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山丛中的浙大
方豪
＊作者曾任浙大史地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已故。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应聘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数，当时浙大已由江西、广西迁到贵州遵义。遵义是省内仅次于贵阳、安顺的大城，有新旧二城，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只是阴天较多，阳光不易多见。校本部和教室、图书馆等散在新城，教职员多在老城租屋而居。我借住天主堂，僻静而空旷，并有规模不小的花园，最宜读书，同人无不羡慕。
入晚，大家都点菜油灯。为了节省，也为了免得鼻孔熏黑，一般教授互约，谈天只点一根灯草，看书点两根，写文章方用三根。生活固清苦，但似乎比现在更觉得乐趣盎然，朋友间的往来亦似乎非常亲密。在街头见有一袭蓝布长袍，一手夹书，一手策杖而行的，准是浙大教授。夜间访客，只改为一手提灯笼而已。
虽在战时，亦居然有教职员俱乐部，沿四壁钉几条粗木板，由教授太太们铺上稻草，加上布套，便冒充沙发。柱上置小油灯，外罩几个玻璃，亦颇别致。墙上书画，琳琅满目，皆出各教授之手。倡议召开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年纪念会，便是在那里座谈时提出来的。
其时物质条件极差，几种学术性刊物只能石印，纸亦恶劣。
浙大各院系的教授阵容是很坚强的，而外文系教授多精国学，国文系教授亦有精外文的，甚至理工、农学院的教授，间亦有和文学院教授吟诗唱和的。师生无不用功向学，惜图书馆位于山巅，登临颇感吃力。而在杭州迁出时，以为中文书总不难在内地购买，所以尽量搬运西文书，因此，中文书虽尚称丰富，总觉不够。教授们每一想到西子湖畔的故居，或遗下的书籍，不知不觉会平添不少乡愁。
居遵义两年，唯一的一件兴奋事，是同学们手持火把，深夜跑来告诉我珍珠港事变爆发。最令我伤心的两件事，一是同事张荫麟先生逝世。临终前，他告诉我：他将永生，因为他相信人有灵魂。卒后，由我接洽，安葬在一座旧的天主教墓地。一是门生杨昕升（曦）卒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是我同乡，在考试前后为我代抄徐光启传（胜利出版社印行），又因我即将离黔返渝，病中仍为我赶抄。至今每一念及，不禁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