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为编者所加
陈布雷(1890—1948),原名训思,别号畏垒,浙江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27年任蒋介石私人秘书,先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1931后12月至1934年4月,两次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校长、教职员、同学:
今天为国立浙江大学三周年纪念,又为校长及教职员宣誓典礼,蒋部长委本人前来监誓;本来近在咫尺,亦当来此观礼,今得躬与盛典,不胜荣幸!浙江大学现在校址最早为求是书院,曾一度改称浙江大学堂,虽则彼时之浙江大学堂与现在之浙江大学不同,但在彼时亦足当大学之称而无愧。其后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兄弟即为当时髙等学堂学生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高等学堂(即浙江大学堂所改称)旋即停办,关心文化者惜之,于是社会办省立大学之呼声甚盛。民国八九年已有办大学之提议,至十一二年动议创办杭州大学,勘定校址,聘请董事,终以经费关系,事又中止。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后,大家咸以为在文化上应有一番新建设,于极困难的环境中,经蔡先生、蒋部长等之苦心擘画,乃有第三中山大学之实现。以旧有之工专农专两校为基本,复添设文理学院,旋又改称为浙江大学,至今已三年于兹。此三年之中,不过如甫脱襁褓之婴孩;但此婴孩长育极好。就教授言,浙大已有荣幸聘得许多名教授,就学生言,亦较其他大学无逊色,此则可以自豪而自慰者。
邵校长对于浙大之创始、经费极有贡献,本人在髙等学堂时即为亲承邵校长教训之一人。其办事之谨严,注意之周切,爱护青年之恳挚,本人亲承诲迪,虽距今已_十年,而回忆旧时情景,恍如昨日。诸位同学得来此求学,亲承训导,实可庆幸。
浙大物质方面,有待于扩充者甚多;但此种种缺点,掩不了其他的长处。浙大之历史的地理和环境与众不同:浙江于经济较其他各省充裕,地理方面则风俗优美,历史上名人辈出,无论关于砥砺气节或研究学术,皆代有闻人。晚明以來,浙江学者大师对于学术之贡献尤多,往往能领袖一时,转移全国之风气,吾侪欲承继此种文化历史之光辉,责任綦重,而学者涵泳于此等环境中,于修省研究,自有为他大学所不及处,则灼然可见者也。
大学于造就专门人才外,当有研究与扩充二方面。学术研究之鹄的,就浙大论,则求是书院之“求是”两字,极为合适。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实,深信必可达到此种鹄的。李石曾先生论学术思想,常说:“勿守东西旧,须求世界新。”戴季陶先生广之曰:“弗迷新与旧,但辨是和非。”盖亦求其是而已矣。余以为对于浙大有历史的意义而足以悬为学术研究之鹄的者,此“求是”两字极好。
其次,余以教育行政人员之资格,有所希望于大学者,顾大学不限于本校发展,而以余力开发社会文化,使社会与大学互受合作之益。社会以材料提供大学研究,大学以研究结果发展社会,此本人所望于大学者之第一点。
最后,先哲有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虽属陈言,而意义常新。处现社会一切未上轨道之时,学者应以力求器识宏远为第一义。大学生之地位身份上本不应有傲岸矜夸之概,而胸襟志趣却应与众人不同,要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气度,而后鄙吝、浅狭之念自消,则所学方能致用于社会而不为社会害。此则希望学生’方面注意,并望学校之训育当局留意焉。
以上所言,皆为本人管窥蠡测之所见。但自信所言或不致与蒋部长之意相背驰,谨代表致辞如上。敬祝大学进步!校长、教授健康!
原刊于《国立淅江大学校刊》第二十三期(1930年9月20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