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怀念的往事

值得怀念的往事
白正国

1940年初春，我随浙江大学自广西宜山西迁贵州遵义，先后在遵义、湄潭读书与工作六年半。在这期间与浙江大学数学系的良师益友朝夕相处，过着艰苦而勤奋的生活，培养了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为此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六年半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重要的历程。四十多年过去，回忆往事，犹历历在目。
当时浙江大学校本部设在遵义老城何家巷3号。除一年级直接迁永兴、农学院迁湄潭外，其余部分分布在遵义的几个地方，如遵义师范作为男生宿舍，杨柳街4号作为女生宿舍，校图书馆设在桃源洞山上的江公祠内。理学院于1941年迁湄潭。
我们当时的上课方式一般地说和今天有所不同，主要差别是不发讲义，由教师讲学生记笔记。教师自己不看讲稿，更不拿讲稿在黑板上照抄．教师只把部分术语和内容在黑板上写出来，因此上课前必须经过充分的备课。学生听课时，要有很熟练的记笔记技巧才能跟得上。我对几位教授的讲课印象特别深刻．例如苏步青教授讲课时可以全部听懂，又可以把所讲的内容很完整地记下来。陈建功教授讲课很快，内容不能全部写下来，有的地方只好暂时留下空格，一下课就要抓紧时间复习，看懂了把漏记的地方补上。如不这样，时间一久再看笔记便不知所云了。这样，时间要多花一些，但印象深刻。这种讲课方式在战争年代非常合适，因为那时候教科书买不到，刻印讲义也有困难。浙江大学辗转内迁，每到一地，就要很快开出课来，这种讲课方式也是形势促成的。不过据我所知，数学系的讲课方式一向就是这样的。抗日战争前，学校在杭州的时候，可以买到参考书，但大部分的课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靠学生自己记笔记。这种方式己沿袭多年，成了风气。记得苏步青教授在1945年去台湾接管台湾大学，我开始讲授“微分几何”课，也是空手进教室，由学生记笔记，部分内容在黑板上写出来。遇到需要严格表达时，例如定理的叙述，因为事前经过备课，可以出口成章由学生记下来，一般是不抄在黑板上的。这种方式讲课，教师要认真备课，学生要手脑并用，一下课要抓紧复习，补充漏记部分，因此印象深刻，效果是很好的。
在抗战期间，生活艰苦，学校设备简陋，但浙大数学系对数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是非常重视的。学生读完三年级就要选定一个研究方向。当时分为几何和分析两个方向，前者由苏步青教授指导，后者由陈建功教授指导。导师给志愿选定该研究方向的每一学生指定一本书和近期数学杂志上发袤的几篇论文，学生在四年级开学前就开始准备。数学研究甲和乙是四年级学生必修的两门课。数学研究甲轮流报告论文，全体数学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都要参加。在报告中大家可以随时提问，有的时候苏陈二位教授还自己掏钱买了茶点助兴，一边听讲一边喝茶抽烟，表面上似乎比上一般课要轻松一点，但报告的人却是很紧张的，随时要应付提问，如果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苏、陈二位教授是很严厉的，不管你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批评甚至训斥。在这个时候你只好站在台上默默思考，非常被动，当时称为挂黑板。我记得有一位教授就被挂了好几次黑板。数学研究乙分为几何和分析两组进行，轮流报告事先选定的文献，一般是一本名著。我在四年级时读的是一本德文的微分几何，讲的是有向圆的几何，数学难，德文更难。
1940年夏，浙大成立了数学研究所，我刚毕业留任助教，住在所内。房间隔壁就是图书室，看书非常方便。当时数学所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陈建功教授带头的三角级数，主要成员有王福春教授、卢庆骏和程民德等。另一个方向是以苏步青教授带头和指导的射影微分几何。我选择了后者。学习这种几何学除要读一本法文的书外，还要看意大利文的书和论文。但意大利文我没有学过，当时浙大也没有这个课。字典也只有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才有一本。我的住处在江公祠西侧的山上，离阅览室很近。我白天到阅览室查字典，晚上乘管理员不备，把字典带回住处，点起菜油灯继续查阅，第二天一早又把字典送回原处。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在不会发音的情况下，基本上已可看懂用意大利文写的专业书，前后读过论文不下百篇，还读了一厚本《射影微分几何》的专著。
1940年8月份，我拿到助教的第一个月工资法币70元．因为读书时借了学校贷金一百多元被按月扣除了10元，交了一个月饭费18元，买了一个二磅热水瓶30元，买了一丈二尺白竹布做床单约10元左右，这样第一个月的零用钱只剩下二元了。生活是很清苦的。可能是大家都拥护抗日战争的缘故，一般地说，思想都很安定，对待遇菲薄没有怨言。绝大多数的人埋头做好工作，因此教学工作认真，科研空气浓厚，短短几年整个浙大所取得的成绩至今仍为人所称道。我在当时也是很努力的。毕业一年多就写了几篇数学论文寄往国外发表。1941年秋浙大迁湄潭不久，我又解决了著名数学家G.Fubini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曲面，它的两族主切曲线每族都是射影等价的？Fubini自己解决了当这曲面是直纹面的特殊情况。当他收到我的论文时非常高兴，来信表示赞许，并说他特地要杂志提早发表此文，一般的文章投稿后歪少要一年多才能轮到发表，而我这篇文章只三个月就发表了。当时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除了自己每周要担任好几门课的讲授外，对他们各自的研究组成员的研究工作是很关心的，我们寄出去的文章他们都要看过，连文字都要批改过。可以说当时的数学系继承了在杭州时期的老传统而有所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后来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浙大学派”不是偶然的。
离开湄潭遵义快到半个世纪了。但是这些往事并不因时间的消逝而淡忘，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值得我们怀念和借鉴。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浙大数学系1940届毕业生）