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学子到校长——集历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何炳松

何炳松（1890-1946）
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字柏丞。
浙江金华人。13岁进金华府中学堂。
1906年因学业优秀被保送到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读书。1922年以后先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学术上何炳松一向主张“兼容并包”，使当时暨南大学有“东南民主堡垒”之称。何炳松对浙东学派渊源，有独到见解。他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炳松一生精研史学，着译甚丰。主要着述译作有《新史学》、《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等。
当年“求是”学子
何炳松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一位堂弟，就是现在知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何炳松早年在金华府中学堂（现为金华一中）读书，后因学业成绩优异，未及毕业，即被保送进入浙江高等学堂的预备科学习。
何炳松在浙江高等学堂学习期间，刻苦读书，以至“无试不冠军”。不过，他并不是一味从书本里求学问的“读死书”的书痴。后来在他写的《求学经验之回想》中，讲到他读书期间的一个体会是：“不能单凭教师与课本，随处皆学问，如庙宇为历史图书馆，大世界为戏剧图书馆，最紧要处是求真。”书本的知识、社会的体验，这是当年“求是”学子的知识源泉，而其“最紧要处”则是后来校长竺可桢提炼出来的“求是”两字，它与“求真”其实是相同的。当时的何炳松和同窗陈布雷、邵飘萍、邵元冲等都是注重践履的优秀学生。
1912年何炳松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又被浙江省政府公费资送去美国留学。何炳松在美国留学的4年期间，先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法语、政治学和经济学，后又考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德语、史学和政治学，并在学习期间被聘为历史系助教。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士学位后，又考入普林斯顿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毕业后又获取了政治科硕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期间，何炳松还担任过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会长是胡适）以及《留美学生季报》编辑等职。何炳松学成回国之后，于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后来他又曾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担任教授，长期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在北京期间，他还与老同学、《京报》社长邵飘萍以及同在《京报》的老乡傅东华时有往来。
故乡办学
何炳松大名为人广泛所知，是他1922年返回浙江，先后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之时。
1921年11月，浙江省议会提出归并“师专”等各校改设大学一案，可惜因有的学生聚众起哄而罢。1922年8月，当时主持浙江教育的蒋梦麟因“一师”校长马叙伦出任了省教育厅厅长，就请何炳松接任“一师”校长之职。何炳松念及“受浙江的恩实在不少，从中学起，经过高等学堂、美国留学，统是浙江父老的汗血金钱培植我的”，遂欣然到任。随即，他大刀阔斧，开始实行教育改革，由此，一个崭新的“一师”出现在人们面前。当时，它是可以与当年毛泽东所在的湖南“一师”相提并论的。
那是他第一天上任，后来他回忆说：“第一天走进学校的头门，就看见二道长墙，一直到二门为止，很高，很长，而且很破烂。我那时就觉得太闭闷，太阴森，所以不到一星期就把它拆得个干干净净，左面露出一个大操场，右面露出一个附属的小学校，一个气象沉沉的学校忽然现出一种活泼美丽的形式来。”
这就是当年浙江着名的教育家经亨颐所称的何炳松的“拆墙主义”。“拆墙”，只是一个形式，而其实质则是拆去禁锢在学生精神世界里的全部阻碍，贯彻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宗旨，由此才有了一个活泼和朝气蓬勃的“一师”。
当时何炳松等还曾筹划创办一所浙江的大学，即当时所酝酿的“杭州大学”（拟建于杭州凤凰山万松岭敷文书院附近），蔡元培、蒋梦麟、阮性存等均为之出谋划策，而当时同时浙大校友的张宗祥以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身份，更是为之煞费苦心，可惜未能如愿。1923年3月10日，“一师”突然发生了一起神秘的投毒案，结果致死24人，校长何炳松在处理此案过程中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所谓身心俱疲，然此案却不了了之，为之他记有《毒案纪实》一书。 此后，“一师”与“一中”合并，改称为省立一中（今之杭州高级中学），仍由何炳松任校长。
“新史学”的开拓者
何炳松在从事教育行政和教学之余，还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精研史学，着译甚丰，其主要着述和译作有《新史学》、《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历史研究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吕东莱年谱》等，以及《何炳松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何炳松校长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近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还相继出版了“何炳松作品系列”。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何炳松最早向中国史学界系统介绍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是最先传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时人曾将之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而在他的大量着译中，对浙东学派的学术源流的研究尤富于独到的见解。
何炳松也是一位着名的文化学学者。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潮面前日益衰败的事实，1935年1月，包括他在内的10位着名教授，即何炳松、王新命、章益、陈高佣、陶希圣、孙冰寒、萨孟武、樊仲云、黄文山、武堉干等发表了一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运动”，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以“此事此地的需要”为基础，保持中国的特殊性，以此来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同时也对欧美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这一“十教授宣言”随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当时赞成者中就有不少浙大的学者，如庄泽宣、李培恩、陈训慈等。
何炳松也是一位着名的出版家，早在1923年末，他应聘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在这所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译所长、编审委员会委员、协理等，并主编有《教育杂志》等刊物，他还主编有“中国史学丛书”、“社会科学小丛书”、“社会科学名着选读”、“教育大辞书”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的上海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均毁于炮火，何炳松随即又投入到“商务”的重建工作中。
不过，何炳松一生仍以教育家而着称。从1935年起，何炳松长期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一职，由于他主张和执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造就了暨大“东南民主堡垒”之名；至今，暨南大学也仍以何炳松当年所题的“忠信笃敬”为校训。抗日战争爆发后，暨大也如浙大一样，有一段流亡的历史，它从迁入租界、再迁福建建阳，至1942年4月，当时东南各流亡高校拟在浙江金华成立“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此前已有“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以何炳松为筹委会主任，所谓临危受命，当时何炳松还聘请了浙大龙泉分校的王勤育为教务长，最后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建成。
1946年5月，何炳松被调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但因病未能到任。7月25日，何炳松在上海“中华学艺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