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上弦歌——记浙大生物系在湄潭

湄上弦歌
——记浙大生物系在湄潭
姚錱 周本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9月，母校浙江大学开始辗转西迁，初迁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再迁广西宜山，最后于1940年初，全校师生员工陆续到达贵州遵义。途中且行且止，颠沛流离，每驻一地，虽蓬窗茅舍，破屋残垣，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都能因陋就简，正常上课，教书育人，寒暑无间，从未耽误学生学业。“浙大西迁，间关千里，而弦歌不绝”，深受时人称道。
1940年秋，理学院生物学系又随同农学院各系迁往遵义东北面之湄潭县，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才陆续复员东下，重聚杭州，回归钱塘旧址，在遵义、湄潭整整七个年头。

在水之湄
湄潭山明水秀，景色宜人，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素有“小江南”、“黔北粮仓”之称，出县城西门不远，有一条碧波清澈的湄江蜿蜒而过。跨湄江桥可通西岸。桥头水边南侧有一四合院房，座落在缓坡上，称魏家院子。生物系有好几位教授就住在这所院落内。当时风气，尊师爱生，亲如家人。魏家院子也是学生常去看望老师和登门求教的地方。
魏家院子西南一里许，又有一座四合院落，称唐家祠堂。四周林木葱蔚，山色当窗，生物系便设在这里。院内环绕天井有十数间房屋，有的辟作工作室，供老师备课和做科学研究；有的辟作学生的实验室，供上实验课和讨论会之用。那时学生人数不多，有些课程需在城内文庙和财神庙教室内上课，有些则在生物系实验室内讲授。按时作息，秩序井然。
在湄潭的六年多，虽然生活清苦，学术活动却十分频繁，在一批蜚声中外的著名教授的率领下，师生们刻苦钻研，就在破旧的唐家祠堂在内，作出卓著的成绩，取得了许多令人叹服的科研成果。当时先后在浙大生物系执教的名教授有贝时璋、蔡堡、谈家桢、罗宗洛、张肇骞、张孟闻、仲崇信、江希明、王曰玮、吴长春等，贝时璋教授任系主任。这些师长共同的特点是：学识渊博，工作认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们培养出不少后来的专家教授。
回思往事，历历在目。昔日的年轻人，如今已值古稀，经过40多年的阴晴风雨，当时生物系的师生，除少数几位先生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都天各一方。但庆幸的是，所有师生没有忘记当年生物系的优良传统，都坚守岗位，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继续为祖国的教学和科研事业作出贡献。现写下生物系在湄潭的年月里有关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的二三事，既是对那段艰苦岁月和曾经支持我们、哺育我们的贵州乡亲们的怀念，也是对未来办学的希冀。正是，“娄山明月湄江水，曾照寒窗润砚田”。

课堂讲授
生物系的教学工作抓得很紧，对学生要求严格，既往重课堂知识的传授，又十分注重实验技能的培养。由于战时教科书缺乏，讲课时多由老师口授，学生笔记，不发讲义，但指定适当的参考书籍和文献。老师备课认真，讲解透彻，富有启发性。对生物学中没有定论的问题，总是兼容并蓄，将诸家论点，讲清讲透，再加评论，有时还结合老师自己的研究工作，启发学生思考，以激起研究探讨生物学问题的兴趣。由于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不多，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相对地多一些，这样老师就容易掌握学生考虑问题的思路。上课时教室内肃静无哗；教室周周环境又很幽静；学生全神贯注，细心聆听。为使学生不致遗漏要点，有时老师会抽查学生的笔记，及时订正。这种负责精神，令人敬慕。
生物系当时开设的课程，除必修课外，尚有选修课，如贝时璋教授开的“实验形态学”、谈家桢教授开的“实验进化”、仲崇信教授开的“植物生态学”等。这些课程的讲授内容，有的涉及生物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有的涉及当代新的研究趋向和新的生物学分支学科。理学院生物学系本科的修习年限为4年。主要的必修课程多在前3年中学完。有时从二年级第二学期起，学生如有学习余力，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以后的一年半中，多选读一些选修课程。这时便可自选导师，或接受系主任的建议，选定导师，接受毕业论文指导。既选定了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便可根据导师的指点和自己的思考，按研究方向的要求，选读一定的选修课程。除了课堂讲授中获得教益，还要参加书报讨论，汲取中外专家研究的精华，作为自己成长的营养。高班同学，经过上述的选读课程，便能受到较强的训练，大体上能把分类、形态、生理、组织胚胎和细胞遗传等课程的关系沟通起来，从生物的结构和进化、细胞构造和功能以及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等出发，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加深了对生物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理解。

实验课
生物系所开的课程，差不多每门都有实验课。一周常常安排5个下午的实验。实验和讲授都计学分，合计起来成为一门课程的学分。例如每周3小时课堂讲授为二学分， 一个下午单元的实验为1学分，共计3个学分。实验课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补做。要求严格，便能更好地训练学生的观察和动手能力。
至于实验所用材料，除一些标本和组织切片，系从杭州随图书仪器内迁湄潭外，其它许多新鲜实验材料，都随季节变化，就地取材。因此当时的老师对当地的动植物资源，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如湄潭的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以及无脊椎动物等实验材料；种子植物和低等植物的种类，事前都要作一定的调查研究：担任动植物分类学实验的老师，经常带领同学在附近山林水域，作野外实地观察和采集。由于离城不远就有林木溪涧，自然景观；这些地方都成了很好的野外课堂。
生物形态实验常离不开绘图，绘图是基本工夫。不论是肉眼或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圈，都要求学生画得准确．否则，教授或助教都会严厉指出，要求重画，绝不放过，直至准确无误为止。曾有连续退图重画两三次的例子．所以严师出高徒，久有明训，绝非偶然。
战时物质供应困难。有些实验需要用化学药品，都尽量设法取得，保证进行。有时各系之间亦能互通有无，相互调剂，但来源总比较紧张。因此要求学生节约使用药品。学生也听从指导，从无怨言，十分自觉。例如战时以酒精和木炭作为能源代替汽油，特别是纯酒精比较匮乏，用过的酒精都要回收。做一次组织学的切片实验，一组同学往往只能使用10-20毫升的纯酒精。记得以无水硫酸铜吸取水分做纯酒精的方法，也是那时候采用的。
在大学的教学工作中，教授讲课讲得好固然重要，但如果助教实验室管不好，实验课上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课程的教学质量。浙大在这方面对助教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常要他们挑重担。在战时，教授们调动或短期离校，讲师和高年资助教，就得顶班上课。因此助教平素都非常努力，除管理好实验外，还经常旁听化学系，农学院的有关课程。学生阅读课外参考书和文献质疑时，遇到英语语法分析困难或内容难以理解， 一般都由助教负责答疑。那时，学生的实验报告，都用英语描述和以科学拉丁术语作图注，助教也要用英语批改作业。工作所需，就得不断提高自己，不断上进。助教能独立教一门课，是升任讲师的一个重要条件。
总之，母校生物系在教学和实验中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勤俭办学的精神和学风。这些优良传统既给每位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业务上打下扎实的基础。

科学研究
唐家祠堂的实验室，总共只有十多间，由于年久失修，脚步重了地饭就会颤动，所以师生们在实验室内走路必须放轻脚步，说话也低声细语，生怕影响别人的工作。教师备课，从事科学研究和学生做实验，绝大部分都在唐家祠堂内完成。
当时的实验室和研究室，设备少而简陋，无坛跟今天重点大学的条件相比，常用的只有几架显微镜和一些温箱、烘箱而已，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作显微镜观察时，白天靠天然阳光，晚间则藉助于桐油灯或柏油灯照明，温箱用木炭粉末做成炭饼来生火加温。有些实验材料，如培养用作实验的果蝇，夏天怕热，只好挖地窖放置。实验室每天都要用水，就集大家的智慧，在祠堂外边造一个小水塔，上置一只大木桶，把清沏的湄江水，经过净化一担一担挑上去，利用位差压力，便成自来水，用竹管接出来使用。一架较高倍的显微镜或解剖镜，往往教授、助教、研究生五六人轮流使用，白天轮不到，就利用晚间在油灯下观察。四壁昏昏，一灯如豆，搞科学研究的艰难程度，非身历其境者很难想象。
1942年，湄潭生物系建立研究所，全称是浙大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后改称为生物学研究所）。除招收国内研究生外，还有印度研究生。教授、讲师和助教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一面搞教学，一面孜孜不倦地进行科学研究，成果累累。
从1942到1946年的5年中，先后在国内《科学纪录》、《实验生物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10 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英国的《自然》、《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记事》、《动物学集刊》和美国的《生理动物学》、《植物学杂志》、《遗传学》以及《美国自然科学家》等刊物上共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这些研究成绩，即使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也是不简单的，何况那时条件艰难，弥觉可贵。当时，浙大其他院系也是一样，学术空气浓厚，科学研究活跃，在国内外很有影响。1944年冬，英国李约瑟教授在参观遵湄以后，曾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剑桥和牛津是当时英国两所世界闻名的第一流高等学府，而我国当时受到时代局限，科学相当落后。李氏的比喻可能主要是从浙大在学术上自由探讨的气氛非常浓厚，科学家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日夜奋斗，敢于研究当代各科学领域中的一些前沿问题等情况出发的。
至于当时为什么浙大能产生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我们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队发扬“求是”精神，提倡民主办校，充分发挥了教授和各级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和监督作用；实行导师制，实行学术民主；倡导“大学应注重研究”，力争聘请国内著名教授来校执教。例如1940年聘请著名植物生理学教授罗宗洛时，竺校长打破惯例，慨然允诺他带四位助手一起来浙大。这些因素促成了科学研究蓬勃开展的局面。
以当时生物系的情况来说，科学研究工作大体上具有三个特点：（ 1）就地取材，（2）联系实际，（3）跟踪国际学术研究趋势。有时在一项研究工作中，这三者可以同时体现。
当时全系的研究工作比较活跃的有三个研究小组：
一个是由贝时璋教授领导的实验形态学研究小组，实验材料主要取自于湄潭附近池塘沟涧中容易找到的小动物。如杆吻虫、涡虫、水螅、线虫等，来源丰富。有时采得后还能在实验室内作短期培养。做实验观察时并不需要有很多的设备，而所涉及却是当时间际领域内非常活跃的课题——整体动物切割后再生过程中涉及到的生理梯度问题，也就是对动物头、尾（前端和后端）、背、腹及两侧之间存在的生理性差异现象和极性问题等进行分析研究。
第二个研究小组是由罗宗洛教授领导的植物生理学研究小组。实验研究多取材于当地的水稻、小麦、玉米和菜豆等农作物。着重研究微量元素和生长激素，对这些作物早期发育和生长的促进作用、问题既联系了实际，又是当时国际植物生理学领域中的先进课题。
第三个研究小组是由谈家桢教授领导的遗传学研究小组。主要从事瓢虫鞘翅色斑和果蝇遗传的研究，贵州遵湄地区的瓢虫，代表着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变异遗传类型。这一研究，对群体遗传与进化问题作了很重要的贡献。此外，这个小组还研究果蝇的染色体和地理变异，以及作物染色体的研究等等。

书报讨论和学术讨论
书报讨论和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也促进了良好学风的形成和发展。生物系的书报讨论，最初始于杭州。战时西迁湄潭后，又及时恢复了活动。进行时，主要是由教授、讲师或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轮流主讲。事前须阅读大量文献。题目可能是生物学研究的动向和趋势，对某一学术研究领域内的综述性报告，也可以结合文献报告自己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研究生和做毕业论文的高年级学生，都须参加书报讨论，在导师的指导下，也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书报讨论的规模，有时以研究小组形式进行；有时则全系各研究组合并进行。一般于每周六举行一次，七年内从未间断。这一学术活动对培养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的独立阅读、分析、综合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起着很大的作用．使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对教授们来说，参加这类学术活动，也可以起到相互切磋，相互了解和各取所长的作用。
除上述经常性的书报讨论外，有时还专门组织大型的学术讨论会．记得在湄潭曾有过两次较大的活动：一次是在1941年冬天，为庆祝贝时璋教授任职12年的荣誉休假所举行的关于“性因子、性遗传”方面的讨论会。当时竺校长，张孟闻，谈家桢，罗宗洛，江希明和贝时璋教授都作了报告。另一次是1944年冬在湄潭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的学术年会，英国李约瑟博士夫妇、毕丹耀博士等被邀参加。年会内容丰富，除特别邀请的专题报告外，还宣读了数十篇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不少生物系的论文和其他理农二院有关学科的论文等。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自由讨论，是学术民主的一种反映，当时浙大学术空气活跃，学术争论也很普遍。其中有一件事对我们印象特别深。那是1943年，英国有两位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假设，认为动植物细胞染色体的主要成分不是去氧核糖核酸（DNA），而是酸性蛋白质，去氧核糖核酸只存在于核液中，对经典的孚尔根（Feulgen）反应提出质疑，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争论。贝时璋教授和他的学生以摇蚊的唾腺染色体为材料，针对上述假设，设计了多方面的实验。于1945年和1946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短文，用客观事实对这个假设的论点提出了疑问和自己的观点。这种实事求是、敢于学术争论的精神，对大家很有启发，起着楷模的作用。

对湄潭的怀念
写到这里，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湄潭的自然环境和父老乡亲。湄潭地处黔北，距遵义县城（今遵义市）70多公里，步行须走两天。当时很少汽车代步。湄潭县城位于湄江之滨的小盆地，四面群山坏绕，成为天然屏障。我们在湄潭的六年中从来没有听到过日机空袭的警报，（在广西宜山时则经常遇到日机狂轰滥炸），因此湄潭的环境比较幽静，是做学问的好地方。抗战时期交通运输属然困难，然而由于当地各界的大力支持，一般生活资料和食物用品还是能得到基本供应。浙大师生员工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十分和谐。对所谓“下江人”并不另眼看待，包括在遵义也是这样。遵湄两地，对我们的成长都有过惠泽，至今难忘。
古时山东的洙水与泗水之间，为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后人有“洙泗上，弦歌地”的吟咏。湄潭有湄江，湄水环绕浙大理农二院，故以“湄上弦歌”为题，以记鸿泥。抚今追昔，有绵绵不尽之思。

（本文作者：
姚錱，中科院细胞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浙大生物系30年代毕业生，曾在浙大任教
周本湘，华东师大教授、浙大生物研究所40年代毕业生，曾在浙大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