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师范学院遵义时期之回顾与前瞻
王琎
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之成立,适在抗战初年,大学方在播迁之中,自浙而赣,而桂而黔,辗转数千里。人力物力俱感竭蹶,而师范之开办经费,又为量甚微。既不能增添设备,又颇难另聘老师,无米之炊,成效何期。惟本校当局及文理两院同人俱感师范教育之紧要,与吾国中等学校需要老师之迫切,在困难之中,尽最大努力.于是文组之国文、英语、史地、教育,理组之数学、理化各系,俱得成立招生。行政机构,力求其简单,教学设施务免重复.与文理二院建设高度之精神与物质的合作,重知识上之训练,去形式上之夸张,年来师范学院制度屡次变更,惟本校师范之一贯精神,始终未改。关于各种事业之进行,自问亦有后人,今仅略举数以为例。
一曰对于学生之训练务求其精粹也。浙大师院历届录取新生,其录取标准与其他各院相同。对于各省保送之新生,亦加以相同之严格训练。师范各系学生所习各科,有普通基本科目,专业训练科目,又有分系专门科目,工作繁重。其所修之分科专门科目与文理两院各系所修者完全相同。故师院学生毕业之难,实有过于文理学院。现各届录取人数与毕业人数之比例即知非勤敏努力者,不易完成其学业。例如第一届录取者约60人,毕业者不及40人;第二届录取者46人,毕业者仅18人,第三届录取者82人,毕业者34人。其余各届亦复可以此类推。盖本校师院对于学额抱宁缺无滥之宗旨。故历届毕业生在各中等学校服务者,俱得同事与学生之信仰,与其他师院相比较固毫无愧色也。
二曰对于辅导及推广事业之严加注意也。各国之教师训练机关对于推广及辅导事业俱加以密切之注意。浙大师院设立之初亦负有辅导黔桂二省中等教育之使命。故在1939年及1940年院中俱有辅导委员会之设,与贵州广西二省教育厅合作。并于1941年4月在遵义开辅导会议,两省教厅及中等学校俱派代表团参加,议决案件颇多,对于开办教师进修班、暑期讲习会,协助两省教厅视察各学校与编印辅导期刊诸学业,俱已决定讨论,方拟次第进行。惟不久贵州则有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之设立,广西则有省立师范学院增置。关于两省辅导事宜遂让与该两师院进行。惟浙大师院仍办有第二部,由广西省选派成绩优良、经验丰富之中等学校教员,来院肆业。在史地系行之数年颇为满意。又黔省历届在筑月所举行之暑期讲习会,浙大师院俱派教授参加及主持一部分之工作。1944年春间浙大师院又奉教部之令,办理中心学校、国民学校教员函授学校。奉命之后,即积极筹备,聘请本院富有经验学识之教授编纂讲义。其数学、地理、化学、教育及乡土教材各讲义俱先后编竣。浙赣闽粤诸省之小学教师相继报名请求为本院函校学者甚为踊跃。乃当函授开始之时,湘桂二省,战事发生,黔南亦受敌人之威胁,交通阻绝,以致停顿。否则此事业之进行,对于东南各省之小学教育,必有若干禆益,固无疑也。
三曰附属实验学校之成立也。师范学院之必需实验学校,一如农学院之必需农场、工学院之必需工场,藉以试验观摩,并可树立楷模以供地方中小学校之参考。浙大师院在广西宜山时即有蓝田村实验小学之创办。来黔后复在湄潭办理附属中学,成绩斐然。附中学生参加省立中等学校学业会考,即列前茅。至于浙大附设在湄潭之湄江小学与在遵义之浙大附小,虽非由师范管理,但其教师每为师院之学生,师院又加以他种之协助,与师院亦有密切之关系也。
四曰龙泉分校师院各部之次第成立也。浙大之设师范学院,其目的本在为两浙及东南沿海各省训练中等学校教师,惟因抗战兵兴,大学内迁之故,但能收取内地学生,而对于为本省训练师资之事反未遑顾及,不得不认为一缺憾。教育部有鉴于此,自1942年度起,命国文、英语二系在龙泉分校招生,1943年度起,数学系在龙泉分校招生, 1945年度起教育、史地、理化三系决定在龙泉分校招生,且在分校又办有国文与数学专修科限训练修业3年之师范生。于是龙泉分校遂为浙大师院之中心,而在黔贵师院之事业惟以于结束尚未毕业之师院学生之学业。现复员在即,则在黔与在浙两部分,不久可合为一,如是则教学与行政效率俱将随增加矣。
以上数节但举其荦荦较大数端,以明浙大师院在过去数年中发展之阶段,在此数年中吾人亦自觉有不少困难缺点,足供吾人之检点者。例如因校址之分散,师院文组与理组须分设两地,以致教师每有不敷支配,课程不能按照预定计划开班。附属中学既不能复在两处分设,于是师院学生有一部分即不能利用本院之附属中学为其教学实习之场所,有关各系亦不能用之为研究之对象.且师院学生亦未克聚于一堂,以共同讨论国内外与教育有关之问题,并养成其敬业乐群之风气,使其将来可能以高尚之人格为青年之领导,凡此数端俱因物质条件不足之故未能避免。言念及此,能无抱疚。惟院中同人不以此自馁,而减少其教学之效率与研究之热忱。历届师院毕业诸生亦复努力自爱,服务成绩不肯后人,此固吾人当引为愉快者也。
兹者抗战结束,胜利已临,浙大近在筹备复员之中,本大学此后似不但对于现有各学院,将加以适当之充实与发展,而新学院如医法二学院亦将次第成立,师范学院在过去数年中已略有基础,惟在抗战时期,元气未充,以后政府与本大学必须予师院以扶助与培养,俾师院实能负起培植浙省及东南各地中等教育师资之责任。并使其对于地方上当前之教育问题能加以精密之研究,以便有所贡献,且应予师院学生以物质上之条件,使其一方面养成优良纯洁之学风,砥砺刻苦求是之品格;一方面对于学识,力避肤浅之患,在深与广两方向,求同时之并进,师范生之录取,应对于文理农工各院俱兼收并蓄使认识教育为终身事业之学生不限于一隅。如是则中国中等教育之希望或可更多一层之保障矣。
(原载《八年来的浙大师范学院》1946年4月版,标题有改动,本文作者:前浙大师范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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