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浙江大学永远的骄傲——校长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
气象学、地理学家。浙江上虞人。
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6年至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创我国气象教育事业，创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组建早期的中国气象观测网，开展物候观测、高空探测及天气预报等工作。在台风、中国季风及大气环流、气候区划、物候、气候变迁等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中国首先提出季风系统这一概念。首创区域气候研究，提出划分亚热带的指标。确定中国八大气候区，确立了气候区划和自然区别的基本轮廓。主持并参加我国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治沙，黑龙江流域，西部南水北调，云南热带资源等综合考察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为什么是竺可桢？
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凡属成功的例子，毫无例外是脚踏东西两洋、融会中西文明的文化巨子，竺可桢，这位蔡元培和鲁迅的同乡，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后考取第二届“庚款”留美生，与胡适等同船赴美。这是他后来能够成为校长的一个资历。在美国，竺可桢和胡适都发愿为振兴国家而学习，在美时竺可桢即参加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这个“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成员后来大多是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领衔人物，而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历经300余年，直到20世纪初“中国科学社”的学子们学成回国，通过他们，又结合了政府颁定的新学制，才把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全面地引进到中国的学校里。
终于，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地处江南的浙江因浙江大学屡屡发生学潮而影响到了它的文化地位时，南京的政要以及浙江的名流和乡绅都在苦苦寻找新校长的人选。后来的事实说明，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注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当战前的中国高校除了此前因在时代大潮之下必须面对传统学术已失去抗衡西方文化的功能（所谓“败下阵来”），因之其学习内容已被西方近世产业革命后的“新学”所替代之外，南京政府积数年经济建设和社会重整的努力，高校也在酝酿着新的教育理念的改革。这是竺可桢履职浙江大学的一个背景，而这位曾经有过留学和接触西方社会的阅历、身处当时中国科学共同体之中、且怀抱“科学救国”的理念，随之便在浙江大学开创了崭新的篇章。那是1936年4月25日，正值壮年的竺可桢走马上任了。从46岁至59岁，他为浙江大学贡献了整整13年。
“临危受命”
1936年4月的杭州，春意盎然，但并没有给竺可桢带来多少欣慰和愉悦。
正如他后来的回忆：当时浙江教育界完全是在陈立夫势力笼罩之下，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浙大校长郭任远，统是陈立夫亲信。郭任远在浙大因推行法西斯的教育方式而招致广大师生的不满，大批师生离校而去，使得学校教学几近瘫痪状态。郭任远也被学潮逐走。
南京的蒋介石一直关注着浙江大学事态的发展，他不忍看到自己家乡的最高学府搞得一团糟。于是，在郭任远被逐之后，他和他的幕僚们开始物色新的校长人选，几经考虑，竺可桢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作为乡人和被器重的留洋科学家，竺可桢很快被任命为浙江大学的校长，因为由他来出任浙大校长，地缘、人缘等都一应俱备，他的同乡和挚友陈布雷、蒋梦麟、翁文灏、邵力子等都一再举荐他。此外，虽然竺可桢并不是国民党高层圈子中的人物，但他的连襟是邵元冲、蒋作宾（后来又有陈西滢），而邵、蒋当时都是国民党党内和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有了这层关系，由不得他再三推辞。
但当时竺可桢并不情愿担任这个角色，他还沉浸在气象所的研究工作中（回国后，他相继在武昌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商务印书馆、南开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教或任职）。同时，他也知道，在当时国难深重、内战频仍、学潮不断、学界畛域甚深等情势之下，要领导一所大学，其难度不问可知，郭任远就是前车之鉴，于是，他本能地拒绝了。然而，经不起陈布雷等的一再敦请，特别是浙大一批教师和亲友的殷切期望——为家乡造福、为社会培养栋梁，于是，竺可桢动摇了，他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接受了。
大学之魂
竺可桢认为：“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大学的功能也不能只是知识的传授，而必须体现在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揭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至于大学最终应该达到的目标，则是应造就这样的人才：“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显然，要取得这样的效果，一般的学院式的教学是难能企及的，即竺校长所说的：“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所以，他要办的大学，目标显然不仅在“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是旨在推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与理念与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等等，都是相近的，归纳起来即都主张大学应实行通才教育而反对单独的技能训练；注重育人并主张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并把选好德才兼备的教授视为一所大学至关重要的一环；学校内部则提倡民主办校，尤其致力于学校不受外界干预，不受政治势力控制，实行校长与教师、职工分权的“民主管理”体制，等等。但在另一方面，既然要以此宗旨办学，就不免与当局的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的政策相矛盾，于是竺校长到任不久，即特别质询教育部长王世杰：“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蒂独断行为？”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竺校长果断地摒弃了不合“现时世界形势之正确潮流”、又不符“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的前任校长郭任远的办学方针，换言之，他要闯出一条新路，在办学理念和民主治校方面有所作为。
1936年4月25日，他在就职仪式上对全校教职员工表示：一、办一地的教育，必须知其过去之历史，并明其当前之环境。二、浙江过去历史上充满学术发达的光辉，自来学者尤多重经世，尚气节，能为民族奋斗。至今日环境，则在外患侵侮深入之中，浙江复为国防重心所寄，故本大学所负时代使命甚巨。
三、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故本大学纪律化组织化之校风，必须继续前轨，更求推进。四、关于教务方面，教授当网罗人才；图书设备当力求充实；建筑则以本大学校舍不敷，亦当就经费可能中渐谋扩充。五、因大学费用负担较大，贫寒好学青年，往往失去上进机会。下年度起，拟设置公费生，全部免费；并与浙教厅联络，由中学免费办法，奖掖有为青年进受专门教育。六、力诫学生勿受浮动盲从之恶习，须从学业思想道德体育各方面努力，方可养成将来健全的社会领袖，为国家民族效劳。这六条宗旨就是他的办学思想的具体化，随即他在校内厉行改革，如改变国文系、历史系没有教授的状况，拟聘请马一浮、邵裴子等国学大家；又改变大学分系分科过早的状况，拟让学生在打好学科基础的前提下，提倡跨系选修和辅修，让大学生触类旁通。此外，他更殷殷教诲浙大莘莘学子秉承“求是”的传统，在学风和做人方面承继先贤，“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而每位浙大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作风：（1）不盲从，不附合，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专横；（3）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使学生在理智上健全起来，俾其将来造福社会，即“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此后，竺可桢还成功地采纳“哈佛”的办学模式来塑造浙大，又在办学的精神资源中汲取传统精华嫁接中西，取精用宏。而揆以迹象，竺校长力请马一浮为浙大作校歌就是一个写照。
正是在“求是”校训指引下，通过注重通才教育，尊崇“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等办学理念，使浙大很快有了焕然夺目的成就。即使在颠沛流离的西迁（所谓“文军长征”）中居然由一所主要服务于地方的大学变成蜚声中外的名牌大学，而前后十数年之中，原来浙大的文理、工、农的3个学院16个学系，已经翻变为文、理、工、农、法、医、师范7个学院25个学系，此外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它培育的众多杰出人才。
1944年4月至10月，李约瑟先后两次赴贵州遵义湄潭，访问战时流离中的浙大。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浙大师生在偏僻的山村，在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交通阻塞、物质匮乏、空袭骚扰、疾病侵身、通货膨胀等困厄之下，却恪守“求是”精神，弦歌不辍，教学科研两不误，并且取得了许多丰硕科研成果的景象。李约瑟后来写到：“在重庆与贵阳之间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它）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为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
那是浙江大学的如歌岁月：校长如暖人的春风，大师如云，学子们则沐浴在春风春雨之中，尽管那还是烽烟万里的岁月。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于是，他倾力引进名师和学有所成者，为此不惜在甫到校时就举贤不避“亲”，从他曾经有过颇深基础的“南高”（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带了一批班底，如物理学家胡刚复，史地学家张其昀等，再配合浙大元老的物理学家张绍忠，教育学家郑晓沧，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以及生物学家贝时璋等，组合成浙大的基本学术骨干和干部队伍。
创造条件，让他们安于着述研究和教学。后来苏步青通过种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深深感到竺校长是“一位伟大的大学校长”，而且是与蔡元培一样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是一位有心人”，“是一位公而忘私的好校长”。
在竺可桢长校时的浙大，容纳了各派人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则是当年这里除了拥有众多中国现代的科学大师和教育家外，又有一些似乎是“过气” 的儒家的殿军和一代儒宗，这一场景会发生在浙江大学这所既是科学殿堂又是中西思想交融场所的学校，堪称是当年罕见的景象。不妨说，“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在这里有一个奇特的调和，即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与中国的传统道术，“科学派”与“学衡派”，居然在这里相安无事，而所有这一切，无疑是竺校长阔大的胸怀所致。当时北大等已经是胡适等新文化派独领风骚的天下，许多“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的学者纷纷南下，且相继从东南大学迁移至浙大，这除了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邵祖平等先后随竺校长而来之外，前“东大”学生的郭斌龢、张其昀、陈训慈等亦相继抵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学衡派”可谓雄风再起。比如当时的文学院，由郭斌龢持掌中文系，吴宓也多次受聘（未能成行）；外文系呢，由先前曾向胡适等发动的“新文学运动”发难的梅光迪来主持（后为文学院院长）；至于史地系，则有堂堂“浙大二张”（张其昀和“梁启超第二”的张荫麟）大张旗帜，加之“访问学者”钱穆、熊十力等大师，浙大的文科，在最灿烂时，集合了贺昌群、谢幼伟、牟宗三、马一浮、谭其骧、夏承焘、严群、缪钺、向达、孟宪承、陈乐素、黄翼、陈立、孙大雨、费巩、吴定良、萧璋、黎子耀、祝廉先、张志岳、方豪、陈逵、浦薛风、王庸、田德望、李浩培、郑奠、郦承铨、夏定棫、索天章、李絜非、萧璋、邵裴子等众多名家大师，仅仅一个史地研究所，即是群星璀灿，张其昀、谭其骧、顾谷宜、叶良辅、任美锷、刘之远、涂长望、黄秉维、陈述彭等等，更不用说理工农林方面如雷贯耳的诸多名师了——竺可桢、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吴健雄、卢嘉锡、卢鹤绂、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梁希、涂长望、金善宝、蔡邦华、梁守盘、束星北、汪猷等等。
正是在竺校长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在竺校长的人格感召下，浙大才汇聚了众多崇尚科学和民主、追求真理、拥有真才实学、并且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一批学者。
“求是”学子
竺校长一生在思想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在抗战时浙大的“西迁”途中。
当时他目睹时艰，曾有一番对学生的讲话，他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标准。切记：异日逢有作弊机会是否能涅而不淄、磨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试金石也。应该说，这也就是当时的浙大的校风和学风了。对于大学生，竺校长于乱世中有一个标高绝响的体认，在他心目中，所谓大学生“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在每年新生入学时的发问：“诸位为什么来本校？”“诸位出校后将有何作为？”这些提问，言浅意深，因为在他看来，以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社会上大学生人数之稀少，有幸成为大学生，则当仁不让要有成为“社会上各业的领袖”的抱负。
竺校长从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4月上任，至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离校，他总共担任浙大校长13年，期间浙大在校学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余人，算起来直接沐浴于竺校长教育思想、先后成长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则有3500余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先后涌现出了像李政道、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谷超豪、薄冰等一大批杰出的“求是”学子。
还应该值得庆幸的是，竺校长标高绝响的办学宗旨，除了在他身上得到体现之外，还通过导师制等措施以及广大浙大教师教书育人而得到贯彻。如前者，竺校长曾说：“以我个人所晓得实行导师制的，浙江大学要算第一个。”那么，为什么要实行导师制？竺校长回答道：“所谓熏陶人格，这句话还是空的。对于这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
情系浙大
一晃，岁月倥偬，竺可桢也告别了浙江大学。可惜，当年竺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继承。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竺可桢伤感道：浙大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系均将分散。“这在浙大是一个重大损失，回复到了30年前‘工专’的状况”。
机械地学习苏联，不适当地裁撤了许多学科，同时专业设置又过细，等等，这些教育上的弊病后来日益凸现出来，为此竺可桢等原浙大的学者有鉴于此，有所谏言，如要求保留理科、文科等，但却未被采纳。调整后的浙大于是成为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浙大人员也相继离散，如后来科学院的23位院士，就是这时从浙大离开的。
为此当年的，后来还有许多人怀念着竺校长时期的浙大。
缪钺曾回忆说：“夫大学者，本应以培育通才为旨归，使受教者能具有广阔之襟怀，宏通之识解，出而应世，则所见者远而所成就者大。蔡元培之长北京大学，竺可桢之长浙江大学，均本斯义，故人才济济，称盛于一时。……新中国建立之后，教育制度，步趋苏联。在大学中，强调专业，壁垒森严，非但文科与理科不能互相沟通，即文科中之文、史、哲各系，亦限以藩篱，不得逾越，使承学之士徘徊于小径之中，局限于狭隘之域，曩昔大学培育通才之规模荡然无存，此则深可惋惜者矣。”
“我曾在北京大学读书，也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对于这两所大学，我是熟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都是大教育家。他们主持大学时，指导思想是按教育规律办教育，大学不是衙门；校长对于教员不是长官对属员，而是以宾友之礼相待，重要校务常与教授商量；在学术上，兼采众长，发扬民主。这些做法，都是行之有效的，对今天来说，似乎也还是可借鉴的。”
苏步青则更加感慨：“竺可桢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此）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
谈家桢则说：“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着的当推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桢先生。”
甚至，并不是浙大出身的周培源也曾动情地说：“我们过去（曾）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地学习和继承。……中国既然已经有竺可桢这样成功的教育经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苏联？”
以上前辈们的感慨，在今天已为更多的人所认同，或者还进一步以此为历史资源来建设新的浙大了。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竺校长的最好精神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