。
振宇、德容和我都是1946年秋季进入浙大的一年级学生。我们都住在大学路原浙江图书馆的大厅中。这里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和部分内地返杭的高年级学生（如于子三、郦伯瑾等）的临时宿舍。振宇、德容和我分别属于不同院、系。振宇是文学院的史地系；德容是理学院的物理系，我是农学院的植物病虫害系。我们三人的思想倾向比较接近，很快就熟悉了。
我们是10月入学，到12月底，就爆发了北京的美国士兵强奸女大学生的事件。浙大掀起了抗暴运动，我们三人都参加了宣传队。上街宣传归来后，由宣传队长彭国梁召集，将宣传队员组织起来。后来在温泽民、黄贤林、李景先等带领下，成立了拓荒社。这是一个半公开的进步组织，在1947年，拓荒社是历次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
我们三人都参加了拓荒社，关系当然更加密切。1947年的五月运动中，我们分别参加不同的宣传队，后来参加了不同的进步社团。因为仍然都住在大图书馆中，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密切。
我自己在中学时，在中学同学项淳一影响下，在上海参加多次进步活动。淳一曾经与我谈过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事。我自初中开始就热衷于科学，并不愿意献身政治，因此没有答应入党的事。但是我对于国家的命运是很关心的，在五月运动中，浙大进步学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以至形成无限期罢课的十分被动的局面。我从这个事实觉察到，浙大当时党的领导力量不是很强。我自己想，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学生运动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此在1947年7月，去信给淳一，提出入党的要求。我当时想，也许通过我的线索，可以帮助上海党组织和浙大建立关系。淳一来信，约我去上海，由他介绍我入党。现在知道，浙大的地下党组织，是在1947年2月建立起来的；而党组织的较快发展，是在1947年7月之后。我也算是浙大较早的党员之一。
当时浙大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壮大组织，地下党领导对我的要求，就是发展新党员。我立即想到振宇和德容两人，向组织汇报后，组织上同意我和他们接触。我与振宇的相处中，对他为人的真诚，有很深的印象。我与他有过多次单独谈话，他谈到他出身的贫寒，幼年的困苦，谈到他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参加革命的向往。当我谈到参加党组织的问题时，他没有犹豫地表示同意。不久，他就被组织批准入党。按当时地下党的规定，我就成为他入党的介绍人。
说来非常惭愧，虽然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但是按年龄（现在才确切地知道，他比我大六岁）、工作经验和政治修养来说，他都比我成熟得多。事实上，在后来我们一起参加理事会时，都是他带领我工作的。
振宇入党后，受到地下党的信任，在1947年秋季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理事会普选中，他和德容都被选为理事；而在1948年3月10日举行的第二届理事会普选中，他以最高票（568票）当选为理事会常务理事。德容和我为副常务理事。我们三人又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振宇能得到最高票？我想是和振宇的觉悟、才能和人品有关。他在第一届普选产生的理事会的工作中表现突出，在于子三被害之后的学生斗争中，工作积极、坚定。他有文才，文笔很好；又有口才，说话嗓音不高，但逻辑性和说服力都很强。他对人真诚，从不与人争吵；同志间有矛盾，他总是耐心沟通，善于团结大家。据大信说，振宇平时表现沉着、稳重，不锋芒毕露，地下党认为，他比较适合当理事会的头。
理事会中有党小组（或称党组），由李景先担任组长，组员就是振宇、德容和我三人。学生会的大事，都是党小组先商量，再由振宇出面安排落实。
在振宇的牵头下，这一届理事会的活动很多，我谈两项主要的：
1）于子三的出殡：新理事会成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于子三烈士的出殡事宜。子三出殡是一场复杂的斗争。在墓葬地点和出殡方式上，学生和地方反动当局之间，意见对立。广大学生要求游行出殡，当局坚决禁止。理事会党小组根据总的形势，同意校方提出的折衷方案：学生乘卡车出殡。3月14日，风和日暖，卡车到达凤凰山，振宇代表理事会，主持了庄重肃穆的安葬仪式。在“安息吧！子三！”的挽歌声中，灵柩缓缓推进墓穴。送殡的人在签名木板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十一时许，送殡人随车返回学校。
在出殡活动前，振宇还主持了有国际学联代表参加的于子三事件调查听证会。
2）1948年的沪、杭学生春季联欢：这次活动是中共上海局领导统一安排的，它的形式完全适合于广大中间学生的兴趣和要求，同时也让上海几千学生到杭州来瞻仰子三墓地，接受民主和革命教育。为了组织这个活动，在振宇牵头下，理事会全力以赴。在杭州，要联络十几座大学和中学，排练联欢节目。在浙大，要组织几场大型联欢活动。还要安排上海几千学生的吃和住，去子三墓地扫墓等。整个组织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振宇，作为理事会的头，有条不紊地指挥各位理事，推动各项活动，表现出他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1948年暑假中，地下党领导人吴大信被捕。由于大信联系过的党员很多，为避免遭受更大破坏，上级党决定，较为暴露的地下党员，都向解放区撤退，或暂时离校隐蔽。从最近颂淑来信知道，振宇是在大信被捕前，经组织同意，回家乡江西玉山探望母亲。他在玉山得知大信被捕的消息后，曾秘密来杭，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据组织派来的联系人告知，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正分散在外等待分批输送。因此组织上意见最好能利用社会关系找个职业掩护，以等待安排去解放区。按照这个指示，他便仍回玉山，后经人介绍，他到玉山县中担任教员。
我自己由组织安排，和同届学生自治会主席李浩生一起，在1948年10月，向大别山解放区撤退。
从此，振宇和我就一别44年，一直到1992年，才在杭州和他相见。
振宇和我在1946－1948年密切相处共两年，他对人的真挚、诚恳，他在斗争中的坚定、沉着，他的文才和口才，他的组织和指挥能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终身难忘的。
二、振宇坎坷的一生
关于振宇的一生,特别是我们分手之后的情况，一直到最近，我读了颂淑和振宇女儿的信和回忆文章后，才比较全面地了解。
他出生于1923年旧历11月17日，江西玉山人。家境贫寒，1943年父亲病故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他小学、中学是在玉山县、广丰县读的，1943年12月在江西省立玉山临时中学高中毕业。1944―1946年，他在玉山县立中学任教师。1946年秋，考进浙江大学史地系。
1948年后，他经组织授意，留在家乡，一面教书，一面等待输送去解放区。1948年底，组织联系人张岺要他到杭州来，交代说：像他这样单独隐蔽的地下党员，在铁路沿线的交给浙赣铁路局的地下党组织代管。不久，浙赣铁路局的地下党员陈国栋来县中和他接上了头。
在县中，振宇运用在浙大的工作经验，在学生和部分有进步要求的教员中开展活动，组织各班编写墙报。教唱革命歌曲，购买进步书刊，充实图书馆。采取“歌咏队、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开展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他还协助俞百巍和汤之驹，在玉山做建党的工作。
而他自己的组织关系一直在杭州。杭州解放后，他回到杭州。1949年6月后，他先后在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室、市委工业部工作；担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后调任浙江省副省长吴宪同志的秘书；最后在浙江省计划委员会、浙江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工作。
1955年，他因一般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受到严酷的处分。于1959年下放，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经过有关单位复议，于同年5月正式发文，恢复他原行政十六级的工资待遇，党纪处分更改为留党察看两年，自1961年7月30日起，恢复党员权利。
我比较关心的是：他在1959年下放之后的情况，在信中问了颂淑。
颂淑来信说，1959年10月（时杨振宇36岁）被下放，地点：浙江桐庐七里泷。单位是“浙江水电局富春江工程局”，1992年更名为“富春江水电设备总厂”。
杨振宇下放时正值建设富春江水电站，当时他在浇捣大队劳动和工作。
杨振宇被下放24年。24年中他做过工人，曾任拌和中队队长、教师、仓库保管员等。1984年4月离休回到杭州时，已是60岁的老人了。”
从颂淑来信的介绍看来，只是1949－1955年这短短的六年，是振宇一生中真正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得到省市委领导信任和重用的时期。1959－1983年，长达24年的时间内，他是在极左路线的处分决定中，被迫脱离他所热爱的党组织，过着屈辱而又艰辛的生活。
振宇大女儿在电话中对我说，母亲是含着悲痛回忆这些往事的。我读到颂淑的来信，也受到深深的震撼，心情非常沉重。我完全可以理解颂淑不愿回顾往事的心境。作为振宇的至友，我也很不愿意知道这些往事。但是尽管不愿，这些却都是事实！
最近我和德容通电话,我们两人共同的看法是：按振宇的才华和品德，如果没有极左路线的干扰，他完全能成为一个党或政府的优秀领导人，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很大的贡献。而现实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被埋没了，被摧残了。
三、振宇真诚的一生
从青年时代起，振宇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为人的真诚。
1947年夏季，我发展振宇入党时，振宇在年龄和经历上都比我成熟得多。我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小弟弟。但是当时我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在组织关系上，比他早走一步。他一直对于我非常谦虚和尊重。许多心里话愿意向我倾诉，对时局的看法愿意与我探讨。与他谈话，我感到十分亲切与心情舒畅。
我们一起在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工作时，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所谓“壁报事件”。这件事，我在本书中关于学生自治会的回忆文章中已经谈到，这里不详细讲了。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振宇在该事件中的处理态度。
1948年6月，浙大生活壁报中出现一张批评青年军为“职业学生”的大字报。引起部分思想反动的青年军的强烈不满。他们扬言要殴打作者，要求校方开除作者，否则要闹事。最近魏玉田告诉我，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书写者、参与者牵连到4-5位进步青年。事实上，当时反动青年军已经基本知道作者是他们同寝室的刘宗潮。宗潮为了平息事端，决定自己一人来承担此事，他请求理事会的帮助。当时地下党正准备开展“反美扶日”斗争，不希望此事扩大，影响主要斗争任务，同意由振宇和我两人代表理事会，陪着宗潮去见竺校长，请求竺校长保护作者。振宇非常负责而谨慎地对待此事，他事先请示了竺校长，得到竺校长同意。振宇又亲切地约见宗潮，要他放心，他的安全由理事会负责。在一个夜晚，他和我陪着宗潮去校长家，由振宇出面，诚恳而耐心地向校长解释此事。我注意到，校长对振宇的理性和真诚的态度很满意，校长立即决定，要宗潮在他家留宿，与他儿子合住一床，并说他保证宗潮的安全。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对竺校长爱护学生之心深受感动，同时，振宇对人处事的真诚精神，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经过了44年的离别，1992年，我们在杭州重新相聚。
我、大信、万钟、玉琪、德容等人到振宇家去，他已经是卧床不起，但是见到我们后，非常高兴。他尽力表达他能战胜疾病的信心，以让朋友们宽心。也许万钟、玉琪、德容住在杭州，见面机会较多，与大信和我见面确实很难得，因此，他对我们两人特别热情，说了不少话。
此后几年，每年新年，他都要用他和颂淑两人的名义，给我和我爱人寄贺卡。
直到2002年1月，颂淑来电话，说振宇走了。颂淑说：“振宇特地交代她，他走之后，一定要将消息告诉高亮之。”
颂淑当年的电话使我内心非常沉重。一个我一生难忘的好友走了。而使我万分感动的是：他在临终时，还不忘记我！
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深深体会：振宇对人的一片真诚的心。我在建国之前，发展过十几位同志入党或参加YF，而像振宇那样，始终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放在心头，以至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要特地向他告别的，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
振宇走后，颂淑在《丁冬友讯》上登出振宇所在单位——“富春江水电设备总厂”缅怀振宇的一篇文章。该单位给予振宇很高的评价。说振宇在遗嘱中，要求把12590.10元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全部捐给工厂，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职工。
这一段报道，证实了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振宇的一贯认识：振宇对人民、对朋友的心，像水晶一般地透明和真诚。
令我十分钦佩的是：这个工厂，是他在24年受到冤屈的时期所工作和劳动的单位。也许对于别人来说，这样一个单位是不愿意回顾的，更不会有感情的。而振宇不是这样，尽管在那里，他长期地受着委屈，但却将那个单位看作是自己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地方。他自己出身贫寒，他对于工厂中的工人们怀有深挚的感情。愿意将他最后应得的一笔费用，捐献给比他更困难的群众。这样的思想和行动，现在有几个共产党员能做得到？
四、振宇的幸福家庭
振宇一生坎坷，而可以让他的朋友们欣慰的是：他有一个温馨和幸福的家庭。
2002年，我们在振宇家中见到了，振宇夫妻间感情非常深厚。在振宇身患重症之后，颂淑以极大的精力护理振宇。根据工厂的文章介绍，振宇夫妇为了节省住院费和治疗费，在自己家中搭了一个无菌室，由颂淑天天给振宇做“腹透”。颂淑开始时什么都不会，她向医生学习和请教，终于学会了所需的技术。
振宇、颂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到浙江临安农村插队，历时5年。1975年调回杭州，在震旦丝织厂当工人，后调科室工作。工作之余，她努力学习中学课程，以当年全省成人考试文科第五名的成绩考入杭州大学夜大学中文系。1992年直到现在，在杭州市建设银行工作。
小女儿按政策留城。1973年她高中毕业，在杭州当工人。1977年，她考取了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器件专业，1981年毕业后考取了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研究生，1984年毕业后回母校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任讲师。1991年被派往英国萨瑞大学做访问学者；1993年至1996年，在该大学取得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为了离家较近，以便看望父亲，1996年应聘到新加坡工作。2001年又应聘到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上海）公司工作。
在父亲患重病的11年中，大女儿在积极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对父亲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对护理非常精心，每天下班后，都要去医院看望父亲。
小女儿到上海工作后，每个周末，都奔波在沪杭线上，来到父亲的病榻前，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在经济上，她也十分关心父亲，不愿父亲在治疗和生活上受窘。
振宇、颂淑家的第三代都很有出息。
大女儿的儿子在四川大学毕业后，到英国求学，取得了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现在上海外资公司工作。
小女儿的女儿现年20岁，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金融专业三年级学生。
以上情况全部都是颂淑给我的来信所介绍。
我想所有振宇的同学、朋友和战友，都会为振宇有这样恩爱的妻子、孝顺的女儿，有希望的第三代而感到高兴，为振宇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而感到欣慰。
振宇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此文在颂淑和德容的帮助下作了修改）
2007-4-12 初稿
4-16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