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于忘怀的五年

难于忘怀的五年
王淦昌

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辗转迁到贵州遵义，一年后，浙大理学院又从遵义迁到湄潭，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在湄潭渡过了将近五个年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五年不算长，但它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抗战时期的湄潭，物质条件很差，学校没有电灯，用油灯照明，没有实验设备，杂志也很少，国外期刊只有《物理评论》，国内期刊几乎看不到。那时我只有三十几岁（与我年龄相近的教师还有好几位，如物理系的束星北、何增禄、王谟显、朱福炘，化学的王葆仁，生物系的谈家桢、贝时璋等），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我们一般从教已经十多年，有了一些实际经验，各方面比较成熟了，思想十分活跃，敢想、敢问、肯钻。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开发试验研究，对国内外科学进展情况非常敏感，我们尽可能地搜集国外的研究报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此，在这五年中虽然环境很差，我们的身体也不太健康，但仍然在物理、化学方面做了诈多工作，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有10多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就是在那时提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设备条件太差，许多好的思想和理论无法进行验证。如果条件能够稍为好一些，我相信我们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来。
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孜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有几位同学，如程开甲、蒋泰龙、胡济民、忻贤杰、姚錱、许良英、梅镇安、李政道等，他们在各自所学的专业范围内学习成绩优秀，思想非常活跃，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每当我想起在湄潭时的情景，顿时会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湄潭是一个很小的山城，那里风景优美，丛丛竹林掩映着缕缕炊烟，更显得山城的幽雅、宁静。那里的风水联堡和观音洞是我们工作之余常常留连忘返的地方。现在回想起这些，尚有心旷神怡之感！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原任浙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