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其泳
竺可桢又名绍荣、烈祖、兆熊，小名阿熊，字藕舫。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3月7日〈农历二月十七日〉出生在绍兴县东关镇（东关镇现划属上虞县〉西市头大木桥南岸的竺家台门楼上。 他的父亲竺嘉祥，别号吉甫，早年从嵊县黄泽搬到东关镇保驾山村。村后有山名牛头山，村前有河水长流动，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母顾金娘，1908年去世。共生儿女六人，竺可桢居第六．上有三姊出嫁于范家、何家、冯家。两个胞兄，长兄绍甲，又名承祖、可材，清朝秀才，曾任小学国文教员，后去湖北当师爷；二兄绍贤，又名明贤、阿贤，曾为会计。父亲忠厚诚实，经商公平。东关有一米市街，街上有米行20多家，他在其中开设一小米行，叫承茂米行，还有一家沅泰蜡烛坊，是与人家合股的。由于他公平交易，所以生意兴隆，积蓄了一点钱，在米行对河大木桥南岸买了一幢坐东朝西的三间楼屋，1890年又添建了坐北朝南的两间楼屋，从此，人家称它为竺家台门。
竺可桢小时非常聪敏，3岁时就能认出许多商店的招牌店名。5岁时己能识字千余，并能背诵唐诗。邻居都说他聪明过人。幼年时，先从私塾念书，后聘一启蒙老师叫章镜尘，又名景臣，是个秀才，当过师爷，绍兴县道圩镇人。他终日勤读，所以从小打下古典文学基础。1896年7岁时转入本镇天华寺中心小学（原名毓菁学堂，后改毓英小学）读书。有一次上课，老师问：什么东西最苦？什么东西最甜？他回答：“丧权辱国最苦，振兴中华最甜。。”他从小心灵上就打上爱国爱民的烙印。1905年16岁小学毕业，各门课程都优，得全校第一名。当时他家境贫寒，升学有困难。看其资质聪颖，学习勤奋，启蒙老师章镜尘和亲友资助他去上海求学，考入上海澄衷学堂。1908年19岁由澄衷学堂转复旦公学（上海复旦大学前身）读书。20岁中学毕业，考进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学习土木工程．他从小学到中学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得到银质奖牌一枚。
竺可桢青年时代，生活艰苦朴素，穿着十分随便，土布长袍，布鞋布袜。人家问他：别人与你年龄和知识相同，都去做官了，你为什么不去做官？他笑着说：“做官要对百姓有好处，才有意义。像现在的官吏只讲自己生活过得好，不管老百姓死活……做这种官有什么用？”
大约1929年前后，竺可桢曾回绍兴东关镇老家扫祭祖墓和访问亲友。因他老家没有人在，就住在我的家里。他父母亲的坟墓原在保驾山后村楼底北角稻田里，他看了认为稻田可以生产粮食，造坟其上，就减少了生产，后来就委托原“坟亲”把父墓迁上山地（太守山），原葬地仍复为种田。
他在东关镇时，我每天陪他出去访问亲友或观察镇上变化。他对我说：“东关镇几十年来变化不大，还是落后的市容．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政策不正确，因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样样落后。没有好的政府来领导，就办不好事情，人民就永远贫曾下去……。”
有一次到保驾山扫墓，我陪他乘一艘乌篷船前往。他在船里一面问一面记：今年燕子那一天开始飞来？桃花什么时候盛开？柳树什么时候吐绿等等。他经常记录这些动植物的变化，积累起来，就成为物候学的有用资料。经过一条大河，名叫荷花荡，我告诉他这条河里前几天从天空落下一块巨石，重约千余斤，落水吱吱成声，有如铁烧红放进水里一样。他告诉我这就叫做陨石，并简单说明陨石的由来。
竺可桢很爱故乡。他常对我说：“家乡是个好地方，是江南有代表性的鱼米之乡，山水清秀，河边秋红春绿的柏树，自然风景很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和有作为的人物。”他于抗战后也几次归来。解放以后，他担任科学院副院长，还照顾几个研究所的大事，工作很忙，因此很少机会南归，但也有二三次回到东关镇老家竺家台门来看看。最后一次扫墓大约在1963年9月，是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浙江省视察肘，顺便到老家一转。那一次他对我说：“中国科学已落后了100年，例如世界上先进国家生产和生活都早已电气化了，但我国还是用陈旧机器和人力生产，如果国家重视科学，培养大批专业人才，那用不着几十年就会改变落后面貌，人民生活也就普遍提高了。”他还说，“东关在绍兴县属是个大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发电厂，真可惜。我回去发信给县里，建议创办一个发电厂。”过了一年多，果然办起了发电厂、碾米厂，给东关人民带来很大方便。
竺可桢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后公而忘私的品德，就我亲历或亲知亲闻的回忆如下：
竺可桢的私生活和对他儿女严正而合理的教育，多见于他的续弦夫人陈汲写的《我的丈夫竺可桢》一文（登载于科普版《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黄秉维教授写的《我对竺先生的几点印象》一文中（见同书），对他生活上的简朴作风，也有生动的叙述，这里就我所知道的关于竺老夫人张侠魂女士的情况说一说。侠魂是湖南湘乡的世家子女，大家知道她是国民党要员邵元冲夫人张默君的胞妹。但张侠魂个性与作风和姊姊很有差别。张默君曾在国民党地方行政机关及立法院、考试院担任过简任级职，善于交际和政治活动。但张侠魂生性比较娴静，婚后生有三子二女，治理家务较多，照料竺老生活，特别关心他的事业。竺老酝酿出任浙大校长时，我知道她是赞成的，并为促其及早决定。她认为为教育青年成材，就应知难而进。竺接任后一年，抗日战起，大学西迁，竺身负两个单位的领导〈仍兼任气象所所长），张与他共担患难，为夫分劳分忧，毫无怨言。一面还对许多教师的家属关心联系。浙大在泰和上田村定居后，新村是教职员住家的集中地，住定之初，她几乎到过每一家，对家属作了慰问，自处则因陋就简，与大家一样。对于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则以爱国大义所在，积极赞助。如有义卖与宣传演出，她常捐献钱物，对学生会以具体指导和帮助。1938年7月，她与竺衡先后患痢渐重，竺老正为学校经费与搬迁问题公出武汉，她并不急于求电催归。竺老7月25日回来，竺衡已先亡，张夫人不到10天接着病故。竺老十分悲痛，但仍勉抑哀思，照常处理校务。9月15日张侠魂夫人与子衡下葬时，师生随往执绋送葬者很多，男女学生与部分教师为之感泣。
竺老任浙大校长的第二年，即1937年，我在家乡因养殖淡水鱼失利，无法维持生活，来到杭州，得在浙大任职。他接任校长
之初，只邀老知交胡刚复先生来任文理学院院长，倪尚达教授来任总务长协办接收（倪不久辞去，由沈鲁珍升任代理），此外大多留用旧员。以后因事实需要补充人员时，也很少介绍自己的亲友。我以多年舅甥关系，进浙大时被安排当一个普通事务员，所以也不好说竺全不任用私人。但他如要安排自己亲友，一定按照资历能力，定其级职和待遇，而且对这些人员的要求，比一般职员更为严格。我进浙大工作后，竺在家里吃的和用的，多要我去代办，当初有的东西我没有记帐，他就通知我一切要记帐付钱〈如自装电表和买皮线、电灯泡等日用品，水、电费之类〉，我就遵指示都登帐由他自己付钱．这是他私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例。他公私分明，节约自守，为公家省钱。就我所记知，还可举出几件事例：
竺校长家属未来杭州前，校方留给家眷住的房子，是前校长郭任远住过的一幢西式楼房，有院子围墙，租金每月以米计算是五担米。竺校长知道后，通知总务处说：“可配给新聘教授做宿舍，我只要在校长办公室楼上给我两间住房就好了。”抗日战争中，浙大西迁所到之地，他租的民房与其他教员一样，勉可应用．及至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遵义浙大复员还杭，校舍几乎全遭劫毁，教职员工住宅奇缺，竺所急的是修建校舍，他自己仍在那座校长办公室的楼上，略加修理就住入了。
其次，记得有一年阴历年底，社会上习惯相互送礼，校里也有．我家从家乡给我寄来一条鱼干，决定送给竺校长。一天晚上，我自己送去，结果被他批评了一顿，只得将鱼干带回．亲戚尚且如此严格，其不受同事馈赠，可以想见。这些都可见竺校长为公忘私，公私分明，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尚品德。
还记得有一个星期日，竺夫人出去买东西，叫龚师傅〈驾驶员〉要车子。竺校长说，不要用公车，公车公用，不可私用，结果竺校长陪她步行出去。从这件事，我又联想到他的女儿竺松在北京读书时，忽然肚子很痛，同学打电话到科学院叫车子，来的是父亲坐的车子。竺松见了说不能坐公车，最后还是乘公共汽车去治病，可见竺老家教严格。
1946年10月25日，农学院学生于于三、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四人在延龄路〈今延安路〉大同旅馆被捕。第二天竺校长得悉后，立即去市警察局问情况，又到省保安司令部与司令竺鸣涛交涉保释等事，并提出：如有重大嫌疑，应即送法院解决……他为了于于三等释放的交涉，东奔西跑联系，一面还要处理校务日常工作，日夜操劳，吃饭睡觉都不正常，身体也消瘦了。10月29日傍晚，竺校长接到通知，说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后面小屋内用玻璃片自杀身亡，竺即往现场查看，对于用小玻璃片自杀的说法，他认为有许多疑问。当时竺校长看了，心情难受，体力不支，昏晕过去，由人陪回学校里，即请李天助医师打针吃药。10月31日校外实行戒严，不准学生出去。11月28日，竺校长偕同陆子桐和我去凤凰山敷文书院旧址为于子三觅墓地，附近尚有余穴可做，就决定在此安葬，并指示立即去办，第二天我就叫工人毕振华承包造墓工作。造墓时同学代表来说：“放烈士棺材的地方，要求掘深，以免坏人破坏”等等。后来学生自治会代表吴士濂来说，于子三的坟墓己放弃原计划，要放在大操场附近或放在华家池。出殡时要求有大批同学送葬，对此校长不同意。吴又来借用校车，灵枢要求派员去交涉领回．竺老就派我去法院联系领回。当时我出了一张领条“今收回于子三棺材一具，此据。”并在收据上签名盖章。1948年1月4日出殡安葬，那一天学生排队游行前在阳明馆前广场集合，到会学生约五六百人．开会时，竺校长与蔡邦华院长等告诉同学说：“外面已戒严，军警很多，交通已断绝。如出去游行，必遭惨祸。校方不能保证同学之安全。”校长走后，果有暴徒约五六十人手持纸旗和松柴木棍乘车冲入会场，因同学众多，阻止退出，第二次又闯进校门，将学校铁门冲倒，将同学队伍冲散，双方殴打，有女生二人男生一人受伤，即送田家园本校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又将学生所提到的暴徒10人送法院处理……1月4日安葬未成．决定在校园内建立于子三衣冠冢，遗体仍安葬于凤凰山麓墓地，改定于3月14日为安葬日，由我代借灵车先行，后面有学生约200多人，搭6辆大汽车到墓前行葬礼。 于子三被反动军警残害致死，引起爱国学生义愤，我受派去交涉领回烈士灵枢并参加了葬礼．当时竺校长挺身而出，抗议交涉，但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更多牺牲，不能不劝阻学生的强烈行动〈如大规模游行示威〉，其用心甚苦。学生对校长的同情与实际上爱护的负责精神，可以说都是感佩的，事后也称颂不已。
我在浙大工作多年，虽然知道－些情况，但年纪大了，为写此文，也化了很长时间回忆、调查、核实，可能仍有错误。而竺可桢一生的贡献是巨大的，更远非本文所能概括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