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双馨—悼念施雅风学长
高亮之
2011年2月14日，王定吾会长给我来电话，告诉我施老于13日下午仙逝。我感到非常悲痛。
一，施老和我的交往
施老是我特别尊敬的学长。我自己从事的专业（农业气象学）与地学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我对于我国地学界的著名科学家，大多知道。施老的大名我也早已听说。
我与施老真正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距今已有25年以上。施老在1985年，从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回到南京，任南京地理所研究员。那时，浙江大学江苏省校友会在省科协邢育青同志的推动下，正在积极开展活动。我当时是校友会副会长，施老可能是副会长，也可能是名誉会长。他和我都为校友会的工作出一份力。
施老和我都在地学界工作，从专业来说，可以说都是竺可桢校长的嫡系学生。当然施老对中国地学的贡献是我不能比的。
90年代初，我和我国农业气象界的朋友，正在筹建中国生物气象学会，需要地学界前辈的支持。我去了中科院南京地理所，拜访了施老和周立三先生（时任地理所所长）。施老在家中接待我。我们共同谈到对竺可桢校长的回忆，他也向我介绍他的冰川研究。施、周两位都很热情支持我们的设想，在我带去的《创建中国生物气象学会》的建议书上签了名。
后来我和施老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2004年，我出版了一本哲学著作《综合哲学随笔》，得到各方面的好评。我送施老一本后，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很赞同我的观点，并说我的综合观点和他自己提出的“集成创新”观点是一致的。
2008年3月，江苏省浙大校友会为施老举办他90大寿的祝贺大会，我亲自手书《冰川导师》四个隶书，制作成中堂作品，送给他。我在会上解释说：“施老既是我国冰川研究之父，冰川也会根据他总结出来的规律而运动。”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大约是3月份，施老给我打电话，说刚从北京回来，想来看我。他已经90岁，我赶紧说：“你不要来，我来看你。”他说已经向地理所要了车子，很快就到。我就没有办法不让他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事。他到了后，在我办公室，他才告诉我是为五四纪念的事。他说：“北京正在积极准备五四90周年纪念活动，南京也应该开展活动。”他来就是与我商量南京怎样开展活动。我真是为他的忧国忧民的心大为感动。后来我们共同向校友会领导提出建议，江苏省浙大校友会的五四纪念活动，就是在他的促进和推动下办起来的。
今年他住进医院后，我对他一直很关心，曾经两次去医院看望他。我知道他关心时政，特地送了最近一期的《炎黄春秋》去，里面有许良英的文章。我知道施老和许良英既是浙大的老同学，也是好朋友。施老在病床上不能坐起，也不能说话，但显得很高兴。可惜我第二次去看他时，他已经是昏睡不醒了。我只能给他女儿讲，请他转告施老，我来看望过他，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哪里想到，不到十天，就与他永别了。
我一生中有许多尊敬的前辈，他们的学识和人品都值得我钦佩和学习，而施老是他们之中突出的一个。他不但在冰川等地学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并且在政治思想和道德人品上非常令人敬佩。他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德才双馨”的长者。
为了写这篇纪念文章，我细读了他《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现在简要介绍施老在学术成就和道德人品两方面的突出表现。
二，施老的学术成就
1，冰川研究
中国的冰川研究是施老一生的最主要研究方向。
施老1942年在浙大史地系毕业，1944年该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经竺可桢推荐，进入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7年随所迁到南京，由于解放前入党，建国后担任地理所秘书。1953年，因参加《中华地理志》的编辑工作，调到北京。1954年任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并承担中国地貌区划研究任务。
在地貌考察中，他去了甘肃、青海，见到祁连山雪山，登上4500米高度的雪山边缘。雪山和冰川的奇异景观激发了他的极大兴趣。考察回来，他向科学院领导汇报中提出应开始冰川研究的建议，得到竺可桢副院长的重视和支持。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冰川研究，他在冰川研究中的主要成就是：
1）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冰川考察，考察的是在甘肃酒泉祁连山地区的一座冰川。他和考察队员们登上5000米的冰川最高点。冰川厚度约100米，含水量估计有两个十三陵水库那么多，考察队员意识到冰川对减轻西北干旱可能有利，因此非常兴奋。登上冰川那天正好是7月1日(党的生日)，大家就将该冰川取名为“七一冰川”。这是我国科学家自己发现，自己命名的第一个冰川。
考察后，他写出《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是我国第一部冰川专著。
1959年，在他建议下，在兰州建立中科院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他任总支委员，负责业务工作。该年，他决定将家迁到兰州。
1962年，机构调整，他任北京地理所的冰川冻土研究室主任。在乌鲁木齐河流域对冰川进行了冰川水文、冰川测图、冰川地貌等全面性的冰川研究，写出《中国现代冰川基本特征》论文。1965年中科院决定冰川研究和沙漠研究合并，在兰州成立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施雅风被任命为所长。文革中，研究工作几乎停顿。1978年。恢复冰川冻土研究所，他又担任所长。
施老一生中考察了70多条冰川，2001年（82岁）他还去了天山冰川观测站。
冰川考察是非常艰辛，并且有危险的工作。他曾爬到4000米以上，因严重缺氧，走几步就喘。他多次被突然的暴雨淋透衣服；有一次在马背上摔下来。他自己说：“冰川研究是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
1988年，他完成《中国冰川概论》；2000年，他完成《中国冰川与环境——现在、过去与未来》。总结了他自己，也是我国冰川研究的成果。
施老是中国冰川科学的开创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冰川之父”。
2，西南地区的泥石流研究
除冰川研究外，他对推动西南地区的泥石流研究起了重要作用。1966年，他担任西南泥石流考察队队长，在西昌地区考察了六条河流的泥石流，明确泥石流的活动范围，提出铁路线路的修改意见，为铁路部门所采纳。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段铁路没有再受泥石流的威胁。
3，青藏高原研究
施雅风带领研究所的同志多次参与青藏高原的考察工作。1963年，他们在唐古拉山脚，海拔5000米高度处建立冻土观测站。青藏高原的冻土研究为青藏铁路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4，中国自然区划研究
施雅风是我国最早参与主持中国自然区划研究的科学家。上世纪50年代，国家编制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他是中科院地学部副学术秘书，由他负责，起草了《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任务说明书。他被任命为“中科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学术秘书，组织了许多单位（地理所、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动物所、昆虫所等，共同完成我国第一次较为完整的全国自然区划。这项成果对我国的经济与农业发展有长期的的重要影响。
5，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施雅风在1984年退休后，十分关心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他与叶笃正联名写信，建议科学院开展此项研究。当时有几个研究所都向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这个项目。最后基金会提名他为项目总负责人。他亲自从事一万年间的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根据多方面证据（花粉分析、冰芯记录、湖泊变化、古土壤，古海平面等），提出7000-6000年前为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的结论。当时温度比现在高2-3度，促进了新石器文明的大发展。他对青藏高原的隆起问题，也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判定在80万-60万年前，隆起到3500米左右。
他的上述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科学家的广泛重视。
6，第四记冰川问题的研究
中国南方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冰川？这是在我国科学界一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李四光先生最早提出肯定的意见，他指出中国南方，如庐山等地都发现冰川的遗迹。由于他的声望和地位，他的观点在中国成为一个学派，在上世纪的中国是主导性意见。虽然不少科学家有不同观点，但都不愿意公开提出来。
施雅风在泥石流研究中发现李四光所谓的第四记冰川遗迹，实际上是泥石流所造成。1981年，他本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精神，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后来得到更多人提出证据的证实，现在相信中国南方发生过冰川的人已经很少了。
总之，施雅风是在我国地学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很突出的，当然他最主要的科学成就还是在冰川方面。
三，施老的政治人品
一个人有他的个人人品，那是指他的为人品质、道德修养、他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而一个人的政治人品，则是指他的政治思想、他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在我和施老的接触中，不仅体会到他的优秀的个人人品，他的谦虚、他的好学、他的认真负责、他的艰苦朴素等。在我读了他的《口述自传》后，又加我亲自的体会，我对他的政治人品，特别地感到值得钦佩。
下面列举一些事例。
1，建国前参加地下党
他出生于江苏省海门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1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辛苦带他长大，只要求他认真读书。他中学时对地理有兴趣。1937年他高中毕业，他喜欢张其昀写的地理教材，因此在通过联考后，选择了张其昀所在的浙江大学。
抗战开始，他跟随着学校不断西迁。身上带的钱很少，生活很艰苦。1938年，他见到国民党军委会招收青年战地服务团的通告。他想到国难当头，抗日比读书更重要，就报名参加。在战地服务团，他切身见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非常失望，他就决定离开。
回浙大后，他认识了吕东明。吕是1938年入党的地下党员，他接受了吕的影响，读了一批进步书刊，就有投身革命的思想。1947年，在吕的介绍下参加地下党。
2，建国前的地下党工作
施雅风在南京地理所工作时，吕东明要求他利用地理所研究人员的身份，收集与军事有关的国民党内部情报。施雅风和同志们收集到下关车站军车过往的数量和开赴地点。为帮助解放军渡江，他们要求在气象局工作的同志，收集长江上的风向和风力预报，连续达三个月。他们还搞到南京附近大比率尺的地形图，供解放军使用。
建国前夕，他在地理所说服许多科技人员（包括周立三等高级专家）留在南京。南京解放后，他是地理所党支部书记，又任所务秘书。
3，建国后的工作和遭遇
建国后，他一直以共产党员和科学家的双重省份，为科学事业积极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文革开始时，他在兰州任研究所所长，被要求回所后，作为“三反分子”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批判，在批斗会上被人打过耳光。他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曾经三次被抄家。在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后，他一时绝望，跑到黄河大桥上，跳下黄河。这时他头脑清醒了，想到家庭，想到事业，感到不应该死。他会游泳，又在河中站了起来。
他在《口述自传》中谈到这件事，说：“自己经不起考验，不应该自杀。”
我的想法是：施老不需要为此事自责。他这样一个早年入党，为党的工作和科学事业做出无私贡献的人，被逼得自杀。这决不是他自身的责任。而是我们党的错误方针路线的责任。
4，积极拥护改革开放
文革结束之后，他以巨大的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他积极推动科学院的国际合作交流。1979年后，他先后访问了瑞士、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挪威、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推动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作为所长，派出许多科技人员出国深造或参加合作研究。
5，晚年对国家进步的积极关心
他毕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即使在离休之后，依然对国家的进步非常关心。2008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事，以90岁的高龄，来农科院看我，商议此事，就是最使我感动与钦佩的事例。在2008年江苏省浙大校友会纪念五四90周年的会议上，他作了《发扬五四精神，加快政治改革》的长篇发言。
2009年他回兰州时，温家宝总理去看望他。他当面恳请温总理，希望中央领导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步伐。
2009年，施老是90高龄的老人，他这种不避风险的拳拳爱国之心，怎能不让比他年轻的浙大学子们深深感动并受到启发？
2010年，在竺可桢120诞辰纪念会上，他又作了《民主精神和科学创新》的报告。
施老，作为你的晚辈学友，我们愿意继承你的遗志，力所能及地关心并推动国家的进步。望你安息吧！
20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