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全声
竺可桢先生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杰出科学家，解放前十多年间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任劳任怨，艰辛万状，化费了他很大的心力，因而他毕生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能不受影响。这对他本人实是一种牺牲，但对教育事业来说，却有重大成绩，实可庆幸。当时在浙大学习的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更是深受其惠，终身难忘。
竺校长为了把青年学生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对学生全面关怀。他除了尽可能选聘富有学识的教授来校任教，在教学上力主严格要求，期望学生能学有专长，足可为国效劳外，对学生优良品德的修养，他也同样十分重视。他谆谆教导学生发扬“求是”精神，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热爱国家，争取进步，不惧艰危，伸张正义。他不仅以言教，更长于以身教。他一贯的实际行动和崇高品质，就是学生眼前活生生的榜样，使学生朝夕受到深刻的熏陶，竺校长对学生的健康和生活，也非常重视。学生有病时，他关怀备至。这方面有许多事迹，数十年后边校友仍津津乐道。以上这些都体现着竺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关怀与爱护。
那时，当学生在政治上受到迫害，面临危险的境况时，竺校长总是挺身而出，竭力营救，把自己的利害安危完全置于脑后，表现出他对青年学生无限的关怀与爱护。例如，在1942年，潘家苏、滕维藻、王蕙等同学因进行进步活动而被国民党政府追捕，竺校长多方设法，经过较长时间，克服不少困难，终于营救出来。十多年间，这方面的事实是不少的。1947年10月，于子三同学被捕后，竺校长竭力营救，不幸未成。到狱中见到已被杀害的于子三同学的遗体时，竺校长当场昏晕过去。注射强心针后，才苏醒过来。这反映出竺校长对受迫害学生的爱护之情是深厚到怎样的程度。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的亲身经历。竺校长在1963年6月9日给我的亲笔信中曾写道，回忆约二十年前，“你真是从九死一生的虎口中逃生出来。”而把我从“九死一生的虎口中”营救脱险的，正是竺校长自己。现在把经过记述下来，作为我对竺校长的衷心怀念。
1945年3月5日，深受浙大同学敬爱的民主爱国教授费巩先生从重庆动身将去北碚复旦大学讲学时，突然发生当时报刊上所说的“失踪事件”。费巩先生是我在浙大读书时的导师，行前夜里同我一起住在我的一个同乡同学处，动身之晨又是我陪送他到轮船码头去的。当我到附近他的一位熟人处搬运早一天寄放的行李，再回到码头时，就找不到费巩先生了。起初我还没有想到费先生会被秘密逮捕，只觉得非常意外，不知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先在码头附近及市内寻找，接着再向复旦大学询问，待确知复旦大学亦无费先生踪迹时，我更为焦急了。这时听说竺校长正因公从遵义浙大来到重庆，我就去向他报告经过情形。竺校长告诉我说，在此之前，浙大曾接到上级政府机关密令，要浙大监视费巩先生．竺校长反对这种做法，并发公文予以回驳。但当局除密令浙大外，也可能采取别的手段，这是可想而知的．竺校长当即判断，费巩先生是被秘密逮捕了，必须立即进行营救，竺校长除了自己直接多方营救费先生外，还亲笔写了介绍信，要我去找当时的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进行查询和营救。我拿着介绍信先后去找王缵绪三次。（王缵绪曾向报纸记者发表谈话，说费巩先生是被政府关押着，但过了几天，他又加以否认。出尔反尔，很不正常。想来可能受到更有权势者的压力之故。）后来王缵绪告我不要再去找他，可直接到稽查处去查问。（稽查处公开挂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下属单位的招牌。后来才知道，稽查处实际上是由军统管辖的。）接着，我到稽在处也查询过三次。竺校长还要我去找当时监察院的秘书长程沧波，我也去了。此外，我还找了别的我认为可能协助营救费巩教授的人，要求一起设法营救。我尽我的力量进行营救，这样过了二十四夭。到同年3月29日，我自己亦被逮捕囚禁。
这时，敬爱的费巩教授已惨遭国民党特务暗害。从我被捕的这天起，审讯我的特务却诬陷是我杀害了我一向十分敬爱，并且二十多天来正在竭力营救的费巩先生。经历了夜以继日的横蛮的疲劳审讯、殴打，施行酷刑，到同年4月22日，在重庆磁器口旁中美合作所内的一幢房子中，我被当场宣判死刑。
自我被捕囚禁后，严禁我与狱外通信。我无法把我的严重灾难告知外面的师友，无法请人设法营救我。自觉已无生望。
当时我丝毫也没有想到，重庆的《新华日报》、延安的《解放日报》等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对费巩先生被迫害事件一再发表报道和评论，并戳穿用诬陷无辜的手段来欺骗社会的阴谋，在舆论上进行营救。这样，即使杀了我，也不能欺骗社会。同时，竺可桢校长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安危，挺身而出，想尽一切办法来营救我．但被严密囚禁中的我，得不到这些消息。
我被囚禁半年以后，1945年深秋，我记得是朔风已起，枯叶飘零的时节，竺可桢校长亟欲亲自来探望我，他克服困难，与有关当局洽商，获准由他约同费巩先生的同胞哥哥费福焘先生一起，与我见面十分钟．讲明不准超出这规定的时间，由挂着少将领章的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陪同，看着手表，在旁监视。
我见到竺校长来看望我，真是如见亲人，心中十分激动，但限定的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竺校长只得离去。我凝望着他穿着棕灰色夹大衣，拿着手杖的背影，渐走渐远，转过围墙，终于看不见他了。但竺校长如此关心受难的学生，到易于多生是非的囚禁处亲临探望，他这种不计安危主持正义和爱护学生的精神，凝成闪光的高大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再隔半年左右，在1946年春天，竺可桢校长又一次约同费福焘先生到我被囚禁处来探望我。这时我在狱中被监管的情况已不像第一年那样严重，可以让竺校长听取我关于被捕前后和囚禁期间各种情况的具体叙述。竺校长露着十分关怀同情的神色，聚精会神地昕我说着。现在才知道，竺校长这次回去后，把我告诉他的较重要的内容，在他当天的日记中都一一具体记载下来。（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925页，1946年4月9日的日记。）这表现出竺校长对于营救在危难中的学生量是多么耿耿在心，十分关切。
竺可桢校长亲临我被囚禁处探望我两次，使我在危难中产生了一线希望。至于他怎样营救我，当时我并不知道。实则他进行了大量的营救活动。再三再四受挫不成功，却决不灰心停止。艰难地坚持进行了两年半，直到把我救出虎口为止。
现从已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看到，竺校长在1946年春就已写信给国民党政府中主管部门负责人，要求把我从特务机关移交给普通法院处理，这样一点要求，也不容易做到，历时一年，到了1947年春才得以实现，这以后，竺校长继续营救了半年，重庆地方法院才承认我根本不存在任何罪名，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最后，还是由竺校长签名盖章，把我保释出狱，使我终于脱险．但敬爱的费巩教授却不幸牺牲了。解放以后，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浙江大学在1979年10月底和11月初曾隆重举行费巩烈士纪念会和纪念活动。浙江日报和新华社都曾对此发表新同报导，表扬费巩烈士崇高的革命精神．我从重庆回到浙江临海县我的家中以后，才知道竺校长在每次营救我以后，都把经过情形，扼要写信告诉我的父亲。一次营救不成，隔一段时间以后，继续进行。这样，竺校长写给我父亲的信，有十来封之多，信末都盖有竺校长的印章。他为了营救一个学生，不但有高度的负责精神，而且想得多么的认真和周到。
1984年春天，《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二册公开发行了。我看到1945年和1946年期间十来天的日记中，各记述着他当天了解到的有关我被捕、囚禁、用刑、审讯、进行社会调查以及他设法营救我的具体情况。我又一次体会到竺校长对受难中的学生是何等关怀。其中有些地方令我倍受感动。例如，1945年8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投降之消息已传遍。10日晚重庆狂欢。又知邵全声迄今未释放。”在初闻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喜日子中，竺校长仍惦念着我。我怎能不感动？在1946年4月9日的日记中写着他到我被囚禁处探望我的情形，其中有几句写道：“余首告以其父亲已有函来，渠即饮泣，余亦不能忍出泪。”竺校长关心爱护学生的情怀，何等的出于至诚。1946年3月25日的日记中，感叹营救我的艰难，写道：“余两次函王缵绪均不得复，当与布雷一谈。营救亦非易事耳。”但竺校长并没有因困难而停止，而且迎着困难，营救到底。
竺校长对我的关怀，并没有到救我脱险为止。解放以后，他获悉我在任教的学校中，工作正常，尚能用心，写信给我说，他知道后感到“很快活”。读了他的信，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并感到不进一步做好工作就对不起他老人家。文革期间，我被审查和监督劳动六年，其中还曾隔离两年。在最艰难的时刻，竺校长写信给我的爱人，嘱她应有信心和抱积极的态度，并慰勉有加。竺校长在去世前数月，还曾写信给我，鼓励我进行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并说他自己已年老有病，只能在天气晴和的日子在住所附近散散步了。
竺师母陈汲同志对竺校长关怀学生的心意，知之甚深．竺校长不幸病逝以后，竺师母接下去多次写信给我，并曾先后抱竺校长在世时的照片、遗容的照片．开追悼会的照片，及以后整理出版的《竺可桢文集》寄来给我，作为我最珍视的纪念品．我在浙大读书时，和竺校长很少个人的往来，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并且当我在重庆被捕囚禁肘，我已离开浙大先后在云南、重庆教书三年多，并非浙大在校学生。但我却受到竺校长如此真诚的关怀爱护。我国有一句古话用来表达老师对学生的高度责任心，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竺可桢校长无限关怀爱护学生的精神，不正是这样的吗？
我们后继的教育工作者，如能善于吸取像竺可桢校长这样卓越，教育家可贵的教育经验和无限关怀爱护学生的崇高精神，我国的教育工作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光辉成就，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荣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