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用功绩证明一切——中国人造卫星先驱赵

赵九章（1907-1968）
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质学家。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河南开封人。1924年至1929年在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前身）电机科就学。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和组织工作，对大气科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地球科学物理化和新技术化的先驱。先后创立了不少地球科学研究机构，并开辟了许多新研究领域，如气球探空、臭氧观测、海浪观测、云雾物理观测、探空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对我国地球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将中国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飞船绕地球14周以后，于16日6点23分在内蒙古阿木古郎草原安全着陆，航天员自主走出返回舱，状态良好。时隔两年，2005年10月17日早晨中国第二艘载人飞船“神舟”六号顺利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着陆，两名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健康出舱，“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六发六捷，迎来“六六大顺”。中国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完成和实现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的计划和目标，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也是第一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发展中国家！从“嫦娥奔月”的动人传说到“敦煌飞天”的美丽壁画，从明代人即梦想的“万户飞天”到早期的“曙光号”飞船，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到此终于实现了。
俗云“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喝水不忘掘井人”。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血沸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为中国航天事业献出毕生心血和生命而尸骨无存的先烈，被誉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
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赵九章功不可没。也有人说，如果赵九章的生命更长久，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早很多年就看到中国飞天梦想的实现。
与浙大的微妙情缘
赵九章于1925年考入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科学习，这正是浙江大学的前身之一。那时在全国革命形势感召下，他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不幸于1928年3月被捕入狱，赵九章被关在狱中英勇不屈，随时有被杀的危险，幸好他的姨夫戴季陶（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得知此消息，把他保释出来，留在身边当秘书。因为赵九章写得一手好字，文笔很好，戴季陶很赏识这位外甥的文才，要借此机会重用他，作自己的帮手。可是赵九章不慕仕途，于1929年夏考入他仰慕已久的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毕业，在叶企孙老师的帮助指导下转向气象学，并考取公费留学德国的资格。1938年，赵九章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回国后的赵九章来到西南联大任理学院教授。
昆明的天空总是那么的湛蓝清澈，徐徐微风，悠悠湖水安抚着游子疲惫的心灵，召唤着他们浓浓的思乡情，尽管战乱时期的生活无比艰辛，但是回到祖国的喜悦以及和家人的团聚还是给赵九章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接过竺可桢的接力棒
抗战期间竺可桢一直任浙大校长，很难兼顾气象所，遂于1944年请赵九章任气象所代所长。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
赵九章的到来给气象研究所带来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赵九章成为继竺可桢之后，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定的重要人物，中国气象学也从地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赵九章到所后，引导一些研究员采用数学物理方法研究气象学，取得可喜的成果，竺可桢对此十分赞赏，多次表示“余喜托付得人”，并在日记中写道：“物理为气象之基本训练。日后进步非从物理着手不行，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限量。”两次提出辞去气象所所长，推荐赵九章接任。赵接任后仍兼已迁回北平的清华大学气象系教授。赵九章任气象所所长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回南京，整个中央研究院也迁回南京原址。由于条件改善，气象所有了更大发展。1948年国民党当局自知败局已定，要求国立中央研究院所有机构迁往台湾。抗战期间历经四次搬迁的气象所在赵九章的领导下，坚决予以抵制。
赵九章一纸电文“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实不堪再动”，拒绝随国民党赴台。
新中国成立给了科学家们一个新的天地，让他们能够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情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当苏联第一颗“月亮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赵九章再也坐不住了。
他联合钱骥等科学家上书国务院，要求尽快开展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试制工作，并获得了毛主席的赞扬和认可。很快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581”小组在中科院成立，钱学森、赵九章等人为这个机构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8年，赵九章率领中国大气物理科学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希望能学习到先进的航天技术。但遭到苏方的种种限制和刁难。
回国后，赵九章在访苏考察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我国发展人造地球卫星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从此，赵九章在开展中国人造地球卫星事业中，始终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在中国自己的科技和工业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理想之中。
当时，国外不仅卫星的研究和制造、探测技术绝对保密，而且探测的数据、资料等应用成果也是保密的。中国开展卫星研制工作，只能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赵九章在重重困难面前却十分自信：“广大的宇宙就是空间科学的大实验室，我们空间科学的实验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要理论与实践结合就必须进行卫星探测，我们有了自己的卫星，我们的空间科学才能真正走向太空。”不久，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其箭头、舱内的仪器设备，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同时，赵九章他们还完成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的研制项目。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中国科学院根据我国的科技水平，提出我国空间探测事业要由小到大，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思路。赵九章调整了卫星研制事业的任务和人员安排。他实事求是地提出“以火箭探空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的发展战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九章提出的发展战略，成为中国科学院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指导方针。
在赵九章和同事们的辛勤工作下，中国科学院空间物理研究的“四条腿”——理论研究、地面观测、空间探测和模拟实验，已综合配套，相互促进，共同牵引着中国空间科技攀登新高峰。
1964年，历经坎坷的中国空间技术获得重大突破。6月29日、7月9日和7月11日，中国在西北酒泉导弹基地连续成功地发射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爆炸成功。导弹发射、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为发展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64年末，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赵九章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他听完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后，十分激动，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建议书，次日上午便当面交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过赵九章的建议书后，十分高兴，特地利用开会间隙，找到赵九章，希望他会后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报告。
1965年1月6日，赵九章与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建议立即启动我国研制卫星的系统工程。报告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和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委员会主任竺可桢的高度重视，竺可桢阅完报告，当即在报告上欣然批下四个大字：“刻不容缓！”
1965年3月，国防科委召开研制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赵九章在会上作了卫星方案设想的发言。4月29日，国防科委根据各方的讨论意见，形成一个报告，正式上报中央。5月，此报告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得到批准，并责成国防科委具体组织协调。
从此，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在赵九章的组织协调下，全面展开了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
1965年5月31日，中科院新技术局正式宣布成立卫星本体组、“581”组、轨道组、生物组和地面设备组，并要求在6月10日前必须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卫星系列规划轮廓。于是，赵九章和钱骥配合院领导负责全面组织工作，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只用了10天时间，便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步方案。此方案归纳为三张图、一张表：卫星外形图、卫星结构布局图、卫星运行轨迹图以及卫星分系统组成表。
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651”设计院，赵九章担任院长。从此，他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的研制工作，使我国航天事业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它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在这个论证会上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起名为“东方红一号”。它是一个直径1米的72面近球体，重约173公斤，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它要能上得去，抓得住，而且能让全世界人民看得见，听得到。
然而，赵九章却未能亲眼看到中华科技之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的历史时刻。
“文革”岁月，含冤去世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中华大地，赵九章也惨遭迫害。
1967年，“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被扫地出门。所有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无权过问，涉及卫星的信息，对他实行封锁。最让赵九章无法接受的是他再也不能接近他的卫星事业，再也无法直接了解到工作进展情况，即使如此他还是平静地接受着现实，因为他心中还有支撑着他的力量。但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1968年伊始，寒冷的西北风裹着沙尘在北京肆虐。赵九章被押到郊区进行劳动改造。20多斤重的胸牌用铁丝挂在脖子上，勒出道道血痕。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造反派”常常故意把他推进水沟，又立即命他爬上来，可刚上来又被推下去……在批斗大会上，赵九章被打得遍体鳞伤，牢笼般的房间里贴满了大字报。
每当夜幕降临，这位唯物主义的科学巨人却在黑暗中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恐惧感，无法入睡。在难熬的漫漫长夜里，他开始感受到生命中无法排解、无法超越的迷惘和痛苦。
不久，一个令赵九章心惊胆战的噩耗传来：我国杰出的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所长被“造反派”打死。几天里，他头发像霜染的一样白，苍老的皱纹爬满面颊。惟一能陪伴他那孤独而迷惘的心灵的，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地球仪，几十年一直带在身边，也是抄家时惟一没有被“没收”的“洋玩意”。万般苦恼和恐惧时，只要用手指拨动地球仪，他便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在痛苦中，赵九章把最后的期待寄托在国庆节上。他清楚地记得：从新中国诞生起，每年国庆节前夕，自己都会收到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国庆之夜。
1968年国庆节的前一天，赵九章仍像往年一样等待着国庆的观礼券。他比任何时候都期盼着这张小小的纸片，因为这是他向领导们说出自己心声的惟一机会，可他一直等到国庆节之夜降临，也没见着请柬的影子。
他哪里晓得，那封苦苦期待的请柬在国庆的前三天，便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被“造反派”扣压了。
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1968年10月10日深夜，秋风萧瑟，树叶纷纷飘落。赵九章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静静躺在床上，伴着泪水吞下了数十片安眠药。赵九章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嘱，只留下了他生命最后时期在报纸、烟盒，甚至药单上写下的那些卫星数据。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很快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昭雪平反，树立铜像“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院士常喜欢吟诵的诗句。不幸的是，他的命运偏偏如同这首诗一样：他的遗体，不知在哪火化；在萧瑟的寒风中，他的骨灰不知飘向何方。
当科学的春天再度回到神州大地时，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1985年6月，中国科学院申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其中一项为“东方红一号及卫星事业的开创奠基工作”。该项目的重大贡献人员中赵九章被列为第一人，获特等奖。
1997年10月赵九章诞辰90周年时，王淦昌、钱伟长、王大珩等42位院士签名倡议为赵九章树立铜像，约170位科技专家自愿捐款为塑造铜像提供经费。1997年12月17日，赵九章的铜像落成，安放在中科院空间中心科研大楼前门厅，供人瞻仰怀念。
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举行大会，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是获奖者之一，他当之无愧！
进入新世纪，我国载人航空航天事业取得如此骄人成绩，在向当代航天人祝贺的同时，我们要记住这位英雄的名字——赵九章，斯人已逝，希望中国航天领域的后辈们铭记老一代航天人的业绩和精神，继续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载人航天科技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