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昭仁
＊作者一九三五年浙大化工系毕业，美国陆军物资总署亚伯丁验查场（马里兰州〉任职。
一、前言
我是浙江慈溪人，在浙大待了九年，先是念书，后是助教，所以杭州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是一九三〇年夏天到杭州的，直到一九三九年离开广西宜山，在杭州一共住了七年 ，在逃难中过了两年。我对母校的回忆是丰富的，对它的怀念也是非常深刻的。
先来谈谈我进浙大前后的情况。一九三〇年，我在上海念完了中学，到杭州投考浙大，住在城站旅馆，天气热得很，考试地点是“秘书处大礼堂”，闷闷的等到发榜后，才回到家里去。
那时，从家里到学校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坐火车到宁波，在宁波搭轮船，第二天早上到上海，再从上海乘沪杭路火车到杭州，还有一条是按回家的路线从杭州过钱塘江，再从江边乘长途汽车，经过绍兴到曹娥江，过江再坐火车到慈溪。 因为钱塘江大桥尚未完成，所以要摆两个渡。钱塘江是很辽阔的，乘渡船不花钱，称为义渡，出一个小汽轮拖着两条大渡船，横渡大江。滚滚江流，汽轮的“薄薄”声，嘈杂的人声，再加上兴奋的情绪，过钱塘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是古代和现代两种混合而成的交通工具。后来一直等到抗战结束，我从美国回来，一九四七年春天，我和几个友人到韬光去玩，特地到钱塘江边，步行走上钱江大桥，踏上了那条横跨在黄色江流上的两层大桥，东望江口，西望富春、六和塔，静静地踏在桥的尽头。想起来，那时离开我第一次见到它时，己是十七年以前的事了。
大学一年级时，我住在礼斋三楼。工学院的宿舍共有五座，即仁、义、礼、智、信斋，前三斋是大学部用的，后两斋归高工部所用，楼下一部分是教室。大三、大四住义斋，大二住仁斋，大一住礼斋，清清楚楚，界限分明。两个人一个房间，两张木床，两张书桌，两张凳子，还有一个贮藏室。因为没有纱窗，各人自备蚊帐。这样一个供百人住的宿舍，竟没布一个厕所，因为是旧式宿舍，根本没有卫生设备。我们的休息间隔得很远，还有一种便在楼下〈读此文者当会明白我所指的〉，晚间要去，住三楼的便得跑两条楼梯，不分冬夏，你得跑到门外去。一大早，清理厕所便成了每个宿舍校工的第一件任务。我们的盥洗室便在义斋后面，靠近运动场那里，大家都在那里洗脸刷牙，各人忙作一团，有几桶热水，由校工挑来放在那里，用水是没有限制的，洗完了向地上一泼，非常省事。我相信这制度沿用了几百年了，自来水还不是我们所能享受的。
二、浙大校园
杭州是南宋国都，共有十个城门。以前听父亲说杭州十个城门是有一首诗的：
入关靶子正祥门，
螺蛳蜒过草樵门，
候潮听得清波响，
涌金钱塘共太平。
我们的学校靠近太平门，或称庆春门，是在杭垣的东北方。校园的东都是城墙，有一道护城河。工学院的两边还有土山，上面有些杂木小林，我们常到上面去散步闲眺，旷校园前面是大学路，旧名蒲场巷，一面遇到庆春门大街、菜市桥，大学路的另一头通到横河桥、官巷、大方伯，再下去便是新民路、迎紫路，便来到西湖边了。
进了学校大门，左方便是秘书处、大礼堂和女生宿舍。往前走，右方是校长公馆、文理学院。再往前走，便是孟邻堤，是纪念蒋梦麟校长的，后来新建的体育馆、游泳池便在那里。往右转，便到工学院。再往前走便是报国寺，有一道墙相隔，当时没有和尚，却有些丘八在那里。工学院是新名字，人们只知报国寺，我们便是报国寺的方丈。若从旗下〈湖滨一带〉雇人力车回工学院，你必须说明到报国寺，否则很难使他们明白你的目的地，你若说“浙江大学”，他们便把你送到文理学院门口，你若叫他拉到工学院，那非加钱不可。
从文理学院出来，便是一个大的池塘，那里的马路都是用石块砌出的。不很平稳，坐在洋车里不大舒服。池旁石栏旁有一排法国梧桐，常有些人在那里踯躅着。因为那里有一座小桥，通往工学院，道旁还有许多柳树，对面隔水可以望到浙江省立图书馆，旁边是第一宿舍，晨曦晚霞，反映在水面上，堪称得上浙大一景。
农学院在庆春门外华家池附近，是在走向笕桥的路上。当郭任远先生任校长时，在那里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新校舍。他也曾计划要把校本部及文、理、工三院都迁到那里去，围绕着有湖泽之胜的华家池（一个小湖），我也曾见过那个蓝图，真可算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学府，只可惜人事的变迁及时局的改变，他的计划尚未实现，抗战己来临。
三、大学生活
把浙大的环境讲了后，我再回过来讲讲我在那时的大学生活，我记得第一年我住在礼斋，同房是郭仲常，四川荣县人，他是学土木工程的，我们很谈得来，而且都是喜欢游山玩水的，后来他送我一张薛涛井的照片，说是靠近他的老家，郭仲常没有毕业便离开了学校。二年级时，我和吴老本住在一房，隔壁是李尧和黄题榜，后来我们搬到仁斋时，我仍和他住在一房。他是闽南人，长大在台湾，当然能讲流利的日语，他是口琴的能手，那时还有林丽川，也是嗜好音乐的，因为有这些同好，所以我们常常玩在一起了。等到我住到义斋时，我的同房是李剑青，他是苏北泰县人，他的中文底子很好，写得一手好字，他给我们的卧室起名为绿余轩，很雅。他在学生会上常发表言论，出过风头。那时常闹学潮，所以常常开学生会。
工学院除了那五座斋舍外，其他主要的建筑物是大教室、教室、图书馆、消费合作社、图画教室、各系的实验室、各种工场、锅炉室、两座高耸入云的无线电塔和运动场。在教室和仁斋中间是一块空地，那时我们有晨操，便在那里举行，因为还没有体育馆，冬季里刚从被窝里出来，便要走到寒风里上早操，真是一件苦事。话来在那空地上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工业教育〉，四面也栽了一些小矮树， 只是从没有过草坪和花树，因为那里交通频繁，花草是无法生长的。
教员宿舍是为便利外埠教员而设的，每人一个大房间，什么都在里面了，不象在外国有卫生设备、暖气和弹簧床，一切都是那么简陋，同样要挂蚊帐，冷热水都要靠校工供给。冷天得自己生炭盆，若不小心，便有中炭气毒的危险。和教员宿舍很靠近的是消费合作社，凡是能跑跑消费社的人，都称得上天之骄子，因为太多数的学生都是穷光蛋，哪有力量去问津消费社呀！可是我们也不时到那里买包花生米，一些西点，或几个人围着一笼小笼包大吃大嚼，也给平淡的苦读生活增加一些风采。
我仍要洗澡那便难了，要走很远的路，从斋舍出发，经过运动场，来到化学教室旁边一排小房子，那里有我们的浴室和厕所，因为靠近锅炉室，所以有热水来源，但凡是到那里洗过澡的，都尝过洗澡的滋味，因为水源不丰，调节不灵，常常洗了一半，忽然来了冷水浇身，因为无法脱身，亦只好忍受完事，但我想这也是锻炼身体的方法。如果在冷天，等你洗完回来，又是那么一段路，身体已经冷了半截，回到宿舍里，等于没有洗，所以冷天里去那里洗澡的是一些卫生大家。
记得我们第一次上物理课，地点在大教室楼上，各系都会在一起〈上党义和军训课也在那里〉，人数约有八九十人，教员名徐均立，大概刚从外国回来，西装是笔挺的，教授穿西装的不多，他的西装可算是最道地的。他第一次点名时很有趣，因为许多名字都是古里古怪的，等点到“石照湖”、“吴老本”时，便引起满堂大笑，因为他们的名字叫出来，令人想到另一种事物去。
也在第一次混合上课时，我们发现全班上只有两个女生，一叫徐瑾，一叫沈宜春，徐学化工，沈学电机。那时女子学工程的真是凤毛麟角，至今亦复如此，所以她们两位在我们班上可称为佼佼者，很受人注目。
回忆我们的膳食，真是多采多姿，令人难忘。我刚进学校那一年，记得我在校内厨房包饭， “膳厅”便在锅炉室过去那一排靠近城河的旧房子用，地下是泥地，设备很简单，即以当时的生活标准来讲，也是不及格的。因为伙食费很低，商人再要从中谋利，我们便只好听人的赐给了。早餐是粥，早菜黄豆和豆腐乳，永远不变。你若要想吃花生米和油条，那得起个早，还得靠你的运气。一大桶粥是够你吃个饱的。我说我们原来是报国寺的和尚，真是没有错，我们的生活和享受与和尚没有两样。中、晚两餐也差不多，吃的大锅菜。有时常因伙食问题和厨房老板发生冲突，甚至于动武，也是屡见不鲜的。后来我们到校外去包饭，质料比较好些，伙食费也较贵些，那些包饭作散布在庆春街到菜市桥一带，我常去的那家就在大学路转弯的那一家，老板和老板娘都是绍兴人，倒很和气，他们有一个女儿，是饭店里的“女招待”，还有一个伙计帮忙烧菜。后来等到正式的饭厅建造完成，那是座落在第一宿舍的土山边上，因为郭任远校长实行军事管理，凡是一年级的新生都住在第一宿舍里，饭厅也靠近那里。我们到那里去吃过，要买饭票，点菜有号码，一 切都科学化了，卫生管理也有一定进步，因为一个理想的伙食是要配合营养、卫生和经济三个条件。
我们都是吃包饭长大的，对命运也不太苛求，似乎很满足了，好在周末我们都会到西湖边去，那里有无数的菜馆，不论南北、中西、奢俭，各种各样都有，花不了多少钱，便可到天香楼、聚丰园、知味观、大来、国华、津津或是到全国出名的楼外楼去，享受我们的“牙祭”。
有人说，大学的生活是由“智、体、灵”三方面所组成的。所谓“智”者，就是读书生活，这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体”当然是健身的生活。在郭任远任校长前，谁也不注重体育，所以我们的底子都是文质彬彬，弱不禁风。回想起当年的浙大体育，便会想到我们的足球队长，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刘始赞，新加坡来的，标准南洋华侨，他身材不高，却长得很棒，以前在暨南大学念过书，凡是上海话、国语都能讲，至于闽南话、马来土话、客家话、广东话更不要谈了。他不但建立了浙大足球队、英勃足球队，在杭州奠定了光荣的足球史，后来在香港参加东方足球队与南华队，雄视港岛，他便是一切球迷所崇拜的“矮脚虎”。
浙大的体育，自从郭校长来后，着实整顿了一番，他请来了一位体坛闻名的舒鸿，体育馆、游泳池也相继建造起来，一切球队也象样的组织起来。我们也曾举行田径赛运动会。浙大的男生已不是文质彬彬，女生也不是那么弱不禁风了。
想到舒鸿，便联想到浙大基督教团契，因为他便是该团的发起人，他的太太更加热心。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该团活动时，是在一个复活节的清晨，举行日出会，地点在工学院旁边的城墙上。当时团员的名字我记得的有寿宁、徐达道、吕高超、田丽菊等。等到抗战时，团契随校而行，没有停止活动，那时参加的人更多了，有叶楚贞、袁嗣良等。我还记得很清楚，当一九四七年我从美国回去到浙大访问时，他们立刻来接待我，不能遗忘的团契精神。
所谓“灵”的生活，那便是除了读书、运动外的一切课余活动，包括日常生活、娱乐、社交、旅行、出版等。我相信美国大学生是极注意这一套的，他们有所谓“兄弟会”，凡是希腊字母可用的字他们都拿来做名字了，你若进了大学，便可参加他们的会社，那你的生活一切也便解决了。他们有宿舍，周末有活动，只怕你没有时间，否则你不愁“寂寞”。我们浙大当然不会有那一套，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这个需要，同时我们也实在太忙了，除了读书外，便再没有时间去注意课余生活了。我在浙大的后半截时间，曾且到浙大歌咏社的组织，那也是在郭校长时代，他似乎带给浙大许多新的东西。那时外文系有两位教授，一位姓俞〈女）一位姓施，浙大也买来了第一架钢琴，浙大歌咏社便是他们创立的，它的确给爱好音乐者以一些生活上的情趣画后来浙大来了一位音乐教师，他便是杭州有名的钢琴家王政声，我们不但参加了浙大歌咏社，后来也参加王政声所组织的杭州歌咏团，公开演唱多次。那时的乐友有林丽川、卞华年、许邦友等．林君是一位天才音乐家，凡是口琴、曼陀铃、小提琴都会玩，卞君可算是浙大唯一出了名的小提琴手。我们曾排演多次音乐晚会。但我也不能忘了我们的那位出风头的钢琴手——朱清和。
同学中有演剧天才的也很多，文理学院也有话剧社等文艺性组织。在一次游艺会中，曾演出一出话剧，名为《喇叭太子》，另主角是江希明，女主角是“浙大皇后’江芷。听说江大姊现在仍很热心演昆曲，还不时在台北演出，只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眼福了。
四、西子湖的回忆
有人也许会说浙大对于调剂心灵的生活似乎很差，我相信没有一个来到浙大的人会同意这种说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全中国人们所向往的去处——西湖。
是的，西湖给予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心灵上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走遍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比西湖更美的去处。因此，我对浙大的回忆与怀念，也便是对西子湖的回忆与怀念。
呀！西子，西子，
我歌颂你，思慕你，怀念你，
你在我灵魂的深处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我久远不会忘记你，
因为在你的怀抱里我曾度过我的黄金时代，
你也曾听到我们的读书声、歌声、琴声，笑声，
你也曾见到我们的发奋、砥磨、怒吼、流泪，
但是你的湖光山色，月夜荷香，晨曦夕阳，微风烟雨，
便是我们的慰藉，我们的灵感，
失去了你，似乎失去了一切，
我永远忘不了你！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和宋朝大文人苏轼咏杭州和西湖的作品，各列举一首如下：
忆江南，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得重游。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
他们两人相隔二百六十年，不但都当过杭州太守，而且为了疏浚西湖，把湖底的泥拿来筑成了两道堤，便是闻名的白堤和苏堤。白堤上有两座桥，断桥和锦带桥，是从涌金门通到孤山去的，辟出了一个里湖，在那里种了许多荷花，葛岭上的保俶塔和堤影相映成趣。苏堤从宋岳王庙通到南山之麓，堤跨六桥，即是映波、跨虹、望山、锁澜、东坡及压堤，堤的两边遍植垂杨芙蓉，形成六桥烟柳，极富诗意的去处。
忆起西湖，使令人想到西湖十景。它们是：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曲院风荷、柳浪阁莺、苏堤春晓、三潭印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花游观鱼和双峰插云，我便把它们联起来，做了这首调寄“忆江南”的打油诗：
江南忆，
西子秋月残，
曲院柳浪苏堤春，
三潭雷峰南屏钟，
坐观双峰云。
我初到浙大的第一年，周末常和吴达机、杨焕明两君出去玩，他们都是学生会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九溪十八涧，南北高峰，龙井虎跑、天竺灵隐等古刹。
五、“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秋天，当我读大二的那一年，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九·一八”东北事变。
那年九月二十日左右，有一天早晨，我在工学院布告牌前遇到吴达机，还有许多人围集在那儿，他说日本人已经侵略了东北，因这件事所引起的全国怒潮，也汜滥了杭州。那时有杭州学生抗日联合会，还有抗日学生义勇军的组织，浙大都处于领导地位。于是开会呀、宣言呀、游行呀、请愿盼、抵制日货呀等等，军事训练也加强了。正当那时，抗日时著名的第八十八师便驻在梅东高桥，浙大的学生便到那里受特别训练，教官是身经百战的下级军官，大有克日出发前线杀敌的姿态。浙大学生军的大队长便是足球队队长刘始赞，参谋长是智多星庄汉开。
那时杭州市的抵制日货运动正在雷霆厉行，凡是商店里存有日货的便倒楣了。正当那时，有人报告杭州著名绸布庄高义泰有一批日货布料在夜间要从铺子里运出，这可给找到了“奸行”。当晚浙大学生军紧急动员，在仁斋前广场集合，他们都是突击队员，每人全副武装，刺刀步枪齐全，就是没有子弹，急行军，穿过保佑坊、三元坊来到高义泰布店，实行监视，我们便在铺子内外驻防了一个整夜。到天亮时，工学院长李熙谋和另一些教授前来“劳军”。我相信，如果我们是正式军队，那便有领勋章的资格。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浙大学生军包围高义泰的盛举。
我在浙大的那几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学生的情绪激荡不安。我看到校长频频易人，我进浙大时，蒋梦麟刚辞职，由邵裴之继之，后来便是程天放、郭任远，到抗战前由竺可桢主持，直到抗战完毕，那些年代是浙大多事之秋。因为校长常常易人，那有功夫来谈学校建设，学生会又常和当局作对，记得有一次邵校长和学生代表开会，会中邵校长责某代表言词不当，斥为“放屁”，代表便责问其不该骂人，于是邵校长答“我既出言不当，我便辞职”，就是那轻轻一言引致邵校长离校。其后程天放和郭任远先后来长浙大，均发表演说要如何如何建设好浙大，好象现在美国竞选大总统时一样，把施政大纲先渲染一番，可是事实也证明郭校长对浙大确有相当贡献。竺校长在抗战中频频迁校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奋斗精神，结果把浙太从艰苦中挽救出来，使它跻身于国内各大学之列，他的功绩实是不可泯灭的。
六、对师长的追忆
我对浙大诸位老师的回忆当然是偏于化工系的。化工系的老极是李寿恒先生，他也是教我们无机化学的，讲话声音很宏亮，他是一位忠心的老教授，与化工系共甘苦。当我一九四七年从美国回国到母校去观光时，他仍在那里主持。王君豪先生也教我们无机化学，他也是我们的训育主任，讲话轻轻的，很有分寸，他讲书时所用的粉笔是用纸先包好的，这样他的手指便不致染上白粉了。有一年我因在宿舍里留住两位以前交大暑校的友人季、张两君，即被王先生处罚迁出宿舍，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后来他的儿子王志望是和我同时被航委会派赴美的〈一九四四年〉。葛祖良先生教我们有机化学，个子高高的，站在讲台上头顶几乎碰到天花板了。他也上我们有机实习，有一次他教我们制造小量的硝化甘油，成功后拿到操场上炸掉，隆隆巨响，听来很过瘾。有一次，他发现黄题榜私下做了多量TNT，他立刻叫他放在水里，倒到外面去，因为那个高度爆炸剂不是闹着玩的。潘承圻先生教我们分析化学，他是分析专家，做人也丝毫不苟。他是吴县人，一口苏州话，他形容沉淀物的颜色时，常说“红兮兮的”，“白兮兮的”，李剑青和我便常常笑他，吴锦铨先生教我们工业化学、冶金学和化工原理，及至我毕业后也曾当他的助教，人顶和气，有学者风度，后来我去越南某植物油厂做事，忽然有一天他从广西来到越南，到我们厂里来参观，真是有他乡遇故知之乐。
徐均立先生教我们物理，我在上篇已经介绍过了，但是他没教多久便遭到同学们的不满意，所以第二学期物理由李熙谋院长亲自出马来教。我们的微积分有两位老师， 一位是朱叔麟先生，另一位是姓郭的。据说朱先生讲书很有一手，以嘉兴的口腔用在数学的名词上，使学生昕得津津有味。郭先生是诸暨人，教数学很费劲，常常讲得满口吐沫。吴次珊先生教我们投影几何，我们对此课最松弛，课堂秩序太差，吴先生最有人情味，也不管你懂不懂，他给你的分数不多也不少。我不能忘记陈承弼先生，他教我们染色化学，他是英国留学生，但颇带法国人的风度。他的小提琴很有一手，常在开游艺会时表演天才，他的纸烟常挂在嘴边，不必用手拿的。还有一位教矿物学的教授〈已忘其名〉，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把Mohs硬度内的十种矿物名称，取其首音，排成五言绝句一首，那便是“太极干勿老，饭家讨高台”，君不信，不妨一试：
Talc, Gypsam, Calcite, Fluorite, Apatite
Feldspar, Quartz, Topaz, Corundum, Diamond
我们的英文教授是倪俊夫人，美国人，她的丈夫是电机系的教授，教中国人讲英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我们德文的是一位中国太太，曾留学德国，我因对德文很感兴趣，所以读来津津有味。后来来了一位道地的德国人米协尔，我却没有上过他的课。土木系有一位英国教授名马利奥，他有一辆小包车〈即汽车〉，自己开来上课。
教我们军用化学的是孟心如和纪育沣先生，我现在美国国防部军事化学中心〈爱其华兵工厂〉做事，多少受了他们的影响和感召。至于其他各院各系的教授老师，真是太多了，美不胜收。据我所能记忆的，我现在提一提他们的大名，若是和他们有过师生关系的，当能引起一些不能磨灭的印象：电机系的有顾毓琇、王国松、曹凤藻、杨耀德，土木系的有吴馥初、黄中，机械系的有张德庆、杜光祖、张钟俊、周承祐。工学院院长除了李熙谋先生外，后来有赵曾珏、朱一成两位，李寿恒先生也代了一些时候。曾做过理学院院长的胡刚复先生，他的健谈是妇孺皆知的，他往往送客到门口，再和你在那里聊上一个钟头也是常常有的。
我在杭州的那些年，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去逛西湖，游湖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星期六晚上我们又多半会去大礼堂看场电影。这大礼堂便是博览会大礼堂，是当年举行西湖博览会时建成的，地点在西冷印社初岳庙之间，面对孤山，还有一座博览会桥在那里，后来大礼堂成了电影院。我们去那里看电影先要在公共汽车站买了票，这票子包括从旗下到大礼堂的来回车价，看完电影还可以到旗下去消夜，然后打道回府，几辆黄包车浩浩荡荡地回到报国寺去。
除了西湖外，附近的名胜多可一看。有一年，我们去超山访梅，那里几株梅花还是宋朝时候栽的，到民国也有六百多年了。到西溪看芦花，也是当天可以来园的，到西溪去要坐船，是一件非常风雅的事情。但使人最难忘的，要算是去海宁观潮了。
在杭州那么多年，到海宁观潮我只去过一次。去海宁得先坐火车到长安，然后搭小汽船到海宁县二我们先到钱塘江边，占了一个好位置，前面只是一片辽阔的江西，静静地不动声色，观潮客也都屏息地在那里等待着．不一会儿，便见远远有一条白练打从江口而来，越近越快，其声隆隆，如无数的大瀑布，从此岸连到对岸，波浪滔天，潮声震耳，真是罕世奇观。无怪诗人白乐天把“郡亭枕上看潮头”写在他的《忆江南》里，成了千古绝唱了。
好象是一九三六年的位天，我们到莫干山去玩。我们一共有六个人：卞华年、朱建霞、卜昂华、薛秋农、一位杭州歌咏团的男低音刘君和我。我们是乘自行车的，单程好象是六十二公里。
我们都带着点心、救伤药品和补车胎的橡胶等救急用品，一清早从大学路出发来到去武康的公路上，驰驱在江南的田野间，六辆车子有时成直线式，有时成分列式，象两小队飞机，大有“别离故土万里乘浪，真个是凭虚御风”的光景，下午到了莫干山麓，把车子寄在一个铺子里，六条好汉步行登山，在山顶旅馆休息下来，第二天清早看日出，游览了山上的瀑布名胜，使下山循原路而返。
七、西迁纪实
抗战了！
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度假，先听到卢沟桥事变，接着便是＂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看见人潮逃避战祸涌进租界里去，我也亲眼看见我国空军轰炸出云舰的一幕，因为有架飞机出了故障，想把炸弹投到跑马厅内，以减重量，不料那几枚炸弹竞落在大世界游乐场的门前， 死伤平民百余人，造成一幕非常不幸的惨剧。浙大从那年秋季起便开始写它的迁移史，先是一年级迁到天目山去，后来全校迁至浙江建德，从那里迁至江西吉安，后到泰和，再从那里迁至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的遵义和湄潭，一直等到抗战完毕，复员令下，这才回到别了九年的杭州去。
搬家真不是一件易事，何况要搬一个大学。最大的问题便是交通工具。一九三七年秋季，一年级搬到天目山后，其他仍在原地上课。那时我己做了助教，住在刀茅巷的教员宿舍里，那是一座单独洋房式的楼房，我住在楼下。那时杨杰是电机系的助教，住在我的隔壁。我们有小厨房包伙食，很惬意，三餐饭按时开出来，连添饭也不用自己起身，非常“贵族化”。同住在那里的有周承佑先生，还有一位国文教授，其他的“租户”已记不清了。那年秋天，我们乘校车到天目山去观光，我和李世瑨参加了那个观光团。我们爬到天目山顶去，山上雾气很重，古松夹道，乱石飞空，很有些黄山风光，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晚饭时昕束星北先生高谈阔论，他是一位健谈家。
那几个月虽然上课，但谁还有心绪去读书呢？每天都在读战报、防空演习、逃警报，看我空军迎战敌机的兴奋场面。那时我在一个友人家里遇到空军英雄高志航，后来他成了烈士，为国捐躯。战争越来越近了，等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后，战争急转直下，浙大便从杭州撤离，第一站先到富春江上游的建德。我到那里住了几天，学校忽然派我为“先头部队”押送图书仪器到江西的吉安去，几条大木船从建德出发，溯江而上，经过兰溪、金华，在那里搬上浙赣路火车，去到南昌，在那里又下船循赣水到吉安去。同我一起的有一位事务课的职员陶君，还有一位校工。我们忽陆忽水地做了一个短时期的两栖动物，一直等到我们来到吉安，学校便暂时安身在白鹭洲上，当我们在浙赣路火车上时，我们中间发生了一件小事：有一天，在一个火车站上听到了警报，各人向田野里散开，那位校工当时身穿学校校工制服，左胸有号码，那时月台上遇到一位大惊小怪的宪兵问他是干什么的，并且挖根掘底地盘问他。那位校工因身负押运重任，亦不示弱，双方起了言语冲突，宪兵老爷便把他扣留起来。等警报解除，回到车上，有一些空军人员告诉我说有浙大校工被扣事。等火车到了南昌，我便到宪兵司令部说明原因，那位校工便无事而获释。
我们在吉安没有耽多久，大概一个月光景，好象正是阴历新年时节，我们便又马不停蹄地去到泰和，泰和的校舍在上回村蒲家故居。据萧庆云先生〈姚慧英校友的外子〉告诉我，说当年竺可桢校长来到江西省政府公路局，想借个车子到泰和去找校舍，正遇上老朋友萧庆云博士〈萧时任局长〉。萧问他去泰和何事，竺答想去找校舍。萧说我家在上田村有一批房子，空着无用，可借给浙大做校舍。竺校长下去一看，果然不错，就此一言为定。这样讲来，浙大的“女婿”萧先生对“岳家”贡献实在很大，我相信凡是到过上田村的人，都会觉得非常感激的。〈 萧先生后来与泰和毕业的二十七级姚慧英校友结为姻缘，我想多少和竺校长去借车子一事有关系的。〉
泰和上田村是一个富于农村风味的去处，想到那里，便使我想到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来，是那么有着鸟鸣花香的意境。上田村有老村和新村，有不少房子，虽然是老式，却很宽敞整齐。附近有一路：“趣园”，是萧家子弟读书之处，便成为我们的教室、图书馆和医务处。村子后面有环状的长堤，上面有树林，是散步的好去处。当浙大在那里时，还筑了一条堤，是防洪用的，终算对当地村民一点小报答。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学期，等到二十七级在趣园里举行毕业典礼，敌人渐渐循浙赣路而来，我们又要开步走了。
那时教职员宿舍在村子的一头，与趣园遥遥相对，记得同室的有陈嘉、王政声，隔壁有诸谷祺，楼上有程耀椿等先生。想起程先生，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泰和市集上买来了一斤老虎肉，他煮了后拿到饭厅来请大家吃，可是我们实在不敢领教，因为臊味太重，不堪入口。我们拿了一小块丢给桌下的狗，它一嗅之下，便夹尾而逃。噫！老虎死后尚有如此余威耶。
一九三八年暑假将完时，我又有了新的任务，这次是学校派我到广西桂林去设浙大办事处，办理学生过境时接洽去宜山车辆的事宣．我便单怆匹马地从泰和出发，循湘赣公路经过衡阳，再循湘桂公路渡黄沙河而至桂林。我把办事处设在环湖旅馆，等同学们来到桂林时，我便到省府公路部门法接洽车辆，一批一批的送到宜山去。我的任务达成时，已是那年的秋末了。
当我从衡阳到桂林去时，在长途汽车上遇见一位姓金的军官，后来知道他是三十二军的参谋长、法国留学生。在桂林他有一辆小包车，他请我和另一位姓盛的，陆大毕业的军长，一同游了出水甲天下的阳朔。广西漓江一带是石灰岩堆成的地层，奇峰突出，平野阱陌，那绿汹汹的漓水在中间流过，其山水之格局犹如唐寅的画面。桂林城内有独秀峰，城外有七星岩，都是桂林名胜之地。
从桂林西南行便是柳州，再向西北便到宜山，又名庆远，公路和铁路都经过那里，再过去到金城江，再往北便进入贵州省了。宜山位于小东江之畔，那条“江”原是一条大溪，都是乱石，水低时根本见不到水，所以要过江非常容易。我有一次和一位物理系助教孙君和他的太太安楚瑜〈也是浙大毕业的）一同过江到一个地方游泳去。我们学校位于文庙和标营一带，教职员的住宅都要自己去找。宜山真可说是一个小县，东西城门遥遥相望，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吸收了我们整个大学。这已是浙大的第四次迁移了。
我初到宜山的那一阵子，无处栖身，只好住在一位章君的地方〈一间楼房〉，他的哥哥是校长的秘书。李君是一个词客，有许多作品。我们在一家饭店里包伙食，晚上常常来几两茅台，有时我的一同出去采红豆。后来我另外找了房子，因嫌其肮脏，叫竹匠在房内编竹片的墙壁，代替了糊壁纸〈那地竹比纸便宜〉。
房东是一个广西乡下老太太，她有一个女儿，成天赤着脚在后园忙着，那里有一个猪厩，广西乡下差不多每家都养猪的。
我们的图书仪器从杭州装箱运出，已经走了几千里路，路上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现在总算稍为安定下来，所以大部分便开出来应用，许多实验室也布置了起来。那时校本部在文庙，也有象样的礼堂，同学间．也展开了活动，歌咏队、剧社、义卖，都有良好的表现。那时陆军军官第四分校也在宜山，有一次蒋百里先生到校来讲话，也常有球类比赛。正在那时，浙大受到了抗战以来第一次的战火洗礼，那便是一九三九年春天的大轰炸。
那天早上我去访章君，正谈话间，闻有机声，我们亦不在意。等一会儿又问机声陪陪由远而近，我们知事不妙，立刻下楼，跑到后园，只见飞机十八架迎头飞来，我们当即俯倒地下，说时迟，那时快，炸弹便在我们身旁落下，猪厩及茅屋己着火焚烧，我的鼻孔和吓朵里都被泥粉塞着，这十八架飞机便飞向标营方向投弹，俯冲左炸约有半小时，然后才飞去。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欣庆犹生，后来在四周拾到许多弹片，平民也有受伤的。标营方面落下一百另八个炸弹，但没有一个人受伤的，此岂天佑乎？
那年暑假开始时，我参加王国松、廖文毅和另一位师院教授之行， 一同离开宜山，想到南国香岛去调换一下空气。我们出镇南关到越南，坐在舒适的米西林车厢里，驶过红河大铁桥，来到有“东方巴黎”之誉的河内，看到飘飘欲仙的越南女郎， 一切都是新奇的。廖文毅喟然长叹：“我们回到文明中去！”我们四人继过海防，挤船去到香港，王国松等又从那里买棹回沪。我便在香港留了下来，本来打算暑期后再回宜山的，但是我从那时起便踏上了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