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盘（1916-）
航空工程专家。福建福州人。1937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193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5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教授、系主任。后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教授，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副院长、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学院院士。
20世纪60年代发明双层金属容器，并领导科研人员解决了双层金属容器和液体火箭发动机用的某种燃料的代替问题，当时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有重大意义。曾担任反舰导弹总设计师的职务，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设计的产品为部队提供了国产装备。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如今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导弹不仅毫不逊色，有些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地位。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不能忘记曾经为之奋斗的前辈，梁守盘就是其中一位。
梁守盘，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早年从事航空工程教育，上世纪50年代起从事导弹研制工作，在发动机技术和导弹总体技术上尤有建树，领导研制成功多种海防导弹，其中一种导弹武器系统被评为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是主要完成人之一。1994年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教书育人 献身科技
梁守盘于1916年4月13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父梁敬钅享早年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晚年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童年的梁守盘在北京家中的私塾读古书和当时的小学教科书。1927年考入北京四存中学，后曾转学到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上海沪江附中和上海光华附中，1933年6月高中毕业。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呼声高涨，他立志钻研工程技术，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步入“航空救国”之路。1937年大学毕业，获清华大学工学士学位，随即到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学习。结业后目睹当时的主要装备都是美国货，且美国又提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要“现款自运”，使他感到建立中国自己军事工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摆脱他国的控制。1938年8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获得硕士学位。
1939年，年仅23岁的梁守盘本可以在美继续深造或工作，但他深深地怀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四万万同胞，于是放弃了舒适、优裕的学习、工作环境，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他教书育人的生涯。
1940年2月至1942年8月，梁守盘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和机械系任讲师、副教授。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在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技师、设计课课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到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6月后任该系系主任。1952年9月，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1956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在近20年的教师岗位上，他兢兢业业、挥鞭执教，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旨在培养振兴中华的栋梁。时至今日，我国航空、航天等科技界的学者、专家还都清晰地记着这位师长的神采和风貌。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结合教学撰写了10余部讲义和其他论着，不仅为当时有关专业的教师、学生提供了教材和参考书，而且对从事有关专业的其他科技工作者，都有参考价值。
梁守盘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与贡献，不仅表现在他的科技着作与论述上，更主要的是在从事导弹研制的实践中，以他渊博的基础理论知识、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把握着技术方向与技术途径；带领科技人员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参与决策多种导弹的技术方案及其他重大技术问题；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的设计、试制、试验、生产和飞行试验，研制成功多种导弹，满足了部队装备的急需，使我国的国防力量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
梁守盘长期从事海防导弹的技术领导工作，曾作为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领导研制成功多种海防导弹，用于部队装备。他还曾担任海防导弹系列总设计师，全面负责各海防型号导弹的技术工作。
1956年9月他调赴北京，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研究所所长、分院副院长，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1982年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第三研究院科技委主任，1988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1993年后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1988年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聘任为初始会员。
向航天事业的权威挑战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仿制从苏联引进的P‐2液体近程弹道导弹。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梁守盘被任命为总体设计部主任，主持这一导弹仿制的总体技术工作，开展“反设计”，即按引进的P‐2导弹的战术技术指标进行导弹设计，将设计计算的结果与引进的P‐2导弹的数据进行比较，验证我们的理论分析、设计、计算是否正确，对有差别的地方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改进。通过这样的“反设计”，极大地锻炼和培养了我们自己的科技队伍，为独立自主地研制新型导弹奠定了基础。
1960年初，为考核靶场设备质量，并通过实际操作练兵，上级决定用引进的P‐2导弹进行靶试。燃料就像是炸弹中的炸药一样，是导弹的食粮。没有合格的燃料，导弹就是造出来了，也只能是一个空壳儿。中国按照苏方提供的图纸建成的化工厂，将已制出的一车皮燃料提前运到了发射基地。可是苏联专家却说，要将中国的燃料送到苏联去化验。化验结果大大出乎梁守盘等中国专家的预料。苏联专家说，中国的燃料中含可燃性物质太多，使用中国的推进剂发射，火箭有爆炸的危险。要发射火箭，必须购买苏联的推进剂。
事情很明显，如果中国没有掌握火箭推进剂生产技术，苏联专家一旦离开，中国的导弹发展计划便会搁浅。因此，中国专家们非常希望能在这次发射试验中试试中国自己生产的燃料。基地司令孙继先与苏联专家交涉，建议使用中国的推进剂，如果发射失败，由中方承担责任。可是得到的回答依然是傲慢的摇头。梁守盘拍案而起：“我们的产品经过化验，完全达到了资料上规定的标准，为什么不能使用？！”他的话绝不是夸大其词，他的确对国产推进剂进行了严格的化验分析。在场的中外专家心里清楚，这位长着苏格拉底额头的人从不说空话。“引进的资料也是专家意见，而且是更多专家意见的结晶。根据理论分析，我们的燃料不可能出问题。如果错了，我愿接受处分！”梁守盘铿锵有力的回答，使在场的人们惊呆了。然而，苏联专家仍不表态。不过，那宽阔额头里蕴藏的智慧和才能确实使他们感到不安。“不！”他摇摇头，“我的每一步计算都是经过严格推敲的……但为什么？”
他苦思着。一个星期之后，问题的症结终于找到了。原来，外国专家在计算时，误将分析数据中某一物质的气态容积作为液态容积使用了，于是，这种杂质在液体燃料中所占的百分比比实际数值高出了1000倍。梁守盘准备面对一场更大的争论。
然而，一切都没有必要了。1960年8月，外国专家组撤走了，答应运来的推进剂也一拖再拖之后，以推进剂厂发生了事故而拒绝提供了。面对困难，梁守盘毫不气馁。“我担保，我们的推进剂百分之百合格。”梁守盘对聂荣臻元帅说。
1960年9月10日在外国专家撤走后的第20天，我国第一次在自己国土上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那枚P‐2弹道导弹，写下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的第一页。
在他担任发动机过程研究所所长期间，能否使用偏二甲肼作为燃烧剂成为当时争论的重大技术问题。苏联专家认为，用偏二甲肼作燃烧剂虽然可获得较高的比冲，但有剧毒，而且毒性是积累性的，使用偏二甲肼等于抱着老虎睡觉。梁守盘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大胆地闯入了这个“禁区”，他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在朱鲲教授的主持下，经过反复分析研究和试验，终于得出科学的结论：偏二甲肼及其燃气虽有毒，但可以通过人体自身的代谢将毒性物质排出，因此是非积累性的中毒，并找到了解毒的特效药，从而打开了偏二甲肼不能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剂的“禁区”。此后，又在梁守盘的带领下，研究出用偏二甲肼与煤油混合，代替需用20公斤粮食才能提炼1公斤的混胺-02的办法，以此作为中、小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剂，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源，意义十分重大。
为研制更大推力的发动机，他提出不设计新的大型离心泵，而用几个离心式涡轮泵并联的设想，突破了苏联专家的技术论断，为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涡轮泵系统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途径。
根据篮球双层结构的原理，梁守盘提出了以双层金属容器代替不锈钢材料贮存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剂硝酸和氧化剂过氧化氢，因为当时国内不能生产，而国外又禁运。双层金属中，里层采用耐腐蚀性好的合金铝，外层用强度高、耐高压的钢材，试制成功高压容器，从而闯过了航天事业初创时期一系列的技术难关。
对海防导弹研制作出卓着贡献
梁守盘长期担任海防导弹研究院副院长，分管技术工作，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这类导弹的发展规划，并主持和组织研制成功亚音速、超音速、小型固体三个系列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多种海防导弹，有的导弹还多次参加国际防务展览，受到好评。特别是在被人们称为“中国飞鱼”的C801超音速固体反舰导弹的研制中，他不仅带领科技人员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还排除了飞行试验中出现的故障，以泰山压顶不弯腰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历尽艰辛和坎坷，终于研制成功了这一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如今，这种发动机早已在我国诞生，并已形成了几种可供实用的型号。现在，这种类型发动机的研制在一些先进国家已经成了热门，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所研制成功的导弹的战术技术指标可以与发达国家同类导弹相媲美，这与梁守盘所付出的劳动与心血是分不开的。
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
梁守盘作为一名老专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决不去迎合某一观点，更不哗众取宠，称得上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楷模。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推诿，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工作，一定提出明确的意见，敢于决策、善于决策。他已接近耄耋之年，仍孜孜以求地奋战在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的岗位上，关心着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为其兴旺发达而尽职尽责、献计献策。“我们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既飞得快，又打得准。”年过八旬的着名导弹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盘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曾经微笑着说出这样一句话。他的笑容从容而又大度。谈到中国导弹的种类，梁院土说：“中国有一种导弹和法国‘飞鱼’相似。外国记者管它叫‘中国飞鱼’。还有一种导弹，美国人把它叫作‘蚕式导弹’。这些导弹，1984年都在天安门广场受到过检阅。”对中国导弹的性能，这位导弹专家十分自信。他举了两个颇为生动的例子。
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附近海域进行了导弹演习。美国人表示反对说：你们导弹试射过吗？打到台湾岛上去怎么办？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一方面，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用不用武力解决，是中国人的内政，不是你美国人的事；另一方面，我们的导弹是打得准的，我们说打哪儿就打哪儿。果然，我军导弹准确命中预定目标，连西方观察家都不得不对中国导弹性能赞叹不已。“中国导弹技术不但不落后，我们有的导弹，比如‘中国飞鱼’还和法国‘飞鱼’抢过市场。”梁院士讲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东南亚某国在选择是购买“中国飞鱼”还是法国“飞鱼”时，提出在海上较远的距离设置一个目标，谁能打中目标，他们就购买谁的导弹。法国人退缩了，中国人说“我打”。结果直接命中目标，我们得到了这笔生意。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国家敢用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进行战争。“我要没有，你就想打我，我要有了以后，你就不敢打我。这就是威慑力量。”美国一家报纸对中国核威慑作了这样的评论。“我们搞导弹是为了真正维护和平，而不是充当战争贩子！”梁院士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中国拥有导弹的真正意义。
在他的办公室，人们常见到的是他伏案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推导着一个又一个外行人极难看明白，又显得枯燥乏味的公式。然而，那数字连着数字、符号连着符号的公式，在他的眼里并不枯燥。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叫老骥伏枥。人老了，能追回的东西不多，我就想在有生之年多为航天做点事。”
解放后院系调整，浙大一度没有了航空航天专业，但于2007年1月，又成立航空航天学院，中断五十五年的航空航天缘终于再续，潘云鹤出席了成立仪式。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