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外文系在遵义

浙江大学外文系在遵义
张君川 裘克安 陈建耕

浙江大学1939年从广西宜山迁至贵州遵义．在极艰苦条件下展开教学研究工作。浙大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学生素来明确以外国语言为工具，进行外国文学及语言学的研究，师范学院英语系以英语学习为主，以外国文学及语言学研究帮助丰富中学教学之用。浙大外文系语言以英语为第一外语，德、法、俄、意、日、希腊、拉丁语分别为第二外语，通过英语学习欧美文学。外文系教授均系国内知名学者，系主任由文学院长梅光迪兼任，讲授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郭斌和教授教希腊、拉丁文学，田德望教授教英国文学史及但丁，张君川教授教莎士比亚戏剧及小说，佘坤珊教授教英诗，谢文通教授教英国散文，亦各兼有英德、等语言课程。一、二年级为基础课，三、四年级为高级课程，考试亦有采取撰写诗文方式，为毕业论文作准备。学生课余组织戏剧文学班，专讨论文艺问题，并负责全校戏剧演出，计先后演出洪深翻译的《寄生草》、德国海贝尔的《悔罪女》等，并为纪念梅光迪演出《万世师表》，亦为练习外语而用外语演出《蠢货》等。这样，学生课余娱乐亦与学习、研究融会在一起了。
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博士来浙大参观，见到遵义山城树荫墙角响彻学生朗朗书声，浙大图书馆外文藏书丰富，颇为惊讶，赞为“东方剑桥”。但浙大外文系研究欧美文学，素来认为欧美文学名著，和我国楚词、红楼一样，都是全世界精神财富，非一国得而独专，正如第一批用科学方法研究莎士比亚的并非英国，而是德国歌德、史莱格尔。外文系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既尊重欧美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又根据欧美原著，实事求是，进行科学分析，阐发一己独创见解。如在当时重庆、贵阳各杂志《时与潮》、《文讯》等处发表的有关莎剧文章，对欧美莎士比亚专家如道威、威尔逊等专注于考证莎士比亚立论；斯塔夫等脱胎于中世纪民间戏剧（道德剧）而立论；我们更着重其从生活中概括取神创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以反映现实。这种论点，即在今日看来，仍可谓比较科学，合乎实际。外文系师生还认为，世界各国文化绝非孤主，而是相互交流影响，从而产生崭新的文化成果。我国汉唐以来，历代如此。鲁迅即受外国小说影响创作了不朽的《阿Q正传》。外文系素重比较文学研究。梅光迪、郭斌和，连竺可桢校长在内，均学衡派大师，对比较文学素有研究，贡献颇大。外文系学生还主张研究外国文学为中国文学写作服务，他们大都一面研究，一面从事写作。写作为实践研究成果，研究为了改进写作。所以遵义时期外文系毕业的学生，有从事写作的，有从事翻译研究的，成绩显著者颇不乏人。外文系师生研究欧美文学，其中包括苏联文学，无形中把欧美民主科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开来，也把苏联文艺介绍进来。外文系戏剧班更成为浙大、遵义及全国争取科学、民主的文化堡垒之一，与全国来遵义的文化人如熊佛西、端木蕻良等联合起来，与黔北人民结合起来，协助创办《力报》，举办罗曼·罗兰纪念会等文艺及戏剧活动，并参加及支援各地学生运动。这不只使遵义山城学术及政治空气活跃起来，也与全国学生、全国人民互相呼应，掀起科学民主运动的革命浪潮，迎接全国人民解放的黎明。
（张君川)

浙大外文系在遵义的七年中，虽然处处有困难，却是教学秩序稳定，做出成绩，并对当地的外语教学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外文系有一支基本齐全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他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学生，对于英国约翰逊博士和卡莱尔等人特别钦佩和深有研究。郭斌和教授的专长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和哲学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英国文学研究者有陈嘉、佘坤珊、谢文通等；法国文学语言方面为黄尊生；德国和意大利文学语言方面有田德望。其余还有讲师多人和少数助教。外文系开课有完整的系统，本科生到第四年己能写出中等长度的英文论文．这在缺乏外籍教师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除此之外，外文系还开设公共英语课，教授其他系的一、二年级生，使全校学生都能利用外文教材和参考书。外文系一年级新生在湄潭学习。后来一段时间还增设了师范学院英语系，它的部分教学工作仍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书籍是外文系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和电视机）。浙大图书馆的外文书籍不少，比较全面，质量也相当高．抗战期间屡次搬迁，仍能迅速在遵义新城丁字口山上江公祠集中上架，供大家参阅，实在很不容易。外文书籍又特别重，记得每逢搬迁的时候，校方总是鼓励学生借出书籍自带，既增加自学的时间，又减轻图书馆一部分运输的负担。同学理解外文书籍的宝贵，都很爱惜，重视公德，如数归还。
当时复本教材很少，除了利用图书馆以外，师生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极少机会买得到外文书刊．所以教材要靠油印复制，既不可能印得很多，纸张质量又差．自己如果搞得到Zucker编的欧洲文学边读，或者注释本的莎士比亚剧作，那是如获奇珍，当时同学都排好时间轮流阅读．抗战后期，却有两个来源能搞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外文读物，一是从重庆“时代书店”能买到苏联出版的英文杂志，一是从昆明地摊上能买到美军读后丢弃的美国畅销书。这些书刊，数授们虽不屑一顾，却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浙大在遵义时期，同外国的接触很少．我只记得有一次牛津大学的陶兹教授来作了关于希腊文明的讲学，由郭斌和教授作口头翻译。另一次是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李约瑟博士来访问，他赞誉浙大能保持这样高的学术水平，堪称“东方的剑桥大学”。
遵义地区中学原来的外语师资不多，浙大外文系的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能在一些学校里兼课，也颇有助于提高当地的外文教学水平。
1944年外文系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演出剧团叫做“外文系戏剧班”。开始只在外文系内部演出外文的短剧，后来逐渐在遵义公演话剧，不但得到遵义当局和外文系教授们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当时逗留在遵义的“文化人”熊佛西、许幸之、端木蕻良等的指导。这个组织在当时遵义的话剧界有过一定的影响，对以后的进步学生运动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外文系的师生生活层然非常清苦，但读书空气却十分浓厚；自有“戏剧班”后，也就开始走向社会了。
（裘克安稿，陈建耕修改补充）

（本文作者：
张君川，杭州大学教授，原浙大外文系教授
裘克安，外交部外语专家
陈建耕，华东师大教授
后二人均系浙大40年代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