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六十年后说东归——1946年浙大由贵州复员杭州纪事

幸必达
话说当年，浙江大学在全民奋起、共赴国难的抗日战争中西迁办学。竺可桢校长为了让大学向乡村传播科学文化，同时让师生深入农村唤起民众抗日，决定浙大不内迁西南的名都大邑，而选择走山区小县的流亡之路。转徙三年（1937-1940），经过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最后定居遵义，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一住七年。竺校长肩挑战时大学教育与科研的双重任务，领导师生们在破庙茅屋中，布衣蔬食，弦歌不辍，以独特的办学精神和尖端的科技成果蜚声国际，被誉为“东方剑桥”，树立起一面战时流亡大学崭新的办学旗帜，浙江大学也从艰难中崛起。
当年办学困苦，至今犹历历在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声中，浙江大学也胜利复员。师生们怀着对遵义人民的无限感激与眷念之情，从1946年夏天开始，又经过了五个多月的艰难转徙，全校才东归杭州。这次复员人数众多，是一次庞大的转运工程。
内迁云、贵、川三省的高校师生员工眷属数万，加上政府机关单位人员眷属不下数十万，海陆空运工具都十分缺少。竺校长带领执事人员四处奔波，北上重庆，南下贵阳，东去南京、上海、杭州，风雨兼程，为复员规划行程、工具、经费及重建校舍，向教育部要复员费、建校费，向交通部、公路局、两航飞机和民生轮船公司联系工具，真是艰苦备尝，席不暇暖。在万分困难中决定了分期分批复员的总方针。浙大遵义总部改为留守处，由王国松院长主持。1948年5月正式启动复员工程，6月1日以后函电公文均转杭州。
从5月7日第一批三辆汽车先行到10月10杭州庆祝胜利复员大会，历时一百五十余天，师生员工眷属三千余人和图书仪器数百箱安全回到西子湖畔。竺校长和执事人员可谓心力交瘁，实在令人感泣。
2007年，距浙大复员东归已经整整六十年了，竺校长和很多老师、学生都已先后去世，在世的师生都已苍颜白发，年登耄耋。回首往事，喜悦中也饱含辛酸。今天，祖国强大了，经济腾飞，交通四通八达，比起当年东归条件真有天壤之别。浙江大学也已发展成为世界知名大学。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怀念为国操劳、为科学和教育鞠躬尽瘁的竺校长。这段艰辛的历史，我们很难忘记，也应该告诉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请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
幸必达校友给浙大学生讲西迁历史艰难的壮举
1946年2月9日，浙大在湄潭召开第一次复员预备会，匡计复员人数为3000人左右，按当时物价预计复员费为3.74亿元法币（下同）。2月25日，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的高校复员会议，决定复员次序为离重庆近的先走，远的后迁。当时交通情况，据《竺可桢日记》记载是：水运走长江，民生公司有轮船96条，但领港员只有46人，不能全用，每月可运1.8万至2.4万人；陆运走川、黔、湘方向去长沙，接铁路到武汉再转长江水运；公路有汽车600辆，每月能运1.5万人；空运有央航和中航两公司，有飞机23架，每月可运4000人，但规定每校每月只配给机票3张。无论水陆运输，都要自己联系车船。
川江水运已拥挤不堪，便让重庆附近学校先走，浙大只能考虑陆运，即经贵阳去长沙、武汉再转水运了。4月26日，浙大行政会决定，根据教育部发来的复员费3.7亿元，分配到人。其中：学生每人复员旅费9.5万，加5、6、7三个月的公费共发12万；研究生每人复员费9.9万，加三个月公费共发12.9万；教授每人15万、副教授14万、讲师13万、助教及职员各12万，家属妻子与丈夫同，子女及佣人各10万，佣人家属5万。学校决定5月5日在遵义举行当年的毕业典礼。领款的师生员工可以自找交通工具先走。
当时，学生代表向学校反映，每人12万元旅费不够用。学校限于经费无法增加，同意无家可归和无钱可借的师生暂留贵州，候至9、10月间与学校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同行，车船均可免费。因杭州校舍未修复，先走的人可以先回原籍家中。学校决定11月学生开学再到校复课。
决定公布后，能走的师生员工都各自找车出发，湄潭、永兴师生都逐渐集中到遵义找车。当时很少正规班车，很多人都找司机搭便车，当了“黄鱼”，真是归心似箭。先后走了两千多人后，剩下的都是无家在江浙的学生或家累很重的老师和职员，大家都决定随校最后迁走。
8月中旬，学校联系了陆军交警二团，以一百辆军用十轮大卡车为浙大运送全部留黔人员和物资。学校紧急征募一百名学生担任无偿的押运人员，负责押运物资和照顾同行老师员工眷属。应征的人很踊跃，笔者当年是四年级学生，也是应征人员之一，亲历了这次东归旅程。
陆路行程
9月4日上午，我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准备出发。一百辆十轮大卡排列在子弹库校本部广场上，已经装车待发，蔚为壮观。押运同学先期已开过会，自动推举了一批负责人，商定了九条公约，要求大家遵守：1.车队统一出发，保证一路同行，经贵阳直驶长沙，到长沙接待站交卸物资为止。2.同行老师及员工子女眷属优先坐驾驶室，其余人员及物资统安在车厢。3.乘车人员每人先交一万元作途中生活费用，沿途集体办伙食；负责办伙食的同学先采购一些大米、干菜、腊肉等装车备用；估计行程六天，早、中、晚都统一用餐。
4.每天到站后住宿都尽量借住学校、庙宇，以省宿费。5.每天到站后由负责住宿的同学安排住处，负责伙食的同学（以女同学为主）上街买菜和下厨做饭，统一进餐。6.晚上买蜡烛分发各处照明。7.黎明即起，统一早餐后上路，中午在途中饭店就餐。8.车抵长沙前结算伙食账，多退少补。9.互助互让，同甘共苦，照顾好老师及老幼眷属，服从统一指挥，争取平安到达。大家一致同意。
经过组织的队伍，有条不紊地出发了。百辆大车浩浩荡荡离开遵义，我们含泪向夹道相送的遵义人民挥手告别。
第一天宿贵阳，我们借住豫章中学校舍，学校领导热情支持，借给我们几间大教室和厨房，做饭、住宿都很顺利。第二天早饭后上路，当晚宿黄平。第三天宿玉屏，已到贵州边界。第四天宿芷江。湖南道路平坦，又逢天气晴朗，“秋山红叶，老圃黄花”，师生一路谈笑风生，驾驶员十分尽职，车辆没出过问题。第五天到黔阳，过沅江大桥时，浮桥过渡要排队，百辆车队过了不少时间才过完，晚上只能宿洞口。第六天中午就到了邵阳，这里距长沙已经不远，负责伙食的同学公布账目，颇有结余。大家同意在邵阳大饭店聚餐，一是庆祝陆路行军的首战告捷，二是借此向驾驶员们的辛勤表示感谢。我们抓紧赶制了一百幅简易的“锦旗”（实际上只是一百块白大绸），每面中央由胡哲敷教授书写“今之王良”四个隶书大字，四面有全体师生的签名，在餐会上隆重赠送给每一位驾驶员。大家高唱校歌，欢声雷动，餐后直驶长沙。
长沙接待站由舒鸿教授主持。车辆全部卸货，我们交清了物资并卸下各人行李。接待站为我们向救济总署（全称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领取了每人一张难民证，凭证可享受免费车船和食宿供应直到杭州。当天，我们就搭上火车直驶武汉，候船东下了。
水路行程
在武昌下车，难民站安排我们住进一座日寇占据过的大仓库。高大的木质楼房，已住进不少难民。睡的是地铺，一间几十人，没有电灯，照明用蜡烛。
蚊子臭虫特多，晚上很难入睡。白天一日两餐，排队打饭，有酸菜和军用罐头牛肉佐餐，虽然不太可口，但大家都知足了。
住下来是为了候船。我们每天都去黄鹤楼下守候，但候了十来天，船还是杳无踪影。白天好过，夜晚难熬，我们尝到了“望穿秋水”的滋味。
汉口在武昌对面，只一江之隔，有小船摆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去汉口观光。这里有十里洋场，商业繁华，沿江大道车水马龙，比武昌热闹多了。
浏览中碰到早来汉口的同学，他们住在复员招待所。这里是接待政府复员人员的，已到秋天，政府复员的人已经不多，招待所基本空着。管理人员听说我们是浙大师生，欢迎我们免费入住，我们很快搬了过来。这里每间房里有六个床位，有凉席、棉毯和蚊帐，清洁整齐，电灯明亮，还有洗澡设备；晚上可在花园里乘凉听音乐，比起武昌当难民，真有天壤之别。我们是离苦海上天堂了。但这里不供应伙食，也无法自己开伙，只能上街买吃的。我们多数人带钱不多，最初还能上小店吃客饭，后来只能买烧饼、油条充饥了。有的每天还只敢吃一顿，只盼难民船早些到来。
大约十来天过了，难民站通知说船来了。是美军登陆艇“绥远”号，载重六千吨，只载复员上海的大学师生。上船后才知道有浙大（约三百余人）、东方语专（二百余人）、艺专（一百余人），共计师生七百余人。一个大统舱，我们协商分配，男女老幼分成几大片铺好床位住下了。船上有淋浴室，有高压消毒饮水供应。每日两餐供应牛奶、面包和一小罐牛肉，都是军用剩余物资。大家都是劫后余生，又一次安下心来，真有无限感慨。船长是美国人，和大学师生友好相处。他们是根据租借法案来中国救济工作的。
当天起锚东下，晚上船靠九江。我们三校师生联合，在船上组织了一次联欢晚会。宽阔的甲板上灯火通明。各校节目有古琴、琵琶、南胡独奏、抗战歌曲大合唱、轮唱、女声独唱和舞蹈等，丰富多彩。师生和外籍船员同乐，岸上也有不少观众，直至午夜方罢。第二天船靠安徽芜湖，夜色中不少人下船观光，.游夜市。第三天船到南京浦口，接待站有车来接，下船后再上火车，当天抵达杭州。这时已是9月下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历时二十余天，总算安抵杭州，回到母校怀抱了。
浙大西迁和复员，都是竺可桢校长亲自领导的。回忆当年的流亡岁月，我们更加怀念逝去的老校长，也怀念当年辛苦育人的老师们和风雨同舟、流离转徙的学长们。在举步艰难、山河破碎的年月，我们曾经不屈不挠、共渡难关，这是一种多么珍贵的回忆。八年抗战，六十年奋斗，祖国人民不畏艰难，重建家园，再造辉煌，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啊！愿我辈在桑榆晚景中继续弘扬求是精神，祝愿母校和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