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灿：回忆父亲二三事  

钱灿：回忆父亲二三事

2011-02-25

【编者按】昨晚收到我八姑母的邮件，她写了一篇回忆祖父（钱宝琮先生）的文章，想让我收入我编写的《钱宝琮传》。已八十虚岁的姑母了不起，电脑写东西、电脑上网发信件、电脑PS照片，样样行。2000多字的文章一气呵成。已征得她的同意，现将文章放入我的博客，让博友们先睹为快！

 

最近我们杭州金色年华生活园区入住的一位名叫张心庆的老年朋友，送我一本她写的书《我的父亲张大千》。书写的虽然只是一桩桩小事，但生动感人。让读者思绪万千，也勾引起我对父亲钱宝琮先生的回忆。

一、我和父亲有过激烈地辩论 

我们家的规矩是未成年孩子必须听从长辈意见，但到我读高中时已经解放了。1950年夏，杭州团市委号召我们学生到农村搞土地改革。当时我在学校先报了名，回家后才告诉父母亲。他们当然坚决反对我的“先斩后奏”，母亲尤其生气，认为哪有事先不请示就自已决定去向的，从此断了我的生活费。父亲一向以理服人，向我阐明他的观点。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不需要动员城市大批学生下去斗争地主,只需政府颁布二五减租的法令，经过几次二五减租，农民不再向原来的地主交租，土地自然归其所有。……”此观点不是他的独创，而代表了一些主张取缔封建剥削、改革农村经济的专家们的意见。然而，我就将刚听到的一点点阶级斗争道理，和父亲展开辩论。经过几番互不相让的争论，父亲最后说：“你有点道理。我可以让你去，但有一点要向你明确指出，这是你自己不要读书的，将来不要后悔啊。”一连几天的争论，让我祖母很是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告诉我的姐姐们(他们已上大学住校)：“我跟你们说啊，八官（我的乳名）这个小鬼头居然敢跟你爹爹争论，还争得好厉害呐。”父亲却在一旁补充说：“这个小鬼头倒是有点道理的。”从此，每当我回家，他都会将在政治运动中碰到的疑问和我交流。

 

 

家人合影，祖母（坐着），父亲（右四）、母亲（右五），我（左一）。 摄于1951年我回杭州休息几天中，

                      接着我又去衢州地区农村搞土改。

 

1952年，我被调干进大学读书，先回杭州浙大补习。此时正值浙大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父亲困惑地和我说：”我虽留学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实际在思维逻辑、言行规范中更多的是封建士大夫思想，故我对此作了深刻检查，结果没被通过，还说我对资产阶级思想检查不够，没深挖。”父亲想不通:“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检查到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明明要比资产阶级思想更深一层，可他们怎么反而说我没有深挖呢。”我告诉父亲：“当前正值抗美援朝，要痛击美帝，批臭资本主义，而您却着重批判封建主义，当然通不过啰。”

二、组织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不应让其子女享用

父亲在1956年春末，奉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实现了他一生梦寐以求的心愿，能专心致志研究中国数学史，进京时逢56年工资改革，他被聘为一级研究员，非常开心。我正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第二商业部工作。周日回家时，父亲对我说：“我如还在杭州教基础课，那是评不上一级教授的，而到了这里，我从事专业研究那是当仁不让了。”接着他还讲了一个趣闻：在南方的某教授头天宣布为一级教授，他欣喜若狂，可到第二天就被通知调往西安交大，使某教授若有所悟。令父亲开心的还有：在杭州工作时有三个子女在身边，到了北京，又有我这个小女儿照应。可没料到的是，在他来京一年半后，我所在部门赶上中央各部委大调整、大下放，我于1957年秋就被下放到哈尔滨基层。其实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已有“留子女在身边照顾”的政策，虽然当时父母均已六十五岁，步入老年，还有八十七岁高龄的祖母，怎能身边无子女呢？可他却默默忍受，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既便到1962年初，商业部派员到哈尔滨检查工作，发现了我的才干，很想调我回部里，可那时北京户口卡得很紧，部里无力解决，只能由我父亲向组织提出申请。当我写信向父亲提出要求，已七十高龄的他，仍然作出了与常人决然不同的决定，坚决回信说：“你要回北京要靠自已的本事，不要靠我的牌头。”他有时还会在朋友面前自豪地说：“我有七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因为他们都在国家需要的岗位上工作，我虽已年老，但组织上照顾很周到，况且在京还有一个做医生的侄子经常来看望。”甚至于当祖母去世,父母也没让我们子女回家料理。在他的心目中一切都是为了国家,这种识大体、顾大局、小我服从大我的崇高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

三、父亲“文革”中的困惑

1966年夏，对祖国建设充满无限希望、无私奉献一切的一对高龄老夫妇突然间被无情地推进“文革”浪潮中。父亲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祸国殃民的牛鬼蛇神和封建地主,经常是小会批、大会斗，屡遭殴打、坐喷气式飞机，还要强迫劳动，命令七十多岁老人和年轻人干同样的重活。造反派几次抄家，还批斗我母亲，强迫她每天扫厕所、身上还要挂上地主婆的牌子。总之二位老人在精神上、身体上、尤其在人格上都忍受了极大的摧残。当时我在哈尔滨基层，同样受到冲击，心中虽惦记他们，却不敢通信，直到1968年初春，得知父亲被自行车撞成左上臂粉碎性骨折，我刻不容缓地向造反派请假回京探望。与双亲的相见，真是悲喜交加，母亲已成了惊弓之鸟，很想我住在家里，但又怕居委会批不准。父亲虽然表现得很乐观，从不吐露他所受的一切遭遇，我也不敢问，大家只能心照不宣。但在交谈中，父亲还是说出了他此时的困惑和心事：1、困惑的是造反派说他觉悟低，要认真改造，却让他单独一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选》四卷，得不到相互讨论、交流，他的“觉悟”怎能提高呢？关于这点，我向他解释，要他明白：此时造反派已放弃对父亲的批斗，因为他们内部已转入派别争斗，建议父亲趁此时机修身养息，不要太认真了。2、他的心事是：“你妈妈在批斗中人格上受到极大的侮辱，在北京再也不想住了，等文革结束一定要回南方，而我还想留在研究室。尽管他们说我这部机器已老朽，可其中的一些“零件”可能还有利用价值，故我个人虽受到极大伤害，但和国家的科研事业相比较，那就是小事了，能忍受的，所以我极想仍留在北京，你看如何解决。”当时我清楚“文革”不会很快结束，就只能安慰他不要着急，答应设法说服妈妈。他对自己毕生科研事业至死不渝的精神太感动了，我在心中暗暗地将其与哥白尼、司马迁等伟人相比。

世事难料，母亲终因受打击太深，积劳成疾，于1968年秋天患癌症离开了我们，脱离了“文革”浩劫的苦海，而孤独的父亲仍试图寻找解惑的“钥匙”，结果还是于1970年被疏散到苏州，几年后生病去世，再也没有机会继续他深爱的学术研究。

 

2009年7月，我与侄子钱永红（左）同去贵阳青岩，钩沉70年前父亲在那里的史料.

 

小女儿 钱灿（时年八十虚岁）

2011年2月24日写于

杭州金色年华生活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