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 忘 名 师 指 点
——怀念陈企霞老师
潜问根
走出杭州大学校门二十多年了,大学里的许多人与事都已忘却,可是有一位老师的名字,却一直以来深深地、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里……
1961年6月,我因病休学,次年春上病愈返回母校。新学期开始,忽然听说教我们中文系二年级(3)班写作课的老师是:陈企霞。
陈企霞?就是“丁陈反党集团”中的那个陈企霞?真的是他?
我不敢相信,心里连连冒出问号。
老实说,在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再没有比“反党”这罪名更重的了。
而现在竟然让一个“反党集团”的头目来教我们的写作课,真叫人不可思议!难道让他来教我们写“反党”文章?
但是,不管好歹,“反党”也罢,英雄也罢,是学校安排的,我能奈其何!不过,能让“名人”来教我们,还是好的。且看这大名鼎鼎的陈企霞本领如何,试目以待。我心里这么一想,倒盼望着快点儿上写作课了。
第一节写作课,讲些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这“反党”头目,一见之下,全然不是我心中原先想象的那般面目狰狞,青面獠牙,可怕可憎可恶之极,倒也是一个与一般人没什么任何不同的普普通通的人。不高的个子,方脸,微黑,鼻梁上架一副极为大众化的眼镜,就跟当时我们穷书生所架的一个样。上身穿一件褪色的短呢大衣,没棱没角的。因为是给我们一个班四十余人上课,就在一个小教室里。他讲课时,脸上始终带着微笑。讲课的声音不大,像拉家常一般,不慌不忙地说下去,也没怎么看摊在讲桌上的讲义。一节课下来,没有激昂慷慨之势,没有故作顿挫之调,娓娓道来,不觉得刺耳,句句都能听清。
第一节课后,我们似乎和“反党”头目拉近了距离。
三周后的一天下午,我和两位同窗没去阅览室,就在宿舍里看看书,时而聊几句天,聊天难免会发出笑声。也许是这偶尔的笑声在整个静悄悄的宿舍显得太突出了,突然,有人轻轻叩门。
门只是虚掩着。我们相互看了看。
“进来!”同窗甲干脆利落地喊了一声。
门被慢慢地推开了,我们都没料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他!
宿舍里的温度仿佛骤然间下降了十几度。
短时间的沉默。
“陈——老师!”甲终于先开了口。
“进来吧,陈老师!”乙跟着说。
“陈老师,进来坐!”我也跟着说。
如果说,听课时我们都还有几分戒备心理的话,那么,此刻,面对咫尺之间的“反党”头目,望着他那始终微笑的脸孔,我们的心理防线,在一刹那间,就全垮了!
陈老师走进来坐在一张小方凳上,和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他问我们,上课是否听得懂,对写作课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又问我们,平时自己是否也写点什么。又说,如果有人写了习作,可送到他家里去,他愿意帮助修改等等。
我们就这样随便说说,大约一节课时间,他告辞走了。
说话中间,我有几次故意盯着他那略宽的脑门,意思是想从那脑门的皱纹之间寻出“反党”这两个字来,可是,直到他走出门去,我什么也没有寻见。
因为平时喜欢动动笔,也爱向报刊投投稿,但不知是编辑里没有伯乐,还是我自己本来就缺乏文学细胞,总之是稿子投出去,要么泥牛入海,要么盼来一张千篇一律的铅印退稿信。现在听了“反党”老师的说话,心里禁不住怦然一动:什么时候到他家里登门求教求教?兴许经他这位“名师”一指点,我这个“矮徒”也会变成“高徒”哩。
可是,我不敢对同窗袒露心声,也不敢独自登门。万一被他人知道了我和“反党”头目密切接触,那后果……
又是一日下午,宿舍里只留下我和同窗甲。
我们各自看了一会儿书,甲试探着问:你说,班上有人敢到“反党”头目家里去求教吗?
我反问:为什么不敢?
甲问:你敢?
我反问:你不敢?
暂停三秒钟,异口同声,我与甲轻而有力地吐出一个字:敢!
两颗年轻人渴求知识的心,碰撞出了火花。
记得是五月初的一天,校园里春意浓浓的。上午上完写作课,我与同窗甲一起走出教室,走到陈老师跟前,问清了他的住处,便说晚饭后想去他家,当面请教一些问题。他听了微笑着点点头,和蔼地说:欢迎,欢迎你们来!
六十年代初期,杭州大学坐落的地方叫做道古桥,冷清得很。说是什么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桥。一条通往浙江大学后门、留下方向的窄窄的沙子公路,从杭大教师宿舍旁边经过,一道长长的不高的竹篱笆,隔开了公路和宿舍。公路的北边还有一些宿舍,据说是教授们住的。“反党”头目自然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他就住在篱笆的南边那一排宿舍的最西头。
晚饭后,暮色苍茫,校园里一片宁静。我与同窗甲走进教工宿舍区,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找到了陈老师的家。
那天谈话的内容,现在也全忘了。只依稀记得我们不是很有头绪地问了问写作上的一些问题后,同窗甲交给老师几首小诗,我交给老师的是一篇小说习作。老师高兴地接过我们的习作,说过几天还给我们,又送我们到门口,微笑着说:欢迎你们经常来。
以后,我与同窗甲,便或者同去,或各自去,渐渐地,俨然是老师家的常客了。
在我的心里,“写作老师”取代了“反党头目”。
同窗甲的小诗经过指导修改,终于有两首变成了铅字,出现在浙江省的文艺刊物《东海》上。我们班上的许多同学都为他高兴,心里也多了几分对陈老师的敬重。我的小说,老师帮助修改几次后,鼓励我投给《新体育》“试试看”,可我自己总还觉得不行,最终没能投出去。可惜那写有老师不少修改意见的原稿,在“文革”初期连同日记、讲义、教科书一并付之一炬了。
陈老师每一次给我修改习作,都在我的稿纸上用红墨水写了不少字,或眉批,或增删词句,当时教我激动了半天,后来留在心里的只有抱愧了。
那时候,我正订阅着一份《北京晚报》,报上马南邨的“燕山夜话”专栏杂文每期必读,阅读之余,便也自己专门弄了一个练习本,每天在上边写几百字、千把字的杂感“豆腐干”,妄称“道古桥闲话”。大体上每周一次,把“闲话”送到陈老师家,请他指教。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逐篇地看,逐篇地改。在我的练习本天头地头和其它空白处,写满了陈老师的看法和修改意见。
我的“闲话”一直写到离开道古桥。没有写作课了,陈老师也不教我们的写作课了,我仍然不时地把自己的“闲话”拿去请陈老师指教,他也仍然一如既往耐心地给我看,给我说,丝毫不嫌弃我这些不值钱的“豆腐干”。
终于,到了大三快结束时,我的“闲话”开始变成铅字了。记得7月3日上午课间,有人告诉说,刚到的《浙江日报》三版上发表了我的一篇短文。我不敢相信,却又但愿如此。待跑去阅览室找到当日报纸,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省报上,顿时心花怒放。吃完中饭,马上急匆匆、乐滋滋地跑到陈老师家,告诉他这一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好消息。他把报纸捏在手里,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指着那篇仅仅六百字的“随感录”《两个圆圈》,微笑着鼓励我:继续写,试试看,再投几篇。“关键是要有你自己对生活的新的发现,要有新意。”
他的话是对的。早些日子,他给我看“道古桥闲话”时,就曾指出那篇《两个圆圈》有点新意,可以投出去试试。我按他的指点去做了,果然投中。我佩服他的眼力。
他的话自此便牢牢地铭记在我的心里。
可惜,我那厚厚的一堆“闲话”,也连同日记在“文革”初期化成了灰烬。
要离开杭大了,我与同窗甲等人去向陈老师道别。那是1964年7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杭州的气温已高达摄氏三十几度,空气相当闷热。陈老师在屋子里,上身只穿着一件旧汗衫。没有电扇。他没有多说话。脸上显得很平静,仿佛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凄凄惨惨的悲伤情调。我们几个同学也便只有淡淡的几句话,说分配方案已宣布,明天就各奔东西,不知以后哪天再能见面......
走出杭大校门,一分配到金华二中,不久便被派到农村搞“四清”,一年后回校,教书一年未竟,文革烈火骤起,九州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也被赶进了“臭老九”的行列,我猜想还在杭大的“反党”头目肯定在“横扫”之列,我只能把名师深深地、深深地藏在心底里……
终于,我从报上看到了党中央为“丁陈反党集团”平反的消息。
终于,我从报上看到了他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这个好消息。
我想念他,想给他写信问好,想向他请教自己这许多年来教学与写作中的一些问题,因一时不明他的地址,信一直没写。有时又想,他一定还能为党工作许多年,以后总有机会的吧。何况,这么多年下来,我并无多少对生活新的发现,倘使见面之后,他问起来,我将何以言对?再等一等吧……
忽然,我从报上看到了他逝世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文艺
评论家,《文艺报》,《民族文学》创办人之一
陈企霞同志,因病于1988年1月16日
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我只能在心里深切地悼念他,深情地呼唤他……
现在,我的案头放着他的遗像,是从《文艺报》上剪下来的;放着他的遗诗,是从《人民日报》上剪下来的,其中《无题》一首中有“湖畔盘桓十五年,秋月春晓谁为伴”两句﹙1988.6.2.人民日报﹚,从中可以想见他在杭州大学时的寂寞心情。我真后悔在杭大读书那几年,没能更多地向他请教,没能多叫他几声陈老师……
陈老师走了。他把一生交给了党。死后他把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协和医院,他真正是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
五年前我从西子湖畔来到了黄河之滨。我的心里铭记着名师指点。我在生活中努力做到有新的发现。断断续续地,教学之余将点滴新的发现写成短文,投诸报刊,仍是“豆腐干”,数量不多,但渐渐地也有那么一、二、三……
我原想待到有一定的量后,还像以前那样,再请陈老师指教,倘有可能,编一本小册子送给他……谁知他匆匆而去……叫我说什么好呢?……
每当我教学之余,于深夜灯下忽然想写几句“闲话”却又感到并无多大新意之时,我便记起了二十多年前陈企霞老师给我的指点,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他那亲切微笑的面孔,于是用我笨拙的笔,在稿纸上顽强地向前走去……
1988.10.初稿
1989.10.15_21修改于
塞上江南
后记:
今年回平湖自己的家,翻阅旧稿,不胜感慨。打到电脑上,修改了几处,现在请朋友指正,谢谢诸位!
2009年7月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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