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湄时期的浙大植物病虫害系

遵湄时期的浙大植物病虫害系
唐觉 葛起新

浙大病虫害系（解放后改名为植物保护系）1940年2月至1946年6月六年余时间是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的，故特冠以“遵湄时期”。该系早在1936年11月在杭州由当时农业植物系的植物病理组和农业动物系的昆虫组两组合并而成。翌年，抗日战争爆发，浙大西迁，经浙江西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和广西宜山等地，最后于1940年初迁往遵义。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坚持严格办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每迁到一地，就迅速恢复上课，开出实验。虽处战火纷飞的年月，但弦歌不缀，病虫害系同样如此。在遵义，仅仅三个月（1940年3 月至5月）的短暂时间，不仅按计划开出各门课程，而且将迁校延误的教学内容逐一补齐。租用老城一进三、四间的民房略作修理粉刷后，即按规定开出实验课。同年5月下旬，校方决定农、理两学院搬迁湄潭，病虫害系即首批随同迁往，在风景秀丽、环境幽静的湄潭，度过了六个年头。现将这段时间的教学、科研情况追忆记述如下：
当时病虫害系分植物病理和昆虫两组。系主任是陈鸿逵教授，并兼任植病组负责人。昆虫组由农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负责。当时两组学生人数并不多，全系四个年级学生总数不到20人，但教授有4-5位，且均为国内知名学者，讲师1-2名，助教4-5名，师资阵容相当强，使本系学生能从各方面得到较好的指导，受益较大。此外，还为农艺、园艺和蚕桑等系学生开出昆虫、植物基础课程。
植病、昆虫两组的工作室和实验室初选在城内财神庙东北角， 1941年迁往西门外，在贺家祠堂旧址（为农艺、园艺系所在地）附近的西南高坡上，新建了木结构竹壁两层五开间楼房。该楼南面隔江面向“牛郎背”山坡；北面是园艺场的花园和菜圃。每年除冬季外，色彩缤纷的各种鲜花相继盛开，红黄茄果与绿叶相映成趣，确是一个优美的读书环境。当时的“大楼”，从外观看来，确实具有一定气魄，因此师生们美其名曰“病虫大厦”。所有窗户糊上绵纸，再涂上桐油，室内光线明亮充足。这里除教师工作室外，尚有病、虫大实验室（各一间，每间可容纳30人），仪器药品室、图书资料室、昆虫标本室、植病标本室和消毒室等。屋前还建有小型养虫室和小温床以供教学科研之用。城内原址改为理学院化学系用房。当时课堂分散在城内文庙等处。农院学生上午太多在城内听课，下午到城外实验室或农场进行实验和实习，满城往返，真是一个大学城。
课程设置情况：当时本系学生所修的基础课和专业课大多相同。如一年级有国文、英文、微积分、普通物理和无机化学等，均为全年课程，另有植物学和动物学；二年级有植物生理学、士壤学、肥料学、作物栽培学、普通园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化学、有机化学、英文及第二外国语（一般为德文）；三年级有遗传学、作物育种、生物统计、农业气象、林学概论等。为二年级开设的普通昆虫学，三年级开设的植物病理学、昆虫分类学（全年），经济昆虫学和植病防治学则两组学生均应修读。另外尚有昆虫生态学、昆虫形态学、害虫防治学、害虫猖獗学、昆虫研究法。卫生昆虫和昆虫讨论则为昆虫组学生必修，而植病组学生的必修课程是真菌学（全年）、高级植物病理学、植物研究法、植物讨论和植病问题等。还规定每个学生要做毕业论文藉以培养学生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有条件的学生，在四年内还可加选外系和本系他组的课程。如病、虫两组学生可相互加选害虫猖獗学、卫生昆虫或真菌学和植病问题等课程。昆虫组学生一般还加选生物系的无脊椎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生物学技术及细胞学。植病组学生加选细菌学、细胞学和兽医学等。其中，由理学院开的课程较多，有时和理、工学院的学生合并听课，因此基础课教学质量较高。
当时浙大的课程选修实行学分制。在四年内修满132学分即可毕业，但规定必修课必须修习，且考试及格才能获得学分。选修课则根据学生自己的爱好自行选读。一、二年级的基础课，多由教学效果好、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高年级昆虫讨论与植病讨论则分别由两组教授主持，每周一次，由全组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读书报告，文献资料大多选自国外期刊。这一学术活动，对学生的压力较大，但一般都认真对待，对充实专业知识和提高外文阅读水平有显著的收效。课堂讲授着重讲清基本原理和要点。讲课深入浅出，并要求学生在课后多读参考资料加以补充，藉以培养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一般学生都热爱自己的专业。每逢星期日或假日，常常携带标本采集工具到郊外采集昆虫、植病标本。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浙农大植保系还珍藏着当年湄潭采集的一批稀有的昆虫标本。
病虫害系师资情况：该系拥有全国知名教授。如昆虫组蔡邦华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昆虫学家，早年两次东渡留学日本（鹿儿岛农专，东京帝大），先后任北农和浙大教授，后去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30年代初任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1936年任浙江省昆虫局长，1938年再度来浙大任教授，1939年起兼任农学院院长。他在湄潭时担任普通昆虫学、昆虫分类学、昆虫生态学、害虫猖獗学等课程，并亲自主持昆虫讨论课。早岁着重蝉科分类、水稻螟虫和仓虫生态的研究。在湄潭时关心生产，号召学生学以致用，注重实际，他关注贵州五倍子的生产、马铃薯块茎蛾和黄蚂蚁的危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受教育部委派去台湾省参加接管台湾大学。解放后，竺可桢校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蔡先生应竺校长之邀去中科院昆虫研究所（后归入动物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获副所长职，并任中科院学部委员，主攻等翅目（白蚁）分类和森林昆虫等，著有《昆虫分类学》三册、《白蚁目经济昆虫志》和《中国白蚁》等专著，于1983年在北京逝世。蔡先生学识渊博，富有正义感，平时爱护青年，如1942 年农学院学生滕维藻、助教潘家苏，因受反动派陷害被捕，蔡先生代表校方亲自前往交涉，设法营救，得获保释，因此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
植病组陈鸿逵教授早期毕业于金陵大学，并在该校任教。30年代初在美国衣阿华农工大学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即在浙大任教，并兼上海商品检验局业务顾问。陈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植物病理学家，一级教授，也是我国植检事业的一位开拓者。他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平时对人和蔼热情，平易近人，学生们乐于去他家谈心，师生感情融洽。他在湄潭时，担任真菌学、高级植物病理和植病研究站等课程，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主持植病讨论课。陈先生给学生讲话多哲理启示，常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相勉。上课时引述自己的心得，指出有关的参考文献，要求学生更进一步拓宽知识，加深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并很重视科学实验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早岁从事大小麦等禾谷类作物黑穗病等种子病害防治及植病和生物学研究，对定温箱及调节器的自制、改进和国产化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湄潭时期，他关注当地主要作物病害问题及白木耳土法栽培经验的总结和人工培育研究，开展油菜露菌病、玉米、马铃薯、大豆、茶和除虫菊等病害的研究，并利用当时湄潭丰富的木炭资源，精心设计将炭粉和黄泥混和压制成条，试验炭泥的合适配比、泥浆在炭条上的涂层厚薄以及涂面部位对保持燃烧均匀持久的优化处理等，进行了“炭热力培育箱”的一系列研究，从而保证了无电供应的情况下，能顺利开展白木耳人工培育及各项病害的研究。解放后，陈先生任浙江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主任，长期领导系的教学、科研和培养师资及研究生的工作，先后在麻类病害、油菜、水稻病毒病、抗血清制备、昆虫及螨类寄生真菌和镰刀菌分类研究方面作了重要贡献。陈教授现已88岁尚龄，身作健朗，难能可贵的是仍然关心植病研究生的培养，并专致于《浙江省镰刀菌志》的编写，发表论文专著等30-40篇。
李风荪教授自1940年2月由广西到遵义后，来到湄潭即去四川。李先生30年代曾去美留学，专攻医学昆虫，在蚊虫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在浙大期间，曾教普通昆虫学、卫生昆虫学等课。著有《中国经济昆虫学》一书，后增订为3册。
王云章教授，在浙大教课二年。王先生30年代后期曾留学比利时，在锈菌分类方面有专长。来校时任副教授，曾担任植物病理学、植病问题等课程的讲授。1940年春，随校由宜山迁至遵义任课，后应聘西北离遵。解放后任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对我国锈菌方面的研究有重要的贡献。
刘淦芝教授（兼任）当时是农林部中央湄潭茶场场长。刘先生系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主攻同翅目和鞘翅目分类及虫茶研究。1940年曾来昆虫组讲授昆虫分类一课。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任职，现已退休。
陈家祥教授，1941年来浙大任副教授两年。曾开昆虫学、害虫防治等课。陈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科，长期从事害虫防治工作，对稻虫、飞蝗防治有特别的研究。后赴重庆。解放后在安徽农学院任教。现已去世。
祝汝佐教授，1942年秋来浙大任副教授，后升教授。曾开昆虫学、经济昆虫学、桑树害虫、害虫防治、昆虫研究法和昆虫形态等课。早岁毕业于东南大学农科，专攻桑虫和寄生蜂分类及生物防治。著有《中国桑虫》等。曾担任浙江农大蚕桑系主任，植保系副主任等， 1981年在杭州去世。
柳支英教授，1937年离校去广西。1945年春到湄潭再度任浙大昆虫学教授，讲授经济昆虫学、昆虫学和害虫防治等课程，后增开昆虫生态和卫生昆虫诸课。抗美援朝时离校去朝鲜，参加反细菌战，后去军事医学科学院。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去美明尼苏达大学留学。除稻虫外，一生主攻蚤目研究，著有《中国蚤目动物志》等。1988 年在北京逝世。
杨新美教授，1935年浙大毕业后，留校任教。遵湄时期，杨先生初任讲师，后升为副教授，担任植物病理学、植病防治法课程的讲授。杨先生致力于白木耳土法栽培经验调查及白木耳、冻菌的人工培育研究。1948年赴英留学，为伦敦大学博士。解放初回国，任华中农学院（现为华中农大）教授、植保系主任，主攻油菜病害、植病生物防治及食用菌研究。还任该校“应用真菌研究室”及“食用菌研究所”领导人，在推动我国食用菌研究事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已退居二线，专注研究生培养。
此外，成都金陵大学林传光教授曾莅临湄潭（1943年春）作短期讲学，作有关“真菌生理研究进展”的报告，给师生以新的启发．美国农业部达安斯脱拉（Dynstra）博士也曾莅临湄潭，交流了马铃薯病毒病的信息。
先后在本系任助教的有张蕴华、张慎勤、王铨茂、蔡淑莲、唐觉、葛起新、方仪、李学骝、陈效奎、张宗旺和王就光等十一人。其中张慎勤、张蕴华夫妇后赴美俄勒岗大学留学；张蕴华不幸逝世；张慎勤后在美农业部贝茨维尔中心研究所工作，专攻昆虫不孕剂研究，颇有声望，亦已去世；王铨茂曾留学美国新泽西州，现为华中农大植物病理学教授；蔡淑莲后在中科院微生物所工作，已退休；唐觉现仍在浙农大，任昆虫学教授，主攻资源昆虫及城市昆虫，带博士研究生；葛起新曾先后任浙农大植保系副系主任、系主任，退下系行政领导岗位后仍任植物病理学教授，带研究生，主攻真菌学、植物病原生物学；李学骝也一直在浙农大任昆虫学教授，主攻生物防治、寄生蜂分类和果树害虫，最近退休；陈效奎1945年离校去台湾，后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治疟防蚊官员，退休后定居澳大利亚；张宗旺1945年秋来昆虫组、主攻桑虫，解放后在浙江省农业厅工作，曾去越南任专家顾问，为高级农艺师，现已离休；方仪1942年来浙大任植病组助教两年（系1941年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于1944年去四川，后赴台湾；王就光1945年毕业后留系任植病组助教两年，现为华中农大教授，主攻蔬菜病理。
在湄潭的七年间（1940-1946），全系毕业生共28人，后大多成为昆虫学界、植病学界的中坚，情况如下：
1940年，杨平澜（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现为名誉所长）、曹景熹（美国乔治亚州大学昆虫教授）、王铨茂（华中 农大植病教授） 。
1941年：徐道觉（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安德森医院细胞生物研究室主任），蔡淑莲（见上），尹莘芸（北京中国农科院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研究员），肖刚柔（北京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曾兼副所长职，主攻森林害虫），徐荫昌（江西吉安农专教师兼教导主任，已退休）、唐觉、葛起新（见上） 。
1942年：梁鹗（台湾《丰年》杂志社主编）、袁嗣令（北京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主攻森林病害），陈效奎、李学骝（见上）。
1943年：刘锡琎（中科院微生物所副研究员，主攻真菌，已退休），张宗旺（见上）。
1944年：王就光（见上），张大镛（西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院长，已退休），张泽遹（在美国），王宗溥（在台湾），闻葭(南京江苏农科院，已故）。
1945年：陆鉴熙（在美国），何学政（在安徽）。
1946年：王斯成（在台湾），陈吉棣（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已退休），张文泽（原籍贵阳，现为四川北碚西南农大副教授，已退休），蔡润生（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吴维均（曾任北京农大副教授，不幸在“文革”中受死亡）。
浙大历来十分重视实验室的建设。病虫害系在湄潭时期，除规定的实验课外，为保证每个学生做好毕业论文，在实验室里都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双筒显微解剖镜（虫组）或显微镜（病组）也人各一架，为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还有一个学术团体——＂病虫害学会”，师生均可参加，每当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或秋高气爽，万里晴空之假日，组织郊游野餐，采集标本。湄潭的几个风景点如观音洞、党家沟（风水联保风云乡）、官吉乡（桃花江）之水峒沟（瀑布）等地，常有我系师生的足迹。历经多年采集，积累了的大量标本，学校专门开过一次“病、虫标本展览会”，颇具规模，得到全院师生赞许。1941年起，学会创办学术刊物《病虫知识》（季刊），每期48页，用石印出版。刊名由竺校长题字。经费来源由校友、老师和外界热心人士捐献，共出版两卷计六期，内容有蔡邦华的《竹蝗与蛗螽的猖獗受气候的影响》、《米象猖獗受营养之影响》；张慎勤的《昆虫的表皮》；刘淦芝的《茶余随笔》；徐道觉的《浙大昆虫标本室束翅亚目》；陈方洁的《梨茎蜂》，祝汝佐的《川北桑粉虱之考查》；唐觉的《稻负泥虫的研究》；杨新美的《宜山几种重要作物病虫的调查》；杨新美、项公传的《遵义白木耳栽培法》及《续志》两文；蔡淑莲的《湄潭重要经济植物病害之初查》；葛起新的《湄潭附近竹类病害的鉴定》；陈鸿逵的《炭热力培育箱研究》等。
科研情况：从1937年到1939年，学校辗转西迁，难以稳定，无法开展科研工作。直至1940年到达湄潭后才获得清静安定的环境，建立了实验室，各项科研得以开展。根据两组教授的特长爱好和当地生产上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就地取材进行科研。如蔡邦华教授主持的五倍子研究，陈鸿逵教授主持的除虫菊枯萎病研究及祝汝佐教授主持的我国粮食作物害虫生物防治的研究等三项课题，于1944-1945年都得到当时农林部的特约研究补助经费。其它如炭热力培育箱的研究、白木耳的人工培育、冻菌的培育研究、湄潭经济作物主要病害的调查、湄潭茶病的研究、湄潭竹病的鉴定、马铃薯早疫病贮藏期细菌件：病害、大豆霜霉病、油菜露菌病（霜霉病）、玉米小斑病等研究、植物性杀菌剂对病原菌的抑制作用研究，桑虫、稻负泥虫、湄潭卫生昆虫、西南各省蝗虫分类、黔桂蜻蜒分类、马铃薯蚊虫、蔬菜蚂蚁、稻苞虫等研究都有较大进展。其中五倍子的研究取得突出成果，共发现了三个新属六个新种的倍蚜，从而明确了我国五倍子寄主有两种，而蚜虫种类达九种之多。1945年，以蔡邦华、唐觉两人署名整理成文，由中英文化合作馆推荐，1946年刊于英国伦敦皇家昆虫学会会刊上（97卷16部分，405～418页附图6幅）（以此为开端，以后唐觉数十年来继续深入和扩大对五倍子的研究领域，目前这项成果已在西南、两湖、广西、陕西普遍推开）。又如白木耳人工培育研究中，陈鸿逵和杨新美巧妙地设计了子实体在培养皿内悬挂，｛使担孢子自然散落于培养基上的技术，获得了纯菌种，并以此菌种接种于青杠段木进行人工培育白木耳研究取得成功，比土法栽培产量高出20倍。以后杨先生几十年来继续深入和扩大对食用菌方面的研究，推动了湖北省以至全国食用菌研究和生产的进展。其他各项研究也大多取得一定阶段的成果，于1943年2月在农学院举办的全院学术研究报告会上迸行了报告、交流和展出。
综上所述，遵湄时期病虫害系在教学、科研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当时浙大在竺校长的领导队学术空气浓厚，深得国际国内的好评。例如1944年英国文化协会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和毕丹耀博士，都先后到过浙大湄潭分部参观理、农两院。李约瑟博士回国后著文称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给遵湄时期的浙江大学以高度的怀价。杨新美教授曾于1984年夏重游已阔别38年的遵湄浙大旧址，感触良深，为主人留言说“湄江永碧，求是教深，情谊殷厚，桃李芬馨”，足以表达曾在湄潭学习、工作过的浙大师生对湄潭的深切思念。

（本文作者：两人均为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浙大40年代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