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与大学科研-第9章

第9章 学派之争对与错 国家需要大科学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1949年10月，新中国在礼炮声中成立了。
　　谈家桢在解放初期的浙大，依然教授《细胞学》、《遗传学》两门课程。他的学生盛祖嘉194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也毅然于1951年初返回浙大，谈家桢安排他开设《微生物遗传学》课程。谈家桢还起用了高沛之，让他讲授农学院《遗传学》课程。谈家桢当时的计划是重点培养遗传人才，待他的学生个个学成回国后，再全面地铺开他发展中国遗传学的蓝图与理想。

1949年11月11日，谈家桢亲手填写的浙江大学在职教职员登记表（浙江大学档案馆提供）

　　到了1950年，浙江杭州的社会秩序已基本安定。
　　完成了两年研究生学业并准备留校任教的高沛之，住在名曰“忠斋”的单身教师和研究生合用的集体宿舍。化学系的助教商燮尔与高沛之等年轻教师被安排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里。商燮尔是浙江大学化学大家卢嘉锡先生的高足，革命积极性很高，被校方任命为该政治学习小组组长。1949年年底前后，学习小组开展了第一次学习讨论，有两个内容：第一单元的内容是社会发展史；第二部分是商燮尔拿出东北出版的报纸，上面刊载着李森科于1 948年在全苏农业科学院所作的报告《论生物科学的现状》全文。他还告知大家，在苏联摩尔根遗传学已经完全被批倒了。
　　或许，高沛之年轻气盛，更因为自己的导师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学生，加之自己前些日子在老师处得知李森科的一些情况，也认真地将李森科的报告、论文仔细阅读过，高沛之竟然花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篇对李森科《论生物科学的现状》进行全面批驳的感想。文章写就，高沛之将感想文章交与先生谈家桢看，谈家桢根据自己对李森科情况的了解．以及对自己学习的学科的认识，充分肯定了高沛之的文章，并告知文章可以投稿《大公报》。
　　一位完全不考虑语气态度，将一个已经纳入政治范畴的事件，用论文的形式阐述其在科学上的对错、合理与否；另一位是对李森科本人对科学无知产生强烈反感而不能自已。两个书呆子， 也是两个有才气的学者，旗帜非常鲜明地对李森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宣言。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更想不到的是，不久他们将与李森料的干将努日金[1]在上海、杭州等地有一场直面的论争。
　　这篇文章出炉的消息不胫而走，商燮尔也知道了情况，找到高沛之生气并严肃地说：“人家是新的科学理论，怎么能用全部旧的东西向它压上去。”

[1] 1950年初，苏联专家H·N·努日金继第一个来到新中国讲授米丘林学说的斯托列斯夫后也来华讲学。
　　努日金原在苏联科学院遗传所，在瓦维洛夫指导下进行果蝇遗传学博士研究，其博士论文又得到穆勒的亲自指点，是典型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成员。但从1941年起，努日金成了李森科派的理论家。为贩卖和推行李森科那套说法竭尽全力，在李森科的扶持下，努日金任遗传研究所副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又是《普通生物学》杂志的总编。利用这个阵地，他不折不扣地执行李森科打垮“科学上的反动派”的政治方针。作为苏联科学院遗传所副所长的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前后演讲76次，开了28次座谈会．参加人数达十多万人。
　　到上海后，努日金指名道姓地与谈家桢“全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等问题”。于是，谈家桢得到学校党委通知后，专程从杭州赶到上海，与这位李森科手下的得力干将进行了－场针锋相对的“论战”。
　　不久，努日金巡回演讲到了杭州。报告会场就安排在阳明馆三楼的大实验室，谈家桢主持报告会。
　　1963年，李森科力保努日金获得科学院院士提名。按照他们的想法，在李森科把持的生物学部强行通过提名后，最后的全体院士大会投票向来都是走过场，努日金当选院士已成定局。不料，院士大会有“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参加，他把努日金如何卖师求荣背叛瓦维洛夫，以及如何捉刀代笔为李森科的博士生写学位论文，大搞伪科学等丑事一一抖搂出来，结果努日金以23: 120的票数落选。

　　不久．一起毕业的周光裕和潘瑞炽都被外地单位招聘去工作了，高沛之却拖了两三个月都未有准确消息，虽有留校任教的可能，但聘书迟迟不到。有人告诉高沛之，他的那篇文章是留校任教的障碍，与此一定有关。后来，聘书还是如期而至，一颗悬着的心也随之安定。很多年以后，高沛之才了解到他的留校是有争议的，谈家桢在为之承担责任，承担压力。
　　1950年春，物理系的王淦昌先生要先于贝时璋教授调离浙大，临走前的一天傍晚，王淦昌要贝时璋、李寿恒等陪他到阳明馆走一走，与老师、学生们一一告别。当敲到高沛之的房间时，高沛之正在做石蜡切片染色，并忙里偷闲地看着谈家桢从美国带回的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科学与现代世界》论文集。贝时璋告诉高沛之王淦昌先生要调离浙大，今天来看着大家，以此告别。王淦昌紧紧地握着高沛之的手，非常激动。
　　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已经在1949年10月调离浙江大学进京赴任。同时，新筹建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欲调理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去北京工作，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不同意。拖到年底，马寅初本人也将奉调北京大学出任校长。正当新中国用人之际，不得已，马寅初先生要求贝时璋认真物色继任。
　　此时的浙江大学，在竺可桢、马寅初校长的领导下，已经成为当时新中国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之一，理学院更是人才辈出，理学院院长职务非同一般。1950年5月，贝时璋接到正式调令，离任前提议由谈家桢出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马寅初先生表示可以。
　　1950年5月，谈家桢接替贝时璋正式出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其角色也向科学家、学者、教师，开始向教育家转换，其职能从生命科学研究、培养学生转成对学科体系的培育。
　　1950年10月，谈家桢在浙大招收了最后一名研究生俞志隆。
　　1951年夏，浙大的教学还在正常进行。
　　1946年已经毕业留校的季道藩，担任农学类专业遗传育种的教学工作。1951年他担任谈家桢的《达尔文进化论》课程的助教．随班听课，获益良多。已成为教师的季道藩为学生们上进化论的课程，讲解的内容是获得性遗传和遗传学两个学派涉及这一问题的分歧时，讲解透彻，意犹未尽，学生们听得是茅塞顿开，回味无穷。其中，学生葛扣麟更是兴趣盎然。虽然，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生物学界学习米丘林主义的思潮影响着浙大生物学正常的教育教学，但此时的师生关系，却保持着亲密，无拘无束，葛扣麟也时常到老师家走动。一次他去看望陈士怡教授，陈先生说：“号召一边倒，学习苏联，学米丘林遗传学学得很积极。谈家桢学习很认真，但坦言难以认同。说摩尔根的遗传学是唯心的、反动的，他心里总有疙搭。其实大家想法也差不多，要有时间……”
　　1952年，43岁的谈家桢已经任浙大理学院院长两年了，正值年富力强，是追求事业的最佳时期。但当时的环填却阴云密布： 遗传学问题在中国蹈苏联的前辙；还要思想彻底改造；个人还要受到路线问题的批判；更想不通的是全国的高等院校面临着院系调整的局势，刚从抗战、解放战争中缓过劲来的浙大和生物系，前程未卜。
　　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领袖毛主席深邃的目光里，已经有怎样为中国自己的大科学创造条件、尽快地摆脱科学研究落后局面的思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大科学，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需要大科学，国家需要大科学，强国需要大科学，民生同样需要大科学。
　　很难想象，这位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在随后的岁月里，与谈家桢这位遗传学领域学者之间的关系，会保持得这么长久。正因为他的关注、了解和朋友般的友谊，使得中国遗传学得以保仔，进而得以发展。谈家桢本人每每“逃脱”厄运，次次与他有关。毛泽东主席与谈家桢的交往，是友谊使然，但结果是保全了一个能够引领生命学科的领军人物，为间家大科学发展存留了“血脉” ；另一方面，谈家桢对生命学科具有透彻的理解，付出了忘我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新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各方面的面貌，为此后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其因果着实让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