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岩、遵义忆师门

青岩、遵义忆师门
林子勋
＊作者一九四三年浙大教育系毕业，现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国立浙江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学府，建校于杭州。抗战军兴，全国同赴国难。一九三七年冬，杭州陷敌，浙大辗转播迁，由建德至泰和，再回迁广西宜山。一年之后，又迁贵州青岩、遵义，湄潭三地。余一九三九年冬始入浙大，兹就就读经过，回首师门，述其所感于后。

一、投考与宜山入学
记得一九三九年夏，我在桂林报告五校联招，那是全国最有名的五所大学：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我填了五个志愿，都是浙大的教育系。因为那时浙大迁校广西宜山，离湖南湘潭我的老家较近，乘湘桂铁路的火车，一天一晚即抵桂林，由桂林到宜山就不远了。我为什么独选教育系呢？因为浙大教育系久负盛名，而我又以从事教育工作为职志，一生想以教育来救国。
考试之后，我就住在桂林的一位亲戚家中，为了等候发榜及学校开学，暂时经介绍至桂林行营所辖的江南兵站统监部军械处担任一名少尉书记的职务。后来联招放榜，侥幸考取了浙大，接到学校通知于十一月开学，届时乃束装就道，搭乘汽车赴宜山注册入学。当时中日之战正酣，宜山成为军事目标，敌机随时来袭，在我到达之前，学校的宿舍就被炸毁了。我们在那里天天躲警报，没有上课，警报一来，即相率躲入河畔石穴中，以图心理安全，实则敌机不投弹则已，一旦投弹，则石片横飞，即可造成惨剧了。在宜山这一段时间，我们这班新生在无课可上之际，却听了几次有名的讲演，如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以及中央政校名教授萨孟武先生等。他们都是由校长竺可桢先生陪同前来，所讲都有精辟的见解，使我这位初出茅庐的新生为之赞叹而神往。听说在我们新生到达之前，著名的军事学家、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先生也来讲演过，可惜我们迟来一步，而竟缘铿一面。

二、青岩的回顾
一九三九年底，宜山一带的战云紧迫，学校决定搬家，以便弦歌不辍。当时决定老生迁黔中遵义、湄潭，新生则迁青岩。而由学校负责输运笨重行李，并发给搬迁旅费。学生们则各自携带随身行李，分组结队，匆匆赶往目的地。我们这批新生结伴经贵阳至青岩。贵阳为贵州省会，商业兴隆，表现了战时的繁荣景象。青岩则为一小镇，苗夷杂处，极为落后。我们都被安置借住在民房及寺庙中，并准备了简陋的教室，大家聚集一块，团结一致，打起精神来读书。青岩的环境，虽为穷乡僻壤，但民风淳朴，亦多情趣。诸如赶集以做生意，跳月以抒爱情，而苗夷之中，夷人较为开化与富有。余曾访一夷家，见其中堂悬祀“牛马明王”牌位，想系重视牲畜的力量。且壁间亦悬木联，室内置太师椅，知系汉化较深者。惟一般苗人则鸦衣百结，生计维艰，惟多体健耐劳，能自食其力。
青岩为我们新生注册以来的第二站，且为上课的第一站，我们一年级主任为彭百川老师，他是留美学教育的，原任教育部简筒任督学，据说是借用来当主任的，彭老师身裁矮胖，精力充沛，经验丰富，学养深厚。他教我们的教育概论，用一本英文课本，要我们练习读原文书，用意很好。一年级以共同科目为多。教我们国文的是张清常老师，他是清华国学研究所毕业的，那时他还是讲师名义。他第一次要我们作文，是根据诗经国风命题的，题目我记不清楚了，我却大胆地写了一篇骈文，课后张老师特别找我去，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指示了一些用功的门径以及国学应注意的根基，我迄今印象尤深。教英文的是佘坤珊老师，他好象是广东人，留英，英文造诣极深，教学甚严，每一堂课都要简单的考试，那就是造句。凡有一字错或一标点错误都是零分，因此大家都畏惧他，但却受益非浅。教历史的是谭其骧老师，他是一位史学名家，常着长袍，年轻而风度潇洒，他的中国通史一课，讲得很好，生动而有趣味。可是，他的考试很难，常考很细的地方，如年代、人名之类，实不易得高分。我幸而记忆力不差，在九十分以上，自幸差强人意， 在青岩时，还有其他老师，但现已记不清了。

三、遵义忆往
一年级结束，由青岩迁往遵义。遵义是黔中较大而较知名的城市，它以一水为带，分为新、旧两城。其地人文芸萃，为郑珍（子尹）、莫友芝（郘亭）二位先贤的故乡。郑、莫二氏系清代两大文豪。郑氏乃道光举人，学宗许郑，书室名巢经巢，曾著巢经巢经说及巢经巢诗抄等。英民亦系道光举人，通六艺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冶诗尤精，著有黔诗纪略、遵义府志、声韵考略等。余在遵义时，常闻诸师长称道他们两位先贤，时深景仰之怀。当时虽抗战方殷，而迁居遵义之学府，除母校浙大外，尚有步兵学校及军官外语班等，文武学宫，往来切磋，且常举行球
赛，以资联谊，相处至为欢洽。
我在遵义，一共三年，其中值得回忆的事颇多，兹以追忆师长们的风范与教诲为主，乃就系内师长与系外师长两点，分别叙述于后。

〈一〉系内师长
浙大教育系历史悠久，历届系主任及前后师长们，均系著名的学者。有些在我到校之前，即已离职，如郭任远、孟宪承、沈有乾、陈鹤琴、俞子夷等，均未能亲炙。我到校时的系主任是一位极负盛名的教育学者陈剑脩老师，陈老师祖籍江西，北大毕业，留学英伦，精通教育学及英国文学。他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及中央党政要职，是一位学识深厚、经验丰富、道德文章为人崇敬的教育界长者。他来到浙大主持系务，使教育系的师长与同学们，均为之兴奋不己。开学以后不久，全系师生举行同乐晚会，介绍诸位师长和我们见面，并有余兴表演，极为热闹。剑脩老师
在校之时，他的原配夫人不幸去世，悲痛不已。后来他就离开学校到国立广西大学担任教务长去了。我和剑脩老师关系深厚，常承他的关顾和指教。我毕业之后，他介绍我到广西大学担任助教。后来桂林失守， 西大搬迁，他到了重庆，担任中央调练团高级班主任，我也离开西大，辗转由贵阳经遵义抵渝，又和他不期而遇于重庆街头。他询及我还没有工作，又介绍我到教育部找当时高教司司长赵太侔先生。赵司长一见我，就要我留部工作，在他的办公室办公，处理一些文件，这是我到教育部工作的开始。剑脩老师后来担任广西大学校长，赵太侔司长也升任青岛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 南京政府撤离大陆之时，我碰见了赵校长，问他要不要撤离，他说还要回去看看。在广州我又碰见了陈校长剑脩老师，问他要不要撤离，他也说还要回去看看，所以他们均留在大陆。
陈剑脩老师离开浙大后，教育系系主任一职，由曾任教务长多年的老教育家郑宗海〈晓沧〉先生继任。晓沧先生望重士林，他是一位教育学者，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曾翻译过文学名著《小妇人》一书，传诵一时。郑老师温文儒雅，为人极为谦和，虽学生亦不例外。我毕业之时，曾请他赐题纪念册，他题了杜工部的两句诗：“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这两句话，我永远记在心头，毕生不忘。
浙大教育系内分教育与心理二组，实则有关心理的课程极重，而当时的心理学大师黄翼〈羽仪〉先生即为系中的名教授。羽仪老师福建福州人，乃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他治学谨严，极有成就，他经常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驰名国际。他研究知觉与外物的关系，也常要我们参加他的实验，他的实验结果，都在美国心理学杂志发表。我仅查到《思想与时代》第二十期有他的一篇文章《知觉与外物》，该文主旨乃指“外物不能直接引起知觉。感官受剌激的情形，才是知觉真正的原因。但知觉常与感官刺激不符，反而颇能接近外物的实况——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另在该刊第三十六期发表一篇《心理学在军事上之应用》，均极有价值。他的实验曾有很多新的发现，为心理学界所推重。他在学校里教我们的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及变态心理学等课，他又著了一本《儿童心理学》，正中书局出版，为一名著，他的教学法极好，所举例证生动有趣。但他对学生认真严格，考试时问答题与新式测验题并用，非有充分准备，不易通过，且能考出学生们的真才实学。对于新式题，他所教的每科均有题库，临试时按类抽取，即可应用，非常科学。黄老师的为人，相蔼而惆搅，智慧而幽默。他的家庭布置得整齐清洁，一尘不染。他曾任我们这一班的导师，常约我们到他的家里谈话，因而对其印象极深。我和黄老师还有一段特别的关系，那是我从桂林撤退，经柳州、独山、都匀至贵阳，碰见了广西大学文学院长庄泽宣先生，庄老师对我说：“黄羽仪先生卧病贵阳医院，你可以去看着他。”我听了这个消息，立刻赶赴该院探望黄老师，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只是有一只眼睛不好，我问候了他，并安慰他。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觉得他的另一只眼睛也不好了。他当时凄然地对我说：“我的病太严重了，可能是癌症。”现在正等着医生的切片化验，一经证实，我就无药可救了。我对于癌症没有什么常识，并暗忖或不致如此严重。再过几天我又去看他，他说医生化验已断定他的病是胃癌了。他说：“散了毒的癌细胞是随着血液循环的，到了眼睛里，眼睛就会瞎了，到了心脏里，人就死了。”他又说：“癌症是会遗传的，他的母亲曾患子宫癌而死，他希望他的子女们不要结婚，以免殃及后代。”黄老师是研究心理学的专家，对医学也有相当的常识，而我对于癌症却一无所知，只觉其所言惨绝，唯有好言相慰了。后来医生以为无药可救，决定要他出院，送他回遵义，并商请我陪同护送，以便沿途照料，于是我又随车送他一同回到遵义了。到了遵义不久，黄老师病情日益严重，惨然离了人间。一位年青有为的著名学者，未能充分展其才华，全校师生为之同声一哭。我记得他的丧事是由费巩老师主持的，我也参加他的丧礼。那时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日军进迫都匀，扬言要攻击重庆，于是贵阳、遵义一带，风声鹤唳。浙大同学分班组合，准备撤迁，学生们沿街摆摊拍卖破旧衣物，途为之塞，所幸后来日军欲振无力，贵阳、遵义一带幸免浩劫，而黄老师也安息九泉了。
另外一位心理学老师陈立博士，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的。陈老师讲授普通心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验、高级统计等课。他学有专精，常在《思想与时代》发表有关心理学的文章，计有第十五期中之《平等新诠》、第十九期中之《施端著人格主义的普通心理学》〈书评〉、第二十四期中之《实被逻辑与新心理学们第二十七期中之《类型学说略述》、第二十九期中之《大学与大学生人第三士在期中之《人格析义》、第三十八期中之乱一个心理学家之成就与失败》、第四十三期中之《赫膏黎论文教与科学》、第四十四期中之《林克著版依宗教》〈书评〉等篇，均极有分量。陈老师来浙大任教之初，据说因求教学方法的改造，当他上课的时候，陈师母常来旁听，以观察学生饥的反应，退而提供意见，以供参考。但到了我们这一班，我却没有看见陈师母前来旁听过，实则陈老师教法笃实，对学生们的学业是很能促进。陈老师湖南人，曾做过我们的导师，也一年一廓清我们到他家里便餐，自陈师母亲自下厨，亲切招待。现陈老师在大陆。
在教育系还有一位资深的老师，那就是李相勖先生，李老师安徽人，常持手杖，精神奕奕。他讲授教育行政、教学法、训育原理等课。他曾做过国立中学校长，行政经验丰富。讲课时有条不紊，而板书尤为工整。他还有一个习惯，闻铃即下课，从不迟延。至其生活，俭朴刻苦，尤滋敬佩。他的著作在台湾能找到的，只有他和李唐肃同译的《教育研究法》，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另一位我最敬重的老师胡家健〈建人〉先生。胡老师籍隶安徽，中央大学毕业留美，他教我们中等教育，兼任附小及附中的校长，后又担任总务长。胡老师行政经验丰富，教学极为认真，他是一位富有高度智慧且具行政长才的教授。我离开学校之后，在教育部做事。一九四九年，由南京撤退至广州，时杭立武博士代理部务，邀请胡老师出任中教司司长，时余在高教司担任督学，因此又亲承胡老师的教诲。后来余等辗转重庆，再由重庆至香港，均与胡老师同一飞机。胡老师留港负责侨校教科书及招收侨生来台就读的艰巨任务，解决侨校及侨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贡献至巨。前年九月，我应香港珠海大学之邀，出席“孙逸仙博士与香港”的一项国际学术会议，又承胡老师的盛情招待与指教，感念良深。
还有一位王倘（欲为）老师，他是江西人，曾留美习教育，他是和陈剑脩主任一同到校任教的。他讲授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及教材教法等课。他早年曾在江西省教育厅担任科长，深悉基层教育，且具行政经验。他为人和善、诚恳，而躯体昂藏，不失为一他者。我也常和他接触，受教亦多。
卫士生老师也是留美学教育的。他的英文极好，口才亦佳。他教我们的教育哲学，以杜威所著《民本主义与教育》为教本，使我接触了杜威哲学，引起了我对杜威的研究。
陈学恂老师，是浙大教育系毕业的，他当时还是讲师名义。但他好学深思，极有成就。他教我们的中国教育，细密深沉，引人入胜。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中国教育史方面的“宋代地方教育制度”，实际上多承陈老师的指导，使我能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全部有关资料，写成一篇约一万字的论文，洵属非易。我的论文承好友英语系的锺图鸿同学抄写，他的钢笔字写得极好，增色不少，现在我还保存着。
此外，庄泽宣老师，他原是教育系的老教授，可是我到浙大时，他早已离开了。我毕业之后，应剑脩老师之召，应聘广西大学。初到桂林良丰，因学校宿舍新修未竣，我经剑脩老师之介，晋谒泽宣老师，他当时担任文学院长，要我担任他的助教，慨允我暂时住在他家里。当时夏去秋初，秋蚊肆虐，瘤疾流行二泽宜．师一再叮日宁，要我注意挂好蚊帐，以兔蚊咬生病。其态度之诚恳、慈祥，感人至深。他当时开讲教育行政一课，我每堂都随班听讲。他除讲授一般原理外，尤着重实际问题，并用统计分析，极为深刻动听。每次学生考试试卷都由我批阅，并计算分数。约经一年之后，日寇深入桂林，我与泽宣师分别各自避难，一遇于独山，再遇于贵阳。后来我入蜀，胜利后经重庆还乡，泽宣师则远去美国。我嗣因奉派赴美文参处担任文化专员，曾与他通讯一次，并未见面。现他已不在世了，思之无限怆然与怀念。
以上是我记忆中的系内教授，他们对我都有相当的影响，我是印象深刻的。

〈二〉系外师长
此处所指的系外师长，包括共同科目教授、所选课目的教授或曾听过他的讲演的教授，兹一一叙述如下。
我虽是教育系的学生，但对文、史、费等科极有兴趣。我的选课及研究的范围甚广，因而所接触的教授较多。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谢佐禹〈幼伟〉老师，谢老师广东梅县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他教过我们的哲学概论、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科。他每堂讲课精力充沛，声若洪钟，语惊四座，他对西洋哲学研究甚深，在浙大时常于《思想与时代》发表论文，计达三十二篇之多，均曾传诵一时。谢老师在遵义时，赁屋而居，室虽陋而书摘橱，尤以西洋哲学之原著为多。余尝于课余之暇，拜谒请益，先生诲人不倦，多方启；导，讲明治学的方法，辨析中西的流别，阐述义理的本源，使余受益至多，迄今怀息，未尝一日或忘。大陆撤退，先生商渡印尼，出任天声日报特约撰述与自由报总编辑。一九五三年应召来台，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领袖群伦，主持笔政，立言精辟，贡献至多。嗣张晓峰先生创办中国文化学院，延聘先生为哲学系主任，筹办不遗余力。后又应香港新亚书院之聘，赴港担任该院哲学系主任，而文化学院哲学系仍用先生名义主持，亦不获辞。先生之著作，除论文外，西洋哲学方哺面计有《西洋哲学史》、《西洋哲学史稿》、《现代名著述评》，中国哲学方面则有《中国哲学论文集》。其论专家哲学者计有《柏烈得来的哲学》、《怀黑德的哲学》等。其论伦理问题者则有《伦理学大纲》一书。其运译商洋专著者，则有鲁一士原著的《忠之哲学》，科南特原著的《现代科学与现代人》。其融会中西哲学思想者，则归结于《中西哲学论文集》。其著作等身，贡献于学术，至深且远。幼伟师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病逝台北三军总医院，使哲学界失一泰斗。余曾撰《永怀哲人》一文，刊载中外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以资悼念。
祝文伯〈廉先〉老师，教我们论谙孟子。他逐句逐辞的讲解，常有新义。祝老师每堂必点名，但不需点名册，随口依次呼名，从无错误，可见其记忆力之强，给我很深的印象。祝师曾有《文选六臣注订询》一文，载浙大文学院集刊第四集，在台北尚能找到。
黄尊生老师，教我自自法文。因为第二外国语是必修的，黄老师采用直接教学法，学生们容易了解与进步。黄老师是广东人，离开大陆后，曾在南洋任侨校校长，现居香港。他除法文外，尤精诗词。他曾一度来台，在中国文化学院法文系担任教授，我也曾就近再度请益。黄老师人格高尚，道德文章令人景仰。
郦承铨（衡叔〉老师，主讲杜诗，名重一时，我特别选了他的课。他推重《杜诗镜锥》一书，但讲课则发油印讲义，挑选讲解，并常有习作。我曾有咏遵义一诗，其中有句云：“一庙依山亩，双城挟水雄”。邸师批云z “此联颇能雄浑”，其奖励之意，余迄今志之不忘。邸师精诗、书、画，尤工山水，常有展览，可称三绝。比外并精说文，若有《2 说文解字叙讲疏》，一九三五年商务出版，余在台北曾购一册珍藏。
缪钺〈彦威〉老师，精于文学，尤以词见长。余曾选其词选一课．聆其精微之论，极感兴恕。缪师词宗姜白石与辛稼轩。姜、辛二民为南宋词三二大巨擎。而缪师之词，婉若清新，境界极高。缪师曾有论；于词及有关文学之专文多篇，载《思想与时代》月刊及浙大文学院集刊。余在台曾于开明书店购得缪师所著之《诗词散诠》一书。关于词学者，其中收有《论词》、《论李易安词》、《论辛稼轩词》及《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等篇，皆系在遵义所作者。
丰子恺老师，精深艺术，而尤长漫画。他在遵义时，教我们艺尔欣赏，举凡绘画、音乐均就理论与实际作品，评论其境界，以启发欣赏与陶冶。他的漫画，自成一家，极富创意。而笔调简朴、生动，乃自然之纯真流露。丰师在校时，为纪念其老师弘一法师之寿诞，发愿画佛千尊，凡有求者，均赠一l闹。余当时曾充其寓所，面求佛像，渠慨允之。并称其每日画佛，必斋成焚香，然后着笔。余获之有细至宝，归以献诸平生信佛之家慈，悬于大厅，见者莫不以为神品，丰师除漫画之外，亦工山水。余在台于方杰人师家中，曾见其壁间悬：丰师山水画一幅，闻系丰师在遵义所绘赠者，满属罕见。
钱穆〈宾四〉老师，原系北大及西南联大的教授，我在二年级的时候，他来浙大讲学。他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当时，他开讲中国学术史一课，选者及旁听者极众，教室都坐满了，还有人站在窗外或门外听。我也选了这一课，由他讲，我们作笔记，真是体大思精，融会贯通，不愧为一大铺。钱老师仅短期讲学半年就离开了。我由重庆至香港后，听说钱老师在九龙深水渺办新亚书院，我就去拜访他，承他接见并引导参观。当时校舍简陋，学生不多，仅由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卫道的精神来苦干撑持。该院既名书院，有其独特的理想与学规。凡教授讲学均着特制的黑色道袍，庄严纯正，有宋明理学家的风范，实乃我国书院的传统精神，余甚为敬仰。余后离港来台，应晓峰老师之召，先服务于中央改造委员会，后至中乒：委员会，再至教育部。在教育部时，晓公为报聘日本前田多门与字野哲人两位大师来满；乃敦聘钱先生与邓萃英、马廷英、凌鸿勋、黄君壁、庄尚严、潘重规等，组成赴日友好访问团，以钱先生为团长，余以简任秘书随团前往。在日访问一月，经过东京、横滨唱奈良、京都等地，访问日本文部省及东京、京都等大学与重要学术机构。钱先生发表多次讲演，极受日人尊敬，影响至为深远。钱先生在新亚退休后，来台讲学并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现寓居士林外双溪素书楼，望重儒林，巾外钦仰。余等待以随时请教，获益尤多。
另有史地系方豪（杰人）老师，余是未选其课，但敬仰其人。渠在校时常有有关中西交通史及红楼梦考证等类讲演，余极感兴趣，每讲必听。方老师为一神父，有时讲道，感人亦深，渠来台后，任教台大及政大历史系，并任台大天主堂司锋，后又自建木栅天主堂，为天主宏教。余系天主教教徒，有时亦至该堂望．弥撒并聆教益。又余曾为《学术季刊》主编，常请方老师撰稿，渠亦常赐鸿文？付排之后，必、叮嘱交其亲校多次，一字乃至一标点，均须力求正确无误，决不放过，由此可见其治学谨严的精神。后渠膺逃中央研究院院士，成为一代学术泰斗，实非偶然。方老师荣任院士之日，余曾去函道贺，方老师寄回一铅印之感言，自称来台之时，曾欲谋一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而不可得，孰知若干年后，竞荣选为院士了。还有一事，与余有关者。余于一九七六年撰成《中国留学教育史》一书，曾特赠方老师一册，请其瓣敬，渠即复函有云：“子勋吾元承惠’曾大作《中国留学教育史》，至佩，至谢！家于民国二十五年即撰《中国初期留学史拾遗》，几经修正，现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改题《同抬前欧洲留学史略》，敬请指教。专此复谢，顺颂时祺。弟方豪手复。六五、三、卅。”此一函件，余迄今仍保留完好，以为纪念。后方老师以心脏病去世，学术界同申痛悼。其自遵义以来，遗留给我们的教泽，极为深远，永志勿忘。
还有我最敬爱最崇拜的老师，那就是曾任母校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主任，以及训导长与文学院长的张其昀〈晓峰〉老师，我在浙大时没有上过张老师的课，但他每一次的专题讲演或在大公报所撰写的星期论文以及在《思想与时代》中所撰的每一专文，我都仔细地拜读过。张老师乃一位驰名国内外的史地学者，学识渊博深沉，见解高远精辟，为学术界所推重，而尤为浙大师生最所景仰。大陆撤退后，张老师应先“总统”蒋公之召来台，出任总裁办公室组长，后改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及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马余在－九四九年任职教育部督学，后随政府转辗重庆抵达香港，因知张老师在台，即以书函联系，张老师乃命余来台至中央改造委员会任职，由编审而至专门委员，处理机要，并主编《学术季刊》及《三民主义半月刊》等。后张老师出任教育部长，余亦随之至部担任简任秘书兼机要室主任，并主编《教育与文化》周刊。后驻美文化参事处在美京华府正式成立，余又奉派担任该处文化专员。回国之后，时张老师出任国防研究院主任，余又先后奉派担任该院，教务处副处长、图书馆长以及讲座等职，并曾奉命主编在台复刊之《思想与时代》月刊。张老师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文化学院之时，从最早期筹办以来，余即奉命参加工作，先后出任教授兼财务主任、图书馆馆长、秘书处主任以及董事等职。嗣文化学院正名为文化大学，余迄今仍任华冈教授。综计自一九五〇年以来，余追随张老师服务已历三十三年，其受教之深，栽培之厚，未有逾于此者。而张老师之春风化雨，教泽宏施，且以其大公无私，高瞻远瞩与夫尽瘁学术的精神，创办中国文化大学，永垂不朽。而我浙大同学，参与其事者，亦均无条件的奉献，充分发挥浙大的求是精神。
最后，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浙大的校长竺可桢〈藕舫〉老师。竺老师庚款留美，为驰名国际的气象学者。他神采奕奕，面貌慈祥。讲演时，操绍兴官话，语声快促而有力。他对人恳挚，言论深刻，且常标举浙大的求是精神，当抗战时，物力维艰，学校与住户均燃青油灯，而竺老师与竺师母常减拨灯芯，节省用油，以示提倡，可见其为言教与身教同施之大教育家，余至香港后，曾作一书寄渠，渠曾亲笔作复，以海外校友为念。
以上各节，乃就个人亲身经历与记忆所及，略举在青岩、遵义两地浙大教育系系内系外印象及影响较深的老师，而述其师道与厚谊。浙大乃我国著名的学府，英国李约瑟誉其为东方之剑桥，实非幸致。而教育系且具有辉煌的系史，余受教其间，与诸位老师往还请益，曾获深厚的陶冶与造就，迄今回溯，感令曷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