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我永远怀念你

浙大我永远怀念你
安毅夫

每当有人问我:“这一生中,哪个阶段,你最怀念?”我总是回答:“在浙大读书的那几年。”确是如此,尤其是在遵义的那些年月,那是我氏知识、壮身体,并且确立自己人生观的关键时期,是我一生中i是值得怀念的年代。
当时的浙大在竺可桢校长“求是”学风熏陶下,在众多品德好、学识高的老师教诲下,学风淳朴而勤谨。学生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浙大一l句重视体育。我本来爱好运动,常参加球类和田径锻炼、比赛,增强了体质。我曾是篮球和足球的校代表队成员。虽然以后我曾遭遇过较长时期的生活泼折,但能够经受意想不到的考验,迄今66 岁了,尚相当健康。这同当年母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和对体宵运动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但更加使我怀念的是那几年里,我不仅受到良好的爱国教育,而且寻找到并接受了马列主义真理,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观。
中学时代,我很用功,“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希望国富民强,却又认为,那是我以后的事。“读书赦国”-一是我当时的想站。1941 年秋进了浙大, 1942 年初碰上“倒孔运动”。跟随同学们在永兴场那条街上游行一趟,喊喊口号,心头恨的只不过是某些国民党大宫,例如孔祥熙而己。但不久,却听说遵义、湄潭的“倒孔运动”受到国民党镇压,有同学被捕。这使我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难道爱国有非吗?”
二年级以后,我来到遵义。当时浙大的民主空气很浓,《生活壁报》J:常有要求民主、自由的文章,同学中也有不少人以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自许,也都很合我的思想。这时的客观形势是:日寇大举入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物价迅猛上涨,官
僚富豪们大发国难财,而老百姓却日益贫困;特务的横行把“民主”“自由” 的微弱呼声压得奄奄一息。为什么?为什么?怎样才
能救中国?中国该往何处去? -一连串的问题使我迷惘。这时,又
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向敌后,收复失地,各项政策,深受
人民拥护。共产党干些啥?马列主义说些什么?难道真比国民党
好?比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又是一串问题令我难解。正在这
时,我认识了比我高两班的机械系同学吴作和,我向他倾诉了内
心的苦闷。他带我到他的宿舍一一何家巷3 号51 室,在他床下
有两大箱,共数百本书籍,全是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
原来是“倒孔运动”后被查禁的“黑白文艺社”的藏书。好像发现
了宝藏一样,我孜孜不倦地阅读起来,越读越觉得有道理,越读
越使我对马列主义信服。同时,从当时可以搞到的《新华日报》
和《群众》杂志上,对共产党的现状,也愈益了解。吴作和毕业
离校后,我搬到他宿舍去,这几百册书也就放在我的床下。这都
是些禁书, i午多进步同学常常悄悄地来借阅,(以后,我搬出去
住,这批书转交给陈耀寰,抗战胜利后,又交其他同学带往杭
州J 我们常一块读书,一块讨论。终于,我得到了结论:现
时,读书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路,在中国走不通。
中国要强盛,人民要幸福,只有意共产党领导的、马列主义指引
的道路.同时,我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中去,可是那时候,我还
有一个糊涂思想:共产党好,但我不参加,我要做一个党外布尔
什维克,赞助革命而不参加革命。所以,虽有些同学、朋友积极
找党的组织,我却无动于衷。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与初愿相违,客
观的现实粉碎了我的糊涂思想。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把我列为
共产党员,甚至对我采取传讯、恐吓和监视等手段,这不能不令
我惊醒,使我认识到不可能置身事外的“赞助”。要救中国可只有
自己亲身参加,投入革命。我也开始寻找党的组织,大学毕业后
不久,在上海,我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人生道路上, 一定的机遇是重要的。要不是有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要不是我进了浙大,要不是浙大当时有浓郁的民主气氛,有大批热血爱国的师生,有前几班老大哥、老大姐的“马列主义小组”和“黑白文艺社”,也就不会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学生运动,也就没有我接受、信仰马列主义的条件。当然,许许多多青年也通过各种不同的路程走上革命道路。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可能各有不同,每个人也都会有他自认为最值得怀念的时刻。而我,我现在仍要回答的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是在浙大读书,尤其是在遵义的那几年。”
(本文作者:贵州民族学院院长,浙大40 年代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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