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钱宝琮 钱熙

钱熙：怀念父亲钱宝琮

【编者按】在我多次请求下，刚过90虚岁生日的三姑妈钱熙完成了一篇怀念祖父钱宝琮的文章。忆文生动鲜活，穿越了时空，领着我们回到了七八十年前。当接到她的亲笔来信，我很是兴奋。随之，与三姑妈、八姑妈多次电话和邮件交流，她们的追忆让我体会到祖辈、父辈那时的艰辛，和他们的苦中求乐。今年是祖父钱宝琮诞辰120周年，姑妈的忆文是我们对祖父最好的纪念！     （我与三姑妈、三姑父合影 洪一新拍摄）       我感谢姑妈，更加敬佩我的祖辈与父辈！

 

怀念父亲钱宝琮

 

 

父亲钱宝琮（1892-1974）离开我们已38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一言一行，依然印象深刻，难以磨灭。他和蔼可亲的容貌和循循善诱的教诲时刻在我脑海中浮现。如今我虽已到了风烛残年，但记忆还好，记下一些难以忘怀的琐事，留给后人作纪念。

 

 

 

幼年时期(1928 — 1937)

 

 

 

我于1923年5月在苏州出生，但从我记事起是生活在嘉兴老家的老宅院里，当年父亲在杭州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数学系任教，每周回家一次，经常带些食品回家，我和四妹、五妹都常围着他等着分点好吃的食品吃，但父亲带来的多半是花生酥、芝麻糕和新会橙等，妈妈说分些给孩子们尝尝，父亲总说，这些高档食品是给孩子的亲妈（嘉兴人称祖母为亲妈）和你吃的。有时三位长辈同去面馆里吃虾仁面、羊肉面等，也不同意妈妈带我们同去。父亲的意思是：从小训练我们过一般性生活，吃饱穿暖就可以了，绝不能娇生惯养。

 

 

 

每逢寒暑假，父亲都在嘉兴度假，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夏天傍晚，夕阳西下，铺着石板的院子里，先泼上凉水驱热降温，接着搬出藤椅和小竹椅等，一家老小围坐在院内纳凉、闲聊，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光。特别喜欢听父亲讲那些有趣的故事，他知识渊博，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的故事，他都通晓，总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例如，孔融让梨、曹冲称象、曹植七步成诗等等，我和四妹两人都是早从父亲那里听过，再在小学课本上读到的。其它如银河、北极星、北斗星等天文知识，也都从父亲讲的故事里了解到的。

 

 

 

跟随浙大西迁的岁月（1937 — 1946）

 

 

 

1937年秋，我家十口人，当时祖母已67岁，父母亲45岁，最小的八妹才5岁。由于日寇侵略中国，地处杭州的浙江大学已无法安心教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迁校先到浙江建德，随后又到江西泰和、广西宜山，最后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和永兴，才安定下来，直到1946年秋，浙大迁回杭州，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生活。

 

 

 

如今回顾这段长达九年的艰苦岁月，感慨良多。全家十口在上世纪40年代之初，全靠父亲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当时生活动荡不定，物价飞涨，又常搬迁，我和四妹失学在家长达三年，只好跟随妈妈、祖母学做家务，买菜、发煤炉、炒菜煮饭等等，开始时也很不甘心，后来在父亲的开导、教育下，也慢慢适应，安心了。他说：“一个人应能上能下，既可过舒适的日子，也能适应过艰困的日子。”以后我和四妹慢慢习惯了做家务，并且自觉地复习初中数学和英语，父亲知道后，还奖励我们。1940年夏，浙大师范学院在湄潭创办了实验中学（后称浙大附中），我和四妹、五妹相继考入了高中、初中，以后又先后进入浙大，直到毕业。

 

当时浙大一年级分部设在离湄潭20公里的永兴，父亲在永兴任教，每隔1～2个月，父亲总徒步回湄潭家里一次。对一位五旬上下的老人来说，也相当辛苦的。但他从不叹苦，而以此为乐，在中途小茶馆喝茶休息半小时，还有兴致构思写诗。他这种乐观精神，怎不令人敬慕！

 

 

1940年和1942年，大哥和大姐先后在浙大数学系和史地系毕业后，离家去重庆任中学教师，除了父亲在永兴任教外，我家七口人在湄潭生活，人多开支大，经常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不时我要向父亲的学生（已当助教的学生）借贷。父亲却从不发愁，说暂时的困难总会逐步好转的。那时每天一早，我都要去湄潭南门菜市场买菜，因菜价昂贵，一条街走完都买不成几样菜。我也时常碰见苏步青伯伯提着菜篮子在市场转悠，货比三家。上世纪60年代初，我去上海科学会堂参加会议时，偶遇苏伯伯。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钱熙，你现在还买菜吗？”大概苏伯伯一见我，就想起了自己湄潭买菜难的往事。我答道：“我还要买菜的。只是现在与湄潭时期不同了，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不去考虑菜价。”

 

父亲对祖母十分孝顺，也要求我们尊敬祖母。祖母对父亲也是关爱有加。她带领我们做鞋。一次父亲穿上我纳鞋底、祖母缝制鞋面的新棉鞋，心里特别高兴。邻居朱祖祥见之就问：“钱先生，您穿的这双鞋太好了！，花多少钱买的？”父亲笑答：“当然好了。你没有吧，这可是一双世界上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鞋，是我70多岁的老母亲亲手缝制的！”

 

如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湄潭居住的泥地平房内度过了1940～1946年近七年的清苦日子。当年我家只有一张大方桌，可说是多功能的，既是一日三餐的餐桌、又是晚上我们五姐妹的自修桌、每逢星期日，还是我们洗大件衣被的洗衣板。每逢父亲回湄潭的日子，他很乐意在我们姐妹晚自修的时候了解我们温课的情况。除了化学、生物以外，其它的课程，他都能辅导，真使我们钦佩万分。父亲还作过《煨红薯》歌行，共六首，真实反映了他及我们全家在湄潭吃红薯的苦中求乐。最后一首曰：

 

阿三晚温唐史，阿四知慕宋贤。

 

五儿勤习象数，年轻未解穷研。

 

山妻捧出煨红薯，温淳细腻味香甜。

 

书桌上，油灯边，分食每人半个，夜凉肚暖安眠。

 

 

 

在我踏上工作岗位后

 

 

 

在上世纪1948年夏，我毕业于浙大理学院生物学系，经系主任贝时璋老师的介绍，我去中国蚕桑研究所任助理员，从事家蚕育种研究工作。当时正值解放前夕，该所的工作很不正常，更谈不上来对我们进行正规的指导，这样我很失望，认为虚度青春年华，毅然决定在1949年7月辞职，在家待业。在1949年秋～1950年夏这一年内，我先后在海宁县中、上虞春晖中学和杭州女中（现在的杭十四中）担任代课教师，教生物课和初中英语课，教学效果尚可，获得杭女中教导主任的认可，希望我留在该校当正式教师。我正在考虑之时，巧遇浙大生物系招研究生的机会，我有幸被录取为谈家祯老师的研究生。适巧王凯基老师正急需要助教，开学在即，再三动员我做他的植物学助教，我就同意了，当我将此事告诉父亲时，他非常高兴，嘱咐我：要认真当好助教，必须用功多增加课本以外的知识。当时我每周要上三次实验课，工作相当繁忙，除采集实验材料外，还要批阅实验报告等，我都能按王老师的要求完成。1952年秋，全国各大学院系大调整，我被调到原浙大农学院，担任植物学的任课教师，因为经验不足，上讲坛讲课感到相当紧张，父亲得知后，及时给予我鼓励，指示我多读教科书以外的参考资料，以充实讲课内容，让学生从我的讲课中获取更多的知识，拓宽学习思路，提高学习兴趣。听了父亲的教导，我果然逐步得到了多数学生的认可和好评。

 

 

1956年，父亲奉调到北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工作后，我和祖母、父母亲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只要有出差去北京开会或学习的机会，我都会去看望他们，经常得到父亲的教导。记得1963年浙江省植物学会派我和其他几位会员去北京参加全国植物学会成立30周年大会，我抽空回家看望双亲。父亲特地问我：“老三啊！你在浙农大工作已这么多年了，怎么我在《生物学报》杂志上从没有看到过你的论文啊！”语气温和可亲，但确实令我深感愧疚，只好说是我不够努力，但又解释，我每年上下两学期都负责讲课，抽不出较完整的时间做科研，积累资料，必然写不出有价值的论文了。

 

 

1972年，我从浙农大农学系调入蚕桑系。那时父亲已在苏州哥哥家养老，病卧在床，我常抽空坐夜船往返于苏杭之间，看望老父。父亲仍很关心我的工作，问我：“你没有学过蚕桑专业，能胜任该系的教学工作吗？”我告诉他说：“我仍教植物学、植物生理学两门课，只是结合桑树的生长发育特点和栽培技术措施来讲解，受到该系领导和学生们的欢迎”。听了之后，他才放心，连声说：“好，好，好！”并鼓励我一定要教出理论结合实际的特色来。对此，我万分感动，受到很多鼓舞。由此我也常提醒自己：必须认真、努力，讲好每一堂课，决不允许落伍，因为我是“钱宝琮的女儿！”

 

 

 

 

 

 

 

钱熙

 

（时年89周岁）

 

2012年6月

 

1951年，曾祖母（坐者）与家人在杭州的合影（照片由八姑妈钱灿提供）

（左起：八姑妈钱灿 大姑妈钱炜 表哥洪一新 祖母朱慧真 曾祖母陈兰徵 祖父钱宝琮 三姑父葛起新 三姑妈钱熙 七姑妈钱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